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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主动性人格对建言行为影响研究述评
范文

    魏雪梅+刘成伟

    [摘要]基于当前新生代员工逐渐成为员工群体的主力,从个体层次研究员工特性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将会成为学术界内研究的热点话题,以往关于建言行为的研究大多从领导层面入手,此次研究引入政治技能变量,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与梳理,探讨政治技能与建言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并从个体层次论证主动性人格对建言行为存在正向影响。

    [关键词]主动性人格;建言行为;政治技能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4286

    在知识经济时代,保持创新和先进性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最为重要的来源。企业创新必须要全面考虑个体、组织两个因素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从微观层面而言,员工创新行为的发生是企业创新及变革的基础。因此,如何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始终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90后”新生代员工强调工作自主性,通常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敢于向上级建言。建言行为作为员工参与管理的形式之一,能够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段锦云,2011),对组织而言,有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促进科学化决策。因此,该行为的研究对于工作群体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1建言行为

    传统汉语言文化中,“建言”行为的含义指对长辈、朋友的规劝和进言。在中国历史上,就不乏优秀的建言案例。早在唐朝,魏徵就敢于向唐太宗李世民直言“进谏”,在当代学术文献中,“建言”行为一般运用于组织内部范畴,西方学者对于建言行为变量的表述通常用“Voice Behavior”表达,国内学术文献则将其译为“进谏”“上谏”或“建言”等。

    建言行为研究最早始于西方,关于“建言”概念的来源,学术界存在两种研究视角,第一种理论视角认为建言行为最早的研究者是Hirschman(1970),他提出EVLN(Exit、Voice、Loyalty and Neglect)模型,他认为员工对于工作不满意存在两种反映方式,即离职或进谏,员工采取建言行为有改善组织现状的意图,是对组织有利的且有建设性的回应。伴随着组织公民行为以及角色外行为科学的兴起,学术界才开始从另一视角对建言行为进行重新界定。Van Dyne 和Le Pine(1998)将建言行为定义为“改变工作场所而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并促进组织发展的有效行为”;这种视角认为,员工建言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性行为,后经发展,Van Dyne 和Le Pine进一步将建言行为定义为以变革为导向、致力于改善现状的建设性沟通,并把建言行为视为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

    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才对其进行研究。国内以段锦云为代表的学者(2005)指出建言行为是一种以改善组织现有环境为目的、以变化为导向,富有建设性和挑战性的组织行为。他认为员工不是对工作、组织不满才提出建言,也还为了员工自身有更好的提升,组织有更好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性行为。关于建言行为的构成结构,国外学者Van Dyne等(2003)就已经对员工建言构念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将并建言行为划分为亲社会型、防御型和默认型;国内学者对进谏行为的结构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Liang等(2012)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将建言划分为促进型和抑制型两个维度来研究;段锦云、凌斌(2011)也从机体理论和认知加工等视角来解释建言行为结构,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了两个因子:顾全大局式建言以及自我冒进式建言。

    2主动性人格

    主动性人格于20世纪首次被提出,主动性人格是指个体主动采取行动能够积极影响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性格倾向。在对人格特质的深入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解释行为力方面,主动性人格的解释力高于大五人格对行为的解释力,这为后续的组织行为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主动性人格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

    国外学者曾做过针对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与非主动性人格的个体的特征的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主动性个体会创造条件来获得较高的工作绩效,善于发现自我晋升的机会,并且具有坚持不懈的毅力。

    Crant(2000)通过研究发现,具有主动性特质的个体具有主动改变环境的特点,几乎不受环境的制约,能够有效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直到带来有价值的改变;Major(2006)证明主动性人格与尽责性、外向性等维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在解释个体的工作表现时具有超出大五人格的增量效度;张振刚(201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主动性人格对个体创新行为也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建言行为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之一,已有相关研究证明主动性人格对其具有正向影响。陈可(2014)在研究主动性人格对建言行为关系影响中,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主动性人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两个维度(抑制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结论。

    3政治技能

    政治技能作为组织政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才开始受到重视。政治技能归属于个体的社会技能,它不仅能服务于政治行为,在组织领域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最新研究发现政治技能有助于缓解员工角色冲突和工作压力,提高工作绩效及促进员工的职业发展。关于政治技能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目前研究较广泛的是基于“人格特质”视角,认为个体的政治技能高低基本源于个人的性格特质。Ferris(2007)就曾借鉴Mayer(2005)的系统框架理论,将影响政治技能的特质归纳为洞察、控制、亲和和积极影响四类。Ferris和 Treadway(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政治技能与自我监控、情绪智力、政治觉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Treadway 等(2007)又发现,政治技能与逢迎行为也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较小(r=014)。相较于其他更侧重于個体技能和日常交际能力的一般社会效能,政治技能主要侧重于组织情境下的人际能力。

    31主动性与政治技能、建言行为的关系综述

    在主动性与政治技能的关系研究中,已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度探讨。以往研究大多从“人格特质”出发,认为个体的政治技能在基本源于个人的性格特质,最早的研究则是 Ferris的四大人格特质。基于此研究,在中国情境背景下,Liu 等(2007)的研究也显示,外向性(r=038)和主动性(r=037)均与政治技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发现,主动性与政治技能的高低存在紧密的联系,高主动性人格特质的员工通常也拥有较强的政治技能。

    以往国内外学者多从组织因素如领导风格探索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从个体层次入手研究其对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并不多见。主动性人格作为预测个体行为的一种重要人格特质,之前被西方学者证实对员工的建言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但此结论在中国的正确性仍然有待验证,因为建言行为包含了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对倡导和谐社会的中国文化造成了冲突。

    近年来,有学者成功证实主动性人格与建言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卿涛(2014)认为主动性人格有助于增强员工和上级之间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继而促进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殷华敏(201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主动性人格对抑制性建言和促进性建言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员工的主动性水平越高,他们指出组织存在问题的可能性越大,向组织进谏的行为频率也会增加。因此,主动性人格对于组织行为仍然具有正向影响,西方学者的结论在中国情境下仍然适用。

    32政治技能对主动性人格与建言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现存文献大多将“政治技能”作为前因变量置于组织情境下研究,随着组织行为及组织外角色行为领域的兴起,近些年来针对于政治技能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也成为研究热点,其中王永跃、段锦云(2015)基于问卷调查方法,结果证明政治技能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是以建言效能感为完全中介的,政治技能的运用能激发他人的信任及获得较高声望的评价,提升对他人及情境的控制感,当面临建言情境时,从而使其具有较高的建言效能感,进而促进建言行为的发生;逢迎近年来也成为组织行为研究的热点,刘超、柯旭东(201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良好的政治技能有助于下属员工实施职场外逢迎,赢得“上司喜欢”,从而帮助下属获得职业发展和成功的结论。基于以上研究,可得知政治技能对建言行为确实存在正向影响作用。

    在主动性人格特质对建言行为发生作用机制的研究中,陈可(2014)认为组织支持感对主动性人格和员工建言行为起调节作用。卿涛基于中国情境下,验证了中庸思想对于主动性和建言行为的调节作用;还有学者从组织层面出发,验证了组织心理安全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然而却还出现政治技能对人格特质与组织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关系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建言行为作为组织行为的一种,是员工表达意见和想法的直接方式,拥有高政治技能的主动性员工势必会做出建言行为。因为相比于拥有低政治技能的员工,高政治技能通常意味着更高的人脉,信任感更高,极易获得上司好感,建言行为也更容易成功。然而关于政治技能的调节作用,还尚未有学者提出,从个体角度出发,相较于低政治技能的员工,高政治技能型的主动性员工在采取建言行为方面具有更大可能性。

    4结论

    从个体层次入手研究人格特质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是本研究最大的亮点,引入政治技能作为两者之间的调节变量,将政治技能纳入到组织行为研究领域中,对于当前主动性极高且具有较高政治技能的新生代员工具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对企业择才用才方面具有一些参考价值。古人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尤其在这个急需转型的现代社会,建言行为作为组织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事业单位甚至政府机构的创新与变革都具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Van Dyne L,Le Pine J AHelping and Voice Extra-role Behaviors:Evidence of Construct and Predictive Validit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41(1):108-119

    [2]Van Dyne L,Ang S,Botero I CConceptualizing Employee Silence and Employee Voice as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3,40(6):1359-1389

    [3]Hirschman A O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4]Ferris G R,Treadway D A,Kolodinsky R W,et al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5,31(1):126-152

    [5]Crant J MProactive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26):435-462

    [6]張振刚,余传鹏,李云健主动性人格、知识分享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研究[J].管理评论,2016(4):123-133

    [7]王永跃,段锦云政治技能如何影响员工建言:关系及绩效的作用[J].管理世界,2015(3):102-112

    [8]殷华敏企业员工主动性人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9]卿涛,刘崇瑞主动性人格与员工建言行为:领导—成员交换与中庸思维的作用[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27-134

    [10]陈可主动性人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11]于静静,赵曙明员工建言行为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5):23-30

    [12]王洪青,张文勤国外政治技能最新研究进展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12):49-55,80

    [13]傅强,段锦云,田晓明员工建言行为的情绪机制:一个新的探索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2(2):274-282

    [14]段锦云,凌斌中国背景下员工建言行为结构及中庸思维对其的影响[J].心理学报,2011(10):1185-1197

    [15]段锦云中国背景下建言行为研究:结构、形成机制及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11(2):185-192

    [16]刘军,吴隆增,许浚政治技能的前因与后果:一项追踪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11):94-104,188

    [17]刘超,柯旭东,刘军,等员工逢迎的场景选择:一项本土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5(5):54-64

    [作者简介]魏雪梅(1992—),女,江苏人,硕士。研究方向:组织变革与人力资源;刘成伟(1993—),男,江苏人,硕士。研究方向: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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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8:3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