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佛教入华历程谈佛经翻译 |
| 范文 | 魏露 摘要：佛经翻译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与佛教入华息息相关。佛教如何从印度传入中原，如何在中华大地扎根，如何从外来文化变成中国的主流文化，这其中都有翻译的功劳，佛法的传承和佛经的翻译休戚与共，这是时代的发展，翻译的衍生，也是文化的交融与传承。从佛教传播看佛经翻译的发展，与历史结合能更好地理解佛经翻译背后的文化底蕴，各种文人思想的转变、翻译手法、文体的演变，也可以从中理解为何佛经翻译能成为第一次翻译高潮。 关键词：佛经翻译;佛教传播;文化妥协 中图分类号：H059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9-0037-02 1 佛教起源 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摩尼。释迦摩尼，姓乔达摩，名悉达多，是古印度迦毗罗（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因对制度不满和对人生的困扰而修行，领悟到苦、集、灭、道四谛，创造了最早的佛教教义。之后开始以口授的方式，并结合印度各地方言开始进行传教。后来又借助印度阿育王的支持，让佛教在印度流传开来，并以斯里兰卡为中心，向南传往东南亚一带，称为南傳佛教，向北传往西域，再转至中原，称为北传佛教，而南传佛教也通过海路传往中原。 2 佛教早期传播与佛经翻译的诞生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借助西汉末年丝绸之路，据记载，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曾跟随来长安传教的大月氏使臣伊存学习《浮屠经》。《浮屠经》的传授是口授，当时并无书籍可查，而是依靠异国僧人口头叙述，宣扬佛法。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系统的宗教概念，所以传道者并没有急着宣扬佛法，而是开始翻译佛经。当时的佛经翻译家安世高、支谶、支曜、安玄、康巨、严佛调等，多为异域僧人，他们的汉语文化程度不足，没有主动去适应中土的主流文化，而是希望佛经要忠于原文，传达出佛的要旨，在翻译方法上主要是直译，“对佛法经典抱有虔诚态度，惴惴然惟恐违背经旨”。译者们对于佛经的敬畏以及语言的不通，直接导致佛法的宣扬不畅，非但没有获得认可，反而因译文的晦涩难懂受到质疑。于是他们开始探索，发现佛教的有些教义和当时中国本土衍生的道教有相似之处，因而开始依附道教，把难以翻译的佛教的理论、观念、范畴等同与道教中的某些概念，以道家概念翻译佛教术语，并以当时中国流行的神仙方术来宣传佛法，但这样会致使人们把佛教与道教混为一谈，并没有把佛教的真谛传达出来。外来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想要融入，那就必须采取本土人易于接受的方式，用一些等同的概念来传达自己的思想，便于接受，依附于当时中国流行的道教，也可以说是黄老之术，也算是遵从了释迦摩尼的教诲，因为当时他在印度传教的时候，就是运用当地的方言，对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的地区进行相匹配的传教。所以这样是有益于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的。后来到了三国时期，也涌现了很多翻译家，以支谦为代表，支谦博览群书，通晓六国语言，在汉译佛经时，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删改，去除原文中繁复的表达，减少胡音即音译在译本中的比重，改‘胡音为汉音。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忠实性受到一定影响，但是从支谦开始，佛经翻译开始兼顾形式与意义，更加注重译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西晋时期也有一位翻译大师竺法护，他是久居敦煌的月氏人，年轻时追随师傅周游西域各国，精通36门语言，一生都致力于佛典翻译，以弘扬佛法。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多为个人意愿，鲜有政府支持，且没有完整的佛经书籍，都是高僧口授，很多理论都不全，所以此时的佛经翻译比较稚嫩，这也跟佛教本身尚处于早期传播阶段有很大关系。 3 佛教的发展阶段与佛经翻译的兴盛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开始盛行，佛教随着其流行也开始依附玄学，把自己的理论与玄学联系起来，形成了玄佛合流，这为佛教的兴起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是在之前西晋时期，佛教还是没有对中国的文化造成多大的影响，因为当时人们都将其归到玄学之下，佛教并没有与知识分子有过多的接触，但是东晋以后，有关玄学的探讨研究基本都穷尽了，没有创新的东西，人们开始找寻新的理论，把目光投向佛教。由于当时的佛教高僧已经入汉多年，不仅通晓佛法，对中国玄学理论也可以侃侃而谈，让当时的有识之士十分钦佩，时常前去交谈讨教，这样就为佛法的宣扬提供很多机会。但是这时的佛与儒家存在一些尖锐的冲突，比如：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佛教出家需要剃度，儒家讲究孝道，要赡养父母，关爱亲人，传宗接代，而佛教要禁欲，远离凡尘俗世，抛开俗世烦恼。所以在传播的过程中，佛教进行了文化妥协，高僧慧远说，佛教也是讲究孝道的，为什么离开俗世？就是为了摆脱俗世烦恼，放下欲望执着，如果人人都能自我超脱，那天下岂不太平？这也是对父母的尽孝，对国家的尽忠，他认为佛教和儒家在更高层面上，是一致的，并不冲突。这一说法也的确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此时的佛经翻译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仅译经数量增多，经文质量也不断提升。一方面是众多中原僧人西行求法，不仅扩展了自身的佛理，还带回了更多完整的佛经，为佛教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佛经翻译提供更多宝贵的素材，另一方面是这一时期佛经翻译家的贡献，功绩最为突出的是鸠摩罗什，是古代四大译师之一，他深谙佛理又能将梵汉两种语言运动自如，在翻译过程中，对前人的翻译方法进行中肯的批评，并提出新的翻译方法，即“对于原文、或增或减，务在达旨”的“意译”见解，主张在存真的原则下，不妨“依实出华”，讲究译文的流畅优美，所译佛经富有文学气息，一直受到中国佛教徒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传诵。 4 佛教传播的扎根与佛经翻译的鼎盛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唐朝开化的社会风气，加之以包容的姿态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使得佛经翻译至顶峰，至玄奘已登峰造极，后世无人能出其右。学者们把罗什以前的译籍叫“古译”，把罗什及其以后的译籍叫“旧译”，而称玄奘译文为“新译”。由此可见，玄奘开创了译经史的新局面、新风尚。针对佛教术语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失真情况，玄奘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所谓不翻就是音译，既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秘密故”），多义词（“含义多故”），中国没有的物名（“此无故”），久已通行的音译词（“顺古故”）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生善故”），皆宜不翻，即只音译不意译，避免望文生义。在“五不翻”理念的指导下，在翻译技巧上，玄奘还成功地运用了省略法、补充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运用代词还原法等，有效调动各种翻译策略，实现“文”“质”的辩证统一。梁启超曾如此评价：“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5 佛教的融入与佛经翻译的衰落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随后宋元，佛经翻译逐渐走向衰退，经历了隋唐的繁盛时期，佛经典籍基本都翻译完毕，此后的佛经汉译渐趋衰微， 渐次转向经录和著述等方向。宋代之前，译经史上出现了诸多翻译理念，虽然有很多亮点，但不成体系，对于汉译佛经的翻译含义本质、译经历史、翻译方法策略等鲜有成体系者，而该时期的高僧赞宁在总结前人的翻译活动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大宋高僧传》，并提出了诸多精辟观点，可谓中国汉译佛经翻译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理论专著，赞宁亦被称为“中国千年佛经翻译的总结者”。虽然佛经翻译接近尾声，但不代表佛教的没落。恰恰相反，这正标志着佛教由外来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和传统的道教、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完全融入了中原文化。 6 结语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实属不易，从外来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历经诸多朝代，这中间中外传道士的艰辛可想而知。其实佛法传播的过程就是翻译的过程，语言的不同会影响文化的交流，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是文化沟通的桥梁，是传递情感的纽带。所谓佛经翻译的尾声或者衰落，其实并不是字面上的贬义，而是佛经通过翻译这个过程，逐渐地，完全地被中国接受，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现在在运用的时候，会意识不到其存在。 总而言之，佛经翻译与佛教的传播息息相关，相互促进，佛经翻译也为后来佛教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者都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添光增彩。不但丰富当代的宗教文化，还对后世的文学、艺术甚至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两者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迎合时代的需求，并没有固步自封。在这样一种思想的传承下，佛教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流派之一，佛经翻译的出现及兴盛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责编：赵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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