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高校智库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范文 | 杜静元 摘要：文章从智库的服务领域、人才管理机制、研究管理过程、成果传播途径四个方面对美国、英国、日本三国的智库建设经验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优势和问题困难，提出了推动大学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即要重视研究辅助支持系统的筹建和应用；要长期专注于切实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研究；要建立培训平台，充分发挥学术界与决策层、决策层与公众之间的桥梁的能力；要创新智库人才培养机制，使智库真正成为创造新知识、新方法的强大外脑。除此之外，高校智库的发展还依赖于良好的外部大环境，包括智库介入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建设，以及良好的思想市场的竞争机制和组织生态环境。 关键词：高校智库 决策咨询 战略研究 人才培养 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正面临着新的考验，在经济转型、社会矛盾凸显的形势下，亟需一批专业化程度高、决策服务能力强、战略谋划能力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高质量智库。这既是中国国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科学民主决策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软实力、适应中国不断提高的世界地位的战略需求。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中习近平强调，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些说明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重视，意味着我国迎来智库建设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本文将着重分析我国智库中的一类——高校智库，也叫大学附属型智库。是指隶属于高校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重点探讨大学智库如何借鉴国外智库的成功经验和发展路径？作为大学智库区别于其他智库的发展优势和问题困难在哪里？提出推动大学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 1.高校智库建设的国际经验 中国是智库建设的后来者，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同行认可度仍然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公布的《2013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显示，在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只有六个，在全球总榜单中排名第20位。值得庆幸的是在最佳大学智库排名中，清华大学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位列第7位和第13位，排名相对靠前，但是对绝大多数高校智库而言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较早，有比较成熟的发展经验和行业规范，值得认真深入地进行研究。本文将就美、英、日智库的发展经验从服务对象、人才管理机制、研究管理过程、成果传播途径四个方面做一分析。 1.1智库服务领域的专业化 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IDS），是一个专注于国际发展交流的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智库。它成立于1966年，是一个以苏塞克斯大学为基点的独立研究机构。发展研究院与苏塞克斯大学是紧密相连的，但财政和管理却是完全独立的。他以一个公益有限公司的形式存在，拥有自己的法人代表，并经过正式的合法登记。 美国各个大学智库的研究领域同样体现出明显的专业化特征。如创建于1962年的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它主要研究政治与军事、国际资源、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问题。该中心以维护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主张强硬路线为宗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是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智库。它的前身是1961年成立的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专门从事对共产主义国家和问题的研究。之后，由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该所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估价当前国际研究的变化及其政治含义方面，1974年更名为国际动态研究所。该所的研究成果往往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俄罗斯政策的依据。 1.2智库人才管理机制的灵活性 国外大学智库的人才管理机制是非常灵活的，他们从各种渠道网罗人才，对智库人才的要求既要看学术研究能力又重视实践经验，博中有专，专博相济的“T型人才”是他们的首选。日本一些智库实行的“相对职称”制度是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的典型代表，例如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职称是根据本人的申报而定的，这是因为这样便于调研工作的展开，他们既可以对民间自称是“调查部长”，也可以向官方认定自己是“主任研究员”。因此，一个人身上可能具有双重或多重职称，但职称并不与薪金挂钩。 日本智库在人才管理中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放，到期后回原单位。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共有33名研究员，长期聘用仅有3人。 此外，西方智库不仅在大学智库内部的人才交流频繁，而且还注重与国际一流智库之间建立定期访问制度。如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美国兰德公司定期互派访问学者，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和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等也经常进行人员交流。 1.3智库研究管理过程的科学性 国外智库对于研究过程的管理主要包括其课题的管理和辅助支持系统的管理。在研究分析阶段如何发展出一系列可操作的结构化、程序化的研究分析工具和方法是智库能否立足的关键。正如美国兰德公司所宣称的，关于方法的创造性研究才是兰德最经久不衰的成就。它提出了“德尔斐法”、“启发式规划”、“系统分析”、“线性和非线性规划”等。 在辅助支持系统的管理方面，很多智库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图书、期刊、报纸以及其他各种文献、数据和资料。例如，研究人员可以通过终端检索兰德图书馆的数据库和所有兰德出版物。此外，各国智库还设有专门的情报服务机构。斯坦福研究所不仅在国内的华盛顿、纽约、芝加哥、休斯敦等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在国外的伦敦、巴黎、苏黎世、东京、米兰等地也建有分支机构，这些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分支结构构成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情报信息网络。 1.4智库成果传播途径的影响力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智库被称为继行政、国会、法院、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在国际话语权与外交博弈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权力的获得与其成果传播密切相关。除了定期出版期刊外，还利用早餐会、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发布他们的成果，与政府、企业、大众进行广泛的交流，使更多的人了解智库成果的目标和思想精髓所在，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达到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另外，他们还开展企业咨询，出席国会听证会，推广了其研究成果，而且提高了其社会知名度，营造了自身品牌，从而促进了智库的市场化发展。 2.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困难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是在我国改革进入新阶段后，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改革”方式向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化、民主化方式转变的重要探索。高校智库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从实际出发破解自己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成为营造良好的智库组织生态环境的主力军。 2.1发展优势 研究型大学已有的研究基础。我国高校中以“研究院”冠名的不止百个，但并不是每个研究院都适合发展成为智库。智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特指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智库既要求专业化又要求跨学科，既要求国际化又要求解决问题的本土化，既要求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短期的时效性又要求具有长期的战略性。国内一些研究型大学已有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和规模，国内高校智库中较为突出的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等。 高校智库是较早进行国际化领域研究的智库组织，而且高校人力资源集中，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队伍，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数据资源优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克甘在谈到中国智库时说：“如果要成为有效的、有益的智库，比获得资金更重要的是获得数据。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扶持高校做研究是一种短视行为。”数据资源对于高校智库来说除了有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有高校自己采集的大量民间数据，这部分资源是非常可贵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关于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如果高校智库之间能建立一个联合的数据库，设置一个数据访问的内部权限，对于智库提出建议的科学化将更加有益。此外，对于关键部门，特别是关键行业的政策信息的即时捕捉也是高校智库数据库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也要注意数据资源的保密性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优势。大学尤其是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学科门类齐全，能够迅速整合，从而解决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的问题。加拿大智库大部分都在大学，正如他们所言：“与政府直属智库相比，大学智库学术能力较强，专业人才比较集中，涉及领域广泛”。但是能否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优势并不是做简单的加法就可以，它需要建立在培养复合型的智库人才。 进行长期战略性研究的可能性。智库参与民主决策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政府能从长远的角度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同时，智库要帮助公众理解政府在决策时面临问题的复杂性。高校智库的资金来源是多样化的，或者他们即使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有进行长期研究的可能和动力，因为这与对学术理论的关注相关。 广泛开展非正式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性。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德国时，把智库建设提上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将会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高校智库已有国际交流基础，他们是较早的进行国际交流的智库组织，通过非正式的各种访问、国际会议、邀请或互派国外智库和大学的研究员、客座教授等方式开展深入地交流合作，拓展国际视野和国际学术网络。这是高校智库最为天然的优势所在。 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并不是代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加拿大的莫厄特中心认为，“如果智库成立的目的就是批评政府、反对政府，这样的智库恰恰是没有独立性的。智库的独立性体现在对政府与大众的影响力和沟通力上”。美国智库提倡的“独立性”，并非指与政府毫无关系，更非永远批判，而是指他们的基本立场相对“独立”、学理逻辑与论证的客观，以及他们在出台政策报告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独到观点，但其研究产品最终指向都是希望影响与改变政策。而且高校智库并不像官方智库一样是受托研究，因而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变得更加主动。 成为潜在的营造良好的组织生态环境的主力军。高校智库的发展离不开整个智库市场的大环境，而且除了智库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社会组织与智库组织存在着竞争关系，他们都想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专业咨询公司、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等等。这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在智库市场中，急需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和组织生态环境，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避免出现劣币驱良币的局面。高校智库本身隶属于高校，高校品牌本身会为智库品牌加分，智库一方面要依托高校已有的品牌优势，另一方面要反哺高校，规范自我行为，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成为潜在的营造良好的组织生态环境的主力军。 2.2存在的问题困难 对政策的影响力弱、建议的操作性不强。如何能提出对政策有影响力、操作性强的建议，对智库而言是一个难题，对高校智库而言更是一个需要从转变研究方法上认真思考的问题。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很多都缺乏实践经验，缺乏长期的调查研究，偏重发挥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研究报告在实际中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只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成果和建议提出的方式较为单一。对成果的包装与内容同等重要，这已成为西方智库的管理者和学者们的共识，智库作为知识和权力的桥梁，越来越多地利用传播媒介和议程设置来干预决策过程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与国外大学智库相比，我国高校智库对其成果的发布方式较为单一，或是单纯以研究报告提交，或是以论文集、期刊等方式发布，其对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较弱。 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弱。高校智库不容忽视智库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引导公众舆论，重视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和品牌建设已是一种趋势，如何把深奥的研究报告变成大众所愿意接受的东西是高校智库所欠缺的。 缺乏专门针对智库人才的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在高校的评价体系中生存，很多仍然按照大学教学科研人员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进行评价，缺乏专门针对智库人员的考核机制，这是很多研究人员面临着双重压力。智库人才并不等于高校毕业的博士生或大学教授，他需要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研究方法的转型，尤其是对于青年教师，更需要一些成长和积累的时间。对于智库人才的培养机制也受到大学考核机制的限制。 3.推动大学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高校智库应紧紧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善和发展，这是智库发挥作用的根本政治方向、根本政治原则和根本前提。 3.2重视研究辅助支持系统的筹建和应用 首先，是要建立属于高校智库自己的知识库，包括图书馆和案例、情报搜集中心。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计划中提到，迅速变化的信息环境和竞争激烈的行业环境要求智库构建完善的知识库以应对挑战。其次是要充分借助新科技、新媒体的影响。目前，大部分高校智库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可以考虑开设微博、微信、论坛等以提高政策辩论的及时性与参与性，英文网站也应同步开放。 3.3长期专注于切实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里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智库虽然开始将一部分研究力量用于涉及世界各国以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研究上，如气候问题、能源问题等。但各国智库研究重心仍然集中于本国核心国家利益的研究课题上，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国际性议题时，全球知名智库的研究内容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如美国在“9·11”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反恐问题等迅速成为各大智库研究的热点。中国目前的重要议题如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人口老龄化问题、粮食与食品安全、农村发展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问题等都是高校智库研究的重要选题。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的重要功能。此外，建议形成高校智库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人员“双向派出”，这会提高政策建议的操作性。 3.4建立培训平台 智库应该重视建立一个学习培训平台，尤其是在地方层面。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在增进了解的基础上，智库才知道如何“加工报告”才能被政府接受。另一方面，可以增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智库的了解。根据201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首次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中显示，智库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重中央、轻地方”的研究倾向。美国研究世界智库学者詹姆斯·麦克甘在给中国智库的几点建议中也提到：“在国家和各个省份层次打造公共政策的学校，政府官员也希望他们了解相关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提供更好的培训，让他们接受智库的重要性。”高校智库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与地方高校合作的平台来举办这样的培训。 3.5创新智库人才培养机制 高端智库必然是新知识、新方法的创造者，而中国这样的现实挑战从另一方面说也为产生新思想、新方法提供了土壤，但是不是仅有问题意识就能产生新思想，政府必须有保障新思想生产的机制。这首先要从重视人才培养开始，为智库建立人才储备。如兰德公司在1970年创办的兰德研究学院，是当今世界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其学员已遍布美国政界、商界。他们颁发了全球第一个决策分析博士学位。高校智库可以利用高校人才培养的便利，努力争取获得决策分析类的研究生培养的权力。其次，要充分实现中国的“旋转门”机制。许多退休的领导、专家，经过长期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积累，具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聘请他们成为智库的专家是完善智库人才的又一重要途径。最后，配套相关支持人才发展的财务制度、考评激励制度，使智库的知识生产活动在一个开放、透明、高效的环境中进行。例如，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制定的人员评价系统，这个系统按功能分为专业成绩、提升、委托关系、计划领导、系统管理5个项目，每个项目又分为6个等级，以此对每个研究人员进行评价，并按成绩决定研究人员的报酬、奖励以及是否继续聘用等问题。 总之，高校智库建设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它既依赖于自身优势的充分发挥，克服已有的发展困难和瓶颈，也依赖于良好的外部大环境，包括智库介入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建设，以及良好的思想市场的竞争机制和组织生态环境。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创新转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迎来了新的重大机遇，作为其中重要一员的高校智库如何在这一舞台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自己的特色是值得我们不懈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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