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时期中伊两国合作发展愿景研究 |
| 范文 | 卞瑞 摘要：笔者在义乌小商品城的田野调查时发现中伊（朗）跨国婚姻的存在，并进一步分析其存在对于中伊两国丝巾小商品贸易的推动优势；以中伊跨国婚姻为引子，以两国丝巾小商品贸易为线索，用古丝绸之路和新“一带一路”作为历史和现实的串联，介绍新形势下，跨国婚姻对于两国丝巾贸易的推动作用，以及两国在丝巾贸易之外寻求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义乌 丝巾贸易 跨国婚姻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1 多元化的国际交流平台 义乌是一个开放、包容、寻求共同发展的国际化城市。在这个平台上，繁荣的不仅仅是国际贸易、经济合作；更是世界各地人文的交流，文化、思想意识的传播。从国际城里的中外居民对中外客商的接纳和认同，从政府政策上，从国际学校和国际社区的设置和管理上，都能看到义乌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各地外来人员的大度和宽容。尽管他们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思想意识不同，但都能感受到义乌的真诚，从而滋生很深的安全感、归属感、使命感。“中外客商齐谋发展，中外家庭同享天伦”，义乌不但是中国的义乌也是全球的义乌。 在这样一个政策支持而有利的大环境下，随着中外交往的加深和彼此认可的加深，缔结跨国婚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必将成为中国和伊朗两国间交往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事实上，在义乌跨国婚姻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当问到是否认识与外商缔结婚姻的朋友或者你身边是否存在跨国婚姻案例的时候，几乎大部分人都会回答，他们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或者他们的朋友和外商结婚，甚至他们本人就是跨国婚姻的当事人。笔者调查的事例中，涉外婚姻中的当事人大都是在义乌外贸关系中认识和发展的。如将要提到的伊朗男子和义乌女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交流，人文生活交往的增多，以及国际不同文化间的彼此认同甚至民族文化的趋同，使得义乌国际城中外居民对国际联姻或族际通婚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2 义乌商城里的中伊（朗）跨国婚姻 关于跨国婚姻的定义，我国法学界也称之为“涉外婚姻”，《法学大辞典》将涉外婚姻定义为“一国公民”和另一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双重国籍人）之间的婚姻[1]。 宗教信仰的不同一般是不同民族缔结婚姻的障碍，笔者在走访调查商贸城四区丝巾经营范围一带，结识了一对既独特又普遍的商人夫妻。独特之处在于，兹男方为伊朗人，女方是义乌人。伊朗男子是中亚穆斯林，义乌女子则是汉族，两人因为丝巾贸易结下良缘。曹氏女子在义乌创办的鑫沙丝巾主营：真丝、仿真丝、雪纺、巴厘纱以及各种半成品面料；如今伊朗男子在家乡德黑兰经商范围与此如出一辙。义乌公司与伊朗公司作为“一家人”公司，是一家人在两个公司、两个国家间做的贸易。这样的现象促使笔者进一步去发掘“一家人”公司对中伊跨国贸易带来的优势。 这样的夫妻在义乌不在少数。那些客商并不都是从自己家乡拖家带口的过来做生意，很多人选择了中国女孩作为人生的伴侣。据此伊朗男子介绍，其身边的很多朋友选择在义乌定居，他们的妻子有的是保加利亚人，有的是中国穆斯林，有的是中国汉族女子。他们一般结识于义乌国际商贸城这个交易平台上。异国婚姻在历史上不同阶段均有存在，但像义乌这样跨国婚姻现象之多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景观，这是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际社会平等交流下的产物。但跨国族际通婚的小家庭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的小家庭内部的文化融合与重构都是镶嵌在双方的大家庭文化中的。调查中这对夫妻讲到，婚姻缔结之初他们受到一些外界的质疑，其中不乏女方的大家庭中亲人的不理解。然而这是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缔结婚姻伊始几乎都会面对问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婚姻并不是生物的交配，也是文化的交流。对个人方面来讲，与一个生活习惯不太相同的人共同生活确有困难，但是从整个社会看，不同生活习惯的人谋共同生活，是促进文化传播和进步的方法。我们常可以看到异族婚姻的家庭生活不容易美满，但是我们也常说，两个民族要真的能互相了解和合作，通婚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就说明了怎样利用两性间的感情联系去促成社会和文化团结的道理了。”[2] 两个人的结合促进两个公司的业务往来，而跨国婚姻的存在推动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和世界经济发展。伊朗男子与义乌女子式的跨国婚姻对中伊两家贸易公司之间的交易带来很多的优势。现实中，国际采购商在义乌进行批发采购、商品交易等等进行的一系列流程往往会面对诸多的问题，如沟通交流问题、贸易纠纷、司法纠纷。以中伊跨国婚姻为例分析，现实生活中，跨国婚姻对解决国际贸易有着很好的应对机制。 2.1公司可靠性得以保障 由于是“一家人”或者家族内部人士参与经营，中方和伊朗方公司能够得到很好地管理，在公司经营范围、公司业务开展、税务缴纳、市场开拓等方面进行更快速地决策和执行。由于不存在语言不通问题，接受本国法律政策和市场信息更加方便快捷，市场反应更加灵活，能够实现高度集中地统一管理，在国际市场进行资本，商品、人才、技术、管理等交易活动。“一家人”公司立足于国际市场，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2.2减少跨国贸易的纠纷 贸易过程中总少不了各式各样的贸易纠纷，如成本纠纷、合同纠纷、货物原因纠紛等。较市场上普通公司业务开展或者外贸出口来说，“一家人”公司在丝巾样本确定、产品生产、原料来源、物流方式的选择和商品价格商榷等等方面都能很好地得到沟通，决策和执行，从而减少各个环节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2.3减少公司代理费用 在义乌，外贸公司可谓遍地开花。外贸公司为义乌小商品出口贸易全方面代理服务。中伊跨国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代理问题。以往由外贸公司介入进行代理买卖或提供翻译人员的交易行为被改变，义乌公司和伊朗公司可以自主完成这些流程，而不再需要聘请第三方代理和专业翻译人员，节省了代理费用。 2.4降低公司贸易的成本 “一家人”公司模式下，义乌方女子与伊朗方男子都能很容易获悉各所在国法律政策，以及受此政策引导下的丝巾贸易未来走势。由于减少翻译费用，外贸代理费用，交易中其他不必要的成本开支，使得“一家人”公司大大提升了经营效益，市场竞争力更强。在长期发展中，中伊两国公司能够进一步合作，提升公司发展空间。 3 新时期中伊两国合作发展愿景 中伊经贸往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西汉时期，张謇副使出使西域，打造了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伊朗是中东的中国。正如同远东没有中国便没有政治意义，中东没有伊朗便不会再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3]。中伊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差异性和互补性为两国间开展以能源等领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地理条件的限制，伊朗等中东国家对进口商品有着极大的需求，中东广阔的空间也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市场之一[4]。 如今，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伊朗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拥有的资源禀赋在推动周边地区互联互通与合作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伊朗一直处于历史的“节点”和世界历史贸易的关键位置[5]。“古老的丝绸之路作为伊中历史、经贸、文化交往的标志，要求我们今天保持这一历史成就并赋予其新生”[6]。 伊朗始终奉行独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极世界。这与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相呼应，与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合作，共同发展。长期以来，中国人民一直怀着对伊朗的友好情谊，两国的政治和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在两国元首和高层的亲自指导和推动下，中伊经贸合作发展迅速，成果丰硕，双方在能源、交通、机械、冶金、电力、通讯、建材、汽车等领域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习主席访问伊朗期间，两国签署了2016至2019年中伊文化交流执行计划，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文教领域交流合作。两国经贸以外的合作也将不断呈现新气象，再现并超越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胜景。无论是丝绸古路还是新时期的“一带一路”，中伊关系的良好发展始终受益于两国人民。如今，中伊两国重新站在新丝绸之路这个新的更高、更广阔的平台上，寻求更深、更宽领域的合作和发展，是时代的必然。历史在演变，贸易的环境在不断改变。更加充分自由的世界市场、更加互信互赢合作的两国政策、与时俱进的多元化物流体系，以及国际贸易促进下的跨国婚姻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人文、社会、文化的交流、交叉甚至同化，这些都使得两个国家民族贸易不断寻求更宽、更深领域的合作发展。借势而为，必将为中伊两国带来双赢。 4 结束语 古丝绸之路上，中国的香料、丝绸向来深受波斯人民的厚爱，驼铃商队满载中国的商品穿过慢慢沙漠经由波斯、中亚、波斯湾、地中海运往歐洲。由于波斯的地理优势，来往的商队多在此中转歇息，进行贸易。而今，新丝绸之路的重建，再次将中国和伊朗两个丝路的重要伙伴连接起来。两国加强经济往来，中国发达的轻工业，繁多的小商品无疑对工业欠发达的伊朗来说是填补空缺。伊朗是中亚伊斯兰国家，相比于两千年前的丝路商贸来说，现今伊朗对于丝绸、丝巾的需求，更是大大增加。义乌的丝巾等小商品无论是经由水运、陆运还是空运都能够很方便地运往伊朗。本文介绍了义乌丝巾小商品，以及丝巾出口外贸的情况，说明新时期丝巾外贸的新机遇，电子商务的发达，多元化物流体系的衬托，都使得丝巾外贸更加有利；从跨国婚姻这一新的基点提出并说明了“一家人”公司对于中伊跨国丝巾贸易的推动作用；重点说明中亚贸易历史渊源之深厚以及新时期寻求新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两国交好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下，中伊双方进一步寻求多领域的合作。跨国婚姻并非现代贸易的新产物。历史上丝绸古路上中伊跨国婚姻的形成，现如今国际市场义乌商城跨国婚姻的普遍存在，都可以从中看出国际贸易与跨国婚姻的互相推动作用。智者善谋，不如当时。在国际新形势下，促进中伊丝巾等小商品贸易的同时，中伊两国站在历史新高度，可以继续深化在能源、交通、石化、冶金、机械制造，通信技术等各领域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 邹瑜，顾明主编.法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2] 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 Hossein Nazem. R ussia and Great Britain in Iran（1900- 1914）： Based on British， French， German，Iranian， R ussi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document[M]. Tehran： Sherkat Iran Chap，1975. [4] 陈俊华.新时期中伊关系特征和战略定位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09，18（3）：110- 118. [5] 陆瑾.历史与现实视阈下的中伊合作：基于伊朗人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解读[J].西亚非洲，2015，（6）：53- 69. [6] 阿哈德·穆罕穆德.伊中友好协会阿哈德·穆罕穆德主席在2015年“中国伊朗关系研讨会”（两国友协年会）上的发言[Z].2015- 1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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