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答钱学森之问：为何难出大师级人才？ |
| 范文 | 袁立+天启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紧密相关，都是有关中华文明和中国何以昌盛复兴的问题，不过前者偏重于历史探寻，后者偏重于当代现实探索。《商场现代化》杂志2月上旬刊的《思维充电》专栏专文《自然国学崛起：打开李约瑟之问》，试图解开“李约瑟难题”：为何中国古代科技与经济几千年来都领先于世界，而几百年来的近现代科技与文明没有诞生在中国、甚至没有再产生世界级的创造发明？本文试图解析“钱学森之问”：为何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出不了大师级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由来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发问：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 “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例如：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类获得者没有一个新中国培养的中国人；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之后的前20位获奖科学家当中，只有5个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本土人才，却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等等。 “钱学森之问”提出后，基于“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理念，媒体多未关注报道，只在小范围讨论。但由于问题牵扯面巨大且涉及国家民族权益与前途，该问题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关心中国教育和民族未来的一大批志士仁人之中。最后让“钱学森之问”几乎成为全国之问，则是钱老逝世引发的。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缅怀钱老，直面“钱学森之问”！ 对“钱学森之问”的种种解答 温总理2006年曾经拿这个问题去问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得到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这一回答的前半段认为“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原因是大中小学教育不衔接，还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尝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小学的意味；后半段话则几乎有流于敷衍之嫌，说了等于没说——大发展之后大提高，做大之后再做强——这或许是这几位校长专家本身就是身在现行教育体制的“此山中”之故吧？ 此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探索性解答如下，“——”后为笔者对该解答观点的评价： 1.大学和科研机构去行政化。中国古代士阶层凭借科举相对公平竞争与认证的学识水平，进入官场和官学来执政与施教。而当代中国变成了官员凭借地位、级别和关系进入大学谋取领导岗位和学位乃至院士名位。因此，大学去行政化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前提。——这可以算是问题的一个表现，但并非问题的根源。 2.以尊重人才本身代替尊重人才创造的物质。建立“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传统，尊重人才的独立人格与精神需求，注重发现和开发人才本身的创造能力和创造自由，而不只是看重人才创造的财富。要清除见利不见人的物质标准和“势利眼”——这个答案涉及到整个当代中国社会的拜金主义价值观问题，但依然是钱学森之问的深层表象，而非本质根源。 3.建立完善健全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以官衔和论文数量等评价创新成果和个人成就已经成为社会习惯，有许多学者甚至根本不知道何谓创造性。因此，创新成果的评价体系在人才评价标准没有根本变化之前恐怕无法建立起来。 4.转变应试教育模式，建立素质教育体制。——这一答案初看起来似乎很正确，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型人才？何谓创造性？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对于这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全国教育和科研领域却莫衷一是。正如许多人都不清楚科技进步和科学革命的根本区别一样。科学革命是一种或一系列科技创造发明引发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工作方式乃至观念、文明的系统化、整体化变革、转型、升级和实质性飞跃的时代进程。例如：蒸汽机的发明创造引发了工业革命，创造了工业文明时代；计算机的发明创造引发了信息革命，迎来了信息文明时代。而科学进步不过是科技革命及其创造的新时代进程中某些科技创造发明推动人类生产、生活局部改善和某个文明时代量的进程的现象。 5.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普遍均衡地提高教师待遇。——我们不反对这一举措本身。但是，这一解答实际上与钱学森之问几乎无关。钱学森之问当中讲的“人才”不是普通人才，而是创造性、杰出的、大师级人才。而且现实中有许多硬件非常优越的贵族学校，只说明了金钱确实不是万能的——它们虽然资金充裕硬件优裕，却无法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因为它们提不出先进健康的办学理念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办学模式。 “钱学森之问”的历史原因 1.孔子首倡的文理分科、重文轻理的教育学术体制，缩小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使最可能创新的文理兼通型学者从此成为稀有 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首倡的文理分科、重文轻理的教育思想，不利于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因为所有创新都是以不同领域知识的融合为基础的。虽然孔子倡导礼仪、以孝为先、主张和而不同等等使国人受益无穷，但孔子和儒家把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探究的对象——客观存在的未知的“神秘”的事物，视为“怪力乱神”，严重束缚了中国学者尤其儒家学者的心智和创造活力。孔子还主张“述而不作”，严重排斥了创新的立言动因、系统研究和培育机制，导致中国历代典籍虽然浩繁，但却多为梳理经典的训诂及解释性著作，缺少原创性作品。 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局限了中国学者的创新思维，严重削弱了中国学者的多元兼容性和创造性 汉武帝支持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和学术垄断，更是把中国学者的视野与思维严重局限在儒家的窄小范围之内。中国学者从汉代起，就进入了创造性成果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的状态之中。到了明代，中国学界甚至已经退化为只擅长梳理总结前人成果、无法作出发明创新的地步。这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引领人类的前三次科学革命即火的掌控、《河图》《洛书》两部星图历法的造设、以八卦五行为核心的中华科学体系暨人类最早科学体系的形成，全部发生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代而不是近现代的根本原因。 3.皇权专制的全面垄断导致中国长期缺乏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 广泛热烈的争论是产生创造性革命性成果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便产生了诸子百家、思想革命、学术繁荣以及一大批大师级的人才和圣贤。但这恰恰是皇权分散、群龙无首、群雄四起争夺皇权天下的战乱时期的偶然特殊现象。而在皇位夺定、天下一统的常态时期，由于皇权专制对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全面垄断，则必然导致中国长期缺乏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譬如：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旋转运动的、处在虚空中的。汉代张衡《灵宪》云：“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但是由于皇权专制的全面垄断，尤其是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更合乎皇帝自命天子、皇权天授的说辞和利益，致使这些正确知识只在御用学者和少数道家、医家学者之中流传，更不敢对天圆地方等错误观念进行批判和争鸣。 4.宋朝终结，异朝统治，中国丧失了民族科学体系的传承 元、清两代异族统治导致民族自然科学彻底失传。而自然科学是创新的基石和先锋。自宋朝终结，中国便丧失了民族科学体系的传承。例如，宋初还清清楚楚的《河图洛书》含义，在宋朝灭亡后就成为了千古“河洛之谜”。 5.明朝的灭亡使中华民族不仅丧失了科学，而且丧失了先进技术以及依赖先进技术而存在的先进观念 例如，汉代头脑简单的王充虽然无法理解地球是圆的，但他至少知道这种认识古已有之，《晋书·天文志》记载王充“据盖天之说”对浑天说的反驳：“旧说天转自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圆，在天何故圆？”但到了清代，康熙盛世时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听到“地球是圆的”的反应时，竟然是“喷饭满案”（杨光先《不得已》一书记载）。钦天监正是国家天文台台长，连他都没有对天地宇宙自然的正确认识，可见清代官员士大夫愚昧到什么程度！ 6.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基本不再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人从此开始精神“矮化” 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科学、到学习西方的文化、到学习西方的经济、甚至到学习西方的宗教。唯独没有好好学习西方文明的普世精华——真正实现中华圣贤率先提出的“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社会目标的体制、制度（即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和自由平等、公平竞争的理念和机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不仅逐步丧失了中华民族科学体系、先进技术、先进文化，甚至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观，开始认同各种西方强加于中国的各种民族虚无主义观念，如今天语言文字学界依然影响不小的“汉字落后论”、“汉字的方向是拼音化”等等。 7.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玄论战，使中国人腰斩了自己的文明史，否定了自己的科学 中华文明不是只有五千年，而是上、下五千年！上五千年是指伏羲、女娲到黄帝、炎帝时期；下五千年则是炎黄帝时期到今天。这种观念在洋务运动以前的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且理由充足。然而，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不仅不再信任自己悠久的历史，甚至还公开声称中华文明当中缺乏自然科学——这不仅是胡适、陈独秀的观点，竟然也是当时在科玄论战之中“捍卫”中华文化的张君礪等人的观点。可见当时的民族虚无主义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正是在民族科学虚无主义泛滥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传统科学和技术体系被全面排除在国民教育体系和遴选人才的考题题库、知识标准体系之外，使中国创新失去了深厚的民族科学传承基础和巨大的捷径。张颖清创立的的全息生物学被否定就是标志性现象。 “钱学森之问”的当代现实成因 1.一元化体制和“驯服工具论”禁锢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摧毁了大师级人才的摇篮 长期以来中国全面贯彻实施的“一元化”体制和宣传导向的“驯服工具论”，基本剥夺和禁锢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从体制机制和意识形态上便摧毁了产生大师级人才的摇篮。这种体制机制和宣传导向渗透到科学界和科学家的灵魂深处，便形成一股自觉和不自觉维护一元化思想、打压创新突破的优势。例如，有一位院士就曾经拍板定论：“谁反对相对论谁就是伪科学！”好一副卫道士嘴脸！那么我们就让他先看一看相对论当时是怎么发表的吧：当小公务员爱因斯坦把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拿到德国《物理》期刊编辑部的时候，那篇文章的责任编辑自己对这篇论文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但是，他认为虽然自己完全否定这篇文章的观点，然而这篇论文却可以给予读者多方面的启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在最新一期《物理》上发表了这篇论文——这就是学术民主精神和学术宽容精神！相对论第一篇论文虽然发表了，却也立刻引来了潮水般的抨击和批评，这其中还包括100位欧美知名科学家的联名反对公开信。甚至时至今日，相对论在西方仍然是有史以来遭到唾骂最多的、争论最多的领域。而当时的爱因斯坦也不是职业科学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初等专利三级审查员。“谁反对相对论谁就是伪科学！”照这位院士的逻辑，如果他诞生在相对论发表时的西方，他必定是维护牛顿力学世界观而不遗余力地围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学者之一。也许他也会挥手拍版：“谁反对牛顿力学谁就是伪科学！”他这种论调与“两个凡是”又是多么的相似！ 2.“反右”、“文革”之后大多中国人不仅丧失了信仰，也缺失了为中华科学与文化学术探索与争鸣的热情和社会环境 古今中外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争鸣都无不带来一系列学术和社会变革。但是，当代中国的国民历经“反右”的“引蛇出洞”、打压异见和“文革”的因言治罪、万马齐喑之后，不仅整体丧失了精神信仰，也总体缺失了为中华科学与文化学术而探索争鸣的热情和社会环境。没有争鸣论战是不会有重大创新成果的。 3.寄生于改革开放并日益弥漫的金钱导向、财富标准，不仅使许多中国人物欲膨胀、没有了信仰，甚至还丧失了最后的立身之本——道德！ 而一个连道德都不要的国民，你还指望他会为了什么抽象不值钱的历史、科学等等去呕心沥血地探索、去激情四射地争鸣吗？！ 4.单纯记忆型的人才导向和教育改革存在着方向性错误 考试选拔不出天才，就是说无论多么先进的考试制度都选拔不出爱因斯坦、比尔·盖茨。但是，考试至少应该满足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力争选拔出逻辑型、创造型、记忆型、尤其是综合型等多种人才。可是今天，我们的应试教育和考题导向，似乎只倾向于选拔知识记忆型一种人才。而在计算机时代，一块重量只有几克的小小芯片，就可装下几座图书馆。因此当下，博学实不如多才，多才更不如创新珍贵。然而，我们的高考、研考乃至公务员考试，绝大多数考题都是测试知识题、记忆题，而分析题、逻辑题、创作题、操作题、案例题、对策题、现场模拟题，却倍受冷落，甚至难觅踪迹，似乎要重蹈晚清科举八股题陷阱而背弃唐宋科举策论题的优秀传统。甚至颇受欢迎的某电视台《超强大脑》节目，也只是在选拔记忆力惊人的“奇才”。似乎分析力、判断力、创新力、批评力、应变力、行动力以及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等等，并不是“超强大脑”的范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导向存在着方向性错误？ 5.中国当代教育呈女性化趋势不利于创造性人才发育 作为人，女性和男性毫无疑问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当然赞同男女生接受平等教育的制度。但是，从生理与心理特征与实际效应来看，文科是女生长项，理工是男生长项，男女生智力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别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认同男女生智力结构存在差别容易，承认我们的教育倾向于选拔女生人才或女性化人才，对于某些教育工作者尤其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却是非常困难的。可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2010年男女入学比例的变化显示，我们的教育很可能存在这种倾向于选拔女性化人才的特征。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的男女入学比例为不足3：1，女生不到25%，以后基本为女生逐年增加趋势，30年后的2007年男女入学比例超过1：1，即女生达到52.9%，2010年更是在校女生比例全面超过男生。女生素来占优势的文科院校开始出现男生绝迹的纯女生班，综合院校女生人数超过一半，向来男生占优势的理工院校女生比例也达到30-40%以上。按照这一速度和趋势，到2037年中国高校男女入学比例有可能达到1：3，即可能女生入学率达到75-80%以上。这种趋势与中国男女出生比例显现的趋势是相反的，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的教育可能存在严重问题。 如果不对教育尤其是考试制度和考题体系进行导向性和革命性的改变，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最终导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民族精英很可能绝大多数由女性组成，客观上形成另一种性别歧视。我们并不主张以行政手段干预男女生入学比例——那是低能的和无益的。改变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考试内容和方式应该是主要出路。 “钱学森之问”如何破题？ “钱学森之问”解题出路何在？即如何才能造就大师级创造型人才？总体破题思路是：首先要变革我们缺乏公平竞争、权力制衡的体制机制和人才评价标准；要明确落实宪法赋予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是创新的源泉；要实施民主法治提供学术民主和创新的制度保证；要认识到科学创新精神是首创精神和质疑权威的批判精神，不是卫道士精神；要突破官民界限、通过公平竞争机制选拔一大批文理兼通的宽基础、创造型人才；要强调培养身心健全的创新型人才；要展开广泛学术争鸣推动科学革命，借以焕发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并迎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 在此我们提出如下系列具体对策。 1.人才评价标准要创新：把是否有创造精神和创新成果作为人才第一标准 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必须首先尊重创造精神，尤其是首创精神！当今格外看重学历，尤其洋学历。强调学历本是为了强调系统知识和“学术规范”，然而，学术界最缺乏的并非知识和规范，而是学术的第一精神——创造精神！注重培养身心健全的人才方可能有创造的激情和活力；注重培育文理兼通的宽基础人才具有更多的创新潜力。 在当代，缺乏创新精神还表现在只善于模仿和追随上。许多领域都不敢让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担任学术领头人，而是一定要找个喝足洋墨水的人来对国外成果进行译介。哪怕是国外已经淘汰多年的成果我们仍要学习模仿。从而使大批只会译介性学习、模仿而不是具有创造探索精神的人占居了学术重要岗位。这些人申请到的各种基金也只能是继续完成译介而已。译介在中国许多领域依然落后的今天固然较为重要，但是对译介的重视决不应该超过对创造精神的重视。因为只有创新才能引领中国的学术事业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而译介和学习最多只能使我们跟随别人跟得近一点罢了。 2.全面实施体制创新：通过民主法治体制将公平竞争机制全面引入科教文化领域 学术民主来源于政治民主，科学领域的公平竞争，依托于体制机制的公平竞争。这就要改革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体制，全面清除封建皇权专制在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中的遗毒残留，构建现代民主法治，把公平竞争的机制全面引入政治（公仆的公平竞选、考任）、经济（规则平等、分配公平与市场竞争）、科学文化（课题招标、评委轮换、公平激励、平等争鸣、创新测评、成果考核、公平竞岗）等等领域，为创新型人才和大师级人才提供民主体制的摇篮和法治机制的保障。 3.要实施多元文化创新：落实宪法赋予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自由，是人和一切动物的天性，是人类创造、发展的精神动力。因而自由，是人类普世价值，不仅早已是资本主义革命与发展公认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也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自由，除了人身自由，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保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赋予每个公民享有思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学术创作自由。思想自由是创造精神的唯一源泉。大学及教育去行政化就是实现思想自由的举措。自由民主是中国人民一致追求的目标。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毛泽东在1945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时就已明确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陈毅元帅也有“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经典诗句。 如今当务之急的是，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鼓励思想理论创新、科学文化创新，真正形成中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创造产生大批世界级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新时代！ 4.竞标招揽开辟新学科的学术领航者，而不仅仅由高学历者作学科带头人 新学科是不可能有国际大奖的，这就需要大学管理者是真正的学术行家，而不是在学术科研方面仅仅是一时玩票又转而从政的“票友”。因为只有真正的学术行家才可能拥有跨越学科的视野，有对新成就及新人才的敏锐洞察力和破格扶持力。但是现在中国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当中的领导者“票友”太多而高层次专家太少。否则就不会出现被世界公认的全息生物学创始人张颖清先被山大前校长破格调用、却被后来的校长无视后抑郁而死的悲剧。这虽然是个别事件，却代表人才的创新成果标准被高学历人才标准所取代的时代痼疾。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因专科学历和外语不好无法当选中科院院士，说明我们的人才标准有严重问题。 中国高校应该追求大师，而不是追求大学历加大外语，追求大学历是无知土豪，追求大外语是殖民地教育。 当今中国类似山大前校长那样拥有识才之眼、爱才之心、容才之量、用才之能的伯乐固然可贵可期，但第一太少，第二不可靠（一旦伯乐调走或退休了，千里马便又受屈）。怎么办？好办：第一，改变选才（包括选择学科带头人）的标准：不重文凭重水平，不看忠心看创新；不重外语重成果，不看数量看质量。第二，改领导选拔为竞标招揽：科学制定新老学科带头人的标准和成果要求，公开招揽，公平竞争，评委轮换，公示方案，公布成果，公正推选。第三，设定目标，考核流动，达标者上，落后者下。这样，必可动态优选出创新学科的领航者，在公平激励中造就大师级人才。 5.认清科学创新精神的本质：是超越旧有范式的创造精神和质疑旧有权威的批判精神，而绝非宗教裁判所式的卫道士精神 卫道士精神是与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宗教裁判所情怀”，它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严重不利的。因为科学无须捍卫，科学只需要事实验证和公众认可，科学创新发展只需要质疑旧有权威的批判精神和不断超越旧有范式的创造精神。 譬如，中外学者都知道以能量守恒定律为核心的热力学三定律，但“用法”完全相反。在发达国家，这些科学定理定律对于科研人员尤其科学家们最主要的价值是用来寻找这些科学定律定理本身的漏洞，借以寻求科学理论的突破或借此产生新的技术发明；而中国许多学者则用来否定别人的成果和科学探索。科学定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一般情况下是必须遵循的，因为这样往往会更有效率；但对于科学家，所有现有科学理论都应该是在其质疑范围之内的——非此则不可能带来创新、突破和科学革命。诸如，国外的水变油已经准备量产上市了，中国还在讨论水变油是否“伪科学”，且大多数人认为水变油“不科学”或是“伪科学”。知识如果得不到消化、解毒，就会成为智慧的障碍，这种障碍的存在也是大大阻碍科学革命的诞生的，当然也大大阻碍大师级人才的诞生。 鉴此，建议中国科学院和山东大学为张颖清和全息论平反，建立全息论研究所；象对待陆家羲那样鉴定并公开蒋春暄的数学研究“成果”——这样做也是与世界接轨，你或肯定人家并给他颁奖或者否定人家并明确指出其错在哪里。这对中国科研体制来说也是有益无害的革命。 6.汇集民智：定期鉴定、发布并评奖民间科研学术成果，发掘大批民间科研人才 许多国家的科学院都有定期鉴定和公布民间科学成果的制度和部门，而我们中国不仅没有，中科院等还经常贬低被世界许多国家当作创新重要源泉之一的民间科研，导致部分媒体和社会公众在提起民间科学家或民间科研时都有不屑的语气。实际上，把科学研究人为划分为官方科研和民间科研是计划经济时代残余下来的落后观念，随便给科学研究设置门槛更是“上智下愚”封建意识的现代翻版。在国外不仅圣菲所、兰德公司是民间机构，哈佛、耶鲁等等同样是民间机构。我们应该做的是打破公办科研机构对经费、评奖、普及、应用等科研资源的垄断，借鉴国际惯例，由国家机构汇集并定期鉴定、发布和评奖民间科研学术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从而发掘大批民间科研人才（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才），促使中国早日进入全社会无论官方或民间都能够争相投资科研并以创新为荣、创造为“王”的时代。 7.考试改革考题转型：重在推广科研型、对策型、案例型考题体系 考试与考题对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具有导向性功能。只要有考试，就不可能 没有应试教育。关键问题在于应何种试、育何种人的教育。矫正了人才评价标准，就必须相应改革考试制度，相应推动考题转型。要培养和考选独立思考、善于创新的人才，就必须从高考、考研到考职称、考公务员等种种考题全面转型，从偏重知识记忆型转为侧重思考型、研制型、案例型、对策型乃至操作型的考题体系。 不要认为理工类不存在倾向选拔记忆型学习模仿型人才的问题。理工类考试如果要考察创造性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就应该把公式和定理都写在试卷上，而不是让学生首先回忆公式定理怎么表达。因为你要考察的是创造性综合运用公式、定理和各种知识解答问题的能力，并非记忆能力。 与此同时，还应改革教学方法，让学生的创造潜力在学习过程当中就得到培育和发挥。例如：教师的提问方式不应该还停留在“你记住了什么？”或“你理解了吗？”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转变为“你对此说有何不同意见？”或“对这个问题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这样才能在教育过程当中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避免使他们成为跟随模仿者甚至学术保守势力的后备军。 8.要选拔逻辑研判、记忆整理和创新创造等多种人才，而非只选拔记忆学习型一种人才 教育应该培养、选拔多种类型人才：一是记忆学习、汇集整理型人才；二是逻辑思维、分析研判型人才；三是创新开拓、发明创造型人才；更重要的是四：培养、选拔出综合型全能通才。如今我们的考试制度和考题导向，似乎只倾向于培养选拔记忆型一种人才，这根本无法支撑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 9.中国应率先发起并引领世界科学观革命，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科学的主体地位，融汇东西方科学，借助广泛的学术争鸣以唤醒国民的创造精神 某种文明被全世界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她为世界文明带来贡献的多少。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而决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模仿型民族。让世界接受中华共识必须首先让世界认知并理解中华民族科学体系即自然国学。中国要尽早变学术思想引进国为思想学术输出国。理解中华民族科学才可能理解中华文化，进而弘扬中华文明。 创造精神尤其首创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 民主法治、学术自由、公平竞争，是弘扬中华民族首创精神的制度保障。 如能插上上述两个翅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元共赢、世界共享的“中国梦”，必将在科学腾飞的进程中实现！诸子百家似的大批世界级、大师级中国人才，必将纷纷涌现！“钱学森之问”的世纪困惑，必将获得圆满的破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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