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反腐不能只停留于权钱交易 |
| 范文 | 李永忠 30年前，潜心于制度反腐领域研究的我，根据政治体制多年来止步不前的状况，分析出腐败将由最初的一次性简单型的权钱交易（以物易物，以钱买权），发展到多次性复杂型的权色交易（非物质化交易：雅贿、色贿，以及不直接具体表现为钱或物的信息贿赂），进而上升为集团性稳定型的权权交易（政治交易）。 在“三权交易”中，权钱交易最直接简单，因此最容易暴露并被查处。改革开放40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权钱交易的案件。而稍有头脑的腐败分子，为规避查处，很快就会转向多次性复杂型的权色交易。目前，我们对雅贿、色贿，以及不直接具体表现为钱或物的信息贿赂，这种非物质化交易，虽有所研究，但目前成功查处的还不多。国美的老板黄光裕，为了收买公安部经侦局原副局长相怀珠，就把某只股票要被拉升的消息给了相怀珠的妻子，相怀珠的妻子就买了这只股票，这叫信息交易。表面上既没给钱也没给物，实际上比送钱既隐蔽且量还大。这种非物质化的贿赂，还有可能规避惩处。少数高智商的腐败分子，会利用我们长时间只治标不治本，只查案不政改的空隙中“修炼成精”，进而升华到权权交易层面。 在权权交易层面，虽然既没有权钱交易的那种露骨，也没有权色交易的那条曲线。表面上看，似乎一点钱与物的经济成本都没有，但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政治联姻”。 10年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在中部某县挂职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使其得以深入记录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十八大召开的前一年，《南方周末》从冯军旗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近亲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二是重点突出，向要害部门聚集的倾向性；三是正比关系，家族关键人物的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不但人越多、官越大、岗位越重要。 其实，这种政治结盟一旦形成，整个社会就板结化了。苏联如此，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沿用苏联模式的中國在腐败的重灾区也同样如此。现象级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中的汉东省，编剧、导演用镜头语言描述了腐败从权钱交易向权色、权权演变交易的过程，如能再配之以深刻的理论分析和发人深省的旁白，效果会更好。 权力固化的同时，就出现了从官二代到官N代，富二代到富N代，知识分子的知二代到知N代，演艺圈的星二代到星N代也出来了。我要接你这个剧本，我要参加你的一场演出，前提是让我的儿子、女儿扮个角色，没有的话，这个剧本我不接。当各种的“N代”出现以后，整个社会板结了。近日，崔永元披露演艺明星偷税漏税丑闻，之所以能引起人神共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已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认识到，阶层板结并固化这个问题的极其严重性！ 苏联和东欧，虽然还未大规模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根本性弊端——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和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已经让权力阶层，通过特权，尽占利益；通过特权，固化利益；通过特权，传承利益。权钱交易转化为权色交易，并进而上升为权权交易。 而权权交易，作为隐秘性越来越深、腐蚀性越来越大、渗透性越来越强、危害性越来越烈、风险性越来越高的“合法腐败”，已经极其严重地阻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引起高度警觉和强烈关注。 40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是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生产力得以解放。最大的失误，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党和政府公信力大大降低。 生产力的解放，让中国在很短时间，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苏联模式的遗害，却让这个世界第二大蛋糕分得很不公平。 为解决越演越烈的腐败问题，为缩小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新一届党中央当机立断选择了强高压反腐，举世公认的五年强高压反腐，为治本、为政改赢得了最后的宝贵时间。 历史经验既证明，反腐需从查处权钱交易起步；历史经验更证明，反腐绝不能停留于查处权钱交易。 就反腐败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言，查处权钱交易仅是微观战术；强化监督乃是中观战役；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是宏观战略。 1947年底，陈毅在总结华东作战情况时有两段话相当精彩：其一，“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其二，“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战略上的胜利。” 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得更到位：“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 新中国成立前的28年武装斗争，我党是靠战略打败国民党的。 而十八大召开前的30多年，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我们被不正之风和腐败牵着鼻子走。在千百万次地重复着劳而无功的查案纠风战术行动中，既没有选择试点，开展摈弃苏联模式的两大根本性弊端的战役行动；更没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最后决战进行战略布局。 尽管年年都在说“积小胜为大胜”，但却从未能将“阶段性成果”，转化为最终的成果。以致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时，看到的是“越演越烈”的腐败现象。 在中共党的历任最高领导人当中，习近平是将“许多腐败问题”与“权力配置不科学”相联系的第一人。 从任大队党支书、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到就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在40多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深谙“权力配置不科学”的危害和“权为民所赋”的重要。 因此，一上任他就下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决心，紧接着明确了“重构政治生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 在五年的强高压反腐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源于“权力配置不科学”。 就常识来说，反腐的压力当然在案中；就见识来讲，反腐的功夫却必须在案外；就卓识而言，反腐的成功则只能靠政改。 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不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而且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似乎少讲一天，就要丢政权，掉脑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阶级斗争既不用“三讲”，也没了“三性”，而且中国虽然在30多年的时间里，造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这些年，在“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的街谈巷议压力下，阶级斗争的“三性”又一字不变地用在反腐败斗争中了。仿佛反腐败成了天下第一难的事。 但是，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初，是亚洲最腐败的地区，没有之一。由于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1971年——1982年出任第25任香港总督，先后获四度续任，是香港史上任职最长的港督）审时度势，设立了异体监督机构——廉政公署；由于推行了有条件赦免——时间为1977年1月1日前（但已立案、正在逃、移居海外三种人不赦）；加之一些法治措施。短短几年，香港就走出了反腐困境。在亚洲清廉指数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地区，香港的清廉指数稳居第12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说40年前的那一批，充满改革胆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戒条，新中国才能富起来的话。那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必须明白，反腐败，也没有那么难，只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要在政治领域摈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这两大根本性弊端。一句话：只要反腐不停留于权钱交易，我们就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的新路。 （责任编辑 姜懿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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