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研究》-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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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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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思超范子杰

摘要?中国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时间位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时期。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的税率区间，因此实际执行的税率存在优化的空间。虽然征收环境保护税是为了达成环境目标，但是该项税收同样可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目标。本文拟对环境保护税这一市场化的环境政策价格工具进行优化，从这一崭新研究视角切入，探讨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原则，以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方法基于一个包括企业、政府和消费者的世代交替模型，各经济主体进行分散化决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政府向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且治理污染，消费者的内生寿命受到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的共同影响。根据市场均衡条件，本文得到描述物质资本和污染存量动态变化的非线性差分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解析证明和数据模拟。研究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无法同时实现经济产出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抛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策思路，转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為目标确定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政府提高环境保护税率，可以实现由经济产出最大化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转变。第二，相较于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转移路径上会造成各主要变量较小的波动，并用一定的经济产出换取更多的物质资本、更优的环境质量、更长的人均寿命、以及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支持了前述政府需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结论。第三，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基准模型中的数值为1.96，但污染物的异质性会影响最优税率的数值。污染物较低的自然扩散速度、较严重的健康损害程度、较高的治理技术水平都会提高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体现发展理念的转变。第三，促进医疗卫生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人民福祉;环境保护税;内生寿命;世代交替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0）01-0057-10?DOI：10.12062/cpre.20190816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以2010年不变美元计算，中国2017年的实际人均GDP为7 329美元，而同期的世界平均数值为10 634美元，中国在186个有数据可查的经济体中位列第81名。高速的经济增长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以PM2.5作为污染衡量指标，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00个城市中有58个位于中国。而环境污染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仅在2010年中国就有135.7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1]。因此，中国既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经济增长形势，也承受着沉重的环境保护压力。关于经济和环境关系的处理，中国过去将经济增长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而相对忽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过，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主题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中，“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不容忽视，而人民群众的福祉则是平衡“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者的出发点。所以，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同时达到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程度是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要将上述基本原则落到实处，则需要政府合理地运用现有的环境政策工具。2016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18年1月1日，中国停止征收排污费并开始全面实施《环境保护税法》。2018年10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对《环境保护税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每单位大气、水、固体污染物以及工业噪声的应税税额，其本质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价格工具对环境污染进行规制。不过，《环境保护税法》对大气和水污染物规定的是应税税率的范围，每污染当量的税额范围分别为1.2～12元和1.4～14元。税率范围的规定为各地区制定具体适用的税率预留了弹性空间，本文因此对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进行研究。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是什么？为了研究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文本需要研究第二个问题是，环境保护税率最优的标准是什么？虽然《环境保护税法》的第一条说明制定该法律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但是政府仍可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环境保护税法》的制定和实施正好处于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因此环境保护税率最优标准的制定也需要政府的工作思路发生相应转变。本文接下来围绕两个主题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一是研究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模型选择，二是环境保护税率最优标准的设定。

1?文献综述

文献回顾的第一个主题是刻画经济与环境相互动态影响的经济增长模型，对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研究依托于此类模型。一方面，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影响，因为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会不可避免地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从而造成环境质量的下降。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环境污染通常被处理为经济活动的副产品[2]，也可以经过数学变换被等价地处理为必要的生产要素[3]。另一方面，环境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现有文献主要沿着两条思路描绘环境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一条研究思路以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模型为基础，将环境因素（环境质量或者污染）直接纳入生产函数，刻画环境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4-6]。这类研究缺少环境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并且无法将传导机制直接纳入模型。但是，如果将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着眼点由全要素生产率转移至生产要素的积累上，那么健康就可以作为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被直接引入经济模型。反映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是预期寿命[7]。污染通过影响预期寿命进而影响生产要素积累这一传导链条已经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因为污染会缩短人类的预期寿命[8-9]，而人们由于预期寿命缩短会选择减少储蓄[10]，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由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模型假设典型家庭永续生存，所以无法融入“寿命”的概念，也就无法进而分析“环境—寿命—资本生产要素”的因果关系。

另一条研究思路为了刻画环境因素影响预期寿命进而影响物质资本要素积累这一机制，在Chakraborty[11]发展的内生寿命世代交替模型中加入环境因素[12-13]。由于典型消费者在青年和老年两个时期存活，而老年时期的寿命被设定为环境因素的函数，所以环境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寿命改变消费者在青年时期的储蓄行为，影响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不过，现有研究还存在向前推进的空间。在肖欣荣和廖朴[12]的模型中，寿命函数取决于污染治理投入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由于污染作为总产出的副产品被隐含地处理成一个流量，所以增加总产出会缩短寿命。这样的建模方法既抽象掉了经济产出增加对寿命的积极影响，又忽略了污染的累积效应对健康造成的损害。由于污染流量使污染存量增加，污染存量增加才是缩短寿命的原因，所以在模型设定中将污染区分为流量和存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廖朴和郑苏晋[13]将环境因素设定为寿命函数的唯一决定因素。由于壽命不仅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人均产出的正向影响[9]，如果不考虑人均产出的正向影响，那么根据模型推导出的最优环境保护税率将会被高估。以上讨论说明，将寿命设定为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的函数才更贴近现实。

文献回顾的第二个主题是环境保护税率最优标准的设定。以往的研究表明，政府征收环境保护税会对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动态作用产生影响，因此环境保护税收可能具有双重红利[14-15]，即在减少污染的同时也促进经济增长。不过，如果同时考虑环境保护税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那么可能存在着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关于“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设定，以往的文献根据以下两个标准展开研究。一部分研究寻找一个税率水平从而最大化模型在稳态上的经济产出[13]。提高环境保护税率对经济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会促使企业为了减少污染排放而降低经济产出。另一方面，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会改善环境质量，人们由于寿命延长而增加储蓄，这样就支撑了更多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了经济产出。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平衡其对经济造成的正反两方面的边际影响，从而最大化经济产出。最大化经济产出的标准与中国过去高速增长阶段的目标相契合，但是在当今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强调经济产出最大化的环境保护税率并不一定适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另一部分研究则寻找一个环境保护税率从而最大化模型稳态上的社会福利[4，16]。不过由于模型设定中福利目标与经济目标存在一致性，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也会最大化经济产出。比如，在刘凤良和吕志华[4]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典型消费者的瞬时效用函数取决于消费和环境质量。当模型处于均衡增长路径上时，消费的增长率等于经济产出的增长率，而环境质量保持不变。所以，最大化瞬时效用增长的环境保护税率也势必最大化经济增长。

事实上，多数文献没有对经济产出目标和社会福利目标进行区分和对比，仅少数文献指出最大化经济产出和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公共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17-18]。在 Fullerton 和 Kim的模型中，典型家庭永续生存，而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来自环境质量对生产造成的外部性[17]。在 Wang 等人的模型中，典型消费者生存两个时期，而环境对经济造成影响是由于污染增加了典型消费者的发病率，这进而改变了典型消费者的储蓄行为[18]。虽然采用的理论模型以及环境对经济造成影响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两篇文献都得到了公共政策的经济目标和福利目标不一致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区分最大化经济产出和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这种区分涉及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环境政策制定思路的变革，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很好地服务于人民福祉。

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内容还与讨论实现高质量发展途径的文献紧密联系。高质量发展需要用一个全面性的战略统筹多元政策目标，因为各政策目标有可能相互冲突[19]。这个全面性战略的原则应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这个原则还涉及发展理念的转变[20]。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需解决中国市场化调控工具尚不完善的问题[21]。在本文的模型中，经济变量和环境变量此消彼长，所以本文以人民福祉为原则确定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无法同时实现最大化经济产出和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目标，说明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转变工作思路的必要性。环境保护税在本质上属于环境政策当中基于市场机制的价格工具，因此本文研究最优环境保护税率是对完善市场化政策工具的理论贡献。通过优化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政策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条研究思路，在现有文献中仍是空白。

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的创新点有三个：①本文区分了污染流量和污染存量，按照 Varvarigos[22]的方法将寿命设定为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的函数，并假定寿命随污染存量缩短、随人均收入延长。通过设定更加贴合现实的寿命方程，本文可以得出更加合理的最优环境保护税率。②本文采用与 Wang 等人[18]类似的世代交替模型，但却假设污染存量影响寿命而非发病率，同样发现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环境保护税率不能最大化社会福利。该结论的原因可以解释如下。社会福利同时取决于典型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寿命长度。污染存量降低可以提高寿命，那么消费者享受同样消费水平的时间更长，社会福利水平越高。尽管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环境保护税率可以从消费和寿命的角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但却忽略了污染存量对寿命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所以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环境保护税率不能最大化社会福利。因此，本文从崭新的角度和方法充实了 Fullerton 和 Kim[17]以及Wang 等[18]的结论，说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政府转变环境政策制定思路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应该抛弃为了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思路，转而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作为环境保护税率最优的标准。③本文对环境政策的市场化价格工具进行优化，并创新性地从这一研究视角切入探讨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关系的原则，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模型構建

在本文所建立的内生寿命世代交替模型中，时间是离散的（t=0，1，2，3，…），企业、政府以及消费者进行独立决策。本文接下来分别描述企业、政府和消费者的行为，根据均衡条件求解刻画物质资本和污染存量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差分方程，并由此讨论最优环境保护税率。

2.1?企业

2.2?政府

政府的环境政策，包括环境保护税收和污染治理支出，可以影响环境变量。关于如何将环境变量纳入模型，本文考虑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文献采用了非线性的环境自我恢复方程[13，17]，即随着环境质量的提高，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先上升后下降。另一些文献采用了线性的环境自我恢复方程[22，24-25]，即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与环境质量成比例关系。非线性的环境自我恢复方程主要被用来描述生态系统比如鱼群数量的变化[26]，而将其用于描述环境系统的变化则略显牵强。以湖泊中的水污染为例进行说明，非线性的方程意味着当水污染分别处于较轻和较严重的情况下，湖泊水质量的自我改善能力是相同的。所以本文认为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是线性的，不仅易于技术处理而且贴近现实世界。另一方面，环境变量既可以用环境质量也可以用污染存量描述，两者是环境变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考虑到实证研究关注的是污染对健康的影响[8-9]，为了保持与实证证据一致，本文选取污染存量来代表环境变量。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本文关于政府行为和污染存量的假设如下。政府对每个单位的污染排放量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获得的财政收入用于污染治理。用Rt表示政府用于治理污染的财政支出，本文假设政府在每一个时期都保持收支平衡，所以Rt=τPt。政府用于污染治理的财政支出可以消除的污染存量为At=A（Rt），本文假设A′（Rt）>0，A″（Rt）<0。用zt表示第t期环境中的污染存量，由于企业进行生产会向环境中排放污染从而增加污染存量，而环境的自我恢复以及政府的污染治理都可以减少污染存量，所以描绘污染存量动态变化的差分方程为

2.3?消费者

2.4?模型的均衡

3?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解析比较

根据前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设定存在两个标准，一是最大化产出水平，二是最大化社会福利，而以往的研究很少对两个标准下的最优税率进行区分和对比。那么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是否可以同时满足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在中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政府没有调整环境保护税率的必要？本文指出，最大化产出水平和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并非一致，因此在中国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当下，政府应该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最优税率的制定标准。这一部分将解析地证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实现经济产出最大化的两个税率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最大化稳态时人均产出水平的环境保护税率^τ并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成立，即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τ不等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税率τ*，这个结果呼应了Fullerton 和Kim[17]以及 Wang 等[18] 的发现，同时也是本文的重要结论之一。由于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环境政策的设计思路也应该相应地由产出导向转变为社会福利导向，将最大化社会福利的τ*设定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最优环境保护税率。

4?数据模拟

4.1?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数据模拟结果

由公式（15）?（19）以及稳态上的公式（13）可知，每一个环境保护税率τ都对应着一组在稳态上的经济产出、社会福利和污染存量。根据上文给出的函数形式和校准后的参数，在图1中分别绘制了取对数后的经济产出、社会福利以及污染存量关于环境保护税率的函数。在图1中，实线代表每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所对应的社会福利

最大化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的两个环境保护税率和将环境政策划分为三个区间。无论税率处于哪个区间，随着税率的提高，污染存量始终下降，这也说明征收环境保护税可以通过促使企业减少生产中的污染排放有效地遏制环境质量的恶化。但是对于不同的环境政策区间，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随税率变化的方向并不一致。在环境政策区间，随着税率的提高，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同时提高。这个区间揭示了环境政策可以产生“双重红利”的作用，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不但可以改善环境质量，而且可以提高经济产出。如果政府在这个环境政策区间设定环境保护税率，那么税率设定过低，税率还有继续提高从而使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继续提高、污染存量继续下降的空间。在环境政策区间，随着税率的提高，经济产出逐渐下降而社会福利逐渐上升。这样的结果其实揭示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时中国环境政策调整的思路。在该政策区间内，政府可以通过逐步调高环境保护税率，以一定的经济产出换取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最终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环境政策区间，随着税率的提高，虽然污染存量继续降低，但是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也同时降低，说明税率设定过高，环境保护过犹不及，经济产出的过度下降给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环境质量改善带来的正面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环境保护税率不仅会对环境质量造成影响，而且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影响。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保护税率的政策制定上，不能只关注环境单一维度目标的实现，也要关注经济和社会维度的目标。

4.2?转移路径的模拟结果

出的共同影响下，寿命小幅下降。由于更低的产出水平带来了更低的消费水平，所以社会福利降低。

第三，污染治理技术水平γ越高，那么政府在保持预算平衡的前提下需要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原因在于更高的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可以减少用于污染治理的财政支出，而预算平衡意味着政府需要相应地减少财政收入。这部分财政收入来自对每单位污染排放量征收的环境保护税率乘以污染排放量，根据公式（6）可知，污染排放量关于环境保护税率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1，所以政府设定更高的税率可以减少向污染排放量征税所取得的财政收入。政府征收更高的环境保护税率抑制了企业对污染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而降低劳动的边际产出和工资水平。不过，污染存量的减少小幅延长了寿命，典型消费者仍然增加储蓄，这样就带来了更高的资本水平。污染和资本生产要素此消彼长，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不大。由于寿命增加，社会福利也相应提高。

5?结论

经济与环境两者相互影响。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产生污染，从而造成环境质量的恶化。而环境质量的恶化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是对这一关系的生动论述。中国自2018年1月1日起开始全面实施《环境保护税法》，在环境政策中引入市场化的价格工具协调好经济与环境两者的关系正是中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研究环境保护税率的优化问题，有利于完善中国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工具，从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探讨实现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的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以健康作为纽带分析环境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而作为健康维度之一的预期寿命是研究热点之一。实证研究表明，污染会缩减预期寿命，储蓄随之减少，物质资本的积累因此受到影响。本文在 Chakraborty[11]内生寿命世代交替模型的基础上，参照 Varvarigos[22]的设定，将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同时引入寿命函数，扩展和改进了肖欣荣和廖朴[12]以及廖朴和郑苏晋[13]所采用的模型，从而使最优环境保护税率更趋近于现实世界。通过解析证明和数据模拟，本文得到以下三点结论：①在模型稳态上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环境保护税率不同于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如果政府将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环境保护税率逐步提高至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那么可以用经济产出一定程度的降低换取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②通过比较两个税率下经济变量、环境变量以及社会变量从非稳态向稳态随时间变化的转移路径，本文发现在转移路径上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比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税率对各主要变量造成的波动更大;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税率造成资本、寿命和福利先低后高，而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造成资本、寿命和福利先高后低;环境保护税率在经济与环境两者之间起到一个“跷跷板”的作用，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税率以经济产出换取环境质量，而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以环境质量换取经济产出。③污染物技术参数的异质性会影响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数值。本文计算得到基准模型中最优环境保护税率为1.96，在此基础上，本文发现污染存量扩散速率越慢，污染存量对健康的損害程度越严重，污染治理技术水平越高，最优环境保护税率都会相应提高。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①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在《环境保护税法》的第一条中，征收环境保护税是为了保护环境。但是中国各级政府在确定具体环境保护税率时需要明确，征收环境保护税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从提升人民福祉的原则出发协调好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新常态下的高质量发展。②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体现发展理念的转变。由于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无法同时最大化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所以中国各级政府需要在经济产出和社会福利两个目标之间做出取舍。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时期，环境保护税率也需要相应地从最大化经济产出的水平提高到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水平，这反映了从“为了增长而增长”到“为了人民福祉而增长”的发展理念转变。③促进医疗卫生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本文的模型涉及三个技术参数，污染存量的扩散速率、污染存量对健康的损害程度以及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其中政府可以对后两个参数产生影响。作为征收环境保护税的配套措施，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医疗卫生和污染治理技术研发等方式，降低污染对健康的损害程度，提高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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