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业的经济管理方式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机制 |
| 范文 | 康鑫 〔摘要〕民国时期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民营出版业，推进它们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其产业化的经济管理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造就了集同人、作者、股东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作家。其次，采取书刊并重的产业融合方式，为现代文坛提供多种发声渠道。第三，市场意识强烈，走专而精的道路，影响了现代文坛流派的并立。 〔关键词〕民国； 出版业；经济管理方式；中国现代文学；文学生产机制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5-0045-06 早在晚清，借助于现代工业技术的民营出版业就已经开始孕育并崭露头角，其发展速度较之于当时占出版业主流的教会出版机构和官书局要迅猛得多。当时的民营出版业多为独资或合资企业。股份制的资本组织形式在民国初期之后成为民营出版业资本组织形式的主流，它们善于积极吸纳外资，实行中外合资形式。与此同时，相关出版法律制度颁布，行业协会、 组织相继成立，出版行业整体法律意识增强。在市场化运作上，注重企业赢利，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图书发行量，重视图书出版的广告宣传。在出版社内部管理上，实行稿酬制度，设立分工明确的下属部门，比如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等机构，专人专职。民国时期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民营出版业，推进它们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其产业化的经济管理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一、多样股份制融资方式 与现代作家的多重身份采用灵活多样的股份制融资方式是当时很多民营出版社扩大再生产的第一步。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造就了集同人、作者、股东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作家。而大资本与小资本的出版社采用的股份制融资方式也有所差异。早在晚清，商务印书馆便广纳多方资本以扩大自身规模和生产。比如，1903年吸收金港堂日方资本；1905年，将增资十万中的三万供“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生意者，和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者”〔1〕认购，吸引了当时的学术界名人如罗振玉、王国维、严复、杜亚泉等入股加盟。这样拥有大资本的出版机构聚合起了当时文学界、学术界、思想界一批最为顶尖的作家和学者。这无疑成为商务印书馆最具品牌效应的文化资源。正是在此种办社传统之下，一向重视吸引和培养人才的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现代文坛和现代出版界培养输出了许多优秀作家和出版人。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都曾经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之后，民国时期多家著名书局的创办者均有在商务印书馆供职的经历，如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芳、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大东书局创办人吕子全等。 另外一类资本管理方式是以作家集资或以稿酬入股方式创办的出版社。民国初期虽然民营出版业逐步繁荣，但企业规模和资本力量相差悬殊。对于一些中小资本企业来说，资金募集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张静庐在回忆现代书局准备改革之前时的情景时写道：“踏进现代，各部分的现状，距离我的想象差得太远了。就连普通商店里的一切起码条件都不具备，每天读到几十封读者寄来的责骂的信，各式各样离奇的话都有听到。货栈里堆满着满房子不能销去而封面还是崭新的过期杂志和新书。一切都无从下手，经济的窘迫又使你无从提出什么大小革新的计划。惟一先决条件，要从招募股款入手。有了钱，才有办法。”〔2〕改革之前的现代书局在经营管理上施行总经理批准制，无论出版发行还是资金运行，所有权力都由总经理一人决断。由此，造成书局人员任用随意，不论才具，谁能更好地趋迎总经理的意图，谁就能居于重位。张静庐执掌现代书局后对书局的管理制度约法三章：第一，总编辑具有独立的工作权限，按照出版长远规划执行职责；第二，进一步扩大运营资本，施行股份制公司；第三，人事任免需根据个人才能高低，不能任人唯亲。如上所述，中小资本如果想要通过资本运营促进其长效发展，完善自身的组织机构，培育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变得尤为重要。对于出版社来说，固定的、高质量的作者群无疑是其核心竞争力。文学生产力的提高，既受出版者资金和设备的制约，也受作家队伍数量和质量制约。如何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相对固定的作者群，打造属于自身出版物的品牌特色是中小资本出版社发展壮大的核心问题。于是，利用出版社拥有的作者资源，以作者稿酬作为股金，使其成为出版社的一分子成为当时一些出版社的权宜之计。1926年4月1日创造社出版部宣布成立，同时制定“创造社社章”九章三十一条。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作者集资办社：“依时缴纳社费者均为本社社员，入社时须缴纳入社金三圆、常年费二圆。二年以上不缴纳社费者，经总社执行委员会议决后，追缴本社证书及徽章。”〔3〕除了集资办法的详细规定外，出版部还设有分工明确的各个管理部门。对于出版发行设有总务、编辑，对于资金的管理专门设立会计委员会。完备的机构设置、明确的资金运营方式使创造社成为一个具有相应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股份制企业。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新月书店。1927年，以作家入股集资的方式，新月书店得以创办。新月书店总共募集资金两千银圆，其中每个大股一百银圆，小股五十银圆。书店管理机构的主要职务为董事长、总编辑、财务主管，分别由胡适、徐志摩、张嘉铸担任。此外，作者直接出资入股的另一种变通形式是作家以稿酬入股。这种融资方式以开明书店为典型。当时的开明书店旗下聚集的作家既有年轻的文坛新秀，也有资历老、名气大的大牌作家。开明书店鼓励这些作家以稿酬或版税直接作为股金入股。汪静之的诗集《寂寞的园》在开明书店印行出版，诗人将应得的稿酬全部抵充书店股金，作为对开明书店的投资。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出版后，从版税中分出1万元，投资开明。“当时出版界还没有抽版税的先例，然而对于著作品的所有权当然应该划分得清清楚楚。那时书店的习惯法，凡是出了薪水的编辑员，在编辑所工作时间内所做出来的文章，其版权似乎都属于书店的。（一般较大的书店也是如此。）所外的属于作家自有，仍可以另外作价卖给自己的书店出版。”〔4〕作家以稿酬入股的融资方式，对于作者群体小、出版书籍种类单一的中小出版社来说，一方面可以增强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巩固固定的作者群；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企业发展的经济压力。这无疑使作家、出版社、市场三者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造就了中国现代作家集同人、作者、股东三种身份于一身的多重身份。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气质特征。当多种身份统一在个人身上时，不同身份的特质最终会影响到个人的整体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也是我们在解读众多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文化选择时时常感到困惑或者矛盾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这也是造成民国作家复杂的精神状态的原因之一。同时，中国现代作家与出版社、市场三者的利益一体化也意味着出版业的知识分子职业化的成熟。股份制运用契约将作家与出版社连接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通过契约性质的合作关系，实现智力劳动与金钱的交换，出版社的赢利目的与作家的智力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也意味着作家有为出版社工作的义务，这与作为报刊编辑而业余为副刊写小说不同的是，业余的写手成了具有另一种身份的作家。作者与其创作的作品有了更为独立、密切、自足的关系。作家个人对作品享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作为作家的身份意识得以确立，为作家的职业化提供了心理以及物质上的保证。 二、书刊并重的产业融合方式 与现代文坛的多种发声渠道出版业的兴盛，为文学的生产、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民国时期民营出版社采取书刊并重的产业融合方式，为现代文坛提供了多种发声渠道。《民国时期总书目》副总编辑邱崇丙曾对民国时期全国出版的图书种类进行了系统统计，如下表所示： 从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层面来看，上述两种出版经营模式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图书出版、发行的成本，在提高出版社赢利上起到了显著作用。以上述第一种形式为例，无论在降低出版社经营成本，还是对于文坛新兴作家的培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小说先在报纸副刊连载，后又出版单行本。因为，书稿是现成的，不必另付稿费，本轻利重。一时间，小说报刊、小说书籍大量出现，使报刊连载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成为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方式。1930年张恨水创作的《啼笑因缘》开始在《新闻报》上连载。小说连载后，受到读者狂热追捧。当时，《啼笑因缘》一度成为上海市民见面时的谈资，谈论故事人物的性格喜好，预测故事的结局，很多平时不看报纸的人，也因为小说的连载开始订起报来。报纸广告来源随之大增，许多客户为了吸引更多眼球，纷纷要求把广告尽量安排在与张恨水小说靠近的位置。目睹了《啼笑因缘》巨大的市场需求，严独鹤与《新闻报》另外两位编辑，紧急成立“三友书社”，抢先取得了小说《啼笑因缘》的出版权，于1930年出版小说单行本。这种专为一本书而组建出版社的现象，恐怕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之又少。单行本出版两年后，三友书社在《新闻报》刊登小说的销售启事： 张恨水先生所著之《啼笑因缘》，为近十年来小说界之惟一杰作，出版以还，销去五万余部，突破出版界之新纪录，此则非唯恨水先生出诸意外，即敝社同人，亦非初料所及也。〔6〕 小说的热销为出版社赢得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报刊连载小说背后是报人小说家这样一个特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从晚清到民国，报人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一类知识分子之所以拥有极大的文化影响力，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随着现代报刊传媒兴起而建构起的言论空间。而报人小说则是这批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新型的话语空间。晚清民国时期的报人小说依托于媒体存在，因此，无论是报人作家的职业身份、创作资源，还是媒体的市场化生存方式，甚至报人作家的讲述方式都决定了报人小说在现代文坛上的独特意义。 另外，书刊双向并重的经营模式有益于缓解出版社资金短缺的状况，为出版赢利创造条件。1930年代中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工商业遭到极大破坏，都市市民购买力下降，农民农业凋敝。面对读者市场的萎缩，出版业不得不对出版经营策略做出及时调整。张静庐在谈到上海杂志公司成立的初衷时说道：“因为各业都在不景气的氛围里，书店也不能例外。书业的出路只有学校用书、一折八扣标点书、杂志三项尚可存在。……农村的破产，都市的凋敝，读者的购买力薄弱得很，花买一本新书的钱，可以换到许多本自己所喜欢的杂志。讲到钱，杂志这一项买卖，当然不是生意经，也许还要亏本，但是为事业前途的发展，为文化运动的普及，杂志倒是可为而不可为的出版事业。”〔7〕上海杂志公司无论在公司名称上还是最初的公司经营定位上都是以经营杂志为主，但是在其经营的头五年间走的却是书刊并重的出版路线。书店根据时局需要适时调整自己的出版方向，有时以出版新书为主、刊物为辅，有时以杂志为主、出版新书为辅。在这种灵活经营的策略下，短短三个月便有了九千六百元的盈利，与当时另外几个有实力的书店相差无几。经济危机造成读者购买力下降，即便杂志比图书便宜得多，但是消费者仍没有余钱多买杂志，因此图书公司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维持公司基本的资金运转和人员开销的收支平衡。“当良友图书公司将这一期《良友》出版后三天之内，决不批发给同业的，除非是到他们市上去零买。零买要照实价计算，不折不扣。为要快到，我们就不恤以实价四角一本，向他买来，立刻在公司柜上卖给读者，仍照向例九折收款，这样做，卖去一本，亏本四分。这就是亏本的实例，但是‘快到底实现了。”〔8〕在经济不景气、读者购买力下降的时期，书刊并重的出版策略在资金流通的周期、低廉的成本运用上无疑都显示出了优势。 同时，很多书店也因为印行各类文学期刊在文坛赢得了声誉。早在晚清时期，商务印书馆就在书刊并重的经营策略下先后刊行过许多著名的文学刊物。1903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成为晚清四大文学刊物之一。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大型综合性期刊，现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首先刊登其上。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1921年改版成新文学刊物后又出版《小说世界》，将原来《小说月报》的通俗文学作家继续网罗旗下。1923-1925年间商务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后来并不专注于新文学书籍的出版，只持续出版一本纯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并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商务印书馆大力推出的这些文学刊物，对晚清直到五四新文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多中小资本出版社采取书刊并重的经营策略打开了在现代文学市场上的生存之路。改革之前的现代书局由于资金有限等原因，渐渐与市场脱节，陷入经营困局，后出版社考虑到上海并没有比较有声誉的文艺刊物，决定立刻出版一种纯文艺刊物，于是《现代》应时而生。由施蛰存担任主编的《现代》成为容纳三十年代现代文坛各方声音的成功之作，其出版后销量达到一万四五千份，提高了现代书局的声誉。同时，现代书局旗下另一个著名刊物是叶灵凤主编的《现代小说》。由于现代书局在经营策略调整之后出现的经济转机，书局的声誉和营业量都有了很大提高。三十年代，现代书局已经发展为全国范围内具有很高声誉的纯文艺书店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生活书店因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同时印行《生活周刊》《妇女生活》；良友图书公司发行的制作精美的《良友》；金屋书店的《金屋月刊》；新月书店印行《新月》；中华书局的《中华小说界》；世界书局印行的通俗文学刊物《红杂志》《侦探世界》《快活》。时代图书公司在鼎盛时期拥有九大装帧精美的刊物：《时代》画报、《论语》、《十日谈》、《时代漫画》、《人言周刊》、《万象》画报、《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上述九种刊物出版日期不一，所以每隔五天时间时代图书公司便有两种杂志出刊。更为突出的例子是，仅上海书店一家就在三十年代中期以每天出版一种杂志的速度，印行了大约20份杂志。书刊并重的经营模式使短时间内文学杂志、期刊大量出现，繁荣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类型杂志、期刊可以针对不同读者群进行相对定向的传播，为类型化的文学生产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专而精的出版路向 与现代文坛多个流派的并立民营出版业市场意识强烈，走专而精的道路，影响了现代文坛流派的并立。民营出版业的企业化经营模式决定了它以市场需求谋生产，按市场规律谋发展的意识。据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记述，民国时期，读者对书籍种类的阅读有一个大致的走向。民国初年是中国文坛“礼拜六派”最活跃的时代。这一时期，通俗文学在出版物势头上确比新书业强劲得多，无论杂志和书籍的销行也比新文学书籍更为广泛。新书业的读者群在这一时期还未形成，读者市场有限，经营不景气，整体新书业处于难以维持生存的境地。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文学作品的思想意识表现出趋向一致的抗战意识与情绪。具体而论，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盛行的文学种类又各不相同。 根据不同时期的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出版路线是当时民营出版社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体现。世界书局原本由沈知方独资经营，后来随着营业规模扩大，1924年改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此后，书局管理层在经营方针上强调赚取利润，为此书局将出版方向瞄准了当时广受市民阶层喜爱、拥有庞大阅读群体的通俗小说，以此确立了其在民国时期通俗文学出版市场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尽管有些民营出版社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但它们整体的运作模式是市场运作机制。1941年日伪政权印发的调查报告《上海租界内中国出版界的实况（二）》写道，抗战前三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保持着与国民党的关系，又采用有利于自己的出版方针，……它大体上维护着政治统治，又不出版富于激进的带有煽动性的书籍”。〔9〕 “在上海，文化生产的多变局面，使出版商和书商即使在不利的政治气候下也有可能销售激进政治读物，其中一些企业家知道把资金投入左翼文学是在冒生命的危险，但常识使他们知道，激进政治刊物会畅销，他们的钱花的值。”〔10〕由此可以见出左翼文学流行态势背后的市场经济因素。小书局的代表现代书局在发展方向的调整上颇具特色。发展前期，现代书局强调走政治路线，以迎合革命文学潮流。由于现代书局老板与创造社的关系，前期书局出版了一批左翼出版物《拓荒者》、《大众文艺》、“拓荒者丛书”，因此被国民党查封并受其控制出版了国民党刊物《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现代书局发展后期，脱离政治意识形态，强调出版物的文学性，由此引领了又一股新的文学潮流。施蛰存记述道：“淞沪战争结束后，张静庐急于要办一个文艺刊物，籍以复兴书局的地位和营业。他理想中有三个原则，不再出左翼刊物，不再出国民党御用刊物，争取时间，在上海一切文艺刊物都因战争而停刊的真空期间，出版第一个刊物。”〔11〕根据战时特殊的文化氛围制定适合自身的出版路线，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保证出版物质与量双向提升。由此，纯文艺杂志《现代》创刊，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发行业绩，第一年的营业额从六万五千元上升到十三万元。 对市场的适应意味着出版物必须面对以大众为主体的广大读者群。由此，以印刷媒介为传播手段、遵循市场经济运作规律、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旨在满足大众消遣、娱乐需要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孕育而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运作、凭借现代传媒技术生存是大众文化的两个主要特征。为适应读者的需要，书报业对自身体式作出调整的例子不胜枚举：《小说时报》首先将长篇小说一次登完；《小说大观》首创小说杂志季刊；《小说月报》刊登的有奖征文广告，首开报刊征文先河；《礼拜六》根据读者闲暇时间，制订本刊的出版时间等等。以现代传媒为基础的大众文化具有完全不同于古典传统的传播方式，这也意味着必将衍化出一种全新的文化生态。新兴的商业都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殖民文化的共同合力下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城市中，雅文化没有在普通城镇居民中形成稳固的文化心理模式，因此，随着商业繁荣，以娱乐、休闲为主要特征的通俗文化很容易为市民阶层所接受。上述这些原因决定了这种文化本身所具有鲜明特征。首先，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为根本目的大众文化，为了寻求最大数量的接受者，必然在审美趣味上做出策略性的选择。那种极端化的“雅”与“俗”都不符合市场运作机制。作家必然会在“雅”、“俗”之间寻求一种审美趣味的平衡，以赢得更多的读者。其次，大众文化的主体——现代大众，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拥有各异的文化身份和审美趣味，任何单一的文化趣味都无法满足多元的文化需求。大众主观的文化需求在客观上弥合了“雅”、“俗”文化的界限。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同样影响了现代文坛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 四、小结 综上所述，对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传播、消费而言，经济因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观察维度。民国出版业借助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支持和自由灵活、以市场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方式而获得发展。1920年代各种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新兴知识阶层开始投入文化自由市场，从而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具有现代化设备和现代管理、运作制度的出版业成为一批松散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空间，聚合的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又成为商业文化市场助力。它们互助、互补、共赢，成为最基本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一大批知识分子在著书与出版活动中找到了精神与物质的最有力的依托。民国出版业既诞生了如陆费逵、王云五、张元济这样的以出版为自我安身立命事业的出版家，也有如叶圣陶、巴金、郑振铎、邹韬奋这样身跨作家与编辑两大领域的精英，还有如鲁迅、胡适、茅盾、顾颉刚这样集学者、作家、教授、出版人于一身的现代文学主将。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海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加入到出版行业，构成出版业一道独特的风景。以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构成为例，旗下的编译所留学生比例高达1/4。不同学养背景的知识分子通过著述活动，成为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同时他们通过自身的出版活动为中国现代文学投注了精神特征和理想色彩。 〔参考文献〕 〔1〕商务印书馆九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42. 〔2〕〔4〕〔7〕〔8〕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9，65，107，111. 〔3〕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创造社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1. 〔5〕邱崇丙.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M〕//叶再生，主编.出版史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173. 〔6〕新闻报〔N〕.上海，1933-01-30. 〔9〕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7. 〔10〕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宋伟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314. 〔11〕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J〕.出版史料，19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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