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
| 范文 |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已成为当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它既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存续，也关乎乡村地区重构与建设的成败，进而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均衡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村落由于快速城市化、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转型等原因，目前面临着自然衰退、空心化、文化断裂、价值观失落等棘手问题。尽管已经积累了多年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但是学界与政府仍难提出切实可行的保护与利用指导理论和实践方案。本期笔谈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支撑，以“跨学科沙龙：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存续”的学者为核心群体，围绕“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这一主题展开深度的、跨学科的探讨，以期开启更加多元的理论建树和实践创新。 传统村落：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 孙九霞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Doi： 10.3969 / j.issn.1002-5006.2016.12.001 一、我国传统村落面临严峻的存续危机 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农村地区的传统村落陷入了一系列的发展困境。一方面，传统村落大多年代久远，位居相对偏僻、落后地区，长期以来的人口外流和空间荒废导致大量村落出现“空心化”与“自然衰退”，村落发展主体缺失，造成村落的“文化失落”。另一方面，不科学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开发导致“建设性破坏”和“开发性破坏”。不恰当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导致农村土地被强行分割、农村民居拆迁、自行无序建房，使得乡村格局改变、村落特色丧失。而GDP导向的政绩观引致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价值，导致一些村落的旅游开发过度或不当，破坏了传统村落的建筑与整体和谐的人居环境。此外，保护制度与法规体系不完善造成“政策缺失”与“控制乏力”。传统村落的价值长期未得到充分认识，缺乏有针对性的、严格的保护政策。 因此，传统村落正面临着建筑与人居环境等物质文化破坏、村落的非物质文化衰落、社区治理与制度建设缺位、可持续发展受阻、保护与利用冲突等多重问题。外在因素的负面影响和内在主体性的破坏共同侵蚀着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由此，深化传统村落的理论思考和保护工作的实施路径就显得迫在眉睫。 二、传统村落的概念内涵与理论进展 1. 概念界定与内涵解读 从地理的概念上来说，村落是人类分散的或集中的，长期生活、繁衍在一个边界清楚的固定区域，是农业社会从事生产的人群组成的单元空间。费孝通先生认为村落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功能单位”。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于把历史遗留下来的村庄叫作“古村落”。作为“聚落”的一种形式，它主要体现村落的古老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由于古村落类型丰富、数量众多，政府和学术界长时间以来未曾对其统一定义。但“古村落”的名称广泛用在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中，得到了普遍认同。2011年，中央四部委在征求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将判断传统村落的重点放在其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地域特色方面，将“古村落”的概念延展为“传统村落”，并明确提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这一界定是作为组织开展传统村落调查、遴选、评价、界定、登录和制定保护发展措施的基本依据，是一个新的概念。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体现在现存传统建筑风貌完整、村落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等方面。与古村落的概念相比，传统村落的概念更能体现村落对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和整体传承性，在体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上更贴切、深刻。“传统”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1。我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农业大国，用“传统”一词修饰村落更能反映村落的历史延续性和农业文明的特性。 2. 不同学科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研究 村落一直以来都是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建筑学、旅游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比较而言，民族学和人类学较为注重对具有典型性的村落进行个案研究，关注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村落组织、村际之间关系、宗教信仰等，积累了丰富而深入的案例、方法论与理论基础。同时，越来越多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注意到，细致而微观的村落个案研究难以形成中观和宏观的社会理论，努力方向将是在“地方性知识”和“整体社会知识”之间找到结合点，建立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地理学对村落与民居的研究最初属于乡村聚落地理的范畴，偏重于地理环境对村落与民居的影响。之后的研究中对于村落的历史过程分析、空间状态之外的人文状态，即人地关系的关注尤其深入。近年来，随着国内对传统村落的重视和传统村落的评选，国内学者开始采用新的技术手段从宏观视角探讨传统村落的地理空间分布规律，但已有研究缺乏微观的解释。建筑学和城乡规划对传统村落的研究缘起于传统民居，经历了从民居建筑研究到村落整体研究的转向，研究视角主要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从单体民居到整体村落的物质技术层面的研究，其关注的核心最终仍是落在“建筑”的意义上，对传统建筑要素与人居环境的系统性分析十分深入。 旅游研究领域对传统村落的研究更多的是探讨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影响，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另外，国内外旅游研究者对于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涉及利益分配、能力建设、参与模式等多方面，为传统村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值得注意的是，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仅是旅游影响研究的分支，传统村落的社区参与也仅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一部分，相关研究并未强调传统村落的特殊性，即对于村落的整体性、系统性探讨不够。 综上所述，不同学科对传统村落进行过多面向的研究，在传统村落的价值、形态、演化、保护与利用等重要问题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案例素材和理论成果，并逐步成为一个问题导向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需要看到现有传统村落研究大多囿于单一学科视角，各学科提出的研究成果受限于自身的学科语言、思维视角和研究方法，学科间研究成果对话不足，学科间亟待进行知识整合；同时，地域研究不平衡，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尤其是未开发村落仍需关注。 三、跨学科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路径 西方国家对传统村落的重视早于国内，而其对历史地区及传统村落的保护也有一个不断认识深化的过程，同样伴随着对城市化进程中诸多问题（如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等）认识的逐步加深。1980年后，国内开始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问题予以关注，经历了从民间呼吁到学术界重视，再到政府相关保护组织机构的成立，传统村落的保护逐渐成为被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2012年年底，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就“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建设美丽中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明确了传统村落保护的原则，即坚持“规划先行、统筹指导，整体保护、兼顾发展，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政府引导、村民参与”。截至2016年11月，我国已公布4批传统村落名录，进入名录的村落数量已达到4157个。尽管已推出传统村落名录，但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仍刻不容缓。 学界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有效模式进行了多种研究视角的探索尝试。首先，社区保护理论视角，多是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从社区整体研究的层面来探讨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比如生态博物馆、社区营造等，为村落保护带来了新思路。其次，乡村建筑与景观保护视角，如有学者通过提出乡村建筑设计模型，讨论如何在传统村落中使新建筑与景观环境全面融合，诠释如何在少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同的需求；再者，旅游开发视角，学者们对于旅游开发之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意义褒贬不一，但笔者认为，适度的旅游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传统村落民居与传统建筑的保护和更新，促进传统文化、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与发展，同时促使村落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与强化。但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合理的、适度的和可持续的旅游开发才是正确的路径，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重视地方政府的规划和引导作用。此外，旅游开发并非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唯一路径，过度依赖旅游开发反而忽视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方式的多样性和针对性。 尽管保护与利用是不同学科在研究传统村落时均有所讨论的话题，然而不同学科在讨论同一问题时缺乏理论与方法的对话，因此相关成果也相对片面，缺乏跨学科视角下的理论与模式建构，往往出现“有视角而无模式”。如何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应对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挑战？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方式分别是什么？主体是谁？如何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如何在城镇化背景下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如此诸多问题都需要从跨学科的系统性视角，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旅游学、建筑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展开讨论，针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中的重大实践难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构建起合理有效的、多类型的保护与利用模式，如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型、艺术推动型、第三方介入（如志愿者组织、NGO）等，从而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寻找传统村落保护与全球化、现代化及城镇化发展的平衡点。 同时需要看到，已有研究对村落保护与文化传承主体关注不足，发展的逻辑往往因为背离生活的逻辑而使传统村落主体被搁置，学者的保护意愿大于村落主体的自我诉求，认识的错位使得传统村落的保护存在来自内部的障碍，保护理念难以落实。进一步研究需要强化对村落文化主体诉求的关注，在寻求二者的平衡中寻求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出路，从而构建具有地域和文化针对性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模式。 （作者为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16-11-30） 人类学观照里的“乡村”存续 范 可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00） Doi： 10.3969 / j.issn.1002-5006.2017.01.002 谈及人类学的观照（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必然涉及整体观。人类学上的整体观与马赫主义（Machism）有关系。该说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各部分间相互依存，彼此间存在功能关系。另一个来源是英法社会学上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其创始人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斯宾塞将社会比喻为生物有机体。社会各部门如生物体内的器官和系统，互相关联。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分工讨论中，提出“有机社会”（organic solidarity）的概念。整体观在他们两人的思想里实为不言而喻之预设。 这种整体性观照的后果之一，便是民族志实践中的全方位描述。但在今天看来，民族志整体观的基本预设时下是否有效是个问题。整体论的视野里，一个社会，或者社区，或者文化被视为一种有着边界的实体（bounded entity），或为整合的整体（an integrated whole）。它暗示与外界相对或者绝对的隔离，相互之间没有多少互动，预设着停滞和去历史化。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批评人类学的美国历史学派实际上是反历史的。从实践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只见结构不见“能动性”（agency）的取向。如果从这样的观照来看问题，当下语境中我们社会的“乡村”话语里的“乡村”就是这样一种“聚落”：“乡村”无疑是僵滞而非流动的。在此，流动应当被理解为物理性和观念性两个方面。前者或为人个体的流动，后者则是观念上的。在前工业化社会，个人的流动的范围非常小。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曾说，地方史涵盖的区域应当是一个人朝任何方向靠双腿行走两天之内的距离。他认为，前资本主义时代法国农夫基本终生生活在这样的方圆里。 观念性的流动指的是一个人是否易于接受外来事物，尤其是那些不同的观念、价值、思想等。一个物理性流动缺乏的地方，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较为保守，观念的流动性不太可能存在。人类学上关于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起源的假设中，有男女不平等乃因两性分工限制了女性的移动性，造成了女性缺乏视野和外在知识。 而见识多广是持续不断的部落战争所需要的，与男性相比，女性也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只是一种假设，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观念流动性的价值。 僵滞与流动一起成为话题应当是工业化之后的事。费孝通称传统中国社会为“乡土社会”。所谓乡土是文化上的概念，它源自农耕社会（agrarian society）。举凡我们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社会网络等，都带有很强的农耕社会之社区生活的痕迹。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不变是常态，而且在社会取向上有种对变的遏制。“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这种遏制的体现。前工业化社会都是阿波罗式的社会。工业革命和商业经济使这样的社会不再平静，“动”与“流动”遂渐为社会常态，农民（peasant）和有关农民的一切（peasantry）在这样的语境里成为了问题与课题。在这样的时空条件下研究农民成为了一门学问。 这一学问的主体与从启蒙思想孕育出来的现代主义农民观有所不同。后者把农民视为传统的代表。而传统在现代主义者的眼里象征着未经祛魅之迷信与落后的“过去”。孔麦隆（Myron Cohen）认为，中文里的农民一词是从日语中引过来的，而日语汉字的农民从英文peasant 而来。孔麦隆对中国现代主义者引进“农民”很有意见。他认为，“农民”入华与年轻的现代主义者之现代化诉求有关。他们需要有改造的对象以证明现代性与传统之截然两分。“农民”于是成了封建、落后、不文明的代表，他们与乡村一起成为了现代性的改造对象。所以，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建构了农民。 而在农民研究里，农民所指为生产仅是为了养家活口的人。他们的产品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所以，农民经济是一种生计（subsistence）。但是，与狩猎-采集等前农业时代的生计相比，自己自足的小农还受到了来自国家的经济和超经济剥削。许多传统中国乡民的生计状态的确如蔡亚诺夫所云。但农人们将一些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交换也十分多见。施坚雅（W. Skinner）甚至认为，成都平原各种集镇与村庄构成了彼此相连、呈六边形的网络结构。这种市镇之密集程度说明商品经济之发达。 由于他们首先是国家课税的对象，乡村的人们很难同外界真正隔离。而近代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ry）日渐消失之原因。但是，在与任何意义上的现代性接触之前，许多中国乡村居民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商贸活动。费孝通笔下的开弦弓村尽管已经因其缫丝业而间接地卷入国际市场，但这并非先有国际市场才有缫丝业。事实恰恰相反。然而，难道原有的传统缫丝业是为了家户自身生存而存在的吗？显然不是。正如不少学者早就指出的那样，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从这样的角度考虑中国乡村，农民这个概念确有探讨之必要。 由于“农民”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已经约定俗成，甚至成为日常话语中的词汇，因此，探讨这一概念无非是为了取得更有实效和更具深度的学术理解。总之，如施坚雅、费孝通、孔麦隆等人的著述所表明的那样，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rural）的确不是那种可以建构成一种现代性话语所期待的、与城市（urban）文明对立的某种存在。正如孔麦隆指出的那样，城乡截然两分诚为西方建构。传统中国社会在很多地方更像是雷德费尔德（Robert Redfield）所谓的“乡村-都市连续统”（folk-urban continuum）。另外，根据以上提及的诸位学者的研究，农民学意义上的乡村是否在传统中国广泛存在也值得商榷。他们笔下的乡村皆通过集镇连接成网，确如雷德费尔德所谓的“乡村-都市连续统”（folk-urban continuum）。folk 这个词精妙之处就在于揭示了在这样的连续统里，劳动力除了务农之外，还多有从事小手工业、工商贸易等。由是观之，传统中国的务农者诚如许倬云教授所说的“重商主义的小农”。 当今，“乡村”话题的重炙与这些年来政府对城市化的追求有关。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农村地区人口的净流出，使得不少乡村地区出现衰败的趋势。政府部门虽然对此也采取了措施。先是所谓的“新农村建设”，继而是“美丽乡村建设”，几个字的不同反映了公权力对社会变迁的人为干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脱离了现实的社会文化语境，包括与自然环境、条件相适应的具体条件，一味追求所谓的现代化新农村，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千村一面，反倒使现代性条件下持有最多传统和文化传承的乡村遭到破坏。“美丽乡村建设”的推出，当然带有纠偏的意图。它至少说明，那种以毁灭乡村为能事的“新农村建设”，在保持自身文化景观上如同饮鸩止渴、事与 愿违。 乡村似在时人的眼里十分凋敝，四处都是怀旧的挽歌。农民学意义上的乡村凋敝是必然的。然而，国内外许多例子证明，乡村依然存续着，尤其许多事关精神与心灵的文化传统尚在延续。如果从流动性的洞见来考察乡村，我们看到，当乡村在经济生活上的功能日渐弱化，其文化上的一些功能仍因传统主义的力量还有所传承。如何理解这些传承是当下乡村存续问题的关键之一。 如何理解乡村？现在依然是个问题。必须看到，乡村经济功能上的弱化并非不可逆。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是，当乡村重新在经济体里占据重要位置时，其人口中的大部分已经被城市所吸纳。因而，乡村问题实际上是城镇化的问题。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城乡之分实际上已经成为产业之分。虽说不同的产业所造成的人口聚落性会逐渐形成不一样的社区文化，但是，这并不妨碍一个事实，发达国家的所谓乡村是都市化的乡村。这里昭示了是否城市化，其实质不过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这样来看待我国乡村的未来，我们或许得考虑，留住乡村不是为了抱残守缺，不是为了留住“落后”，不是为了继续维持其作为现代性对立面的地位，而是如何在它赖于维系的经济被吸纳到现代经济之后，让它继续发挥家园和传承文化的作用。 （作者为该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16-11-30） 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的期待 ——以费孝通乡土中国思想研究为起点 方李莉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Doi： 10.3969 / j.issn.1002-5006.2017.01.003 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是一个以乡村文明为主导的国家，那个时候的中国乡村是富足的。80年前，费孝通先生到他家乡的开弦弓村做考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历史上，江村的农民并不是全靠农田来维系生计的，他们有很发达的手工业，他们所生产的生丝和生丝原料，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是用来做外贸商品的。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后，海运畅通，江村的土丝可以一直运到海外的市场上去，它曾一度在中国的输出品中享有很光荣的名誉。这村子里的人民，虽很少见过和用过西洋的轻绸软缎，可收入的增加，的确使他们得到了一段很优裕的生活。”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经济中曾有很发达的手工业。” 不仅如此，传统的乡村还是一个人才聚集之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依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1而钱穆先生说“传统的中国官吏，几乎全都由乡村学者出身。”2“经商为富的人，虽富而不荣；耕读传家的，虽贫而尊。”3“那辈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拔起于农村。”4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来自乡村，老了以后又回归乡村。 80年以前，当费孝通先生进入江村去考察时，他观察到“现代都会一方面把大批洋货运了进来，一方面又用机器制造日用品。结果是乡村里的手工业遭殃了。”在他看来，传统的乡村不仅是靠种地为生，其还有强大的手工业生产，但工业文明让乡村失去了手工业。因此，手工业没有了希望，也就等于说中国农村经济没有了希望。中国大部分人民是在农村里住的，所以也是中国大部分人民的危机5。 面对这样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的思考是：“从历史上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工业时，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走工业化道路的结果是农村破产。”6费孝通先生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农村业重蹈此覆辙，因此，他提出“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他认为： “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他说“利用机器时可以有不同的社会方式，并不是一定要走西洋（英美）所走过的旧路，一成不变的”，因为在西洋的机器文明中“人和机器之间并没有完善的调适”7。也就是说，在学习和接受西学之用的方面时，中国的学者逐渐发现了用和体是相关联的，是一套文化。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 人生鸿鹄志的若在“游于艺”的话，我们似乎必须有一套社会结构。这结构的创立固然需要合于艺术的原则，大同之境，而人也必需要安分的精神8。而这些安分的精神体现在提供给中国人衣食住行的手工艺品中，钱穆先生认为“它们虽说是人生日用的工艺品，其实在他们的后面，都包蕴著甚深的诗情画意，甚深的道德教训与文化精神。”“这些全是中国人心灵上的桃花源，亦可说是他们的一种天堂乐土。此乃中国心灵对于自然观照之广大深刻处。山水、草木、花鸟、鱼虫，一切有情非有情界，皆与吾广大心灵相通，此即北宋新儒家所提倡‘以万物为一体的精神，而轻妙地在艺术中吐露呈现出来了。”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她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都深埋在农业与手工业的相辅相成中。因此，如果中国迈向工业化，是否会完全颠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担忧的，而且他们还认识到，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并不都是优点。虽然，远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将手工业保留在乡村，以保留乡村的活力，并由此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在大工业化生产的时代，费孝通先生这样的主张和思想始终没有得到贯彻。 从近百年中国的发展史中，我们看到的是，农村从20世纪初开始至今，始终没有停止不断衰败的步伐。如：20世纪初至上半叶，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离开了乡村，使乡村走向了贫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计划经济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城乡差别的出现让知识分子离开了农村，农民的孩子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城市户口，在城市工作，使农村不仅失去了手工业，还失去了人才；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还由于市场经济可以让农村人口自由留动，大批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离开农村流向了城市。如今的乡村，不仅没有了工业和知识分子，也没有了年轻人，其不仅处于贫困，还不断地走向了空巢化。面对如此的状况，我们将如何拯救我们的农村，又如何能让其走向复兴之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但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是历史上最大的农业国家，因此，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时，首先要结合当前的世界潮流来看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从中找到一条适合中国乡村发展的绿色发展之路。在这里我要提到绿色发展之路，是因为我认为，当人类社会经历过数次工业革命以后，需要出现一个新的取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形态，这就是生态社会的形态。 笔者认为，第一，100多年的工业革命已造成了自然生态的严重的被破坏，我们生存的环境也极度地被污染。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新的社会转型，人类社会就很难得到持续发展。第二，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融合，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互联网与物理、生物、文化几大块领域的互动，又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高峰。这次革命不同的是数字化技术正在变得更为精深，一体化程度更高，正在引起各国社会和全球经济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否会引导出一条绿色的生态文明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中，费孝通先生将手工艺保持在乡村，让部分知识分子重返乡村的思想得以实现？中国的乡村发展是否能由此找到一条新的发展 之路？ 笔者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第一，因为在新的社会转型中，分散化、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结构将取代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的社会结构，世界经济过渡到分散布局“后碳”时代，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分散经营方式取代；而且网络化以后，信息并不集中在城市，而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同时获取信息；交通的便利也将打破乡村的闭塞。第二，智能化生产将会促使手工艺生产的复兴，理由：（1）社会的高科技发展，需要有人性与人文理想的注入来制约；（2）快速的技术发展必须有慢速的生活方式来制衡。这两个理由将会促使一场生活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会使生活向艺术化、个性化、情感化发展，手工艺的人文性、艺术性和慢节奏将会成为这一制衡性的生产方式。第三，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会使体验型的传统生活复活。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第四，生态环境的压力迫使人类必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只有人类真正地迈向了生态文明，让手工艺又回到乡村，人类才能彻底地解决乡村衰败的问题。 任何一场新的文明到来之前，都会伴随着一场文艺复兴的到来。300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缘起于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那是城邦文明所产生的商贸文化，这一文明的追溯，导致了一场工业文明的产生。而当新的文艺复兴再次来临时，我们是否能够再次返回轴心时代的中国的先秦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阔大的农业文明古国，中国农业文明的许多哲学思想资源皆来自中国的先秦时代，先秦时期的农业文明所产生的“天地人和”的宇宙观思想，是否能在高科技的基础上促使一场生态文明的产生，并形成一个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都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人类社会。其实，有关生态文明的呼唤，以及将传统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未来新的文化资源的呼声已经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我们国家的各种文件中。其让我们看到，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先导者，先知先觉者，将会成为率先发展者。这不仅需要有文化的自信，还需要有文化的自觉和自悟，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自觉和自信，我们就将从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 （作者为该所所长，研究员；收稿日期：2016-11-30） 四层一体：发掘传统乡村地方性的方法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Doi： 10.3969 / j.issn.1002-5006.2017.01.004 一、四层一体的概念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讨论的问题。地理学参与这个讨论要从自己的学科视角来介入。何为地理学的视角？吴传钧先生曾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1。吴传钧先生所提的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以往只是说地理学研究的是人地关系，但是生态学、环境学、资源科学等也都研究人地关系。这些学科并不关注人地关系系统的空间边界或区域边界。而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必须要制定空间边界。有学者或规划者会说，村落的边界就是保护和利用的边界，无需我们花精力来确定边界。这可能正是没有看清人地关系要超越村落的行政边界。后人在吴传钧先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基础上，细化了人地关系的分析框架，即将人地二元划分，进一步分解为多层之间的关系。其中，人的圈层可以分为生计层、制度层和意识形态层。自然可以分为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往往将自然圈层作为一个统一的圈层。因此，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分析就是剖析生计层、制度层、意识形态层和自然层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之称为“四层一体”。本文首先以一例介绍四层一体，然后再讨论在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中不用四层一体的分析有何缺陷。 二、用四层一体分析北京水峪村 北京水峪村位于北京市区西南80千米处的房山区南窖乡，2011—2012年度被评为“北京最美的乡村”，2015年又被确定为北京的历史文化名村。下面我们就用四层一体的地理学方法来分析之。 水峪村位于北京西南的山区，离房山区政府还有52千米，与108国道的最近距离是8千米。可见其地理位置十分偏僻。在这样的深山之中，散布的村落的规模都不大，这是因为山区地少产低。但是进入水峪，却可以看见村落房屋的占地规模并不小，该村直到现在还有村民436户1031口人。水峪农地1000多亩，以民国时的单产水平，这些地只能养活约200人。但是这里的自然禀赋有煤炭，因此水峪人的生计不仅靠农业。水峪所在属太行山脉。太行山蕴藏丰富的煤田资源，大约6亿年以前，该地区经历频繁的地壳活动，地面上升下降，海水随之退进。当海水退时，这里沼泽广布，气候温暖，森林茂密，这些森林为后天形成煤炭奠定了基础。水峪村的煤炭至少在清代就已开采。此村庄规模大，矿工构成了村民的主要人口。如今看到村落中3个民国时修建的大院，一个属于矿主家杨家，两个属于商人家。这个村落的组织是由矿主、工头加矿工组成，它们属于涂尔干划分的“有机团结”组 织1，外围是商人和农民。这样的社会组织还与宗教信仰紧密联系。由于地下煤矿开采危险性大，所以村中的娘娘庙香火极旺，在众多酬神的活动中，耍中幡远近闻名。中国许多地方都有耍中幡的民俗娱乐活动，水峪村耍中幡之所以在当地有名，是因为一则矿工的体格较农民还是强壮许多，耍幡需要力气，二则矿工组织性比农业村农民的组织性强，多人合作耍幡，娱乐性更强。由此，我们看到水峪村是自然（煤炭）?生计（采煤）?制度（工人组织）?意识形态（宗教、娱乐）的有机整体。 1949年前夕，矿主离开中国。煤矿归国家所有，原来的工头成为了当地组织的领导。在自然（煤炭）?采煤（生计）?制度（工人组织）?意识形态（宗教、娱乐）的有机整体基本未变。“十年内乱”时，宗教和酬神的活动被中止。2006—2012年，房山区关闭了137所小煤矿，水峪煤矿就在其中。这个生计层面的变动，改变了当地四层一体的模式。煤矿关闭后，村落的有机组织也弱化了，许多人到城里打工，一些田地也弃耕了。为了发展村落经济，水峪村开展了旅游，但是因为区位偏远，旅游资源等级低，水峪村的旅游吸引力很差。这时，新的契机来临了。几百年的煤矿巷道被国家某个部门看中，将之改建为物资仓库。为便于运输，储备部门在村里修路，并共建了许多设施，原来村中有一个泼皮，无人能管，共建后他最怕的就是仓库的警卫人员。水域村如今的四层一体是：自然（煤炭遗存）?生计（旅游、矿区再利用）?制度（仓库单位与村子共建）?意识形态（为旅游而重建娘娘庙、恢复中幡队）。 三、不用四层一体无法确定地方独特性 也许有人说，不用四层一体的分析思路，照样可以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譬如规定水峪村的老房屋必须保留板岩瓦，因为这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建房理念。但是房山区许多房子都采用这种当地的建筑材料，人们若要看这种板岩瓦的房屋群，不必到水峪村。板岩屋瓦所体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边界远远超出水峪村。如果水峪村的中幡表演队要挣更多的钱，可以到房山许多大的旅游景点去表演。但是从原来的四层一体中抽出某个要素保护或利用，就会使得这个单一文化要素失去了它存在的区域背景或地理环境。针对单层要素的保护和利用，不是缺少资金来源（生计），就是缺少社会制度组织保障（制度），甚至是违反人地协调。因此，我们认识每个传统村落时，不妨尝试用一下四层一体的分析方法，看是否可以发现以往没有看到的问题。 （作者为该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16-11-30） 呵护“姆庇之家”，重塑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新理念 谢彦君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Doi： 10.3969 / j.issn.1002-5006.2017.01.005 一、“姆庇之家”与“地方性”的理念实质 当中国社会步入相对丰裕的社会阶段之后，休闲、旅游以及文化艺术领域的高品质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大势，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是人民对权利的一种基本要求。这就需要思考，旅游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 回答这一问题的基点，首先要思考旅游的本质规定性。如果把旅游界定为“出自愉悦的目的而在异地获得的一种休闲体验”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旅游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旅游目的地所呈现或所能给予的东西，是旅游者在其日常生活世界中不能获得的某种差异性的存在。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旅游目的地都有相对的客源市场，离开了这种对应关系，旅游目的地便失去其“地方性”，并因此而丧失其旅游价值，从而也将从“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中被抹去。游客与旅游目的地共同构成了旅游现象的对立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之所以能够产生、存续，其根据便是“地方性”。地方性的效应是差异性，差异性的魅力是旅游的动力。 在上述逻辑链条当中，其基点是“地方性”。从知识论的意义上说，地方性与宏大叙事是一对儿冤家。宏大叙事谋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理论主张是科学抽象——寻求“一般规律”或概化命题，在此思想指导下的应用实践，当其处于失控的一端时，便往往是统辖，是广域计划，是一刀切，是自上而下，其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就会形成统统一副面孔的景观世界。与此相反，地方性知识的核心是承认并尊重个性。立足于当下的中国语境而言，真正应该强调的，显然是建立在地方性知识基础之上的发展观。化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句至理名言，我们不妨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旅游的。” “地方”与“地方性”“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内涵为人所熟知，但这些理论概念所蕴含的理念、观念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启发甚至警示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为此，笔者想在上述几个概念的基础上，再补加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以唤起人们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对发展理念的反省和理性选择。 这个概念就是“姆庇之家”（House of Muubi）。这既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从文化的意义上理解，“姆庇之家”是指所有族人所自出的女性共祖的子宫。与此相近的一些术语或概念有：部落（tribe）、氏族（clan）、族群（ethnic group）、种族（race）、种姓（caste）、民族（nation）等。1963年，肯尼亚独立后，国内政局因部落之间的紧张而陷于纷扰，掌权的基库尤族（Kikuyu）召集族人举行宣誓仪式，他们的誓约是：“誓死固守姆庇之家。”这一誓约尽管是基于种族或族群认同而提出的，但也已经具有了政治学意义。 二、“姆庇之家”对选择旅游发展路径的启示 旅游是一种景观化的存在。在“旅游即观光，观光即看景”的旧范式里，可能没有多少“姆庇之家”的容身之地。但是，在“旅游即体验，体验须具身”的新范式里，“姆庇之家”具有多重旅游启示价值。借助于这个概念，可以启发我们如何确立正确的旅游发展理念。换言之，我们应像保护“姆庇之家”一样，去保护旅游赖以生存的品质基础即“地方性”，使旅游现象的发生牢固地建立在因具备地方性而展现的差异性的基础上。这种启发并不是一味地鼓励复古，也不是一味地鼓励破旧立新，而是鼓励对建基于自然微观环境的文化多样性的呵护，承认任何一种文化质素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旅游的角度上看，这种承认契合了旅游的精神实质，它为各种人群寻找心理认同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姆庇之家”的价值所在。 具体而言，这种启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姆庇之家”是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存在之地。如果说以往的“民俗村”是一种空心化的景观壳子，那么，“姆庇之家”就是一种拥有活性文化特质的景观实体。以此来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产品，体现了体验哲学，符合旅游者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呵护“姆庇之家”的文化质素，就成了旅游的生命线。 其次，“姆庇之家”必是一种风格化、品格化、性格化的景观存在。风格诉诸情感，形诸外观，体现为美丑；品格标志着层次、旨趣，功在效用，关涉善恶；性格是独立意志的体现。当一处景观具备了此三格时，必然是一处有魅力的景观。有此三格的城市，城城不一；有此三格的乡村，村村特立。显然，这是当今中国旅游发展中有所缺乏的东西。 再次，“姆庇之家”体现的是一种辩证哲学。基于“姆庇之家”而开发的旅游景观，相对于游客而言，具有文化上的双重性：共相性+异相性。共相，是相对于族群内部成员而言的，它所赖以形成的认知基础是内部成员的主体间性，它使得相关景观因为可以唤起成员的族群认同而凸显更大的意义和价值。对于身处异地的族群内部成员而言，这种认同唤起（identity evoke）是可以激发旅游需要的。全球华人拜谒黄帝陵、各地蒙古族人回归故里举行的祭敖包仪式，均属于此类。相反，异相是相对于族群之间而言的。当旅游景观对族群内部成员能够构成一致的认同时，必然形成对族群外部成员的差异性呈现，即所谓异相。这种异相构成了能够满足好奇心的旅游吸引力。沿海地区游客前往内蒙古举办敖包祭祀活动的地点观光，即属此类。 三、依据“姆庇之家”理念打造乡村旅游景观的技术路线 综上，可以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确立一个根本原则：“基于地方性，以脉立相”。即充分考虑一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所拥有的地方性特点，根据其地脉和文脉源流，确立旅游目的地开发的风格、品格和性格。其可供参考的技术路线是： 技术路线Ⅰ：力求凸显“地方性”，力避陷入“模式化”。 20世纪下半叶之后的中国，是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谋求发展的，市场经济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发育和充分发扬。在这种制度性框架约束下的各种发展模式，都保有趋同的内在动力，因为发展的路径往往是崇拜样板的力量或习惯于遵循自上而下的大一统指令，而不是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指导思想。就旅游的本质而言，乡村旅游发展本应存有鼓励当地“因地制宜”发展其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的内在动力，但由于一刀切的行政运作模式、未经启蒙的旅游发展智慧、种种经济力量的强力诱导，使得乡村旅游在其发展主体、相关利益集团以及各种介入力量之间形成了某种扭曲的利益关系，从而导致当下的乡村旅游发展不是一条呵护“姆庇之家”的路径，却是一股摧毁“姆庇之家”的力量。 在这里，笔者只想强调这样几点：（1）将凸显“地方性”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哲学，谨慎地从样板中汲取应汲取的经验，避免走雷同化的路子。换言之，一直以来靠“XX模式”来推动的旅游发展路线，稍不留意，就会成为毁灭乡村旅游风格化、品格化和性格化的制度性推手；（2）乡村旅游发展所面对的资源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存续的最后一片土壤，一切尚未准备好的冒进发展安排，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毁掉这种资源，因此，“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以脉定相”的发展观是必须持有的发展观；（3）乡村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力”，但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应该是“经济力+文化力”，而且，经济力有赖于文化力。把这个关系理清楚，乡村旅游发展就不会走那种为冯骥才所尖锐批判的“造假”之路，因为这条路正在使村落文化走向空心化。没有“地方性”的乡村，便无所谓“地方依恋”或“地方依赖”；留不住乡愁的地方，就不可能吸引本质上就是为了以乡愁来安慰灵魂的游客的需要。 技术路线Ⅱ：力避大商业化+力求小商品化。 这里所说的大商业化是指改变乡村旅游目的地构成元素的原有功能，使之完全成为一种商业存在。假如傣族的泼水节可以因应游客的需要而随时举办，即属于大商业化运作，而这显然是不可理喻的。小商品化是指依据地方性特点，在充分呵护“姆庇之家”特质的同时，充分发掘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蕴藏，通过延伸开发相关的旅游小商品（即旅游购物品），形成高品质的深度产业链。比如，围绕迪士尼旅游目的地这一核心旅游产品所做的多元深度产品开发，就属于小商品化运作。大商业化运作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大忌；相反，小商品化深度开发则是促成乡村旅游开发得以深化、广延化、精致化、产业链（群）化的有效路径。 技术路线Ⅲ：力避浅游化+力求体验化。 浅游是大众观光时代的旅游特征，体验是休闲度假时代的旅游特征。尤其值此“经验匮乏的时代”，体验已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性心理诉求，而异地的休闲体验更是种种体验形式中最具魅力的类型之一。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力求体验化，便可以活化一切乏味的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使之成为有魅力的旅游吸引物。在近年的旅游体验理论的发展中，越来越强调具身旅游体验，这更适合作为乡村旅游产品打造的理论指导。 技术路线Ⅳ：力避无题化+力求符号化。 乡村旅游发展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旅游发展样式，而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如果没有主题、没有概念，就没有形象，就没有感召力。因此，不管是哪一方水土，由于历史的浸染，都可能形成其文化类型上的某种特色。挖掘此特色，提炼其主题，赋予其更耀眼、更丰富的符号系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一个必须考虑的技术路线。符号是主题的形式表达，提炼、抽象乡村族群文化符号是打造乡村文化旅游景观“自相”的有效途径。 技术路线Ⅴ：力避粗鄙化+力求精致化。 在近年来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的推动，使得乡村旅游经历了一个过渡性的“农家乐”阶段。这个阶段的积极意义是唤起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热情，解决了乡村旅游初级阶段的社会进入性问题，而其消极意义则是树立了低品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样板。很多未能及时转型升级的此类乡村旅游项目，正逐渐呈现出发展的颓势，这与乡村旅游产品在品质上的粗鄙化有关。这里所说的粗鄙近于粗俗，它不同于粗糙，不同于原初，不同于素朴。旅游世界不排斥原初与素朴，但应拒绝 粗鄙。 （作者为该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16-11-30） 旅游发展中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空间形态 演变 车震宇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风景园林系，云南 昆明 650000） Doi： 10.3969 / j.issn.1002-5006.2017.01.006 依托传统的村落形态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许多传统村落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旅游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推动了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形成有别于其他产业主导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在空间形态方面，既要保护和利用好原传统形态，又随着保护与开发出现新的形态变化。从近30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看，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演变是较为明显的，以周庄为例，其在1984年还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上的传统村落，现在已发展为一个水陆相通、功能完善的小城镇。村镇演变的本质是功能与形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宏观到微观，空间形态演变体现在以下4个层面： 一、镇域层面的空间形态演变 传统的村镇空间演变主要体现在农业产业发展上，村镇的生长、发展离不开农田的依赖。镇域内各村落多为农田等包围，通过人流物流、道路网络、各级村落形成了一个区域空间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时期，基于点轴理论的发展方式，各村落主要沿公路两侧发展，形成了一个轴向扩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村落旅游的兴起，道路交通进一步改善，在镇域空间结构中，旅游村落成为高级别的节点，在其内部及周边，随着餐饮住宿等附属产业的兴起，村民新建房和地产投资的增多，旅游村落沿交通线、游览线辐射，其空间扩展比非旅游村落明显，整个镇域空间结构处于轴向填充阶段。随着轴向填充的蔓延，再加上其他产业的带动，村与村距离拉近，一些原来被农田相隔的村落建成区将逐渐连接在一起，出现了“村落连绵区”，如大理市苍洱坝区较为明显。 2000年以来，基于农田保护、传统村落保护、旅游景观保护、村民农业生产的需要，各地政府在村镇建设、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严格管控，“村落连绵区”主要以交通线周边为连接地带，尚未形成建成区的面状蔓延、面状连绵，这也是村落扩展有别于城市扩展的一个特点。 二、村镇个体的空间形态变化 传统村落受旅游影响使原来同质性的村落更趋于异质性，旅游介入后，大部分村落的空间规模增大，出现空间分异，社会空间活动区域逐渐发生改变，在村落建成区形成游客活动区和居民活动区两大社会空间。游客活动区随着游客量增多而增多，但因受到团队固定游线、游客观赏行为、游客寻路困难、游客疲劳限度、游客从众心理的综合影响，游客活动区不会无限增大，它可以控制在村落建成区的60%以内，以传统村落核心区为主。 传统村落在演变过程中，根据空间形态在旅游开发前后变化的差别，会发生渐变型、突变型、恢复型、稳定型4种类型变化中的一种，或这4种变化中2～3种的组合（如渐变+突变、恢复+渐变等）。传统村落区既是游客活动区也是遗产保护区，不容易产生明显的形态变化，但在村落外围边界和道路延长线周边，为满足游客和村民需求而新增的旅游设施和居住新区逐渐增多，外围的房地产发展较快，在以上4种变化类型基础上将继续出现新的形态变化。整个村落具有较大的旅游或经济活动较强的集聚核，向外辐射并与周边村落连接在一起，2～3个村落形成“连接型村落”，随着社会空间分异、经济空间集聚、文化空间变迁，“连接型村落”逐渐形成小城镇，原传统村落成为了小城镇的核心区。在一个镇域内，“连接型村落”与“连接型村落”，或“连接型村落”与其他行政村之间进一步接近，可形成“村落连绵区”。 自然村的集聚核较小，难于形成小城镇，但村委会所在地，或乡镇政府所在地的村落集聚核较大，可经过“扩展型村落”阶段后形成“小城镇”空间形态。当外来市场力量对某些村落大力投资开发时，村落形态短期内增大，则村落可未经过“连接型村落”阶段就形成“小城镇”空间形态。相反，在一些旅游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需保护未被拆迁，但旅游城市发展速度较快，传统村落被城市的房地产或开发区所包围，该传统村落容易成为一个新城区中的“城中村”。最终，在不同外力作用下，旅游发展中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空间形态演变呈现出：村落—连接型村落—小城镇、村落—城中村三种空间演变模式。 村镇空间成为了市场力量、政府力量、村民力量和外部力量角逐的场所，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诸如旅游商店、客栈、餐饮等靠近游客活动区，与旅游活动联系较弱的诸如政府、粮管所、派出所、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向外搬迁远离游客活动区。有镇政府和没有镇政府的旅游小镇虽然空间形态面积不相上下，但分别作为“小城镇”的内涵和外延都差异性较大，有镇政府的“小城镇”采用改造、重建、保留等手段对老镇区公共建筑区进行重构，使政府职能组团逐渐转化为旅游组团，且建设新的政府职能组团；没有镇政府的旅游小镇则缺乏这类职能组团的变化。 三、村镇内特色空间塑造 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演变中，村镇中的边界、地块、街巷、节点和标志物等室外公共空间场所构成其特色空间，其中，节点可划分为道路交叉口节点、广场节点、过渡节点、出入口节点、参观节点5类。 游客对空间的识别是以视觉感知为主的，而对空间的认同是以社会和文化为主的。因此，村镇特色空间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是变化较大的，既展示了旅游商业文化，也融合了地方社会文化。边界空间可让游客感知村镇建成区与外围农田景观的差别，对村镇有一个整体意象；地块空间差异可让游客感受到不同的村镇区域，如村落核心区和新建设发展区的区域划分；街巷、节点空间是游客感知、游览、消费和交往行为发生的主要场所，导致高密度人群聚集，这在积极方面可让空间更具内聚力和吸引力，在消极方面则影响了街巷空间环境，使街巷和节点的形态变化较大。标志物也是高密度人群聚集地，但村落标志物多属重点保护建筑等，在旅游发展中变化较小。在村镇拓展出的新区，会产生新建的街巷、节点、标志物等特色空间。 村民的自建房屋导致村镇区域、街巷、节点、整体风貌等的变化。村镇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一栋栋房屋共同组合而成，因此自建房屋的建筑形式、位置、层数等都会对村镇的特色空间带来影响，最明显的如大理双廊镇近几年沿湖岸大量新建的海景客栈，3～5层不等，占领了滨水空间，影响了村镇的边界、地块等特色空间形态。 四、传统民居向旅游民居的转型 为满足游客和商家需要，村落中传统民居逐步向旅游民居转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民居功能由面对村民生产生活转变为面对游客休闲体验。民居转型多分为民居转型餐饮、民居转型客栈、民居转型零售3类，它可以让传统民居重获生机，并于活化再利用中实现良性发展，避免一些民居因无人使用而造成的“空心化”损毁。 一旦旅游民居的功能空间发生置换，说明转型已经开始。转型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为：功能空间置换、立面易容、结构更替、庭院造景、空间组织改变、表皮与细部处理、服务系统安设8个方面。民居转型的施工做法为拆除重建、加建、改建装修，传统民居从原有的自用型建造系统转型为营利型建造系统，而村民新的自建房也走向自用型建造和营利型建造综合。 一些旅游民居在转型时未对传统民居深刻了解，加上现代建筑结构和材料的广泛运用，其构筑做法已经完全超出传统民居，陷入盲目彰显的表现形式（如大玻璃窗、钢结构坡屋顶）。由于旅游民居文化构成和大众审美迎合的复杂性，一些民居呈现出杂糅的建筑外观风格，但多数旅游民居能够在设计与做法上基于传统原型。 综上所述，传统村落演变为小城镇，不仅仅是物质空间形态扩展的结果，关键在于是否形成高于普通行政村等级的集聚核，也就是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影响是否辐射到周边其他村落。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较多的空间营建和形态变化，这些变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影响，或者说是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外来商户、游客等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利益是一个隐性因素，利益相关者是显性因素，其中，政府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显性因素（尤其是政府编制规划、制订政策与实施管控等），而其他则是修正性因素。 （作者为该系系主任，教授；收稿日期：2016-11-30） [责任编辑：吴巧红；责任校对：魏云洁] · 预 告 · 2017年第2～6期笔谈主题： 第 2 期 主持人：孙九霞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第 3 ～ 4 期 主持人：郭 文 旅游空间正义的伦理与实践反思 第 5 ～ 6 期 主持人：张凌云 “一带一路”与旅游 欢迎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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