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向文化体制改革的纵深追寻 |
| 范文 | 王文德 建国之初，在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历史语境和政治氛围下，经过建国初的“五五戏改”运动，以苏俄为代表的计划型文化管理模式在中国确立，由此开启了以文化行业体制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体制进程。 不同于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型文化管理模式，计划型模式按照“文化机构直属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干部任命制”三个核心理念建构政府管理职能体系和组织体系，形成了以部门为特色的文化行业体制。这种文化行业体制在计划体制时期构成了中国广大民众最基本的文化生活方式，影响极为深广。随着198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和高速发展，计划型文化管理模式的不适应性日显，文化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国家的话语系统并渐渐铺展开来。 近年来， “文化体制改革”已成为学界研究热点，论著成果颇丰。齐勇峰《文化体制改革难点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彭立勋《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玉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刘克利《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韩永进《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5年历史叙事与理论反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是，专家学者虽然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方式、路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却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体制的起源与变迁路径的分析鲜有深入，乃是文化学界的缺憾。 傅才武教授的《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以下简称为《定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正式出版，弥补了文化学界在我国文化体制起源及其演进问题研究上的缺憾。全书共分六章，绪论部分对“体制”“文化体制”“文化领导权”等核心概念进行了厘定，并详实阐释了国家文化体制与社会基础结构的内在关系；第一章至第四章主要从历史演进角度，分阶段叙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共两党分别建立的社会文化动员体系的动态博弈过程，论述了1911年至1949年我国文化体制起源及形成的具体过程；第五章从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胜利和对国统区文化机构接收人手，通过对文化领域公有制改造过程的讨论阐述了我国文化管理模式从根据地解放区经验上升为国家体制的演进道路；第六章借助“公共文化领域”解释框架，诠释了近代以来国家文化体制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探讨了我国文化体制从起源到定型这一演进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机制。 一、从历史纵深角度探讨我国文化体制起源及其演讲的一般性特征 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性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2015）提出了著名的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制度的产生和演变要受到过去的深刻影响，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开篇指出：“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型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并由此提出制度的“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概念，意即“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一旦路径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要摆脱就十分困难。”因此，关于制度的研究既要着眼于“现世”，又要着眼“过去”，只有从研究“过去”出发，方能在繁杂的现实线索中思考“未来”。 《定型》的研究内容无疑是指向过去的，但它的研究指向却是指向未来的。《定型》从近代中国文化体制的起源处着手，将1911年至1949年的39年间划分为民初政府文化体制初步形成阶段（1911-1927）、南京政府“黨国合一”文化统制阶段（1927-1937）、国共两党文化体制调整阶段（1937-1945）以及战时文化动员体制阶段（1945-1949）四个阶段。作者分阶段梳理了近代以来国家文化体制的流变过程、特征以及发展趋势，认为“代表不同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相继设计了各自的文化动员系统，形成了近代国家文化体制的最初来源。”作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不为人所注意到的文化场域，讨论了文化系统如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有机融合，并如何深度参与近代国家建构的过程，这为人们认识我国文化体制的由来和特点，探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和文化纵深角度。相较于传统从经典出发的理论解释模式，置于时空背景的历史纵向研究路径有利于规避“内在主义的谬误”，确保了“过去”的客观性，这就为今天的人们认识文化体制的演进特征提供了一种历史纵深的视野。 二、探讨了公共文化领域对近代中国文化体制形成的重要作用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玛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分析近代以来国家现代性发展的重要工具，所谓“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理论被引入中国学界，并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领域生发出新的研究方向。 《定型》借助于“公共领域”理论，从国家社会与文化部门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公共文化领域”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在公共文化空间（供大众进行文化消费和娱乐的场所，如剧场、戏院、电影院等）基础上形成的“生活世界”和“价值批判”领域即是“公共文化领域”。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证了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结构与功能，并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效能”出发，提出正是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改变了传统社会网络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文化动员方式，建立了“上下结合”的协商性文化动员方式。此外，作者还提出了公共文化领域在构建社会信仰体系、社会公共表达机制和社会自组织机制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阐明公共文化领域对近代中国文化体制变迁的深远影响。在该书中，作者讨论了公共文化领域的扩张与国家文化动员模式之间的结构关系，形成了研究国家文化体制的独特见解，体现出本书的理论创新特色。 三、重新梳理当代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合法性 一般说来，“合法性”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合法性”被认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Weber，1864-1920）在《经济与社会》中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理性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换言之，任何统治者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这里的“合法性信仰”指的就是社会成员服从某种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上说，《定型》对于近代中国文化领导权的讨论，正是围绕近代中国社会的“合法性信仰”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依据。 《定型》从1921年以后国共两党的文化政策比较分析人手，将近代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动员机制联系到一起，回答了近代中国文化体制的性质问题。在1927-1937年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经过前期的经验总结，在这一时期相继设计了各自的社会文化动员系统，并在各自统治区开展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建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系统，配套建立了一套“革命话语”体系并成功地渗透于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使之成为苏区和根据地的“合法化信仰”。而在另一边，国民党提出了“训政”概念，通过文化政策的规范流程实现意识形态“清洗”，并“以革命党的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作者认为，比较而言，国民党较多倾注于政策的技术层面，而忽略了政策核心价值建构，难以唤起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感，因而在制度安排的最初博弈阶段未能打下牢固的群众基础。而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始终坚持将“神圣化意识”和“通俗化行为”紧密结合，赢得了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因此，从此种意义上来看，近代中国文化体制的形成過程可以说是社会成员的文化政策选择过程，也是社会成员“合法化信仰”的同化过程。作者基于大众的价值认同角度，通过梳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展示了1911-1949年中国文化体制的发展运行轨迹和文化组织形态演变过程，从文化史的视角阐明了推动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的内在动力。 当前，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正处于“路在何方”的努力探寻之中，如果学界仍然按照传统的逻辑演绎的研究路径，文化体制的理论研究将难以突破故道。在这一大背景下，韩永进研究员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5年历史叙事与理论反思》开启了对当代文化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从政治学的视角建构了1978年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解释框架，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傅才武教授《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则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近代中国国共两党的现代化模式竞争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构化运动中探寻国家文化体制的本质特征，由此建构了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1. 2.马广奇.制度变迁理论：评述与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5（7）：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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