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言论集纳 |
| 范文 | 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传播学教授毕研韬在2017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的《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原则》一文中认为：世界是多元的，而非二元对立。尤其在信息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信息源。如何应对这些信息源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回应这些信息源背后的社会诉求，已成为多元信息环境下话语权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面对信息领域多元化形态时，需秉持“包容性发展”理念，从全面的视角审视话语传播发展形态，并适应多元化话语体系的发展规律，从中寻找提升我国全球话语权的最佳路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王彬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刊发的《全球气候治理“双过渡”新阶段及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文中认为：联合国马拉喀什气候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增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美携手发挥气候领导力的格局被打破，新的领导力格局待定；减排模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过渡，“自下而上”是一种创新，没有经验可循。由此，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在现阶段的典型特征是进入“双过渡”新阶段。“双过渡”新阶段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应在战略层面做出选择，明确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气候领导力，巩固来之不易的全球气候治理共识，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贡献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贡献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廖卫民在《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刊发的《新世界主义与对外传播战略》一文中认为：在“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穹顶模型下，对外传播战略其实是国家战略在国际关系或世界局势应对中的一个侧面，也是最为高端的国家战略，牵一发而动全身。新世界主义视野下，国家对外传播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的对内传播，国家对外传播战略也关系到人类未来。近期，有两位学者在观察到欧美各国都出现了民粹主义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全球化逆向发展”的趋势后就中国角色问题展开了高端对话，提出“中国式的全球化经济需要中国式的全球化论述”，并且认为中国需要相应的“中国地方性全球主义”的哲学理论。这其实正是呼应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的“新世界主义”。 河北大学特聘教授白贵、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曹磊在《新闻战线》2017年第5期刊发的《对外传播的新使命：“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内涵的扩大动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妨把二者理解为：前者是实施路径之一，后者是终极目标。倡议提出以来，因为它体现出了和平发展、良性互动的理念，响应者日眾。随着参与国家的不断增多，倡议已经不仅仅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事情，而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但倡议还需要一定时间来磨合、适应、接纳、包容、认同。这个包容、认同的过程，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现过程。因为这个共同体已经不是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这样的层次，而是更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了一种超越性和“全人类性”。 @红旗文稿：【对内宣传话语与对外传播话语要相互映衬】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吴琼：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理顺内宣和外宣体制。对内宣传话语与对外传播话语要相互映衬，深入宣传我国的政策主张，有效地影响国际舆论，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2017年6月7日16：07） @财新网：【从非洲视角看“一带一路”】标准银行集团经济学家倪杰瑞认为：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是为数不多真正被纳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一带一路”可构建一个更大的框架，与中非合作论坛互为补充。中国与非洲各国政府和企业家可以在该框架内开展活动。（2017年6月9日14：14） @中国社会科学报：【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藩篱 推动中国文化阔步走向世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张朝意：要拓展传播中国文化的国际平台。发展多边合作关系、广泛参与多边机制，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方式。在政治领域，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是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国际平台；在经济领域，二十国集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但在文化领域，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实践还相对滞后。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外，国际上还有很多多边文化机制，我们对这些机制的运作和特点还不熟悉。过去中国文化“走出去”主要靠自己。但在新形势下，我们还要学会在国际文化多边组织的更大舞台上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文化魅力。（2017年6月20日1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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