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后真相时代”新闻媒体人的坚守与担当 |
| 范文 | 常怡明 【摘 要】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赋权记者的信息传播机制，赋予了民众公开向大众进行传播活动的权利，实现了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利的全民化，也为“后真相时代” 的来临提供了技术可能。“两微一端”的兴起意味着以传统媒体为主、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记者不再是新闻生产活动的唯一把关人，大部分自媒体用户在未接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情况下成为“新闻人”。回顾清华附小“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报道，各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网络掀起一轮轮热烈讨论。媒体记者是社会的“瞭望者”，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是 “后真相时代”对舆论最好的引导。 【关键词】后真相；新闻媒体；坚守；担当 2017年BBC在 Future Now节目中，一些专家学者评价说信息信任体系的崩塌是21世纪我们遇到的重大挑战之一。《连线》杂志的创始人Kevin Kelly认为：“真相”不再由权威定义，而是由周围的人分享的信息拼接出来的。每个“真相”出现后，都可能会有“反转”，而这些反转看起来又相当具有迷惑性，再看到这些信息的人们也许会变得更加迷惑。如此新形式的“真相”，是新闻报道遇到的最大的挑战。2016年世界著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分析了脸书用户和新闻机构的互动，发现人们乐于寻找和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信息，而非真相。虚假信息的误导，对真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关于以太坊（Ethereum）创始人Vitalik Buterin遭遇车祸去世的假新闻，为以太坊的市值带来了40亿的损失。皮尤研究中心研究还显示美国大选之后，64%的成年人相信假新闻造成了信息混乱，而23%的人说他们自己其实分享过碎片化的政治新闻，有些是不小心而为之的，而有些甚至是主动分享的。 2017年国庆长假刚刚临近尾声，“清华附小2012级4班”的微信公众号放出题为《当小学生遇到苏轼》的学术“卫星”。该文迅疾被朋友圈疯狂转载，阅读量快速突破10万+，并收到8000多条点赞。随后，中国青年网、网易、搜狐、新浪、新华网等重量级媒体相继跟进并发布评论性文章，其中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10月12日北大教授沈艳撰文《静待花开， 谨防研究大跃进——有感于某小学研究报告》炮轰清华附小“大数据分析苏轼”再次掀起舆论高潮。笔者分别以清华附小和大数据为关键词，以9月21日到10月20日为期限进行整体趋势的指数分析发现：本时段内，10月10日“大数据”的搜索指数最高，10月10日与12日“清华附小”的搜索指数一度攀高，最终在12日到达顶峰。由此可见，除了事件本身所带来的舆论影响外，以北大教授沈艳为代表的批评者再次引导了事件的舆论走向。一、“后真相时代”带来的挑战 “后真相”源自英语拼写“Post-truth”，权威的牛津字典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2016年11月22日，“后真相”成为当年牛津字典选中的年度词汇。其实“早在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一篇关于海湾战争的文章就曾使用该词，并赋予其‘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语义。过去这个词并不常用，但去年因为英国脱欧、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后真相使用频度增长了2000%”。[1]在最初评说“后真相”的流行畅销书中，美国学者瑞福·基斯（Ralph Keyes）采用这个概念概括了如今大洋彼岸美国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诚信日益不在，撒谎变得平常，语言操纵和形象管理成为艺术，叙事艺术胜过事实真相等等。基斯认为后现代主义社会学者的“话语建构论”、“文化相对论”、“解构权力”等等各种话语，在走出象牙塔后演化为流行元素，侵害了事实本身，真相反而变得扑朔迷离，最终形成了“后真相”的社会话语氛围。2016年度“后真相”被《牛津词典》筛选为热词后，英国哲学大师巴基尼在其《真相简史》中，对此也有通俗的阐释。著名新闻传播学专家、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认为：“Post-truth（后真相）是继上世纪60年代新闻主义以来，对新闻报道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的再一次重大挑战。”李良荣先生反复强调“离我们最近的是事实，离我们最远的是真相。”他以美国大选期间社交媒体假新闻泛滥为例，深刻归纳了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情绪在前、真相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2] 在李先生看来，新闻要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这是任何社会的常识。真实的反面是虚假，全面的反面是片面，客观的反面是主观，公正的反面是偏见。在清华附小的“大数据分析苏轼”事件中，“ 10月12日”是一个关键节点：在12日之前几乎是压倒性的喝彩、點赞；12日之后随着北大教授抽丝剥茧式的理性分析，事情的“后真相”慢慢开始引发人们较为冷静的深思 ：小学生是否适合做抽象的课题研究？有“好爸爸”代劳取代刻苦钻研的“研究”是否可取？泯灭孩子天性的“科研”教育是否值得发扬？！但是在真相如何被捍卫？能被谁捍卫？我们也许还保留着大声说出“我不相信”的权利，然而环顾四周我们往往找不到可以信赖并且可以发出声音的人和机构。二、“大数据分析苏轼”事件的“后真相”成因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赋权记者的信息传播机制，赋予了民众公开向大众进行传播活动的权利，实现了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利的全民化，也为“后真相” 的最终来临提供了技术的可能。 （一）网络环境中信息传递的特性使然 网络技术的进步使“anyone（任何人）”、“anytime（任何时间）”、“anywhere（在任何地方）”、“anything（发布任何信息）”变成现实，换个角度讲，网络的使用者也可以通过使用网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获取自己想要的任何信息。网络的开放性使任何一个个体既可以自由获取信息，也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作为“信息源”的网民在海量信息中选择自己认为值得传播的信息进行二次传播。网络环境中有海量的信息资源，但并非所有“信息源”都真实可靠，网民需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寻找真实有效的信息。基于互联网及时、海量的特点，网络环境中信息具有更新速度快、数量极大的特点，高频率大批量的信息源源不断的刷新会导致真实有效信息被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淹没。同时，我们人类大脑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也不是同步的。互联网的速度、触及范围和效率都在极大地提高，新的网络应用大量出现，这些只会放大人们的偏好，而基于科技提出的解决方案无法克服这些问题。甚至有极度悲观的人觉得，未来大量传播的虚假信息和被操控的信息，会让很大一部分人放弃参与公民生活。 （二）网络环境中把关人身份的泛化 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7年8月4日在北京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3]其中手机网民规模高达7.24亿，在网民中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比例也由2016年的95.1%上升到96.3%。伴随着“两微一端”即微信、微博、客户端兴起的是自媒体用户大量出现。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数量巨大的网民受教育程度大都集中在初高中以下，网民上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娱乐、休闲等方面而非获取知识和信息，网民整体素质普遍偏低。“两微一端”的兴起意味着以传统媒体为主、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记者不再是新闻生产活动的唯一把关人，大部分自媒体用户在未接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情况下成为新闻的把关人。 （三）“后真相时代”把关人的越位与缺位 由于普通网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容易受到非理性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干扰，可能将表达不准确、不充分或未经核实的信息传播出去并在个人理解范围内一定程度解构事实从而影响他人对事件的判断，甚至依靠个人影响力要求他人“站队”，造成把关人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互联网即时、互动、海量、个人化的特点也让网络“信息源”无处不在。而且，那些想要操控数字工具的人，会利用人类喜好舒适和便捷的偏好，比如寻找加强自己观点的信息。网民媒介素养的缺失使其无法拥有较好的自律能力，有效的网络“把关”困难重重，仅依靠传统媒介组织的把关和政府的监管还远远不够。三、北大教授叫板“大数据分析苏轼”事件的价值所在 “后真相时代”，网络“反转新闻”层出不穷，从“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到深圳作家罗尔在公众号发布《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欺骗性募捐”激起了国内舆论一波又一波浪花。社交化网络“反转新闻”的不断出现标志着“后真相时代”已经来临。 （一）“后真相时代”媒体人的责任 北大教授沈艳以“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为例撰文《静待花开， 谨防研究大跃进——有感于某小学研究报告》，不仅是对清华附小“揠苗助长”行为的抨击，更为媒体人上了堂专业课——“后真相时代”请发出更多质疑的声音。从沈艳教授的文章中可以找出3个主要观点：小学生是否适合做课题研究；由人代劳取代刻苦钻研的研究行径不可取，不能让孩子从小养成学术陋习；泯灭孩子天性的教育不值得发扬。[4]反观“大数据分析苏轼”文章刚发布时的惊叹和称赞，沈艳教授的忧思让笔者更为欣赏。“后真相时代”面对充斥着海量信息的网络环境，媒体人的角色担当更显重要。学习过专业知识技能，具备良好从业素质的媒体人不应是网络环境中的盲从者，而是舆论的引导者。“后真相时代”的媒体人应当做“思考者”，保持质疑的态度，既不推波助澜也不随波逐流，既有专业素养也有理性的判断标准，辩证全面地看问题，肩负起“引导舆论，教育大众”的责任。 （二）“后真相时代”对新闻真实的坚守 回顾有关“大数据分析苏轼”的报道，各时段呈现出不同的趋势：首批跟进的新闻媒体大多持赞扬和支持态度；媒体紧抓热点继续跟进清华附小的日常，并以此做文章；舆论对“大数据分析苏轼”的反应；“大数据分析苏轼”被重新解读；校方行为遭到各方质疑，校方发声回应；权威人士对该事件表态；网络掀起新一轮的讨论。短时间内，事件就引发了两次舆论高潮。然而，报道的一波三折不仅由于事态的发展，更是因为记者对新闻事件没有真实、全面的了解——首批跟进的新闻报道大多以“清华附小2012级4班”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当小学生遇到苏轼》为主题，并未有过多的深度报道，仅是在标题上做文章。正是由于记者的疏忽，为了抢抓热点，才使整个事件的报道波澜起伏。在沈艳教授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作者提出了对小学生作课题研究“真实性”的质疑（“大数据分析苏轼”中多次提到的“爸爸”为完成课题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以客观事实界定真相，这既是社会各色人等彼此对话的基础，也只可能在真实的对话中得以呈现。所谓“后真相”状态，诚如刘擎所言，是对我们长期信奉的“公共交往规范——事实胜于雄辩、真理越辩越明、真相面前人人平等”等的挑战，使得它们“都不再是自明正当的，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应对公共意见的分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后真相”的种种喧嚣，我们必须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生命，新闻报道的真实除了新闻事件是真实的，还应当包括对内容的核实。记者是社会的“瞭望者”，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是 “后真相时代”对舆论最好的引导。 （三）“后真相时代”提升全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 在网络环境中“人人都有麦克风”，话语权不再是媒体的专权，用户生成内容成为新趋势。基于“两微一端”低门槛、易操作的特点，网络环境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事件的生产者和把关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传播活动。“后真相时代”的传播机制呈现出从“传者为中心”到 “用户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围绕“人”的互动性传播活动逐渐成为主流。与此同时，网络使用者获得话语权就意味著权利有被滥用的可能性，一般来说，网民的自我约束力与记者的新闻职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素养相差甚远。 因此，“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仅依靠记者的努力是不够的，其实权利与义务从来都是相伴而生——提升全民媒介素养已经迫在眉睫。媒介素养得到强化的民众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记者”，他们与接受过专业知识技能学习、具备良好专业素质的记者共同承担“把关人”角色，才能在“后真相时代”使新闻信息离事实真相更近一步。而且从历史进化轨迹来看，人类一直能够找到新方法去解决新问题。我们相信会建构一个相对完好的系统，那些科技精英们已经开始把道德性的思考加入到科技平台的设计里，大家都希望这样做可以在显示真实内容同时也保护言论自由等权利。我们相信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也会具有生态平衡性，新技术带来的“后真相”， 解铃还须系铃人——“后真相”带来的问题将来也可以从技术上去解决。上帝在打开社交网络技术这扇“后真相”之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大数据、情感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新科技之门。如今日渐火起来的区块链技术、数字对象体系架构技术等，也许会逐渐制约“后真相”的蔓延，进而引领我们走向风清气正的网络新时代。 注释： [1]易艳刚.“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的标准之变——以“罗尔事件”为例[J].青年记者，2017（04）. [2]李良荣 ，袁鸣徽.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新生态、新业态[J].新闻大学，2017（03）. [3] CNNIC发布最新报告 中国网民7.51亿占全球网民五分之一，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807/c14677-29454705.html. [4]沈艳.静待花开，谨防研究大跃进——有感于某小学研究报告[EB/O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DIwNDg0MA%3D%3D&idx;=3∣=2649879319&sn;=6caf7099b413d531fef629b172338602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责编：姚少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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