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复社主盟张溥的影响和意义 |
| 范文 | 摘要：张溥为晚明复社领袖、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颇具影响。张溥逝后，因清代官方评价体系对他持否定贬斥的态度，其面目逐渐模糊起来。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张溥，其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创立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培养、团结、奖掖了一大批优秀士人，对明末文坛和政坛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二，嫉恶如仇，勇斗阉党，显示出士人高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节操，其敦风厚俗、激励士气、感召人心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三，张溥为明末实学风气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所倡导的实学风气对清代朴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四，张溥通过广泛的文学交游和多产的创作及文集整理等活动，对明末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键词：张溥；复社；影响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2013507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私谥仁学，明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太仓市）人。复社主盟、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1]。 张溥在明末颇具影响。《明史》本传云其“名高一时”[2]7406。陆世仪云：“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四方称谓不敢以字。”[3]231又云：“天如虽以庶常在籍，骏骏负公辅之望。” [3]241黄道周云“天如之名满天下”[4]《张天如墓志》，“一代文章百世师”[4]《哭张西铭二章》其二。吴伟业云：“煌煌张夫子，斯文绍濂洛。”[5]刘城云其“声施华夏”，“虽不作相，有相之功”[6]。韩芹城云张溥“其人如日，其道如山”[7]。朱彝尊称其“一言以为月旦，四海重其人伦”[8]。 与张溥在明末的显赫地位和巨大影响形成鲜明对比，清代官方评价体系对他持否定贬斥的态度，敕修《四库全书》时将其别集及大部分著述列为禁书，并严加查禁。如《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云：“溥颇负才名，而交通声气，为周延儒营求复相，人品不足取。诗文俱有违悖处，应请销毁。”[9]四库馆臣对张溥的评价也以否定意见为主。如《四库全书总目·春秋三书》存目提要云：“其学问则多由涉猎，未足专门。”[10]250《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史论二编》云：“議论凡近，而笔力尤弱，殊为不称其名。”[10]765《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名臣奏议》云：“溥所去取，颇乏鉴裁。”[10]502清人对明人的贬诋，很容易让人想到唐人对齐梁士人的批评诋毁，其心理或亦如是：“夫唐人文章去徐（陵）、庾（信）最近，穷形尽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自所来，先纵寻斧欤？”[11] 历史的起伏令人感慨。张溥生前名闻天下，然而英年早逝后门绪式微吴伟业《清河家法述》（《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9页）载，张溥死后二十年（顺治十七年），仆人陈三欺压张溥妻王氏及继子张永锡、女婿吴孙祥者，于是由吴伟业出面，联系张溥故旧数人，庭审陈三，整顿家法，迫其交还霸占之财产。张溥身后家庭之衰落，由此可见一斑。，鲜乏表彰者，又时值易代鼎革之际，遂不免令人有“功半而人亡，身没而言隐”[12]之叹，再加之清廷严禁结社清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题奉钦依条约八款，颁刻学宫，谓之新卧碑。末款云：“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参见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三一一《礼部·学校·训士规条》，台湾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7页），对于明末结社者贬斥有加，敕修《四库全书》时对明人学风和著述亦极力贬斥，将明人尤其是晚明士人文集大多列为禁书，故张溥的面目逐渐模糊起来。恰如高燮所云：“然以数公之文章，当时声誉倾一世，而亡国以后，人多忌讳，遂致散佚，可叹也。”[13] 上述明清官方、士人对张溥褒贬不一、毁誉各异，其评价颇值得玩味，于其中可看出时代风气、各自立场、喜好及意图。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张溥的影响和意义至少有四个方面（社会活动、政治斗争、学术活动、文学及文集整理）不容忽视。 一、兼容并包，组织复社 “张溥一生业绩，主要是组织文社。”[14]在社会活动方面，张溥创建了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参见丁国祥：《复社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王恩俊：《复社与明末清初政治学术流变》，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并以复社主盟的身份，培养、团结、奖掖了一大批优秀士人，在中国古代社团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15]。 天启四年（1624年），张溥与张采、周锺等十一人在苏州创办了应社。与应社同时，金沙周锺主盟，安徽贵池吴应箕、吴门徐君和成立匡社。泾县万应隆与吴应箕、宣城沈寿民、芜湖沈士柱等又结成南社。在张溥的联络下，匡社、南社并入应社，遂有广应社之名。崇祯元年（1628年），张溥在吴江令熊鱼山的支持下，与孙淳、吴曾羽、吕云孚、吴允夏、沈应瑞等人建立了复社，这即是以后影响全国的复社联合体的基础。随后，在张溥的努力下，又将已闻名天下的应社合并到初起的复社之中。这是复社迈出的统合诸社的第一步。在此之前，张溥以选贡生入京，在京期间，与诸名士召开成均大会，结立燕台社，并与其他文社领袖进行了密切交流，为以后复社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崇祯二年（1629年），张溥在吴江尹山召开文社大会，打出兴复继绝上嗣东林的旗帜，将江北南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闻社、黄州质社、云间几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江南应社等十七个文社统合到复社之中。这一合并壮举颇能彰显张溥杰出的领导组织才能和兼容并包的气度，故陈子龙云张溥“有济世之量”[16]1036，谢国桢先生云：“天如有刻苦自励的精神，并且有兼容并包的态度。”[17]111 张溥以超常的气魄和能力打破门户之见，统合诸社于复社的壮举在中国古代社团史上是空前的。何宗美先生指出：“张溥主盟复社，标志着全国性文人社团正式形成”，“这种结社，其人数之众，分布区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活动声势之浩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8]139，147。复社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其在地域、规模、影响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从地域上来看，复社成员分布于明代十三个省级行政区、六十余府、八十多个县[18]147。从规模上来看，蒋逸雪《复社姓氏考订》统计有姓氏可考的复社成员为三千二十五人，日本学者井上井《复社姓氏校录》统计为三千四十三人[19]258。实际上，这仅是其中一部分，据《复社纪略》《复社纪事》，复社成员当不下于一万人，这个规模是庞大的，“汉、唐而下，迄于明季，党社成员之众，而又班班可考，殆无有逾于复社者矣”[20]129。 随着晚明社会的日趋动乱以及朝廷内部及朝野间斗争的日趋激烈，复社由初期以文会友的文社逐渐变成了影响朝廷政局和人事选拔的在野社会政治集团，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人才培养选拔方面，复社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对朝廷的科举选拔人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凭藉复社的影响，士子一旦加入复社则功名有了几分保障，若再能得到张溥等人的月旦品评，则几至中捷《复社纪略》卷二：“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速售，大江南北争以为然。”（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东林本末》（外七种）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明史》本传云：“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2]7405品题之后，张溥等又通过公荐、转荐、独荐等形式积极向主考官推荐人才，至发榜时竟“十不失一”，故“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岁兄者亦莫不乐其子弟入社”[3]232。社友吴应箕亦云：“吾党自庚午（1630年）后，汇聚之士，半为升用，其本末固已见于天下矣。”[21]日本学者井上井对复社士人科考中捷率作过详细的统计，认为会试的场合，五科有35%，乡试的场合有15%～18%的高比例[19]275。复社培养和推荐的士人竟占朝廷整个科举录取数的15%～35%，可见复社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可以说，张溥通过复社团结、培养、奖掖了一大批士人，这些士人在明清之际的舞台上扮演着显赫的角色。如钱谦益、周延儒、黄道周、吴伟业、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黄宗羲、张采、杨廷枢、吴应箕、顾杲、陈贞慧、侯方域、冒襄、倪元璐、冯元飚、冯元飏、徐汧、马世奇、张国维、姜埰、姜垓、吴昌时、魏学洢、陈际泰、文震孟、熊开元、杨彝、谭元礼、张泽、周锺、周镳、方以智等。其中钱谦益与张溥为通家之好，吴伟业为张溥高弟，钱、吴名列“江左三大家”中。陈子龙、夏允彝为几社领袖，夏完淳是张溥弟子。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冒襄是复社中的后起之秀，并称为“复社四公子”。黄宗羲为张溥好友，名列清初思想启蒙三大家之中。周延儒与张溥有师友之谊，其东山再起与张溥甚有关系。黄道周与张溥为生死之交。谭元礼、张泽为张溥好友，是竟陵派主要作家。张溥团结的这一大批优秀士人，在科举入仕后，于改善明末吏治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与在野复社士人遥相呼应，进一步扩大了复社的影响，遂有“复社声气遍天下”之说[3]231。乃至在朝权贵对复社亦有所忌惮，“在廷宰辅，往往畏忌社中之人，惟恐得罪清议，甚至京师坐次有复社相公，竟席不敢言天下事”[22]。而在野极有势力的豪绅也极想加入复社，却并不一定能轻易加入，如时相温体仁的弟弟温育仁欲加入却遭拒，因而作《燕子笺》以泄愤。 在影响政局方面，张溥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张溥进入翰林院后，因遭到温体仁的排挤，故授意门人吴伟业上疏参劾温体仁结党营私，吴伟业因立朝未稳，不敢妄动，于是改参温体仁党羽蔡奕琛。张溥在家闲居时期，亦能运用复社影响及所交接之人脉影响政局。如张溥与吴昌时、钱谦益等人谋议，最后竟让周延儒成功复出，担任时相。张溥对政局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故《复社纪略》云：“天如虽以庶常在籍，骎骎负公辅之望，参预朝政矣。”[3]231今人容肇祖感叹道：“这样看来，张溥真不愧是一个在野的政党首领了。”[23]344 张溥的作用和重要性在其死后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张溥死后，复社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很快解体、湮灭。杜登春云：“呜呼！泰山其崩，梁木其坏，复社之大局与国家之大运同归瓦裂矣，岂不痛哉！”张溥之死使复社中人“忧社局之将衰，叹孤儿之无倚”[16]1003。故有学者发出“复社墟，而明社屋，诸贤殉节以死者，不可胜数。国运文章，同归于尽，悲夫！悲夫！”的感嘆[24]。蒋逸雪先生指出：“复社之立，倡自张天如溥，天如云亡，社事几近解体，偶亦见声应气求之迹，然已不似畴昔之堂堂正正矣。”[20]129谢国桢先生亦云：“因天如死了之后，复社里没有相当的领袖，所以有复社分局的局面出来。”[17]138然而令人感慨的是，明朝灭亡以后，认为复社亡国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于是明哲保身者不敢再谈社事，唯恐惹祸上身。陈鼎《东林列传》自序云：“国亡之后，学者竟以东林为祸窟，缄口结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齿及者，后生小子辄摇首顿足，其畏也若洪水猛兽，决逸而来，逃死不暇，局势之变，乃至于此。”[23]348而投机者则又以骂复社为进身之阶，纷纷往复社身上泼脏水。世态炎凉，一至于此！ 二、嫉恶如仇，勇斗阉党 在政治斗争方面，张溥与阉党权奸展开激烈斗争，显示出士人高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节操，其敦风厚俗、激励士气、感召人心的作用不容忽视。 邓实指出：“士君子生值衰时，目睹朝政之昏乱、佥人之弄权得志，举世混浊，不得不以昭昭之行自洁。……然其霜雪正气，郁为国光。其于一代之人心风俗，深有所感，常收其效于易代之后。历代专制之极，君昏于上，率兽食人，而民不至相食于下，以入于禽兽者，实赖二三正类匡救扶持之力。”[25]作为复社领袖，张溥尤为崇尚气节，积极投身于与“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之阉党权奸的斗争中[26]，显示出一介士人高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古君子之风。 明代阉祸流毒甚巨，尤以晚明为烈。《四库全书总目·明史》云：“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羶，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10]416《四库全书总目·明宫史》复云：“盖历代奄寺之权，惟明为最重，历代奄寺之祸，亦唯明为最深。二百余年之中，盗持魁柄，浊乱朝纲，卒至于宗社丘墟，生灵涂炭，实为汉唐宋元所未有。”[10]705明末时期，正人与阉党权奸间的冲突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弥漫着同情忠臣义士、怨恨阉党权奸的气氛。如魏大中、黄尊素被阉党杀害后，在两浙地区“虽樵夫牧竖，皂隶庸丐，语及忠臣义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获见其人也；语及于阉儿媪子，靡不呼号骂詈，恨不得食其肉也”[27]。有鉴于此，张溥在复社定社之初，宣布秉承东林遗风，崇尚气节，主张“兴复古学”“务为有用”，这里的“有用”含培养人才、整顿吏治两层用意，这样的目标显然只能通过结社和科举入仕来完成。一旦复社中人通过科举入仕后，必然要与朝廷中的阉党群小发生冲突展开斗争，在野的复社中人也必然会响应和参与。故以张溥为领袖的复社及其前身应社与阉党权奸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天启六年（1626年）苏州“开读之变”中，应社中“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28]。张溥密切关注此事，后写作了《五人墓碑记》来表彰此事。天启七年（1627年），张溥与张采起草檄文，率诸生驱除魏党头目顾秉谦离娄，郡中人士立碑记之，一时士气大振。同时张溥在当时不避阉党忌讳，公然祭奠高攀龙、魏大中等人，可谓“文章气节，足动一时”。崇祯四年（1631年），张溥中进士后与权奸温体仁、蔡奕琛展开了争锋相对的斗争，前后相持数年，最后以温体仁的下台而告终。崇祯十一年（1638年）复社顾杲、黄宗羲等142人联名作《留都防乱公揭》驱逐魏阉余党阮大铖。可以看出，在张溥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复社诸人无论是在野还是在朝，都与阉党权奸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士大夫们苟且退避、屈服于阉党的时候，包括复社同人在内的广大士人、百姓却掀起了置生死于不顾、激烈反对阉党的浪潮，极大地弘扬了正气，打击了邪恶势力的气焰。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光等义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气节，正是复社所追求和弘扬的。 如此看来，复社由最初以文会友的文社走向影响朝廷政局的政治集团，这与张溥等人为复社所定宗旨紧密相关，也反映出士人极强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崇高节操。故谢国桢先生认为“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17]1。不仅如此，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更表现在广大士人通过结社，借助群体力量来与阉党权奸展开可歌可泣的斗争上。这对于弘扬正气、引导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在此大无畏斗争精神的感召下，“弘扬忠义、鞭挞奸邪，便成为整个时代的最强音”[18]191。 张溥组织复社与阉竖进行斗争的意义，得到了研究者的褒扬，张宪博先生指出：“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张溥领导复社进行斗争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学术成就。”[29]张溥及其社友反对阉党统治及异族入侵的反抗精神对后代文社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如南社即受到复社的较大影响，“成员有一千一百余人，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主要活动于当年复社、幾社举社的上海、苏州，其声势与性质皆与复社有相似处”[18]425。 三、尊经复古，倡导实学 在學术方面，张溥所倡导的实学风气对清代朴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张溥等人在结立应社后，提出人主一经、众人合治五经的作法，这种由专深到博通的学风对清代经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蒋逸雪先生认为：“应社合一人专主一经，而众人合主五经，既能由一经而通五经，而亦由通五经而更精深一经，这也应是清代经学所以发达的渊源。”[20]11蒋寅先生指出：“张溥所揭应社的宗旨——‘志于尊经复古，回归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以济世致用为基木宗旨的儒学传统。其核心是首先回到经学，以经学充实理学的知识基础，以实证性的考据方法重建经学和实学的方法论。”[30] 张溥亦是实学风气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张溥青少年时期七录七焚的扎实学风成为美谈，他在复社成立的章程中又说：“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这里提出的“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也是张溥摈弃虚浮学风、推崇实学的一种表现，这种实学之风与清代朴学完全是相通的，成为清代朴学的潜流之一。张溥成为明清学术转变的重要过渡者之一。孙立先生认为，张溥主盟的复社“已经开启了其后乃至整个清代尚实崇古的学术风气”[31]。何宗美先生对此有详尽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复社的学术和学术思想出现了划时代的三点变化：“一是治学思想之变，由空谈心性的思辨之学转而为‘务为有用的实用之学；二是治学领域之变，由理学转而为以经、史为主体兼包天文、历算、象数、輿地、水利、吏治、礼法、财赋、艺文等博物之学；三是治学方法之变，由讲说、静观、体悟的内向之学转而为纂辑、考证、训诂、辨伪、勘察的向外之学。这几种变化意味着复社在明末清初学术史上完成了一次学术思潮的大转折，标志着明代学术之终结和清代学术之开端。”进而指出：“在此过程中，张溥的作用和地位尤为重要，从理学到经学，从宋学到汉学，张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学术思想，精研经史、宏大广博的学术建构，钞录纂辑、考辨得失的学术方法，成为清初学术的基本特点和总体精神。……从某种意义说，张溥及其复社诸学者实为清代实学之奠基人。”[18]205由此可对张溥主盟下的复社学术和学术思想的嬗变以及张溥在嬗变过程中的作用略窥一斑。 四、诗文编撰，名高一时 此外，张溥通过文学交游、创作及文集整理等活动，对明末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学活动是复社的活动之一，“社内不仅切磋时文，关心政治，而且雅尚文学、交流情感”[32]。作为复社领袖的张溥，在当时的文坛上极有声望。《明史》本传云张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2]7406。陈子龙亦云：“夫天如之文章，天下莫不知其能。”[16]782 张溥领导的复社培养了一大批士人，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明末崇祯时期，复社在文学上如同其在政治上一样形成了声气倾动海内的局面。”[33]一般来看，“散文创作繁荣之地往往即为文社活跃之处”，“明末清初一个文学大家通常是由一个社团或文人群体烘托而出”[18]144。张溥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广泛的交游活动，对文学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游历于吴中、京师、云间、白下、上江、江右、杭州、商丘、莱阳等地，成为联络各地文人群体的重要纽带。同时，张溥本人也成为众多文学活动的中心人物，对文学传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在这一时期，张溥与竟陵派代表作家谭元春及其弟谭元礼有过一定交往，后来谭元春兄弟亦加入复社。陈广宏先生指出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或文学交流活动：“（谭）元春加入复社，与其说具有政治的内涵，不如说是具有社会文化的内涵来得更为恰切；尤其是复社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社团，对谭元春这样一位文坛巨子来说，参加复社的活动更多地出于文事上的考虑，也是很自然的事。张泽于崇祯癸酉（1633年）秋序刻《谭友夏合集》，表明复社中人恰恰也是从文学上来论定竟陵之功的。”[34] 特别是张溥在崇祯五年（1632年）冬弃官归娄后，太仓成为了复社的文学活动中心之一，“在文学上与二张、吴伟业常有过往的人物，……有苏州顾梦麟（麟士）、王启荣（惠常）、太仓吴克孝（人抚）、长洲徐汧（九一）、许元溥（孟宏）、吴县杨廷枢（维斗）、吴江吴曾羽（扶九）、吴昌时（来之）、孙淳（孟朴）、沈初馨（青芝）、沈应瑞（圣符）、昆山王志庆（与游）、王志长（平仲）、常熟杨彝（子常）、嘉定侯峒曾（豫瞻）等二十多人，由此形成了一个成员较为固定、情趣彼此投合的娄东诗人群体”[18]210。而且，在这一时期，在张溥等人的影响和指导下，后起之秀接踵而起，出现了由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顾湄、王摅等人组成的“太仓十子”诗人群体，他们多为张溥弟子。 在文集整理方面，张溥收集整理了汉魏六朝一百零三家别集，在文献传承保存上有极大的意义。杨柄锃《汉魏六朝百三名家跋后》云此集“自汉贾长沙至隋之薛河东，上下二千年中得其专门名家者褒为巨册，至百有三人之多，其间汉魏则崇论宏议，朗畅精微；六朝则绮靡缘情，浏亮体物。罄艺苑之精华，综辞林之根柢，几于无体不备，无美不收，其嘉惠士林，可云富矣”[35]。由此百三家集，可以概见汉魏六朝文学的全貌。故四库馆臣对此书尽管不无微词，但还是肯定了此书“州分部居，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槩”的优长之处[10]1723。刘跃进先生亦指出“在编排上，此书按人辑录，以时代先后编排，得以考见先唐作家遗篇及文风变迁之道”，“中古作家专集的辑校，虽有后出转精者，但还没有人能像张溥那样如此系统地校辑先唐作家专集”[36]。除了文献整理的意义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每集前的《题词》，是对作家全人全文的总评，“将文学创作、社会生活、人格修养和世界观价值观联系起来，是对古典文论的充实”[37]，将一百零一篇《题词》合起来则是一部简明汉魏六朝文学史，可谓张溥文学批评方面的代表作。其“家家有题辞，人人有论述，分之为作家各论，合之则为文学史。在17世纪中叶，出现了这样一部具有文学史规模的作品，是值得我们研究与重视的”[38]。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尤其是《题词》已成为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殷孟伦先生又作《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更加方便了学人的使用。张溥通过对汉魏六朝别集的整理和品评以及自身对汉魏文学的喜爱，对汉魏文风起到一定的推扬作用。在专书方面，张溥推重《史记》和《汉书》，尤其是《汉书》，故有当时家家置《汉书》一本之说[8]。这种影响若放在明清之际文学发展特点的大背景下来看，更容易理解，因为“明清之际文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声气之变推进文学之变。其表现往往是，一二魁杰率先振起，并时羽翼同声相应，天下操觚谈艺之士翕然从风”[18]220。 在文学创作上，张溥的散文有较高的成就。《明史》本传云张溥“撷东汉之芳华”，为“文士卓卓表见者”[2]7309，曹虹先生亦云张溥等人的散文“几乎成为明文的终极”[37]。张溥散文尤以《五人墓碑记》为代表。《五人墓碑记》对清李玉《清忠谱》有一定影响。何宗美先生指出：“《清忠谱》的基本思想与复社领袖张溥《五人墓碑记》一脉相承，亦或说，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实早已为《清忠谱》的创作奠定了思想的基础。”[18]277同时，张溥的史论对后代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史论表现出卓越的史识、秉笔直书、褒善贬恶的春秋笔法，是其散文中很见思想的一种，“风格鲜明，可圈可点”[39]。受到了后代学习者的喜欢，如钱基博学习史论时就以之为学习材料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云：“钱基博十二岁，始从二伯父钱熙元问业，仍学史论。授以《评议东莱博议》及明张溥《历代史论》。”。 综上所述，张溥是晚明社会中一位具有多方面影响的重要人物，他的影响和意义表现在建立复社、组织斗争、学风影响、文学活动及文集整理等多个方面，不宜局限于某一方面，故张采云“天下万世，自有知张子者，如知张子，定不专以文章推”[40]。相比来看，黎遂球对张溥的评价较为全面，其云张溥“所赏誉者文章，所勉劝者忠孝，所激扬者廉耻节介，所论述而使人知所法则者往史，所精衡者经术，所表章者前乎此者之圣贤，所兴起者后乎此者之学人。与人同功，而不难独任其过。见人一善，则必欲尽得其美，遇人饥而思推食，寒思解衣，于人之父母则必欲其尊荣，于人之子弟则必欲其才器，在他人或以文章之名为利，在天如则以文章之名为义。其慕义也，虽在水火而必蹈；其去不义也，虽临之以鼎镬刀锯而不改”[41]。 参考文献： [1]陆岩军.百年来张溥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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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Pu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ociopolitical cliquism ，the academic and literary. After Zhang Pus death，the official evaluation system in Qing Dynasty on Zhang Pu is negative， so Zhang Pus real situation gradually blurred. With modern vision to reexamine， Zhang Pus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is mainly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ly， he created the largest Chinese literary society that is Fushe， cultivated and uni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scholars，which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Secondly，he struggled bravely with the eunuch， which shows the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sense of justice and integrity and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custom and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Thirdly， he is a promoter and practitioner of solid scholarship which has a great effect on Pu Learning in Qing Dynasty. Fourthly， Zhang Pu， with extensive literary interaction， prolific creation and activities of collecting literary material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words：Zhang Pu； Fushe； influence and significance （编辑：李春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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