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
| 范文 | 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有明晰和一致的共识。在梳理学界争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基础上，以实践论为视角，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是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的统一，应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 ?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1-0005-03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争论不休，主要论点有“东方社会理论”“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二大”“大革命失败”“ 《反对本本主义》问世”“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农民改造”“遵义会议召开”等。进一步梳理、分析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研究，有利于准确地科学定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义，客观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渊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由感性到理性，由“理论——实践——理论”的发展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践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由西方传教士零星碎片地进行传播。以梁启超、朱执信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受日本学界对社会主义的研究的影响，开始把日本学者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等翻译成中文。1917年，俄国爆发了著名的十月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了方向，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陈望道等人开始走上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呼吁要联合民众，倡导解放和变革，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改造。26岁的毛泽东写下这篇长达六千多字的文章，深刻剖析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联合有如此强大的势力，如何凝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广大民众，并结合国内环境分析它的可能性，这与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抗争压迫者，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揭穿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利益为纽带的神秘面纱，有着异曲同工之秒。陈独秀、李大钊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冒着生命危险向北京城内的民众散发，号召学生、劳工、商人团结奋起，敢于挑战封建压迫，敢于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李大钊撰写了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为代表的一系列歌颂社会主义的文章;《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世后，也得以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历史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唤醒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反抗;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成立的第一个革命政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理论 1922年，有关“社会性质和革命纲领”第一次被提上了中共二大会议日程，中共四大呼吁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联合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1927年，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性质和革命的“朋友”和“敌人”。秋收起义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在井冈山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有效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并在中华大地扎根发芽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国人民“逢山开路”的自强不息精神。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更明确提出了做调查和拥有发言权是成正比的关系，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本本”或“教条”，不能空谈;[1] 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其内涵与特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实践到理论转变，实现感性向理性的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争论：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通过梳理现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相关问题研究文献，从逻辑起点、历史起点、实践起点、理论起点、创新起点等不同的维度和视角中，可得出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 （一）关于历史起点的争论 刘国普从历史起点的角度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源自于中共二大的召开，原因是中共二大深刻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具体的国情，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制定了第一部《党章》，中共二大的历史贡献为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也存在缺陷与不足，但终不能掩盖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创新运用的事实。[2]徐方平等持相似观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标准量化为四个方面，既要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基础，形成革命党这一实践主体，又要有一系列的“中国化”实践活动和形成的核心价值，中共一大只具备前两个条件，中共二大从时间和空间、理论与实践上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实际相融合的具体体现。[3]赵秀华反驳上述观点，认为中共二大其主体其实是共产国际，纲领、政策的制定也并不是由中国共产人独立承担，会议召开更像是对“退缩”或“进攻”路线的贯彻，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着天然的区别，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脱节，错误的理论最终把革命实践引向失败的边缘，大革命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论据。[4]高军峰否认此观点，认为中共二大共产国际的参与直接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根基，影响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谁也不肯承认哪一方的执政领导地位，双方各执一词，还导致共产党人后期想要放弃革命领导权的结果，犯右倾错误;他也着重阐释大革命失败为历史起点之说，历史总是把事实呈现在人们眼前，大革命的失败直接推动共产党人另辟蹊径，由城市中心论转为农村中心论，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条件。[5]除此之外，王小拥认为源自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历史起点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同时开始，并且具有同质性[6]，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实践主体，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打开了一道门，犹如人带着坚定的信念踏出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一步，那一刻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开端。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与中共二大都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制定的纲领和策略都具有共产国际的共性，缺乏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探索和考虑，对中国共产党员来说，他们追求的革命道路在当时是危险的，也缺乏革命实践的经验，还没能凭借自身的能力突破民族危亡的难关，这一时期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自然难以承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这一重任。 （二）关于逻辑起点的争论 陆轶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俄国的村社制度吸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力，提出了俄国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天才构想，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老路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先例，树立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革命导师纷纷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更深程度和更广范围地实现中国化。[7]李怡等提出应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认为当时正是日本研究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他们深受其学术环境和社会氛围的影响，开始谋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救亡图存，这是认识的条件，虽然他们在此期间参加的革命斗争都以失败告终，但这已经具备了实践的条件，他们所得到的不仅是教训，还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再生理论，具有实际的应用和理论形成，集历史、实践、理论于一身，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8]另外，夏建国等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多次具体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需要和强烈愿望，具有全民性和彻底性，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创新和发展，其实践过程中不断衍生出相应的理论成果，体现具体实践与抽象概念的统一。[9]高军峰认为逻辑起点是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农民的改造开始，中国的人口农民占最大多数，毛泽东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和士兵的积极性，鼓舞了全民参加革命的斗志，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农民能翻身与压迫者对抗，能够意识到在民族危亡面前人人都需要团结和奋斗。[5]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和思想进程从同一时间开始，也就表明历史与逻辑是相统一的，割裂了两者关系无论从任何一方面来说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把前面几种观点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基础，那么，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则是理论指导后的实践，尔后又反过来为新的理论提供基础，为新的实践服务，农民的改造也是基于不成熟的思想而展开的初步尝试，因而也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理论起点与实践起点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使得人们对其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变化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作为间接经验，其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则是直接经验，中国人民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在中国土生土长，紧密联系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284，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圣经”高度，没有结合中国实际，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就不成其为理论，纯属空谈。在王国敏等看来，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以马克思民族化思想为依据，创造性地在中国开辟社会主义萌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理论自发到理论自觉的转变，可初步认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理论起点。[10]然而并不能把理论起点直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而不能相提并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定于“李大钊说”的观点并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18—1919年的李大钊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那个事物的环境，不能具体认识社会主义的规律，无这方面的实践，并且当时的历史条件具有局限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表面的、片面的、外围的，其实践也是没有经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实践，属于感性认识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是在党的历史上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总结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性质的严重错误，团结党和红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革命实践。有学者说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是实践起点[11]，中国以外的国家从没有这样的经验可供借鉴和参考，在中国最先开拓、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失败之后，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变革原有的错误和禁锢思想，使之适应于外界的規律性，变失败为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已不同于过去简单的概念，而是客观的、本质的、全局的，能反映事物内部的联系，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真理，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属于理性认识阶段。认识并不能通过一次实践就能获得它全部的理论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着的理论。随着历史时段的推移而发展，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和勇于实践，已然跃升为真理的高度，在中国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其起点是理论起点与实践起点的统一，换言之，是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为起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刘国普.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步[J].理论月刊，2012（12）. [3]徐方平，曾银慧.中共二大：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4]赵秀华.中共二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关系新探[J].求索，2014（4）. [5]高军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J].社会主义研究，2012（6）. [6]王小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第一人”——兼评李大钊研究的一个流行观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9）. [7]陆轶之.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J].理论月刊，2014（4）. [8]李怡，孙宜芳.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J].科学社会主义，2015（3）. [9]夏建国，李红梅.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J].江汉论坛，2016（3）. [10]王国敏，陈加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探索——兼与几种流行的观点商榷[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6）. [11]左乐平，王仕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起点和理论创新——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九十周年[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6）.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作者简介：詹晓玲（1995—），广东湛江人，单位为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 （责任编辑：王宝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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