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基于文本分析的外国游客大陆自驾游历感知特征 |
| 范文 | 李子琼 胡传东 刘振振 牟思颖 摘 要：在中国旅游业发展日益国际化的情形下，研究外国游客在大陆自驾游的经历及其感知特征是有价值的。本文以美国人何伟（Peter Hessler）的游记著作为素材，采用文本分析法研究其在中国大陆自驾游历感知特征。研究表明，外国游客在中国大陆的自驾游历感知经历了缺席的想象、在场的感知和缺席的在场3个阶段；受旅游者背景与偏好影响，游历关注点或者对象集中表现在人地关系及其变化；游历是游客印证想象中的已经神圣化了的吸引物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朝拜“心中的圣地”和实现自我观照的过程。本文采用个体样本游记研究自驾游历，一起对旅游体验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文本分析；外国游客；自驾游历感知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黄金周旅游‘井喷背景下我国旅游供需矛盾及协调机制研究》（项目编号：913YJC790180）；重慶市教委科技项目《三峡库区低碳旅游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KJ130653）。引言 游，同遊，有多重含义，可指“行走。游玩、游览。游历。交游、来往。游荡。逍遥、优游”[1]；历，有“经过。越过。普遍。统指过去的各个或各次，如历代”等含义[1]。游历，即到远地游览[2]。吴必虎认为游历（Experoutination）是人类在旅途与目的地的外部世界探索（Exploration）与深刻身心体验（Experience）的一系列活动，是最基础、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一类基于个体行为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活动[3]。游历将“游”与“历”相结合，是行走到远地游览并进行来往互动的一个过程。旅游感知是旅游者在常住地或旅游目的地将外部旅游信息被动接受后和自身已有的旅游经验进行对比所形成的和旅游目的地事物密切相关的认识和评价[4]。 国内自驾游历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对入境游客在中国大陆自驾游历感知的研究较少。研究入境游客在中国大陆的自驾游历，对认识和把握其感知特征、形成的机制以及全面地客观地认识区域旅游目的地意向和形象具有重要价值。与旅游攻略和浅阅读需求的网络游记不同的是，游历著作时间跨度较大，内容呈现上更系统、全面和规范。何伟（Peter Hessler，美国人）的游历著作《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以下简称《寻路中国》）记录了他在2001—2009年游历中国大陆的过程，从游历时间的长度、感知沉淀的厚度、涉及内容的广度以及旅游体验的深度来看，其作为研究外国人在中国大陆自驾游历感知特征的素材具有典型性和可行性。一、研究方法与过程 文本分析方法是深入了解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观、意图、态度和认知模式方面有效的方法[5-6]，文本分析法除了可将不系统的、定性的文字、图像等符号性内容转化为系统的、定量的数据资料[7]，还可以通过对显性内容的系统性梳理挖掘出现象和事物的本质[8]。本文通过个案研究的形式，以何伟在《寻路中国》中记录的大陆自驾游历过程为研究素材，运用沈阳教授主导编制的ROST中文字频统计分析软件，对该著作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以期探究何伟在中国大陆自驾的游历感知特征及形成机制。其中，论文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 6进行高频特征词分析，提取何伟在游历过程中的高频感知要素；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揭示何伟在自驾游历过程中与环境及当地人的信息交互特点；运用ROST Emotion Calculator从整体上把握何伟自驾游历感知的正负面情感倾向。 分析结果表明，高频特征词中以名词居多，名词属于实词，主要为自驾游历过程中感知对象的名称，如“老板”“长城”“村子”“工厂”等，高频词可以归纳为“地方、身份、符号、变迁”等类型，特征上集中反映了外国游客自驾游历中国大陆对人地关系和环境变化的关注。社会网络分析中，“中国”“地方”“时间”和“人们”等词汇的网络中心性较强，何伟在大陆的自驾游历体验本身是一个社会关系互动的过程，互动过程也体现了感知建构的强度和逻辑。何伟在自驾游历的不同时空表现出的情感倾向性显著，但其消极情绪占比较大，达到了63.80%。二、自驾游历感知机制 旅游者在旅途中的“观看方式”因人而异，“观看方式”会受到游客的世界观、价值观、态度和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旅游者的感知是“观看方式”和目的地的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在来中国之前，何伟就对中国大陆有了先期想象，而在自驾出发前，何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可将其自驾开始之前对旅程的期望视为缺席的想象；自驾游历过程中与当地环境及人们的互动来往，即是在场的体验；整个游历结束后，何伟经历了回忆和感知重构过程，直至著作正式出版发行，并在阅读和自驾市场产生影响和反馈，实际上就是缺席的在场。 （一）自驾游历前的生活经历——缺席的想象 何伟在童年时期获得对中国的想象和在重庆涪陵任教的经历共同构建了他自驾游历中国大陆的前期感知。游记中提到“在我孩童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10]！这种想象或者说预期带有强烈的仪式感。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仪式界定为一种“敷衍的、落入俗套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个人表达他对某个终极价值的替代品的敬重”。因此，仪式可能渗透到一个人的内心使其热心的履行其仪式义务，即“世俗的朝圣”[11]。何伟的自驾游历以印证想象中的已经神圣化了的吸引物——中国为目标，从而是朝拜“心中的圣地”的过程。 何伟的纪实三部曲中的《江城》记录了其自驾游历之前在中国的部分生活。1996—1998年，何伟以志愿者的身份在重庆涪陵工作和生活。在涪陵任教期间，其接触的学生、同事、朋友几乎都有农村背景。他眼中的学生性格未经打磨，成年人具有坚忍不拔、毫不造作的品格，都是他敬佩的品质。其在书中写道“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们、我的同事们、经营餐馆的朋友们，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12]。在其任教期间，何伟还曾到过延安、西安等中国的北方地区，看见过荒芜的乡间，接触过落后地区人们艰辛的生活。这些先期的经验对后期自驾游历的动机和感知是有深刻影响的。何伟幼年时期埋在心里的种子，此时已经发芽。其想要去寻找一个答案，于是在大陆自驾旅程中再次深入中国的北方，进入村庄，观察底层人民的生活。 （二）自驾游历过程的感知——在场的体验 游客自驾游历中与当地人及环境的互动，也是在场体验和感知的过程。“说到”“告诉”和“问道”等高频特征词表征了互动交流的感知意向和特征。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前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不是来自客观“现实”，而是来自其他人[13]。旅途见到的环境和结识的当地人对何伟自驾游历感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自在中国开始开车以来，我一直十分好奇，很想知道那些轿车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于是，何伟在芜湖跟4个工程师一起参加了奇瑞公司的汽车道路检测，对检测的车型、测试的项目以及工程师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2002年，何伟在北京市怀柔区的三岔村找到租住的房屋，居住期间，见证了围绕魏子淇一家的经济转变、政治斗争，以及孩子的健康和教育等問题。 何伟曾表示，《寻路中国》只是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书中涉及的自驾目的地，除长城以外多为非著名旅游景点，即社会和生活场景。社会学家波尔（Vivien Burr）认为，解释社会现象需要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分析。旅游目的地不仅具有地理的和物理的属性，而且还是社会和文化建构起来的[14]。如“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了，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对于早年的这一轮热潮，我颇感好奇——我想弄明白，在那些开拓型的工厂里面，老板和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社会网络中心性较强的“中国”“地方”“老板”“人们”“孩子”“农村”和“工厂”等词汇，集中反映了城乡面貌变化、社会景观变迁和居民身份转变，总体上表现为人地关系及其变化，即“变化”本身也成外国人自驾中国的动机和吸引物。对何伟来说，自驾发端于想象，始于求证，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旅程。随着时间精力的投入和移情的深入，对吸引物的感知和体验渐渐成为仪式化和神圣化的过程。这恰恰反映了旅游社会学家迪恩·麦肯奈尔（Dean Mac Cannell）景观神圣化理论，其认为对现代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具有超越国界的神奇共识，这个机制就是通过景观神圣化和观光者的仪式态度所实现的[15]。 （三）回忆和文本的感知重构——缺席的在场 《寻路中国》通过回忆的方式表达和重塑了自驾游历感知，此时自驾游历主体身体和自驾游客身份缺席，即按照自己不在场的方式对游历感知进行了重构。回忆通过文本呈现时，自驾旅程已经结束，其中国驾照已过期，何伟本人已回到美国，现实活动的空间与自驾游历活动发生的时间、空间产生分离。那么这种缺席的在场表达是真实的吗？建构主义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思维活动或符号语言的“唯一的”“真实的”世界，现实世界是人的解释或建构的产物，而这种解释具有不同的“版本”[16]。该著作文本是游历过程的回忆呈现，尽管感知主体已然缺席，但记忆中的感知客体和要素仍然在场，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现实世界成为被个体赋予主观意义的产物，即文化的建构。 记忆中感知要素再现的过程，不仅是记录自驾游历的过程，自驾前的“神圣化”和自驾中的“世俗朝圣”，更使其成为重构感知体验的过程。游记中写到，遇到的北方村民大多都愿意邀请何伟到家里喝茶或者吃饭，在驾车穿越“营房村”“水泉村”和“安寺村”那些即将消失的村镇时，何伟内心感到的是酸楚。在浙江省丽水经济开发区，工人们在墙壁上写着类似于“马到成功”“人生何处不成名，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励志话语，何伟对新兴工业城镇里急匆匆的生活节奏以及人们走在路上时表现出来的朝气与活力充满了欢喜。 “在无数的四星五星评论面前，我实在不敢说这书的坏话。作者带着西方价值观来看中国的现象，那种字里行间的优越感，我相信他已经拼命遮掩了，但是真的遮掩不住。他已经跳入一个价值观的框架，自动屏蔽了所有能带来反证的东西[17]”。该书评指出何伟游记中存在选择性关注的思维定式，并通过这种思维定式以自驾游历的方式实现了“自我观照”[18]。在文本的呈现过程中，作者会不自觉地根据已有的预言或个人的期许，做出相对应的思想及行为反应，从而使期望得以实现。“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就像一颗钉子[19]”。三、结语 何伟自驾游历感知由出发前期的想象，将吸引物神圣化的过程；自驾时的在场体验，即“世俗的朝圣”，印证神圣化的过程；和自驾完成后的游记文本回顾，对“朝圣之旅”的表达与重构，3个阶段构成。本文研究数据源于译著《寻路中国》，相对于英文原作来说，必然存在部分信息流失或价值曲解，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有效性。研究发现，何伟的自驾游历感知情绪中消极情绪比重较高，这可能与作者本人的文化背景有关。何伟是美国公民，并有在涪陵支教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游历过程中“选择性关注”偏好在所难免。但是，人们并不能据此就认为何伟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的判断，其对中国大陆是有地方依恋情感的。因为何伟本人也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活这么久，是因为看到事物在积极地变化[20]。因此，如果要了解更长时期以来何伟作为游客在中国大陆的游历感知，后续研究还要引入他的其他游历中国的作品。当然，对《Country Driving：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from Farm to Factory》《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和《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等英文原著开展内容分析研究也是极为必要的。参考文献 [1] 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辞书编纂中心.古汉语字典（第一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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