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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云南开辟“一带一路”中国南段新境界的战略思径
范文

    [摘 要]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云南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开放优势,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建设、辐射中心、精准扶贫等高端战略支持云南建设。但是,云南在国家战略叠加、三大优势融合的情况下,必须讲究战术,提高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建设好中国—东盟核心区,开辟“一带一路”南段新境界。

    [关键词]“一带一路”;区位优势;云南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2.014

    1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总方略

    古代中国是一个超稳定和相对封闭结构,大都是自我发展、自我提升。只有战国时期,赵国提倡胡服骑射,并且实现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当然,中国也受到了外族的不断入侵,特别是匈奴搅扰秦、汉、唐,五胡乱华,契丹、西夏、女真入侵宋朝,蒙古灭掉宋朝,还有满族统治中原。但是这些外来力量非但没有打破中原的体制机制,反而被中原的封建统治秩序所同化,而且思想文化观念上也一成不变。这其中最关键的是科举制使得整个各阶层能够通过读书考试实现一定的流动性,而这个流动性保障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另外,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思想和皇权的高度垄断,使中国发展进入了千年停滞和超稳定状态。清末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启蒙、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洋务运动,才使得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及思想,进而寻求制度上的彻底革新。于是出现了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习社会主义,当然最后是五权宪法在中国台湾地区落地生根、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发展思路主要有三种。一是分层次站队思路。毛泽东同志善于阶级划分和阶层分析,将全球划分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和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的第二世界,美苏俩大国分别主导“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同志选择了彻底拥抱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排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坚持越是敌人反对的我们越是坚决拥护的态度,选择了一种“一边倒”的发展思路。诚然,这种站队早期获得了苏联156个重点项目支援,但是好景不长,莫斯科撤走了全部专家和资金,所有项目束之高阁,最后导致了中苏局部战争。这种选边站队做法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二是点圈发展思路。邓小平同志划出了四大特区,几个沿海开放城市,然后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区。他一再强调,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和360万的大陆架上,画出几个小点和小圈,弄好了可以复制推广,弄不好可以马上关掉停止,不会出现大碍大事。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基本延续这些思路,当然也提出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以及东北振兴、中原崛起、西南桥头堡等举措。这个时期的点圈思维,其实是一种突破突围精神,是一种集中精力办一两件事的无奈选择。这种努力还是有突围、突破的实效,但总体上还是在国内转圈圈。三是划线互联互通发展思路。2013年上任伊始,习近平总书记立即提出了主导世界舆论的“一路一带”战略,带是带领,路是道路,不分你我,不分阶层,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大小,不分贫穷落后,还是发达进步,通通参与合作,互利共贏,合作发展,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通过画线把有关的国家连起来,把有意愿参与的国家团结起来,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真正实现国内外的纵横交错、互联互通、相互融入、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和共同繁荣。但是,“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而且是全天候开放的,不局限于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国家,甚至可以包含美国,包含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各国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但是,值得提醒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仅是对外互联互通,对内也不断加强互联互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治国理政新思维、新举措,并且提出了建党一百周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奋斗目标,即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的第二个宏伟目标。“四个全面”和“两个一百年”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一方面将释放潜在的增长力,另一方面将创造巨大的需求。宏观上的“四个全面”和“两个一百年”的战略布局,加上微观上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地下管廊建设、产业转型升级、高速高铁和通用航空发展以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将全面推进国内硬件和软件上的互联互通,包括感情上的互联互通。总之,中国对外、对内战略都是划线互联互通,但又十分开放包容。中国发展需要世界,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充分认识到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互利共赢的重要性,因此提倡建设“一带一路”来使“二战”后的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务实、更加高效。习近平总书记这种思路主动寻找合作对象,将主导未来发展格局。这是因为:

    其一,“一带一路”战略站在人类道德制高点上,成为遏制逆全球化、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核心逻辑。一方面,我们摒弃了古代中国的纳贡思维,重在恢复中华文化思想体系独立自主性,同时积极主动广泛吸纳域外文化优秀元素,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扩大中国市场领域金融领土与经济领土,进而建立起比传统体系更加超越的“大中华经济圈”。另一方面,我们第一次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但不是西方国家所谓的打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到处插手国际事务或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而是代表全人类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制度和根本利益,奉行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和带路精神,达和穷都兼济天下地对外输出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对外提供我们的智慧、物质、金钱等各领域的力所能及的贡献,特别是引领贸易开放、资本逐利、科技交流、思想碰撞、劳力流动、文化整合、产融合作等各领域的全球化。

    其二,“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利用经济金融手段建设生态链共同体、产业链共同体、价值链共同体,从而建设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因为,经济金融手段往往比感情手段更加有效有力,“一带一路”就是要实现从以往的纯粹援助、外交谈判和首脑推销到更加有效的市场化、金融化经贸合作的战略转变,实现从简单的产品和服务输出到复杂的产业输出及产能合作。

    其三,“一带一路”是当前解决全球困境的最佳方案,必将引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治理。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以来,没有结束,其影响更是没有消除,而且危机此起彼伏。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是美国自身遭受重创,但是没有提出强有力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失去了引领世界的资格和能力,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美国以往一超独大的超能量已经无法释放。第二是欧盟自身更是重灾区。虽然德国大力拯救希腊等欧盟成员,但是德国元气大伤,加上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公投成功,使得欧盟可能面临解散的风险。欧盟没有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案,更不用说解决全球困境的方案。第三是日本经历20多年的停滞发展,只会实行安倍经济学以求自保,更没有闲暇讨论世界问题。在三大发达经济体无法提出解决全球共同困境的背景下,只有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敢于担当地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迅速落地了丝路基金、亚投行、巴基斯坦水电、莫斯科-喀山高铁等扎实项目。而且,“一带一路”倡议备受沿线国家关注和支持。“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学术界、企业界以及各国政府都做出了相关反应。“一带一路”提出这四年,高层互访频繁,取得众多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都先后出访了15个国家以上。在中国外交部的主导下,中国同3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的表态协议,目前表态支持的有上百个国家。另外,“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对外战略,而且已经面向国际大战略进行整体对接。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排斥其他国际合作安排,反而可以灵活对接。例如,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发展战略实现了整体对接,双方深化务实合作明确了方向。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已经真正成为中国为全球消除国际金融危机的对外开放新方略和新抓手。

    总之,“一带一路”是国家意愿和国家意志,是我国未来对外开放的核心纲领。各地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强战略前瞻意识,提高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和水平,主动参与和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 云南是“一带一路”南段建设的主体省份和桥头堡

    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重新解释“一带一路”呢?因为还存在狐疑、观望和嘲笑的态度。那么既然“一带一路”这么重要、这么有用,云南如何做好自身定位呢?云南解放后,一直奉行“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其实,一直到现在,云南同时还担当着国家层面的三个责任:一是维护中国边境安宁,二是维护各民族团结,三是维护亚洲上游生态安全。但是,不能因为这三个责任和以往的发展观念,就白白浪费云南的主体和前沿优势。我们要十分清楚以下几点:

    第一,因为云南建设好“一带一路”南段,是突破岛链围堵,打开我国面向印度洋重要战略通道的需要。客观上,如果敌对势力封锁我国就是用岛链围堵或者叫“C型包围圈”。但是,这个包围圈有两个缺口,北边是朝鲜,西边就是巴基斯坦,南边就是云南相邻的缅甸。但是朝鲜不靠谱了,巴基斯坦那边面临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而且靠巴基斯坦的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和存在民族政治隐患的新疆自治区,所以最后的突围口是与具有传统和深厚友谊的缅甸。因此,把缅甸这个缺口维护好,建设好,作为我国打破岛链围堵的两个重要支撑点,是云南义不容辞的战略重任。也就是说,云南提高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桥头堡战略的能力,特别是开辟通往向印度洋的通道,将使中国由传统的一个太平洋国家逐渐转化成印度洋国家,从而彻底破解马六甲海峡困局。

    第二,因为云南建设好“一带一路”南段,是贯彻实施我国亚洲战略和落实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方针的一个现实选择。东南亚、南亚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区,是世界大国战略争夺的要地,周边是我国地缘政治中必争、必保、必稳的首要地区。东南亚国家对我国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文化意义以及生态方面的意义都非常重要。只有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才能为我国的长治久安提供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把云南建设好了,带动了周边国家發展,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合作,强大而稳定的东南亚东南地区将成为中国战略遏制印度的重要依托。

    第三,因为云南建设好“一带一路”南段,是创造边疆民族地区增长动力的需要,也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工程的需要。我国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都非常滞后,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比较大。通过云南建设好“一带一路”南段,将使云南成为中国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使西部的滇、黔、桂、川、渝、青等省区由内陆边缘的地缘格局变为开放的前沿,从而推进民族团结、和谐和边境的稳定,形成以开放促发展新的动力,进而统筹区域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形成和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纽带,构建和谐的边疆。

    第四,因为云南建设好“一带一路”南段,是保障我国能源资源战略通道的需要,也是打造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前沿和交通枢纽的需要。打通云南经缅甸到印度洋的油气管线和陆上通道,近距离地进口油气、石油、矿石、林木等重要资源,将极大增强国家的经济安全。发挥云南经缅甸联系印度洋的优势,开拓印度洋周边的市场,将使云南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门户。

    第五,因为云南建设好“一带一路”南段,是保障人民币周边化国际的需要,也是建设两个辐射中心的核心逻辑。云南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辐射中心,是中国向上、人民币向南,实现人民币周边区域化、国际化的重要区域。因此,我国在2013年下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支持云南积极探索金融改革创新,特别是增强人民币在南亚东南亚的竞争力影响力辐射力,全面提高跨境金融服务水平。云南省作为人民币周边区域化的重要区域,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具有较高接受度,人民币跨境结算地缘优势十分明显,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特色十分突出,人民币货币兑换交易中心建设前景广阔,人民币跨境业务制度设计加快推进。

    总之,我们一定要清楚,云南是建设“一带一路”南段、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主体省份。云南要建设好桥头堡、两个辐射中心和“一带一路”南段,最终指向的是“一洋四片”。“一洋”就是印度洋。也就是说,中国的力量必须通过云南到达印度洋。“四片”就是四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东南亚传统的中南半岛,东南亚十一国;第二个区域是南亚,南亚七国;第三个区域是西亚,也就是西方殖民话语体系中的中东地区;第四个区域是东非,纳入靠近印度洋非洲东部十几个国家,就可以直接把中国力量从海上一直扩展到非洲,改变传统上只能通过空中联通非洲的做法,通过我国在印度洋的影响直接影响非洲,扩大我国经济的战略纵深,拓展我国市场势力范围和经济领土。

    3 云南对外开放必须烧好6把燎原之火

    云南建设好“一带一路”南段、桥头堡和辐射中心,除了天然的区位优势以外,还有传统的友好合作基础。例如,周边国家很多领导人休假、疗养、打高尔夫、看病、检查身体都到昆明来,包括印度的一些党政领导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的领导人都主动到云南访问,寻求与云南的合作。而且,老挝北部几个省的规划是云南帮忙完成的,老挝国家的地图是云南省测绘局绘制的。另外,东南亚国家的很多项目都是云南帮助援建的或者是云南在施工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老挝东南亚运动会场馆、柬埔寨皇宫。教育上的合作也很紧密。云南的东南亚、南亚留学生,从小学到博士阶段都有,人数超过了1万。瑞丽和打洛的边境小学,缅甸小孩早上过来上课,下午放学又出境回去了。总之,云南的对外交往已经十分发达,但云南对外经贸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2016年,云南省进出口总额仅为174.3亿美元,同比下降8.2%,恶化情况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对外开放必须在新的国家战略统领下,实现新破题和烧好新的一把火。

    第一,烧好产业兴贸产业投资这把火。产业是支撑一切战略之基本,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体系。当前云南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就是提供现代化产业体系,那就要按照“龙头与配套并重、制造与服务并举、研发与转化并列、空间与要素集中”的全产业链集群发展思路,做好以下几点工作。其一,要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云南做好产业兴贸产业投资,必须守住制造业,而制造业由必须搞“短平快”的加工贸易产业,而不是“黑大粗”的重化工业。加工贸易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和手段,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快捷路径。云南要加快加工贸易产业布局,以西药制造为突破口,引进辉瑞、诺华、拜耳等国际药企,先发展西药再发展中药,以优化制药产业和提升云南产业结构。其二,要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严格根据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加强精准承接工作力度,合理确定承接产业转移重点,禁止引进环境污染大、资源消耗高、技术落后的生产能力。优化承接产业转移环境,提高政府配套服务能力,搞好“九通一平”和标准厂房建设,全面梳理云南当地和周边国家招商引资政策,并做好风险评估预测,做好园区等开放平台建设。创新产业承接模式,建立完善地区间协调机制,推动产能转移、产能扩充、产能合作。其三,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按照技术有前景、产品有市场、云南有基础的原则,大力培育和发展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旅游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现代物流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新材料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业八大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发展主导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建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中心和创新中心,打造具有云南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引擎,形成云南经济增长新动力。其四,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原则,落实“中国制造2025云南行动计划”,实施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工业的“四基工程”,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坚持绿色发展,重塑产业链、价值链、市场链,改造提升烟草、冶金、能源、建材、石油和化学工业、建筑业等优势骨干产业,推进制造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激活存量、增强动力,为稳增长做出新贡献;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精深加工产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优势产业、产品、技术、标准等“捆绑式”“走出去”;推动制造新模式、农业新业态、服务新领域不断拓展深化,促进传统经济业态焕发新生机,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格局。

    第二,烧好科技兴贸科技投资这把火。其一,引进科技产业实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载体的转型升级。特别是打造新兴产业集群,积极争取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重点推进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环境保护、医药、航空航天、海洋产业等领域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发展,积极培育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示范基地;扶持和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发展,加强技术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合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外贸转型基地建设。其二,利用科学技术武装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发展。全面推进城乡物流网络建设工程、商贸物流标准化工程、商贸物流平台建设工程、商贸物流园区功能提升工程、电子商务物流工程、商贸物流创新发展工程、商贸物流绿色发展工程、商贸物流信用体系建设工程等重点工程,重点支持电子商务共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电子商务创新应用,重点支持电子商务国际化发展。具体而言,一要加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二要加快电子贸易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前者要努力推进多层次商贸物流网络、商贸物流基础设施、商贸物流标准化、商贸物流信息化、商贸物流信用体系等六方面建设,推动商贸物流集约化、专业化、国际化、绿色化;后者要推动实施“互联网+外贸”战略,培育一批竞争力较强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全面配套支持;加快构建涵盖国家级会展平台、专业市场平台、进口促进平台等电子贸易平台和国际营销网络;建设一批品牌推广效果好的展示中心、批发市场、品牌专卖店等零售网点,支持走出去建设规范的“海外仓”、体验店和配送网店等境外零售体系。其三,利用科学技术实现国际贸易投资便利化。云南有国家一类口岸18个,二类口岸7个,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电子口岸大通关服务平台一期项目完成建设并上线运行,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加快口岸信息化建设,依托电子口岸实施关检合作“三个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和一次放行),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加快区域通关一体化和检验检疫一体化进展,推进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三互”机制的建立(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推动“两国一检”、“两国一关”、“两国一防”,简化审批手续,提高通关效率,降低企业通关成本;适时将“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纳入昆明72小时过境免签范围,推动和扩大国际商务旅行卡在云南的使用,切实简化商务人员出入境审批程序;加快清除进口环节不合理限制,简化进口管理程序,调减进口自动许可商品目录。在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推进贸易结汇科学化,随行入市调整汇率。清理规范进出口环节各项收费,降低收费标准,减轻企业负担。认真落实取消出口收汇核销单、进口付汇单、出口报关单退税联打印费用的规定,取消海关监管手续费。进一步加快出口退税进度,确保准确及时退税。

    第三,烧好金融兴贸金融投资这把火。①争取资金和金融支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对商务发展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争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支持云南省与周边经济技术合作,争取中央援外资金向云南、广西周边国家倾斜。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推动调整优化进出口关税和边境小额贸易税收政策,鼓励边境地区群众搬迁安置到距边境0~3公里范围,建立动态的边民补助机制,推动边境地区转移支付的稳定增长。扩宽企业融资渠道和信用担保渠道,推动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探索为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②提升贸易融资成效。降低贸易融资成本。深入落实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专项治理工作的各项要求,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严禁违规收取服务费用。努力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认真落实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专项安排。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发展对小微企业的信用保险,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贸易融资规模。改善对进出口的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汇率避险产品。拓宽出口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商业银行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增加对有订单、有效益、符合审慎信贷条件的出口企业贷款。鼓励商业银行开展进口信贷业务以及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③加快出台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平衡”的政策。紧盯美元政策,设置人民币兑美元7.5~8∶1的合理区间,实现进出口均衡。降低人民币利息,提高企业融资便利性,降低人民币使用成本。加快梳理各国关税水平,各种产品和产业区别对待,适当调整关税、营业税、所得税、营改增的税率以及各种补贴。继续清理进出口环节收费,确实减轻企业不必要的负担,特别是,加快实施“划拨部分国资补充社保基金”,然后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④科学规划庞大外汇储备的使用。首先,要科学界定我国所需外储规模,然后科学剥离剩余外汇。其次,拿出更多资金交给中投做好海外投资,用外汇储备建立新的特殊目的投资基金,投资于能源和贵金属等行业;建立一只外汇平准基金和对外援助基金;建立国内投资基金以及国民收益基金。⑤人民币国际化反哺外贸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取得了非凡成就,也因此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带动了人民币周边化。随着中国外贸全球占比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必然反过来带动外贸发展,实现外贸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交互促进和良性循环。根据《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6》,截至2015年底,综合反映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的量化指标RII达到3.6,五年间增长逾十倍。另外,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SDR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持续走强。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看,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扩大,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38%。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9.36%,较2014年增加4.6%,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全球占比也从2014年第四季度的3.04%提升至2015年第四季度的3.38%。从人民币金融交易上看,2015年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结算功能大幅拓展,在国际信贷、直接投资以及证券交易中,人民币使用规模继续扩大,保持较高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年底,从上述三个方面衡量的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计价结算综合占比达5.9%,同比增长107.3%。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8·11”汇改以及美元加息窗口期开启,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出现了分化,衍生品在汇率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占比看,一是国际货币金融合作不断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3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余额为3.31万亿元。不同于发达经济体间签订的旨在应对危机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与境外货币当局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不仅包括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还包括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除了在央行层面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外,清算行制度也在市场层面为人民币流动性提供了保障。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授权在吉隆坡、曼谷、悉尼、卡塔尔、智利、南非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行,为当地使用人民币提供便利和支持。2015年11月30日,美国多位金融及工商界领袖宣布,成立人民币交易和清算工作组,探讨在美国建立人民币交易和清算机制,以便美国机构使用和接受人民币付款,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效率。二是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英镑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上升,欧元下降,人民币逐渐成为储备货币。因此,我们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做好以下几点:开辟汇兑试验区,推动人民币兑换自由化。对内而言,利用经济规律逐步取消港元、澳門币,然后推动台海货币合作,特别是首先推动限额的人民币和新台币互换协议,进而推进银行卡通用、货币通存通兑,最终实现国内货币一体化。对外而言,选择在广西、云南、东北、新疆、西藏等与我国接壤的对人民币认同感较高的双方边境地区或人民币“币缘”经济带实行人民币特殊管理政策,逐步推广人民币自由汇兑试验区,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推动双边人民币与外币全面或部分互换。综合借鉴马克、日元的国际化经验,渐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地域扩张上分“四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国内一体化、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亚洲化(区域化)进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演化路径。在货币职能上分“四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和利益分配货币的“四步走”战略。在战略上分政府和市场“两步走”,即通过政府援助、软贷款等形式争取战略性政治、经济利益,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参与美欧的金融海啸救援计划,跟随美欧政府向其注资的机构注资,以商业银行等商业性渠道收购美欧有困难金融机构的股权。另外,还要注意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战略性培养国际金融人才。云南可以利用延边金融试验区的政策红利,继续编制好人民币瑞丽指数、河口指数、磨丁指数、南宁指数、东兴指数、广州指数和深圳指数,扩大与湄公河国家、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东亚国家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完善跨境人民币清算安排,促进上述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币挂牌或直接交易,提高整体贸易规模和水平。

    第四,烧好新型城镇化促进贸易投资这把火。当前,我国发展的大机会就是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稳定增长和突破改革的关键,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和最大潜在内需。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王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必由之路,是促进民族融合、民生幸福、国力强盛的重要工程。可以通过创新产业和创新思维来驱动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从而继续保持健康稳定增长以反击国外“做空中国”等奇谈怪论。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主要是加快内部经济良性循环,做好新一轮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积累,从而扩大进口需求和外商投资需求,进而推动投资贸易发展。一是规划建设好现有园区。云南全省现有国家级开发开放试验区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5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4个,综合保税区2个,省级边境经济合作区5个,各类开放型园区已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中老磨憨—磨丁、中越河口—老街、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以及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老挝磨丁经济开发专区、缅甸密支那物流园区建设全面推进,《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共同总体方案》于2015年8月31日在中老两国国家层面正式签署。云南当前的新型城镇化的一大任务就是通过规划建设好各种园区,搞好生产和生活布局,从而做好新型城镇化和贸易投资促进工作。二是规划建设好两轮驱动城市。经济发达的省份,都是两大城市双轮驱动。例如,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山东的济南和青岛,福建的福州和厦门,浙江的杭州和宁波。因此,云南也应该在大力提升云南国际大都市建设的同时,选准能够辐射东西南北州市的大理这个城市,加大投资力度,在建设大理国际大都市的同时示范新型城镇化建设并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三是规划建设好特色小镇,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城中村拆解迁移,加快中心村建设和改造升级,一方面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另一方面推动农村新一轮集体经济发展。协同推动沿边中小经贸城镇发展。协同推动建设瑞丽、保山、临沧、东兴、凭祥等边境城市,支持建设一批工贸型中小城市,一批商贸流通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一批旅游边贸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边境口岸城镇持续办好边交会,为辐射周边提供腹地支撑。新建一批经贸特色小镇。可以在边界地区建设国际商务小镇或国际贸促小镇、国际玉石小镇、东南亚小镇、南亚小镇、房车旅游营地、研学基地等特色小镇,推进国际商务人员的培训、实战、游学和旅游观光。四是规划建设好交通基础设施。推动云南县县通高速、州市通高铁、州市航空互联互通,加快推进通用航空和民用航空一体化发展,加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民用航空的对外互联互通。

    第五,烧好人才兴贸促进投资这把火。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竞争之本、转型之要、活力之源。当前,在“人口红利”逐步衰减、城市人口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常态下,如何集聚更多的人才、人口、人气服务发展、推动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探讨一条以集聚人才、人口、人气引领发展的路径,从而从人才支撑上推进云南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一要加快培训云南省党政干部。云南要提升开放水平,障碍、瓶颈和阻力不是来自百姓、市民,是在领导干部中。因此,云南开放首要是干部要开窍。如何开窍,那就是要走出去培训,开拓视野眼界,学习借鉴先进理念,从而真正解放思想;如何开窍,那就是要引进富有开放思想的外地干部,扩大鲇鱼冲击效应,从而做好传帮带,最终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对外开放、对外发展能力,从而杜绝“想当然决策”“无大局观决策”“无主见决策”“寻租决策”“自大型决策”“惰性决策”“平庸集体决策”等一系列误区。二是要有针对性地培育八大类人才。我国当前外贸不景气,对外投资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形成网络协同效应、没有进入全球产业高端,除了政策、资金、国外阻挠等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是缺乏具有全球化思维和国际化行动的人才。人才可以挑战环境、突破体制、克服障碍、促进创新、规避风险。因此,我们要努力做好专业人才培养工作。①经济外交人才。就政府而言,我國的经济外交人才主要在外交部和商务部,但是这两个部委由于当时注重招收外语人才,导致现在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大都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法律、国际关系等专业知识的培训。也就是说,我国负责国际交往的两个主要部门,只能疲于奔命地应对建交断交等国际关系,而不是全方位加强经济、金融和货币外交,加强资源和能源外交,从而真正建立起贸易强国、经济强国。商务部没有出过著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没有出现过研究贸易非常出色的专家,但却主导着我国的经济外交。外交部更是以外语人才为主,而缺乏懂经济懂法律的外交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也看到了这方面的弱点,于2012年10月成立国际经济司专门研究跟踪国际经济的有关政策。政府部门都缺乏经济外交人才,更不用说“走出去”的企业。因为企业“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是受政府同目的国的谈判、协定和交往影响,往往依赖于政府的推动、政府的情报、政府的游说。但是由于政府缺乏对目的国的全面了解,或者无法与目的国在某种层面上达成共识,导致我国企业“走出去”往往到处碰壁或者收效甚微。②国际公关人士。据说美国华盛顿有高达2.5万人专门负责游说国会议员的庞大游说队伍,他们通过种种关系向议员施加影响。但是,我国并购失败案例无一不是因为缺乏与美国议员的沟通协调解释,特别是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失利更是缺乏事先沟通而折戟沉沙。首先,我们与外国政府官员、议员缺乏畅达的沟通,导致官员议员往往根据其立场和背后利益,通过自身影响力凭各种借口迫使本国政府限制外来投资。其次,我们一直缺乏与外国主流媒体的主动联系,因而在官员或议员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各种舆论甚嚣尘上,导致最终功亏一篑。最后,我们也一直缺乏与外国意见领袖、重要人物保持密切联系,因而遇到突发事件往往无所适从,没法通过这些人影响媒体和舆论。③国际谈判人才。谈判人才要从相互所处的环境、彼此的利益诉求等进行有智谋的谈判,这是一场心理战术的较量,但又要以熟悉国际惯例和所在行业知识为背景,彼此进行双赢的沟通并达成贸易协议。要知道,这些贸易金额动辄就数百万美元,成功了就给企业带来巨额的利润,失败了则可能葬送整个产业、整个行业。但我国似乎从来不注意国际谈判人才的培养,因为中国的国际谈判大都是政府给出一个大体范围,而参与谈判的人,又提不出针对对方的各种方案,因此当对方出现的牌我方没有见过的时候便惊慌失措,最终十分被动而以失败告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我国本来启用了合纵之术团结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对抗美国的阵营,但是美国突然用连横之术,拉拢英国和丹麦起草一个提案将部分发展中国家列入“最脆弱国家”,单独设立减排目标,轻而易举地分裂了我们构建的发展中国家阵营,最终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形成具有法律效益的协议,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功亏一篑,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痛苦深渊。另外,我国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著名国际机构中缺乏足够的工作人员或者没有占领重要岗位,以至于我国在国际谈判、国际规则制定中缺乏主导权、话语权甚至参与权。另外,入世多年,我国才于2010年设立贸易谈判政府代表3名,但其实只有一个处室做一些谈判动态的跟踪工作。可见,缺乏国际谈判人才,使得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影响力仍十分有限。④国际并购人才。国际并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并购者本身懂得法律、政策、金融、财务、国际经济等知识,同时要融合双方企业文化。我国国际并购屡屡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做好事先的全面了解,而一厢情愿地异想天开。其实,美国对待国外在美投资有很多法律限制和非法律上的隐形限制。一般而言,美国并不鼓励甚至限制海外资金投资战略产业,尤其是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高科技企业,美国担心海外投资会导致技术外泄,千方百计维持战略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是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所以美国一直对高科技出口非常慎重,当然对外国企业进军美国高科技领域亦保持高度警惕。华为和中兴在高科技通信领域的地位日益重要,自然成为美国遏制的目标。正是由于不谙美国对中国接触合作与遏制对抗并举的基本立场,我国企业并购屡遭美国遏制甚至破坏。但是美国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很多领域却十分支持外来投资。我们的很多并购失败正是碰到了枪口上,而不是投其所好,雪中送炭,锦上添花。⑤知识产权专才。知识产权一般包含著作权和工业产权,工业产权又分为专利、商标、服务标志、厂商名称、原产地名称、制止不正当竞争,以及植物新品种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因此,企业“走出去”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产权“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这就涉及知识产权的创造、转化、保护等管理,因此“走出去”必须注意知识产权的整体考量。特别是欧美专利制度十分复杂,必须有知识产权专才,从而做好代理、转让等事宜。⑥国际商务人才。国际商务交往,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更需要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同时必须具备精确的信息技术能力,掌握情报信息动态;懂得当地法律政策,懂得国际金融、国际财务、国际经贸等领域的知识,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⑦国际法律人才。我们在很多案件败北,其原因是我们缺乏一批高素质的国际仲裁律师,擅长国际管理案件的律师,因此我们还没有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律师事务所,因而我国在贸易纠纷、贸易摩擦和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案件中屡屡失利。⑧国际研究人才。在国内,我国政府浮躁带动了学界的浮躁,因而我国的基础性科学研究往往缺乏扎实高效的作品。我国的智库智囊团多依附于政府,甚至课题答案要屈从于政府意志,因而碰到实际难题的时候便出现种种错位缺位。总之,我们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和引进制度,多渠道培养引进一大批与全球化竞争相适应的国际化人才,与周边外交相适应的战略型人才,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外向型人才,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复合型人才,为开放型经济发展夯实人才支撑,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提高干部执行力,为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组织保障。三要培养合格的职业技术劳动力。总体上,中国通过30多年加工贸易产业发展,培育了庞大的产业大军。但是云南少数民族仍然大部分居住在深山老林,没有走进车间、厂房、作坊,因而必须加快实行免费职业技术教育,培育一批适合云南发展加工贸易的技术工人和富有工匠精神的大师,从而建设好云南承接国内外产能合作的坚强人力基础。

    第六,烧好外贸投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把火。供给侧改革,不仅是产品层面上的升级换代,更主要是制度层面上的治理现代化、高效化。因此,一要建立政府、行会等监督管理服务体系。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特别是发展改革、商务发展、海关质检等部门要善于打造优越的贸易投资环境。二要建立企业、产业集群等机构层面的运营执行体系。企业要顺应时代潮流同时又要有战略前瞻意识,建立起高效有力的设计、生产、销售、投资等一体化的运营执行体系,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服务和方案,从而扩充自己的商业存在和经济势力。三要建立政策、法律等制度层面的规范激励约束体系。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需要打造一个有利于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央层面要加快制定出台针对云南改革开放的一揽子特惠方案,云南必须加快借鉴TPP、TTIP、BIT2012等国际贸易投资先进理念,加快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进经验,建立起政策、法律等软件上的规范激励约束体系。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学术界、企业界以及各国政府都做出了相关反应。云南要借助国家战略的东风,加快推动一场流通性革命,实现资金、人才、资源、技术的流动,从而增进同周边国家的深情厚谊,化解政治动荡风险、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真正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扎实贡献。

    参考文献:

    [1]國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5-18.

    [2]杨枝煌.全面加快建立“一带一路金融+”战略机制[J].国际经济合作,2015(6):35-42.

    [3]童志云.建设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R/OL].http://www.docin.com/p-1047740523.html.

    [4]云南省统计局.2016年云南经济发展报告[R/OL].http://www.stats.yn.gov.cn/TJJMH_Model/newsview.aspx?id=4662065.

    [5]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5年)[R/OL].http://www.yn.gov.cn/yn_zwlanmu/qy/wj/yzf/201701/t20170106_28094.html.

    [6]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R/OL].http://yunnan.mofcom.gov.cn/article/sjtongzhigg/201611/20161101654888.shtml.

    [7]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6[R/OL].http://mt.sohu.com/20160728/n461466317.shtml.

    [8]杨枝煌.科学提升中国金融“走出去”品质—兼论推进人民币理性国际化的思径选择[J].亚太经济,2011(6):116-120.

    [9]杨枝煌.高端国际化人才强商兴国之本[J].国际工程与劳务,2013(2):2-6.

    [作者简介]杨枝煌(1975—),男,福建华安人,北大经济学博士,浙大法金融学博士后,商务部许可证局调研员,云南省贸促会会长助理(挂职),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长期关注中国文化、经济、金融、法律等前沿交叉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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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3:3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