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且把金针度与人，衣带渐宽终不悔 |
| 范文 | 赵宣 摘要 安平秋先生是当代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项目访谈的重点一是关于“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这一大型海外汉籍引进工程；二是海外汉籍引进过程中的总结与发现；三是以数量与质量的二维视角考量海外汉籍之价值；四是“数字人文学”背景下对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的高位思考。旨在不仅揭橥先生在汉籍引进过程中积累的版本鉴定方法、经验与案例，更彰显其汉籍引进工程的重大意义乃至对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安平秋汉籍引进版本鉴定 学科定位 分类号 G256. 2 DOI 10.16603/j.issn1002 - 1027. 2018. 01. 018 安平秋先生，1941年出生于北京，满族，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白1983年起，历任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工委”）委员、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主任；1992年始，历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副组长。此外，还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评议委员会古文献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9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图书奖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1995、1999、2001、2003年）.国家图书馆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2001年始），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2001年始）。1999年9月至今，任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典籍与文化》主编、中国《史记》学会会长，2006年9月起兼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先生的治学范畴以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主要方向一是先秦两汉文学，重点是司马迁《史记》研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关系研究；三是海外汉籍研究。主要代表作有《（史记）版本述要》《（史记）通论》《（史记）教程》《中国禁书大观》等，主编有《（史记）研究集成》《中国古代文化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古代小说评介丛书》《北美汉学家名录》《欧美汉学名著译丛》《二十四史全译》。其中，《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3年荣获北京大学杨芙清王阳元院士教学科研优秀奖。 年逾古稀的安平秋先生依然日程满满。从南国深秋的约访到白雪皑皑的腊月，终于赶在丁酉新年前夕，如愿与先生晤谈了近3个小时。 1 “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海外汉籍引进工程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首席专家，先生见证了对国外所藏汉籍的整理和研究过程由个人零散到国家扶持下系统研究的新阶段，所以，汉籍引进工程是访谈的首要重点。“汉籍”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汉籍”是针对“国书”（或称“和书”）而言的，是用汉字写的书籍。就范围而言，先生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中国人用汉字写的书籍，在中国刻印的，流传到了海外；第二种理解是外国根据中国古籍重新刻印的，比如说和刻本、韩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第三种理解是外国人用汉字写的书籍，而且是在外国刻印的，比如《韩国文集丛刊》以及现在的各种《燕行录》。相对而言，古籍整理工作者都应该会更看重第一种范围，尽管先生亦如此，但他同时认为，在这三个范畴内工作的学者理应互相包容、互相支持、彼此呼应，从而共同构建海外汉籍学术研究的整体架构。 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化界、学术界似乎一提及“书籍之路”就想当然地认为是“屈辱之路”，在经过相关的调查、复制、整理、研究之后，先生为我们率先厘清了中国古籍流传到海外的八种渠道与途径。这其中，既有清政府赠送给国外的、国外图书馆正常购买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从中国带回去的、外国人专门到中国来购买和搜求的，也有侵略者掠夺去的，中外勾结偷盗出去的，中国人移民海外时带出去的。可以看到，正常的流传和不正常的流失是并存的，正常的交流和强行的掠夺都存在，有鉴于此，先生尤为强调，不要以偏概全，应该秉持一个基本的想法与态度：那就是存藏在海外的中国古籍，不管当年它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怎么流传到海外的，事实上今天都已经成为国外众多图书馆的重要存藏了，中国的文化财富成为世界的文化宝藏，恰恰彰显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我们完全不必笼统地、简单地强调古籍必须回归，更不必牵强地把古籍回归与爱国、政治乃至民族尊严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虽然也有像苏联存藏之《永乐大典》、翁万戈私藏、陈国琅私藏、日本大仓文库等原书回归的成功案例，但放眼未来，古籍回归更多时候还应该立足于“复制”，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内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基础性的文献支撑。 2010年起，先生领导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课题组，开始在全面调查国外存藏中国古籍的基础之上，选取其中尤为珍贵、有代表性的善本古籍复制回国、影印出版，同时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我们知道，国外收藏中国古籍数量最多、珍贵程度最高的，无疑当属东邻日本.而日本收藏中国古籍的机构中，又以静嘉堂文库、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元版为多。宫内厅书陵部是日本天皇的皇家藏书机构，从目前公开的部分书目来看，所收图书历经13个世纪的累积，所藏宋元版汉籍有140余种（其中宋刊本75种、元刊本69种——宋元版仅次于静嘉堂文库，位居海外收藏第二，比美国图书馆存藏的总和还要多），明刊本336种，另有唐写本6种、元钞本5种、明钞本30种。这其中，有的是中国国内未有收藏的版本，有的是中国所藏为残本而书陵部所藏为全帙。遗憾的是，宫内厅所藏图书一般不对外开放，即使日本學者亦少有人宫看书的机会，而中国学者对这一部分藏书的了解之少可想而知了。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历经15年的默默耕耘，先生率先将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元版汉籍144种全部复制回国，并精选其中的66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影印出版。在影印过程中.先生坚持保留宫内厅所藏古籍的现状，不做任何校改、修补和加工，包括日本阅读者所加的批校也予保留。这套名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的170册皇皇巨著，不仅成为浩瀚工程铺开后最先出版的阶段性成果，而且是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尤其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最具规模效应并已产生重要学术影响的日藏汉籍引进工程。毫不夸张地说，如此大规模地复制与影印流落海外的珍贵汉籍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为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文献材料，而且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化史、文献学史乃至中日文化交流都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谈及精选出版的标准，先生认为，一是宫内厅藏本为海内外孤本，未见其他藏书机构收藏者。如宫内厅所藏《尚书正义》唐孔颖达单疏本，二十卷27册，南宋孝宗前期据北宋监本覆刻，为日本称名寺僧人圆种从宋朝带回日本，为海内外孤本；再如宫内厅所藏南宋淳熙间刊本《杨氏家藏方》二十卷，宋杨倓撰，中国大陆和台湾均不存此刻本，仅北京大学藏有此本钞本；二是在同书诸多版本中，宫内厅藏本是初刻本或较早版本者，如宫内厅藏南宋绍兴十七年刊本《初学记》，唐徐坚等撰，国内已无宋刊本，所存最早的仅是明嘉靖十年安国桂坡馆刊本；又如宫内厅藏南宋初年刊《三苏文粹》一百卷全帙，国内所存最早的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南宋末期宁宗时刊的七十卷残本；再如宫内厅藏《天台陈先生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宋刊本，残本，存四十一卷，国内已不存宋刊本；三是中国国内（包括大陆与台湾）藏本是残本，而宫内厅藏书是足本或较全者，如宫内厅藏南宋初孝宗时刊本《东坡集》前后集，前集共四十卷，存三十七卷（缺卷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后集共二十卷，存八卷（卷一至卷八）。就国内而言，国家图书馆有与此相同的宋孝宗时刊本，但仅存前集三十卷，较宫内厅藏本缺七卷且无后集.而上海图书馆仅存此本8页；四是该书学术价值甚高，而海内外至今未有影印本或排印本者。当我们问及“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的前后体例不一，先生似乎并不以忤，坦言既有根据国内学术发展需要的因形而异，也有根据对方实际情况的因势而为。这其中，日本公藏部分均为选刊，体例是前后一致的；美国部分鉴于各家已经有目录，从学术实际出发采用了图录的形式；英国、印度等刚接触没有几年，由于他们尚没有做目录，于是就先从目录做起。 除此之外，先生率领学术团队还对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国会图书馆所藏汉籍进行了全面调查，对北美、西欧、东欧、东南亚等地所藏中国善本古籍的调查、收集工作也是紧锣密鼓。截至目前，《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珍稀本汉籍选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藏珍稀本汉籍选刊》《大英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目录》《印度所藏中国古籍目录》等相关书籍也都在紧张编纂之中。 2 海外汉籍引进过程中的总结与发现：三部北宋版与四种非宋元版 汉籍引进的过程中必须撰写影印说明，介绍或考汀作者生平仕履，揭示一书之学术价值，并根据历代书目和存世版本逐一考辨版本源流和价值，很大程度而言，它就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因此，海外汉籍引进过程中的总结与发现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的又一关注重点。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人重视文教，尤其重视历史文献的传承，立国后即大规模地刻印史书，故研究宋元版本问题的核心是刊刻正史之问题。作为宋王朝校刻的定本，北宋版均是优良的版本，覆刻本次之，以后的元明清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也逐渐降低。尾崎康先生考察认为，外典中的北宋版，能够确定为北宋版的，在日本的只有10部，在中国大陆只有3部。在日本的10部中，宫内厅书陵部就藏有3部，即《通典》44册、《文中子中说》2册和《御注孝经》1册。 以《通典》的宋刻本为例，目前国内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个八卷残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有八十八卷宋刻元修残本；国家图书馆保存有四部残本，分别是二十三卷本、七卷本、五卷本和五卷本。国内累计存有一百三十六卷，其中若干卷有重复。日本存藏杜佑《通典》宋刻残本两部，一部残存一百九十八卷，并有《首》一卷，共44册，存于宫内厅书陵部；一部残存一百六十九卷，并有《首> -卷，共35册，存于天理图书馆。宫内厅本仅阙佚卷一百十九与卷一百二十，凡二卷，其中有二十八卷系后人写补；天理图书馆藏本恰可以补益其缺损，相得益彰，进而构成了唐人杜佑著《通典》宋刻本的全本。先生介绍说，宫内厅藏本为朝鲜半岛高丽国旧藏，各册首尾均钤有“高丽国十四年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朱文长方印记等。文中“建”字避高丽太祖王建讳缺末笔，各册之首有颜色很重的“经筵”方印，这个印章很可能是徽宗即位时作为纪念品下赐高丽国时制作并押盖在当时高丽王府藏书上的。其版式行款虽与天理图书馆藏本相同，刻工姓名大多亦相一致，但底本与覆刻本的关系十分明显，天理本刊刻年代是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而它所据之底本当然应该是北宋版，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以前的版本。先生认为，从纸质、字体、刀法、缺笔和刻工姓名各方面去仔细考查，其字体与现存北宋版有共同特征，与南宋版则明显不同，显得更具古风。析而言之，北宋人刻书均雇请善楷书者手书上版，所写的字体大抵采用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诸体，或兼取上述诸家两体笔法；与官刻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坊刻本，其字体粗犷，刀法粗杂，整体风格拙朴可爱。 倘若说《通典》和《文中子中说》十卷均可看作是据高丽国藏印确定的北宋本，那么《御注孝经》则是根据特殊缺笔确定的北宋版，先生介绍说，此书乃狩谷棭斋旧藏本，“通”字末划缺笔，而且避讳止于“通”字。狩谷棭斋考证此本乃在宋仁宗朝初期的天圣、明道（1022 - 1033年）年间，由章献明肃皇太后（其父刘通）攝政时刊行的。关键是，从字体来看，这部《御注孝经》也不是晚到南宋时期的刊本。先生强调，从文献学或印刷史角度来看，如果仅仅按朝代来给刻本断代未必很科学，因为政权的更替与印刷史的发展，未必彼此相呼应。尽管如此.鉴于目前已知除佛经以外的北宋本仅仅16部，而且有10部在日本，故借此总结北宋刊本的版刻特征显得尤有意义。毕竟，目前学术界于宋版研究仍多局限于南宋刻本，且很少与佛经刻本尤其是北宋佛经刻本相结合，故总结出的宋代刻本特征难免流于片面。 此外，在调查研究宫内厅所藏144种宋元版汉籍时，先生及其学术团队还认定了至少有4种并不是宋元版的。一是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宫内厅著录为南宋淳熙三年刻本，日本学者从森立之、岛田翰，直至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均认为是宋刻本。顾永新老师以宫内厅本为标本，通过与各家藏本一一比勘，探赜索隐，追本溯源，判知源出淳熙种德堂本的明代覆刻本有两个系统，一本刻于明中叶以前，如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本；一本刻于嘉靖中.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两本先后各自别行，行款相同，版式相近，有异文，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覆刻关系，前者刊刻质量较好，异文佳胜者较多；后者多保留种德堂牌记，有先印、后印之别，后印本经过修、补版或变换、剜改牌记。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基本洞悉了经书版本后世衍生、孳乳过程之大致脉络；二是南宋王应麟之《困学纪闻》二十卷6册，每半叶10行，行18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框高20厘米，宽12.5厘米，卷首有两篇序言，一为牟应龙序，题为“至治二年（1322年）秋八月壬辰隆山牟应龙谨识”；另一篇是陆晋之序，题为“泰定二年（1325年）冬十月门人翰林侍讲学士奉政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袁桷叙”。每册的内封都钤有“孝经楼”椭网朱印，说明此本曾为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山本北山（1752-1812年）所收藏。宫内厅著录为元刊本，但经与国图所藏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相比勘，卢伟老师认定此本乃明正统年间翻刻元泰定二年庆元路儒学刻本；三是元王幼学之《资治通鉴纲目集览》五十九卷、四是南宋刘应李之《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前集一百卷后集三十四卷，宫内厅均著录为元刊本，经顾歆艺老师与吴国武老师考订，它们被分别认定为明洪武年间刊本和明初刊本。 3 准确考量海外汉籍之价值：首次以数量与质量的二维视角 近年来，随着海外汉籍的持续升温，学术界乃至高层领导盲目崇外与盲目白大这两种倾向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因此，如何准确考量海外汉籍的价值.成为我们项目访谈聚焦的第三个重点。对于国内汉籍与海外汉籍的关系，先生形象地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相譬喻，先生強调，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既不要过于主观，也不要妄下判断，既不要盲目白大，也不要妄白菲薄。应该说，经过近20年的实证调查，先生率领学术团队首次从数量与质量的二维视角对海外汉籍的价值做出了准确考量。 首先是数量上的估量。日本学者阿部隆一曾做过统计，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宋元版汉籍大约有3500部，但先生调查研究后的结论是大约6000部左右。具体而言，中国大陆大概有3500部，中国台湾有800部，国内加起来总数为4300部；国外的大概有1700部左右，其中日本有1000部左右，美国有将近200部（其中图书馆收有124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有500部；而国内的4300部与国外的1700部一定又是有重合的。至于全部的汉籍究竟有多少，国内外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量统计。 其次是质量上的估量。先生认为，我们要看它的整体综合质量，看它的版本价值，看我们国内有没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则应该是真正珍稀的、有价值的。我们知道，先生乃《史记》研究专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对《史记》版本有过系统梳理，他以宋绍兴十年（1140年）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刻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为例：“此本铁画银钩，字体雕工与瞿氏藏《周易》相类，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今系日本武田科学财团杏语书屋藏本，卷中有“兰陵家藏书籍”“兰陵藏书”等印记，为京都贵胄飞鸟井家等旧藏，乃价值连城之世间孤本；再以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为例：“《史记》旧刻宋本传世者，检各家目录及余所目睹着，可得十余种，而元刻传世者转绝罕，白中统段子成本、九路本外，惟此彭寅翁本。然中统二年当宋景定二年，尚未建号为元，故世谓之蒙古本，未可降与元本等，则世传元刊祗九路及彭氏二本耳。九路本余祗存残本二十卷，此外举世未闻藏全帙者。彭氏本流传亦稀，……余以千金获之，因属良工精心补缀，阅一年有半而始就。”据知，彭寅翁本在世界范围内只存9部，其中中国大陆存3部、中国台湾存2部、日本存4部。中国大陆的3部中国家图书馆1部七十六卷、北京大学图书馆1部十六卷、上海图书馆1部八卷都是残本；中国台湾的2部均在“国家图书馆”，1部七十二卷、1部二十七卷亦均是残本；而剩下的4部都在日本，其中宫内厅就存有2种，一种是一百二十六卷残本，一种是一百三十卷全帙，里面只有8页钞配。另外两个本子，在庆应大学图书馆为七十二卷残本、在奈良天理图书馆为一百三十卷全本，后者不仅是全本，而且与宫内厅8页钞配本一模一样，连版子的裂缝处都相同，显然是用同一个版印刷。可以看到，世界范围内的两部全帙均藏在日本，而宫内厅本有日本人批注，因此，影印宫内厅藏彭寅翁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出版之意义可想而知。 但是，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先生强调，海外汉籍中也有像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宋刻宋印本《资治通鉴》，仅残存了一页；更不乏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晋书》者，国内多家均有收藏而不足为奇，因此海外汉籍的价值也并不是全部比国内的要高。就宋元版古籍而言，先生认为，国外1700部左右的宋元版书大概只有10%到20%值得复制回国，也就是说我们国内可能这部书没有，或者虽然有但是我们的版本没有它完整，或者说书品没它好，或者说我们是残本而他们是完整的。 4 古籍整理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面向“数字人文学”的高位思考 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一个明确的自我界定和清晰完善的理论体系，需要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中有它相应的位置，需要在高校及科研机构中有配套的建制，需要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培养一些专门人才。作为当代古籍整理工作的顶层设计者，针对当下古籍工作的构成，先生如何思考人才培养、如何看待学科定位，正是我们访谈关注的最后一项重点。 典籍整理的历史源远流长，应大体相当于古代的校雠学。至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学者提出了“国故整理”的口号，渐而形成热潮。我们今天所说的“古籍整理”，正是从“国故整理运动”延续并发展起来的，古籍整理有自己依托的“古文献学”（含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既与古代文史中的某学科研究有区别，也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文献学”不尽相同。当代古籍整理T作乃是由以图书馆为主的收藏与保护、以高校为主的整理与研究、以出版社为主的出版与规划三部分构成的。先生认为，提供理想文本或标准文本仅仅是文献学的任务之一，而标准文本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文献学家，不仅应从事立足文献本身的研究，更应该看到它的发展脉络，为此，我们应及早谋划将文献学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相关二级学科可以设计为保护方向、整理方向和出版方向，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的基础。 近10多年来，“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在西方渐成气候，这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人文学研究和呈现方式。与当下利用全文数据库的研究方式相比，数字人文学已经跨越了将计算机当作纯粹的索引和检索工具的阶段，开始将地理信息技术、大数据挖掘、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引入文科学术领域。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名校的图书馆，已经有专门的部门向师生提供这类支持，并完成了一些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数字人文学研究项目，可以说，电子时代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完全可以和造纸术、印刷术相提并论。我们知道，成立于1983年的教育部古工委是教育部直属的事业机构，是由中国古文献学及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和教育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其成员均由教育部委任，负责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周林同志后，安平秋先生已执掌第四届委员会近20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乃由北京大学和教育部古工委共建的实体性机构，1999年被教育部正式批准成为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下设有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古文献学研究、传世文献整理研究、海外汉学研究四个研究室，安平秋先生担纲中心主任亦近20年。令我们尤为敬佩的是，浸润浩瀚古籍逾半个世纪，执全国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牛耳几近20年，先生亲于国故却从不疏于当代，展望下一个20年，直面国外数字人文学的蓬勃发展，先生一再呼吁，在继续做强、做优海内外典籍整理的基础之上，教育部古工委、各研究中心和大学图书馆尤应重视学科渗透，注重跨学科训练和背景，提供比以前更强的技术支持，密切关注学问和学术的呈现方式发生的种种改变。 临别之际，我们不禁想起“文革”浩劫中的“六一八”事件，当时年仅24岁的安平秋先生即被冠以“黑帮爪牙”的头衔，与68个“黑帮”一起被罚以劳动改造，在学校里打扫厕所、清理草地，尽管命运多舛，历经坎坷，但他却毫无怨言，相反，“黑帮”恩师魏建功先生，一辈子做学问真才实学、做人通情达理，其精神却深深渗透进了他的血脉之中。安平秋先生为学术研究正本清源、选粹树典，卓然树立整理中国古典文献之范例；为人才培养，积极奖掖后学，愿做人梯，且把金针度与人，衣带渐宽终不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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