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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坚不可摧、能打胜仗的疫情防控体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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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晨

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总体战，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习总书记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反复提到要强化我国防疫抗疫体系、机制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

通过在疫情中发现问题、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填补漏洞，强化应急体系建设和人民卫生意识手段，使我国防控战胜重大疫情和处理突发危机的能力得到全面的整体的提升。北京市于若木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李和平认为，这就是将疫情發生的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具体运作。

本刊全体采编人员在执行社长龚泓铭和总编辑程四化带领下，针对切实完善国家应急体系建设、提高处理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确保疫情期间及之后经济民生平稳健康发展、形成有力有效应对生物灾害的体制、机制、法制、建制等一系列重要课题，展开重点报道。多位著名专家为本刊提供了真知灼见，以期为战胜疫情、完善应急体系机制、科学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等提供对策建议和有价值的参考。

曾任解放军防化学院原副院长的徐光裕将军认为，疫情过后，我们应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为迎战若干年后可能出现的新疫情做好充分准备。从当下来看他认为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研究总结：一是军队和地方两套防疫体系虽然存在也很强大，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各级干部和医护及科研人员是流动的，因此有必要将应对大型疫情从决策到行动的程序方法举措等法定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管理院校等干部培训单位的教学大纲，让我们的大小干部始终能得到与时俱进的培训，在脑子里始终有这根弦，一旦出现严重疫情知道应如何对待如何去做。所有医学院校应将相关知识和技能纳入教学内容。相应科研单位的跟踪研究更应不间断持续推进。总之首先是解决好两大系统人的问题，保证一旦有事有懂行专业或业余的队伍来领导引导大众正确及时有效的展开应对。其次是应当经常性的开展全国性和地区性防控大疫情的警报和反应演练，这可以消除减少设而若无和麻痹大意的消极现象腐蚀我们的两大系统和广大公众。

军事科学院战略学博士生导师彭光谦将军谈到：形势紧迫，除了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已无夸夸其谈的时间和闲情逸致。为了14亿人民生命安全，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必要认真思考如何展开我国生物国防的战略规划与战略部署。例如筹划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国防部队，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指挥，作为我国应对危机，保卫生物国防的柱石，将原来分散的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等“三防”力量重新编组，将地方病毒研究机构统一纳入军队编制，集中资源，科学使用，全国、全军一盘棋，就反病毒武器、反基因武器、反转基因武器等新型武器研究进行部署，努力攻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记者讲，疫情过后，我们需要反思，有一些东西要改进：第一是我们的医疗系统，要把重点放到防疫上面去，这几年医疗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把重点放到治病，因为治病可以赚钱，防疫是不赚钱的。这样对全民健康很不利。所以接下来我们医改工作重点要瞄准防疫，那么应对危机管理机制也是这样，从应对危机延伸到预防危机，在体制上要做到。第二是干部素质还是要加强。现在很显然，有些地方的干部，基层干部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增强防御抗击疫情的人才储备。第三是科研要强调为实践服务。就是科技部通知里面讲的，要把科研成果写在中国大地上，不是重点放到英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这也是我们需要改进的。

著名军事战略专家高东广认为，虽说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这个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极其复杂性日益突出，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面对生物技术发展异军突出，新型生物武器层出不穷。我们把国家生物领域安全摆到战略高度，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安全体制机制，打造过硬生物安全科技队伍，研发创新生物安全技术，大力开展生物战制胜机理问题研究与探索，强化生物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特别是还要加强生物领域人民战争问题研究等等。这些已经刻不容缓。总之，加强我国生物领域安全建设，全面提升国家生物科技创新及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莫纪宏认为，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可以发现，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行，而且必须以制度体系的样态纳入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必须要保证生物技术发展进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所以，当下，学术界需要重点加以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立《生物安全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制定《生物安全法（草案）》总的指导思想必须考虑生物技术开发中的“安全”与“发展”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草案将积极应对国家生物安全挑战，构建国家生物安全体系。生物安全立法将用法律划定生物技术发展边界，对生物战和以非典、埃博拉病毒、非洲猪瘟等为代表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动植物疫情等传统生物威胁，以及新的生物威胁作出防范，保障人民健康和社会安定。另一方面，我国在生物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上相对落后，在技术、产品和标准上有较大差距，生物安全原创技术少，优秀成果少。生物安全立法将国家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纳入法律。也就是如同业内人士指出，以法律形式将鼓励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固定下来，牢牢掌握核心关键生物技术，对依法保障和推进我国生物技术的发展，提升防范风险和威胁的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原总参某部副参谋长易建设少将谈到，这次疫情的爆发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特别是在统一指挥、数据应用、情报侦查和中医治疗等方面，我们如何应对，为此建议如下：一是要尽快成立强有力的疫情管控指挥体制。二是要尽快建立疫情及生化病毒大数据，还要加强疫情病毒传染和生化武器毁伤的研究和医治分析，以及用药疗效的数据统计和梳理，加强大数据智能分析和利用工作，为今后应对类似病毒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还要加强全国病毒研究机构的统一管理，使研究成果能够纳入到全国管控之下，并进入到大数据的管控之中。三是要尽快加强生化情报收集和侦破。我们一定要利用现有的军地技术侦破资源，加强对全世界研究病毒情况的跟踪侦察，掌握了解生化武器和各种病毒的研究、发展和管控情况，特别军事强国在未来发生战争将要使用的情况，以便采取及时应对措施，确保人民的安全，确保未来战争的胜利。四是要加快中医药理深度研究及成果应用。

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深入研究的火箭军核战略专家杨承军教授认为，未来不能排除反华国家使用已经研发多年、技术成熟的基因、细菌武器。作为武装力量，我们必须牢记，只要帝国主义、种族灭绝主义存在，对它们的警惕和斗争就不能掉以轻心，应以高超的顶层谋划和战略智慧去打赢这一场特殊的战争。一是完善军队应急指挥和行动机制。组织军队和地方相关专家，研究论证并形成军队在应急抗疾军事行动中的政策、法律、机制和规章，特别要在指导、原则、要求、奖惩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使军事防疫行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是组建医疗应急机动部队。这支力量应精干高效，机动能力强，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疾区的源头和污染区域，利用军队的网络通信、交通运力、医疗救治、规模管理等资源，迅速搭建符合防疫要求的野战医院，能够对非典、埃博拉、新冠肺炎等各种传染性疾病进行医治。指挥军官必须具有较高级别，以利于调动资源和指挥行动。可以借鉴我国先后组建“疾病预防公共卫生应急大队”、“核应急救援大队”的做法和经验。

三是加强军事医学相关门类学科研究。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组织军地医疗专家对重点学科联合攻关。尽快弄清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来源，形成有效的预防及治疗办法，探讨隔离与管理方式，提出医疗条件标准，论证并形成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保障的有机高效应急医治体系。

四是适时组织合成训练和演习。针对疫情特点和发生规律，适时组织相关训练和演习，在训练中练指挥、练行动、练配合、练保障。参加这种训练和演习的应由军方的医疗力量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企业参与，尽快形成国家有效应对疫情的军事体制。

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法治、防控、救治、保险、救助、应急管理等方方面面，头绪多、任务重。但如果建设得好，将有助于今后出现同类情况时整个社会及时、有序采取最佳应对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倒逼我国必须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修法严格保护野生动物，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疫情的快速大范围传播暴露我国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预防预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等方面的不少短板;在此次疫情的中心区武汉，疫情初期曾因准备不及而造成医护用品物资紧缺，给疫情阻击带来了很大困难。

当前，中央已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未来，我国如何从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建立統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升应急物资储备效能，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公众对生物风险的认识，有效预防和遏止未来潜在的病毒暴发，值得我们思考和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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