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微观史建构的空间 |
| 范文 | 关键词 微观史 建构 后现代 碎片化 作者简介：孙忠瑜，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6.352 关于微观史学与总体史学近年来一直为历史研究者津津乐道。兰克史学过分强调史料的再现功能和对事实的描述，难免会陷于“高处不胜寒”的困境。为了摆脱这一现象，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公认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为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他们认为史学研究不能偏安一隅，应由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领域向外扩展，将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融入到对历史的探索中去。同时，年鉴学派也反对将文献记载作为历史研究的唯一史料。行至今日，年鉴学派大致历经四代，其中第三代、第四代或多或少上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解构”“去中心化”思维的影响，尽管二者本质存在差别。 后现代主义史学源于欧美，以全面批评乃至颠覆现代史学为宗旨，反对现代历史学追求的“真实性”“客观性”“趋势性”“规律性”及其中的西方中心论，西方民族国家史、整体史、精英史等，注重研究多元的、多样的、非西方的、邊缘的、普通的、下层的、生活的、枝节的、突发的、偶然的历史，即所谓的“微小叙事”，还主张历史情节想象和反事实（假设）研究。[1]三代年鉴学派和四代年鉴学派仍然赞成“总体史”的基本路数，但对于初代学人排斥政治史研究和二代学人对时段的过分看重予以反对。此外，三、四代学人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后现代主义中文本描述和语境塑造的特色，却不自固于此，颇有“包罗万象”之态，一时间掀起了史学视角向下的热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微观史学在意大利发萌，推动了史学领域研究风向的转变。然而微观史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了视野狭窄，研究碎片化的问题，容易走向“只见其木，不见其林”的泥淖中。一、个体的透视：文本描述与语言塑造 微观史学带动了大批人物研究和具体事件研究的勃兴。一般来说，对于个人的记载常见诸于人物日记、个人散文笔记、方志、地方报刊之中。然而这些文本中的描述未必具有确凿的真实性，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在探寻史料线索的同时加以甄别。余新忠《个人· 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2]一文以族中法云和尚的有关传闻为切入点，由传说回归历史，进行拨茧抽丝式的探讨，对史迹钩沉中的法云和史料脚本本身进行反思。法云为浙江昌化人，家乡流传着对于他精妙书法技艺和人际交游的种种传说。只是法云的事迹大多流于口述历史，关于其具体的文字记录偶见于名人日记、散佚笔记和地方县志。这些口述回忆和即时或补述的记载经过参照，其籍贯生平、社会交往、文化技艺、日常生活均存在较大出入，甚至在这些文字叙述中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可见，文字书写未必写实，口头流传也并非不可尽信。要想获得相对可靠的历史真相，需要我们搜集、考察不同角度的记载才有可能。即便亲历者本人在记载某件进行时事件时，也会结合自己的履历和心态规避或改说。微观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我们在使用史料时如何考辨、取精，而不是为了还原已经产生某些“偏执”的想象而选择性相信手头史料。 通常来讲，我们把档案、报刊、地方志作为研究历史的文本，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容易把档案所记载的历史直接视为历史事实。其实，对待档案的态度也可以视作我们看待历史研究的态度。档案的文本是由文字结构和文字符号组成的。在研究中习惯于将关注点集中在档案本身的叙述中，而忽视了档案文本所遵循的结构体系。档案记载不同类型的文本都有自己记述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对我们的判断是有很大影响的。娜塔莉《档案中的虚构》一书讲述了16世纪法国盛行的皇家赦免制度，戴罪之人可以通过陈情求赦免死脱罪，赦罪书是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文献。求赦者通过求助于皇家公证人员起草赦罪书来求得免罪的恩典。赦罪书脚本的叙事结构和技巧成为求赦者获得宽恕的关键。叙事语言不是我们还原历史情境的唯一素材，它更像是我们建立与客观真相的桥梁，而彼岸总是编织文本表达“陷阱”对探索者进行“迷惑”。心灵与物质，个人与集体，文化与社会双向互动的通常情况往往是：在每一个层次“塑造”或“反映”的过程中，某些意义（框架）上的或大或小的出入、变化或扭曲总是不可避免。[3]二、微观史的困境：后现代思潮与“碎片化” 传统史学普遍认同历史的客观性和史料对于研究的塑造功能。1960年代末，西方兴起了“语言学趋向”的潮流，这种潮流随着质疑、批判的社会整体环境席卷至史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对传统史学发起挑战。他认为，史学家和小说家一样，要将事件在编年体故事的过程中连贯安排，并让人感到故事有开头、过程、结尾。史学家可以通过讲不同种类的“故事”来阐明故事的意义，将故事的“预设情节”安排成浪漫剧、悲剧、喜剧或讽刺剧。[4]类似论断隐藏着史学与文学一致性的潜在话语，将叙事建构作为史学客观性以外的延展命题，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形成了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思考模式。探寻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是海登·怀特自学生时代就力图去探寻的东西，那么他所强调的对叙事文本的解读理解和史学功能的释义之间是否又存在一种矛盾呢？ 如果自行发问：历史究竟为何？我们大概会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我们所做的历史研究是对往事的探讨。那么，历史学的功能是什么？一时之间，似乎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对应解读。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观点强调的显然就是史学探索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后现代体系下的史学批判与反思就出发点而言是无可厚非的，兰克史学主导下的史学问题的确面临着僵化的风险。只是这类观点的提出与当时视角向下的微观史的倡导遥相呼应，带来了史学“碎片化”的新问题。 微观史研究在故纸堆中去发掘崭新的视角，极尽发挥文本的阐释功能。对于惯性思维的不断冲击让人们更加全面性地看待问题，却也因为对细小、具体历史问题的关注和解读方式引起史学界对于“碎片化”的担忧。一些学者认为，微观史对于细枝末节的日常过分关注，缺乏对历史客观性的整体把控，没有研究价值，会产生“只见其木，不见树林”的危险。王学典认为，史学“碎片化”归根结底是“宏大叙事体系被后现代史学瓦解后出现的必然结果”，这些对于边缘群体和细微生活的挖掘缺乏目的性和规律性，会面临对“重大问题失语和无力”的严重挑战。[5]杨冬权对微观史研究的“细碎化”问题提出质疑，认为“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应用史料，要整体而不是细碎化地研究历史，要注意历史的整体趋势，而不是细枝末节，要建立整体的历史体系，而防止碎片化地结构历史、曲解历史”。[6]可见，学界对于微观领域研究的批判大致有以下几点： 1.文本解读与历史真相的再思考。 2.历史本体与具体研究关系的处理问题。 3.宏观理论和微观研究的整合问题。三、新思路：微观史研究的未来 在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时，我们习惯去追问研究者所研究问题的学术价值和创新点。这其中便会形成一种潜在的话语体系：这一问题值不值得研究;研究它的现实意义和思维创新是什么——你的论述和想法是否对既往研究有所突破。被追问的对象多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他们的脑海中大多数不具备对宏观理论的建构模型，于是便容易将视角转移到“细碎”问题中。这种现象出现很大程度上不单受学术界微观研究濡染，还因为宏大叙事路数下相关社会整体趋势、整体走向的既往探索自身有“僵化”“山穷水尽”的嫌疑，而微观史领域前辈的摸索为他们送来了打开新世界的密钥。 具体研究能否反映历史本体？还是这样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一叶障目”的伪命题呢？一个群体、一种文化既然存在就必然有着深层的建构体系。微观的对象是由多元化的规律造就的，过分追问该对象对于深层机理的意义反映有时会陷入矫枉过正的困惑中。细小的点不能真实反映整体的面，它确实这一面真实存在的构成。 王笛认为，“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为历史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层次提供个案分析，它不仅丰富地方知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7]微观个体本身就具备社会多元影响的“烙印”，存在着值得挖掘和探索的现实需要。 微观史领域确实面临着理论缺失的困难——对于具体社会现象的探索引发了史学领域枝节泛滥。其挑战在于，这棵具有新路径、新视野、新方法特色的树没有强大的理论去支持，显得枝繁干弱，呈现出一种看似“畸形”的形态。然而这棵新树不能因为短期内存在“畸形”的表象而被彻底否定，微观史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不过走了近四十年的路，而引入中国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我们需要决心去修剪微观史的枝叶脉络，同时也需要给予它更多的发展时间。 切如王笛所谈，“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隨着方法和史学观点变化，我们可能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其中却蕴含着非常有意义的玄机。” [8] 微观视角下的具体研究的确存在着理论不足的弱点，但理论的搭建需要时间磨合。我们大可不必过分焦虑于新体系的重建。一叶未必知秋，但叶落却是秋天的表征。在宏观的历史体系下，微观史又是其中美丽的花，花与树不用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花在树上存。微观史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但对于与本体的磨合而言，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李俭.新范式和新史学 虞和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M].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第521页. [2]余新忠.个人·地方·总体史——以晚清法云和尚为个案的思考[J].清史研究，2014（3）. [3]钟孜.新文化史、阐释人类学与历史想象[J].史学理论研究，2018（1）. [4]沈培建.现代主义及其史观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J].社会科学文章，2019（4）. [5]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J].近代史研究，2012（5）. [6]杨冬权.切忌用碎片的史料解构整体的历史[J].历史研究，2019（6）. [7]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J].近代史研究，2009（1）. [8]王笛.不必担忧 “碎片化”[J].近代史研究，2012（4）.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