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日本侵华期间的河南新民藏书机构 |
| 范文 | 关键词：日本侵华；河南；新民藏书机构 摘要：日本侵华期间，基于奴化民众，在占领地区设立新民藏书机构。文章以河南为视角，分析新民藏书机构的滋生及分布，揭示其“强迫”“反共”两大特征，清算其文化罪恶。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编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4-0127-05 收稿日期：2015-02-26 作者简介：陶善耕（1945—），河南省图书馆原馆长。“新民”出自《礼记》，本意为自我革新，推己及人，奉献社会。日本侵华期间，“新民”被侵略者篡改为一顶耻辱之帽，妄称无论是追随英、美等老牌资本主义的中国人，还是抱守封建思想的中国人，或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都是“完全落伍”的“旧民”，唯有改造成“新民”，才能摆脱“最危险的时代”。[1]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曾这样注释：“有兄必有弟，有弟必有兄，东亚两大兄弟，应有华语所谓：‘兄弟不阋于墙之友谊，协同之态度与精神，确实理解日本历史使命之所在，应从长兄日本。”[2]由此可见，在侵略者眼里，“新民”即奴化之民。基于奴化民众的图谋，新民藏书机构在河南的日寇占领地区滋生。 1伪河南省立图书馆略述 1938年6月6日，河南省会开封沦陷。其时，河南图书馆大部分藏书已西迁南阳，仅留馆员、勤务各二人守望。城破之时，家具什物劫掠殆尽，余留书籍遍地狼藉。其后，伪市公署将馆址收归“市管”，委任郭良友为管理员，朱会一为助理员，负责“维持”。1939年3月，伪河南省政府从安阳移入开封。6月，河南图书馆馆址移交伪教育厅，改派萧敬言为管理员，另配两名助理员，行“保管”之责。1940年3月，搭建伪河南省立图书馆架构，萧敬言改任馆长，下设事务、图书二组，每组设主任一人、事务二人、雇员二至三人、练习生一人。同年10月1日，招摇开馆。 关于开馆经过，伪教育厅发布的《河南省教育概况报告》有零星叙述，称：“省立图书馆”，“事变时被前经营人携去重要者颇多”，“所余亦散乱无纪”，于1939年3月“派员收拾整理”，1940年10月“成立开放”。[3]比较详细的情况，可从署名“韩风”的《河南省立图书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中获知。此文载于“新民会”开封市教育分会所办《开封教育》，[4]内有“笔者于事变前，尚在馆中服务”的表述。 “韩风”对曾经供职的河南图书馆持全盘否定之意，写道：“到现在整整有三十三年，馆址迁移了六次，不论馆长也罢经理也罢，换了十六人之多，所以现在形成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作者披露，日伪当局已经知晓西迁的300余箱图书，“分藏南阳、淅川、南河店、马山口、秦家寨等处”“馆长井俊起，常驻淅川”。后人揣度：这本是机密，莫非就是“韩风”泄露？ “韩风”更以阿谀逢迎之词，替侵略者涂脂抹粉，什么“都市明朗，政治刷新”“修道路，设学校，强治安，颁法令，恢复社教机关”。出于反衬之需，甚至用“门窗冷落，寒径枯藁”来概括先前河南图书馆的状况。 那么，伪河南省立图书馆果真“刷新”了吗？其实，“韩风”之文已经做了自我否定。文中透露：总馆（二曾祠）有平装书10，026册，线装书45，093册，西文书515册，“杂乱不整之书”9，328册（件）；分馆（鼓楼）有图书10，000余册，旧存杂志20，000余册。两处合计，约84，000余册（件），均为河南图书馆西迁未带走之书。编目“悉仍其旧”，新版中文平装书和日文书按何日章“十进分类法”，旧存中文平装书按“杜威十进法”，线装书按“四库法”及“书目答问体例”。内设依旧，有第一阅览室（成人阅览室、杂志阅览室）、第二阅览室（备盛暑之日第一阅览室不能容纳过多之人，平时不开放）、儿童阅览室、新闻阅览室、新民代笔问事问字处。经费拮据，自1941年2月，月供1，719元，是年经费共20，520元。除去人头费，所剩无几，开馆时宣称的“购置卡片”“筹办各项宣传工作”均未实施。 可以列为“刷新”的唯有两项。一是设“嘱托”一职，与馆长并列，为驻防开封的日军派员出任，行监控之责。二是向读者收费，进馆要收“五分钱的入场料（阅读费）”。后迫于舆论，“才准各校学生及服装整齐之军人免费阅览”。 由此，“韩风”不得不说，伪河南省立图书馆“各方面都没有改进”。当然，他不敢把责任归咎于日伪当局，而是指向“社教事业的人”，说他们“没有对‘图书馆有相当的认识”，常以“‘通融通融的方法”，把“不准外借”的参考书“——拿去”。为了显示“内行”，文章最后，他就图书馆怎样解决“仍然是冷清清”的问题提出两条建议。其一，“内部强化”。包括“增加经费”“添设阅览组”；“严行赏罚”“酌量调遣和淘汰”“无能及懒惰的职员”；在“特定期限内”“将所存书籍悉为编目”“统计表据实添报”。其二，“外界之宣传及联络”。包含“举行讲演会，特邀名人讲演”，从省公署宣传科借电影机“放映电影”“创立馆刊”，设立“巡回文库”等。 对于伪河南省立图书馆的惨淡运作，伪教育厅也曾承认“开办以来，仅就原存图书整理分配以供阅览”，表示“将分别增补，逐渐扩充”。[5]然而，从查到的日伪教育史料看，除去1941年10月曾修葺藏书楼，[6]并未改变馆内各种建筑的“破坏不堪”，以及各项业务的“冷冷清清”。由此可以说，这所图书馆“生”则怪胎，“存”也摆设。 2伪《河南省立图书馆规程》辨析 日伪河南当局还炮制了一份伪《河南省立图书馆规程》，[7]共列十七条。 第一条称：“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实际情况是，可供阅览的，唯有河南图书馆没顾上西迁的旧存。“公众”则分等级，学生和军人免费，其他读者均需支付“入场料”。 学生为何能享受军人待遇？时任伪教育厅长的边壮猷曾泄露“天机”。他说：早在1920年，“共党思想，业已潜入我国”。至1924年，孙中山“联俄容共”“各级学校，遂为共党秘密活动之地”“一般青年学子，多以思想左倾为时髦”。至“西安事变”“共党之气焰更张”。所以，“共党思想之荡涤，实为今后教育之第一要义”。[8]因而，“善待”学生就成了强制奴化的选项。 陶善耕：日本侵华期间的河南新民藏书机构陶善耕：日本侵华期间的河南新民藏书机构 围绕奴化，伪河南省立图书馆也做了若干事情。其中一项，就是编制教育类书目。编者杨复礼系馆内人员，兼任开封新民会教育分会会刊《开封教育》主编。书目中，出版最晚的是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教育心理学》，可见均系旧存。不过，编者用心良苦，竟翻出一些日本人写的小册子，诸如浅野训三郎的《教育问答》（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久保田贞则的《心理教育学》（广智书局1902年版）。[9]这份书目，在《开封教育》连载。虽然编者言说“拿它当作研究教育的一个工具”，但助推日式教育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二条称：“本馆以促进河南文化之发展、补助社会教育之进行为宗旨。” 这里的“促进河南文化之发展”，包藏特定的奴化内涵。有个叫林博太郎的日本人曾发表文章，要求“中国国民，为日本国民着想，舍私利而就公之大道，以图东亚的振兴”。[10]意思很明朗，就是要无条件奴化。一些软骨头的河南文人甚至不再自称“中国人”，而是张嘴就说“养成兴亚精神”“乃东亚人应尽的重要职责”。[11] 这里的“补助社会教育之进行”，也有着特定的奴化使命。1942年5月，伪教育厅召开第一届教育会议，鼓吹“协力东亚之建设为目的”的“教育指导方针”，部署“种种有效方法”“以期适合于东亚社会之实情”。[12]因此，从本质上说，伪河南省立图书馆就是日本侵略者“文化战车”上的一枚“毒弹”。 第六条称：“本馆于必要时为便利阅览起见，得设分馆、巡回文库及代办处，并得与就近之学校订特别协助之约。”基于“改换一般人民思想”的奴化政策，日伪河南当局期望这所图书馆能做较多的事情。但从已见的史料看，条文中所列几项均未实现。其原因，除了社会环境的动荡与经费的拮据，还有从业人员惶恐的心态。 至1943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演变，这种惶恐心态弥漫于开封的日伪文化机构，被日伪当局惊恐地称为“病症”。当时，有篇文章这样解析“病症”：一是做事“马马夫夫”。连所谓的“文章高手”，也只写些风花雪月，不敢再对时局发表看法。二是凡事“唯利是图”。一边标榜“清高”，一边设法捞钱铺后路。既然包括伪省立图书馆的“文化界的聪明人”都耍起了此等“拿手好戏”，[13]任何规章都必然成为“蜡枪头”。 第十一条称：“本馆设馆长一人，由教育厅签呈省署委任，总揽全馆一切事务”“各部设主任一人，事务员若干人，由教育厅直接委任，分掌各部事务”。 此条最为关键之处，就是对人事的严控。如今，尚能找到一份开封新民会教育分会的常务会议记录。该记录载明，共有16位常务委员出席，另有4人列席，其中就有日本人佐佐木（科长身份）。按惯例，列席者无权发表提案。然而，这个日本人却可以对会议发号施令：某月某日，日军“汤口部队”要组织纪念祭，各学校必须出节目参加。[14]由此可知，教育分会的常务委员们，如同伪省立图书馆的馆长一样，均是傀儡。 3日伪统治区学校图书馆（室）概览 1942年底，伪河南省公署发布的《行政概况》披露：战争期间，“教育机关完全停顿，学舍荒芜，师生星散”。[15]为推动奴化进程，一面强令“多设学校”，[16]一面强迫“凡小学三年级以上，一律添设日语”；还在原开封师范学校“附设日语速成科”，毕业学员“分派各小学服务”。[17] 在此之前的1941年，一批河南学校教育的日伪规章已经出笼。如《职业学校暂行规程》《中学暂行规程》《师范学校暂行规程》《小学暂行规程》，均提及图书馆（室）的设置。与之呼应，日伪当局策动各类学校参与所谓的“保民”（“即反共自卫”）“养民”（“即勤俭增产”）“教民”（“即文化革新”）运动，[18]要求学校图书馆（室）增添相应的图表、标本，以及农业方面的书籍，以便应用。 基于原有学校已迁徙或停办，藏书已转移或毁损；加之外围战事不断，各级伪政权财力不足，河南的日寇占领地区的学校图书馆（室）不可能有所起色，日伪当局可以炫耀的个例终属寥寥。较多见之于日伪报端的，是伪开封省立女子中学。其前身为私立新华女子中学，系后来出任伪省公署宣传处长的邢幼杰于1939年夏创办。一年后，改为省办。由于有日伪背景，款项较为充裕，学校有音乐室、图画室、缝纫室、体育场和图书室。[19]此外，还有1941年计划设立的伪河南省立农业矿冶专科学校。日伪当局拨出开办费120，000万元，内含图书室建筑费5，000千元；设备费60，000万元，内含图书购置费13，000。[20]设立该校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为了掠夺河南的农业和矿产资源。 日伪河南当局还在1941年出笼一份《捐资兴学褒奖暂行规程》，鼓动私人或私人团体创立或捐助学校、图书馆及其他教育事业。当然，这份规程也未见反响。如果硬要找一个实例，那就是曾为西北军将领的柘城人张岚峰。1940年，他投靠伪南京政府，被委任为苏豫边区绥靖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42年，在柘城倡办私立中学，购地45顷，作为校产。又于1944年3月，在县城西关南侧圈地63亩建造校舍。至同年夏天，落成教室18间、宿舍20间，还盖了3间图书馆。此后不久，张岚峰预感日伪气数将尽，开始游移于国共两党之间。1945年4月，柘城私立惠济中学正式办理备案手续，但没有去找开封的伪河南省教育厅，而是找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新蔡行署。因此，即便张岚峰，也算不上是这份《捐资兴学褒奖暂行规程》的响应者。 4县级新民藏书机构概略 日伪推行的社会教育，主要机构依然是教育馆、图书馆和阅书报处，只是前缀“新民”二字；依然强调“教育馆为推行社教之中心机构”，是“社教实验区”的活动中心。[21]1940年，伪河南省教育厅炮制市县新民图书馆《暂行规程》和《组织规则》，主要内容为：新民图书馆隶属当地教育主管机关，需呈伪教育厅核准备案。馆长由当地遴选，由伪教育厅核准委任；馆员由馆长保荐，当地主管机关委任，报伪教育厅备案。设总务、图书、阅览三部，也可增设一部或数部。总务部掌印信保管、文书收发、会议记录、馆员进退、物品购置、房屋整理、考勤赏罚、经费出纳，图书部掌图书采购、征集、保管、检查、整理和编辑目录、考订版本、撰写提要、修补装订，阅览部掌阅览室布置、图书收发、阅览指导、阅览统计、推广设计和阅览室日常管理。经费由当地主管机关按月发给。馆务概况每旬、收支情形每月报告一次，由当地主管机关转呈伪教育厅查核。 1940年前后，日伪河南当局的控制区域仅为开封周边，及豫北、豫东，计37座县城。伪教育厅1941年统计：21个县——彰德（安阳）、新乡、武安、辉县、汤阴、淇县、浚县、获嘉、封丘、延津、临漳、内黄、滑县、开封、兰封、睢县、柘城、通许、杞县、虞城、陈留，有“新民”图书馆；新乡、浚县各两处，共23处。14个县——新乡、武安、辉县、汤阴、淇县、汲县、浚县、清化、封丘、内黄、滑县、商丘、睢县、虞城，有新民教育馆；浚县两处，共15处。29个县有新民阅书报处，共77处。[22] 为推进奴化教育，日伪河南当局强制实施“实验社会教育计划”，规定豫东、豫北两道所在地为省立实验区，市县各警区为地方实验区；成立“实验社教研究会”，各地新民教育馆馆长任主任，新民图书馆馆长等为会员，负责社会教育的调查、设计、宣传和设立新民学校等事务。“研究会”拥有“强迫”之权，可对抗拒接受奴化教育的民众处三日以上十日以下劳役，或三元以上十元以下罚金。[23]伪教育厅在1942年底宣称，已成立社会教育机关1，020处，扬言要“达教育普及之目的”。[24] 情况果真如此？略举几例，还原实情。 先来看1941年统计中已有新民图书馆的县份。彰德（安阳）：原设于鼓楼的中山图书馆，1936年被大火焚毁。1938年仍设于鼓楼的新民图书馆已无藏书支撑，只是在西街运动场盖了几间平房，放了一些报刊和小册子。浚县：伪县公署称，县城和道口都有新民教育馆和新民图书馆。实际情况是，新民图书馆均未单设。县城的新民图书馆，实为南大街路西新民教育馆的图书室；道口的“新民”教育馆，用的就是顺和街路西原道口图书馆旧址。辉县：新民图书馆“仅附设于教育馆内”，直至1941年，仍在“妥筹适当地点”，并未单设。获嘉：确有新民图书馆，但“前教育馆图书部所存之书”在“事变时，案轶凌乱，残缺甚多”。1941年，伪县公署承诺“就教款盈余部分，设法补充”；同时又拟“扩充新民图书馆为教育馆”，实际上将不再保留新民图书馆。陈留：1941年，伪县公署承认新民图书馆“规模甚小”“存书不多”。睢县：1941年，新民图书馆“因经费所限”“附设于新民教育馆”。基于原县立图书馆藏书已“丢失、焚毁严重”，伪县公署表示“拟于财力可能范围内，添购图书”。然而，直到日本投降，这所图书馆仍附设于新民教育馆，藏书也增添无几。 此外，不少进入1941年“新民”图书馆统计的县份，在伪县公署同年的“教育施政计划”中并无记录。比如兰封，统计表上有显示，实际上该地的新民图书馆早已改为新民茶社。 由此推断，这份“统计”绝对失真，纯属自我吹嘘。 失真不仅表现于新民图书馆的统计，也同样表现于新民教育馆及新民阅书报处的统计。1941年，伪教育厅一份公文袒露：作为“实施新民教育之中心”的新民教育馆，“因地方经费种种困难，成立者尚难如限”，就连省立新民教育馆也“尚未设立”。关于新民阅书报处，同一份公文也披露：“曾经拟具办法，令饬各市县遵办。因特殊情形，成立者尚未能普及”。 为了解决新民藏书机构设置的棚架，日伪河南当局不断催促各县自行“检点”。然而，效果甚微。原武县1942年设立的新民图书馆，仅有图书30册、报纸3种，只在逢二、五、十开放。武陟县原计划1941年上半年设立新民图书馆，由于“旧有图书均经损失”，加之没有经费，“是以迟延未设”。面对这种情况，致使伪教育厅在1942年发出的“社字第三号”训令中也只能哀叹：年前要求各地将1941年度的社教设施及1942年度的社教实施计划“分别具报”“时逾两月，迄未呈报者，亦复不少”。[25]尤其是1942年后，日本侵略军渐成强弩之末，傀儡政权更是政令难行，新民藏书机构设置的敷衍便是典型一例。是年年底，就任三个月的汲县知事，给伪省公署呈报的一份“政情概况报告书”，[26]可谓“敷衍”之代表作。 报告书开篇，立誓“使县政日趋明朗之途”。继而诉说：“就任之时适值旱蝗为灾”“苗枯粟尽、民逃户空”。然后表功：“至新民教育馆、公共体育场、民众阅报处、普及语学（指日语教育）等社教事业，莫不力加整理”。紧接历数难处：县里税赋即便“全数征足，不过六十余万元”“抛除省款”“县款仅余半数强”。而县内各项开支年需“三十三万余元”“倘有临时需用，实无周转之地”。最后表示：虽然“灾情奇重”，还要“组成催粮警队”“期使收入增加，以维县政”。 透过这份报告书，足以了解日伪统治区的政情社情。在这等景况下，伪教育厅只得放弃“质之充实”“量之扩充”的目标，不断放低新民藏书机构的设置门槛，包括新民教育馆也可“减少一部或数部”。[27]当然，这也预兆着日伪统治的即将崩溃。 5新民藏书机构清算 20世纪80年代后，豫东、豫北各地的新县志多有对新民藏书机构的清算。《原阳县志》载：除1942年成立新民图书馆，还于1944年在新民教育馆设图书部，在县立第一小学设新民阅报处。陈列的“书报均是以宣传‘中日亲善和奴化教育为内容的，毒害极大。”《浚县志》载：日伪统治时期的新民藏书机构，借“恢复孔孟之道，发扬东方文化”之名，“进行奴化教育，宣扬汉奸文化，毒化民众思想”。《杞县志》载：1940年，伪县政府在原中山图书馆地址“建阅览室”“灌输奴化教育”。史料就是铁证，作为日伪政权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工具，新民藏书机构的运作具有“强迫”和“反共”两大特征。 先来分析“强迫”。以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为后盾，各级伪政权依托新民藏书机构，仅在1941年与1942年，就强行推出十个奴化色彩浓烈的“主题周”活动。[28] 其一，“新民周”：以“阐扬‘新民主义之真义”为主旨，试图造就“钢的组织，铁的纪律，干的精神”的“新国民”，即俯首听命的奴隶群。其二，“科学周”：以“介绍科学常识”为名，渲染“中国落后”。其三，“健康周”：依托“提倡卫生，健强身体”的名义，推广所谓“大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其四，“交通周”：以“倡行保路，安定秩序”为口号，实际上是对抗日武装破坏交通线的仓促应对。其五，“建设周”：以“推广劳作之利益与急需”为诱饵，强迫民众多纳税、多缴粮。其六，“家政周”：通过“介绍家政常识，及保育婴儿方法”，笼络妇女界。其七，“节约周”：逼民众缩衣节食，供侵略者战时所需。其八，“祛邪周”：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张一律斥为“邪说”，灌输所谓“共建王道乐土”的奴化教条。其九，“兴亚周”：宣讲所谓“东方文化道德”和“大亚细亚主义”，诱导民众循规蹈矩。其十，“娱乐周”：制造和平假象，渲染“共荣”氛围。 前文已有提示，如果民众稍有抵触，即遭罚款之累，或受劳役之苦。从这个角度分析，新民藏书机构不仅是奴化教育的工具，而且是囚禁百姓的牢笼。 再来分析“反共”。正当日本侵略军加紧挤压退守豫南、豫西的国民党军队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活跃于河南的不少沦陷地区。由此，作为军事上剿灭抗日武装的第二条战线，社会教育的极端“反共”就成为日伪河南当局的施政必然。 1942年，伪教育厅在《社教实施预定计划》中写道：“以铲共除匪、强化治安为本年社会教育实施上之基本方针”。[29]与之相配套，向学校和社教机关配送“反共”读本，下令严查“议论失宜书籍”，毁弃“阻碍邦交之图书文字”。于是，各地新民藏书机构陈列的，也就只有《新民报》《新河南日报》《庸报》《河南省公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河南民众月刊》《北京东亚道德期刊》等日伪报刊，以及宣扬“东亚共荣”的小册子。于是，在一些伪县公署的“官方”公文中，就时常可见对师生和民众“所阅书籍，务须随时检查”“有阅览失当书籍者，从严议处，决不宽贷”的严词。[30]这并非说说而已，而是伴随一系列毁灭中华文化的行动。伪沁阳县公署制定《检查取缔图书办法》，“严行肃清言论失当书籍”。伪虞城县公署大肆搜查“抗日及共产书籍”，并“全数焚毁”。伪封丘县公署更在“亲日反共之原则下”，广设新民阅报牌，“借以巩固中日亲善之基础”。 1942年，日伪河南当局出台《教育施政五年计划》，大言不惭地宣称，要在1946年彻底“改换一般人民思想”。[31]当然，这只是痴人说梦。因为这一年到来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经走到尽头。 “书犹药也”。药有“良药”“毒药”之分，书及藏书机构亦然。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对中国的蹂躏，必须清算的不仅是战争罪恶，还应包括以新民藏书机构为屠场的文化罪恶。 注： [1]小学教育的社会使命与中心小学[J].河南教育季刊，1942（4）. [2]小林澄兄.兴亚国民教育[J].河南教育季刊，1941（1）. [3][5][27]河南省教育概况报告[J].河南教育季刊，1941（1）. [4]韩风：河南省立图书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开封教育，1941（14）. [6][30]边壮猷.民国三十年度教育厅施政述要[J].河南教育季刊，1942（3）. [7]河南省立图书馆规程[J]，河南教育季刊，1942（3）. [8]边壮猷.河南教育之兴复与改进——代发刊词[J].河南教育季刊，1941（1）. [9]杨复礼.河南省立图书馆庋藏教育类书目（续）[J]，开封教育，1941（14）. [10]林博太郎.日满华教育者亲和连系的强化[J].河南教育季刊，1942（4）. [11][17]孙晶清.卷首语[J].河南教育季刊，1942（5）. [12][21]河南省第一届教育会议指示事项[J].河南教育季刊，1942（5）. [13]王少君.决战体制下知识阶级与文化团体的伟大使命[J].河南民众，1944（5）. [14]教育分会第九次常务会议记录[J].开封教育，1941（14）. [15][24]河南省三十一年度行政概况[J].河南民众，1942（3）. [16][31]河南省公署教育施政五年计划[J].河南教育季刊，1942（4）. [18]李增美.完成国民组织 要组织地区分会[J].开封会刊，1943（1）. [19]春蔚.省立女中参观记[J].河南民众，1942（5）. [20]河南省设立农业矿冶专科学校计划书[J].河南教育季刊，1941（1）. [22]河南省各市县社教机关统计表[J].河南教育季刊，1941（1）. [23]河南省教育厅划分社教区域计划大纲[J].河南教育季刊，1942（5）. [25]河南省公署教育厅训令（社字第三号）[J].河南教育季刊，1942（5）. [26]汲县政情概况报告书[J].河南民众，1943（5）. [28]罗庆山.社会教育之改善问题[J].河南教育季刊，1942（3）. [29]本省三十一年度社教实施预定计划[J].河南教育季刊，1942（4）. 参考文献： [1]商丘等县.三十年度教育施政计划[J].河南教育季刊，1941（1）. [2]封丘等县.三十年度教育施政计划[J].河南教育季刊，1941（2）. （编校：严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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