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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减贫的功能聚焦与接续路径

范文

蓝洁

摘要随着后脱贫时代反贫困战略的升级，职业教育减贫的功能需要面向脱贫户个体、脱贫区域两个维度，聚焦回应脱贫成果巩固、贫困治理优化、脱贫成效提升三个层次的需求，职业教育在防止脱贫个体返贫，提升可行能力，促进体面就业，以及促进脱贫地区产业衔接、产业兴旺、城乡融合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据此，面向脱贫个体，职业教育需要纵深推进兜底培养培训的人性关怀、系统培养脱贫个体的可行能力，帮助脱贫个体获得社会包容和接纳;同时，面向脱贫区域，职业教育需要对接区域生产要素，融入产业兴旺的合作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贫困治理;产业兴旺;社会资本

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对于贫困户、贫困地区在脱贫之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政策上已有预见性的布局，理论领域也有初步探索与论证。在政策领域，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年）》提出“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明确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互促互进的衔接关系，贫困地区在脱贫“摘帽”后，将整体融入乡村振兴的建设[1]。理论领域对于后脱贫时代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视角：一是关注脱贫攻坚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包括脱贫村的内生治理能力不足[2]、农民权利与责任失衡的主体性构建问题等[3];二是专注于后脱贫时代的治理转型，讨论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衔接、扶贫开发与城乡融合贯通、外部支持与农民自身发展能力结合的路径[4]。职业教育是减贫效果明显的教育类型[5]，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转型的背景下，本文尝试透析职业教育减贫的功能，结合职业教育减贫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减贫的接续路径。

一、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减贫的功能维度

（一）脱贫成果巩固与职业教育减贫的长期性

后脱贫时代的首要任务是巩固脱贫成果，脱贫成果巩固的核心是防止返贫，其显性表征首先是“量”的维持。绝对贫困的发生率降至零、区域性整体脱贫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后脱贫时代需要面向脱贫户建立行之有效的贫困风险防范措施，使脱贫户能够在不借助外力帮扶的情况下实现风险抗逆、生计恢复和自我发展，确保脱贫户生计结构的稳定并降低返贫风险[6]。

在脱贫攻坚期，政府补齐短板、阻断返贫的系列脱贫机制推动贫困者收入的提高，但脱贫户人力资本发育缓慢，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的能力差距往往并未缩小，脱贫户的发展仍呈现脆弱性，贫困再生产的风险高。在后脱贫阶段，行政扶持力量减弱或者撤出之后，脱贫户参与现代工业生产技能的水平有限，面对机械化、规模化、智能化的现代生产，参与路径就变得相当艰难，甚至出现跌落贫困线的“断崖效应”[7]。

聚焦后脱贫时代返贫风险管理的重心，职业教育减贫需要针对脱贫户个体人力资本提升作出长期回应。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对人力资本进行精准与深度开发，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瞄准返贫风险高的人群，精准推送教育与培训服务，降低脱贫户的返贫风险。另一方面要整体推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价值诉求和长期目标，重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长效性[8]。

（二）贫困治理优化与职业教育减贫的协同性

在原发性绝对贫困基本消除之后，转向次生贫困的贫困治理将呈现持续化、精细化、适应性的特征，其表征是“质”的优化。一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根本目标，体现贫困治理的持续化特征。脱贫攻坚所形成的组织载体、运作经验及产业格局，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态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衔接。二是压力传递与动力激发相平衡，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行动原则，体现精细化的特征。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既要通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压力传递来保证各项措施执行到位，又要重视正向激励的转化，确保衔接不走样[9]。三是群众获得感需要与发展阶段相符合，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质效原则，体现适应性的特征。后脱贫时代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叠加的关键时期，脱贫户的获得感不能停留在脱贫攻坚阶段，而应通过有效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主体作用，推动广大农民群众在参与共建共享的过程中，持续地从产业兴旺、生态文明走向生活富裕。

当前贫困治理优化仍然面临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不足的突出问题。贫困村在脱贫攻坚阶段被动接受行政力量的强势介入，内生治理能力并未得到有效培养和提升。而脱贫后，脱贫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很难吸引外来优秀人才参与和本土流失人才的回归。在脱贫村振兴的开局阶段，需要调整和完善现有治理格局，引入外来力量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新治理格局[10]。

聚焦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优化的导向，职业教育减贫行动需要衔接脱贫乡村产业兴旺作出复合性的回应。一方面，需要深化产教融合，建立对接地方产业链、技术链的专业群，推動脱贫村实现产业兴旺;另一方面，需要促进农科教结合，面向农村打造县级职教中心联盟，建立以绿色农业为特征的农业职业教育示范基地，围绕县域优势职业教育资源探索创业教育模式[11]。

（三）脱贫成效提升与职业教育减贫的复合性

脱贫成效提升可以从个体、地区两个层面分析，体现为脱贫农户社会资本的重建、脱贫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两个维度。首先，从个体层面看，在脱贫攻坚阶段，国家重视从教育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多重路径推动脱贫农户人力资本的开发，而在后脱贫时代，脱贫户人力资本存量的利用、改善与转化，需要及时融入社会资源网络，增加与不同社会圈层的联系与流动，缩短脱贫农户与外界社会的心理关系距离，增强对社会的信任感和融合度[12]。但刚脱离贫困线的脱贫群体仍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互动结构之中，社会主流群体对脱贫群体的刻板印象、认知区隔仍然会形成“污名化”的标签，无形中容易促成贫困的再生产[13]。其次，从地域范围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从农村主战场扩大到下岗职工、低收入者等城市贫困群体之后，需要关注的显在与潜在的贫困群体类型复杂，反贫困的难度更大，反贫困的维度更为多元，贫困标准的计算也更为复杂，反贫困将成为常态化工作。

聚焦后脱贫时代脱贫成效提升的需求，职业教育减贫要关注脱贫群体已经改变的经济特征和教育诉求，不仅要帮助他们获得就业技能，而且要使得他们能够谋得一份具有生涯发展前景的职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实现体面就业[14]，能够在人际交往、社会适应、资源管理等社会职业活动中获得更多向上发展的机会[15]。

二、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减贫功能聚焦的应然框架

随着后脱贫时代反贫困战略的升级，职业教育助力贫困治理的功能有必要聚焦脱贫户个体、脱贫地区两个层面，通过“量”“质”“效”三个维度来表达，职业教育减贫的功能聚焦框架见图1。

面向脱贫户个体，职业教育在后脱贫时代设计兜底培养培训、能力转化培训、高水平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三层减贫路径，实现防止返贫、提升可行能力、促进体面就业的功能。兜底培养培训作为基础性任务，主要通过中等职业教育与技能普及培训促进处境不利的群体获得就业技能和成长机会，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能力转化培训作为主导性任务，主要通过定向技能输送、定点分阶技能培训，促进脱贫户可行能力提升，助力贫困治理优化;高水平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作为发展性任务，主要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个体的就业质量，促进体面就业，提升反贫困治理成效。

面向脱贫地区，职业教育通过与地方产业发展的要素对接、联合服务、一体规划，助力脱贫地区在后脱贫时代的产业衔接、产业兴旺和城乡共治。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要素对接的主要着力点在于职业院校的专业、师资与实训基地的合理布局，助力地方产业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职业教育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政府主导下联合推进贫困治理，达成贫困治理的共识，实现资源的交换以及权责的共担共享，推进贫困治理转型，助力脱贫地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实现产业兴旺[16];职业教育融入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推动城乡融合的贫困治理，推动“城”与“乡”在平衡发展与良性互动中实现经济、生态环境、精神文化的共生、共享与共荣，推进协同发展。

三、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减贫的现实挑战

（一）量的巩固

进入后脱贫时代，转型贫困群体、潜在贫困群体成为减贫的主要对象[17]，特别是农民工、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低收入家庭等潜在高风险返贫群体的贫困风险防范，需要教育扶贫功能的接续发挥。国家统计局2020年4月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72.3%的农民工未完成高中阶段教育，人数达到2.1亿[18]。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低收入家庭子女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等原因，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就业范围窄，待遇较差，在可预见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大潮中，可能会因缺乏知识和就业技能而成为新的贫困群体。高风险返贫群体迫切需要职业教育兜底的补偿性教育和培训[19]。职业教育的“兜底”功能是国家教育体系“关注那些低于最低门槛的个体及群体的受教育机会的保护”[20]，但由于缺乏统筹管理，培训的供给侧出现标准不一，职业院校动力不足，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等问题，并且短期内这些现象难以得到根本改善[21]。而兜底培训需求侧的结构变动，对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提出更高要求，职业教育兜底培训的供给侧改革难度更大。

聚焦区域层面，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衔接的要素、内涵发展还不充分。主要体现为脱贫地区的职业学校布局结构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接不紧密、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不科学、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链衔接不充分等问题。脱贫地区的职业教育经费仍然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办学分散、学校规模小，基础建设能力偏弱，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动态需求难以作出积极回应，难以满足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二）质的优化

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优化路径是质的优化，体现为脱贫户个体可行能力的提升、脱贫村产业兴旺的持续发展。职业教育助力于脱贫户个体可行能力的提升，以及脱贫村产业兴旺资源的多元整合都面臨较大挑战。

脱贫户个体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提升，并非给予受教育机会就能够获得预期成效。职业教育减贫的对象往往存在较为普遍的自我价值缺失的现象，需要针对外在的环境影响，采取可行措施使得学习者能够在职业教育与自我存在、生活、成长之间建立起积极、合理的价值关系。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职业教育具有差异性的优势，表现为其能够通过技能培训让学习者获得各种各样独特的学习体验，体会到“成绩和分数”之外的成就，从而提升自我价值感，将教育与成长的关联从认识层面转化为实际经验层面的现实行动;此外，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基础相对薄弱，吸引力不足，成为职业学校释放减贫功能的瓶颈。

职业教育联合多元主体服务脱贫乡村产业兴旺的衔接路径不足。后脱贫时代，脱贫乡村的产业发展体现梯度性差异需求。脱贫攻坚阶段，在国家的“强干预”下，职业院校与贫困地区基层政府的“体制内异质性合作”快速建立，但职业院校参与产业扶贫的动力源于社会责任和扶贫任务，坚持只能给予不能索取的原则，导致合作多为“低网络化的松散合作”，职业院校的主要作用是完成产业项目的政策咨询，职业院校的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合作成效不明显，院校和扶贫村屯也没有形成资源的强依赖关系。进入后脱贫时代，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乡村产业的培育壮大、空间优化、持续增长和发展都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和保障。但在“多中心治理”架构未形成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仍然需要与政府职能部门、龙头企业建立多层对话和信任关系，并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乡村的产业兴旺提供稳定的智力帮扶和人力资源支撑[22]。

（三）效的提升

从效的层面看，先赋性的制度设计使得职业教育推进个体体面就业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能力受到限制。尽管职业教育在促进贫困人口就业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得到国际认同，但在教育资源的结构化配置体系中，职业教育本身具有保障社会地位低下者生存权的基本功能，“它既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适应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的工具”[23]。一段时期以来，职业教育都被设计为低于普通教育的一种层次教育，从生源到办学资源的配备都处于弱势，以至于通过职业教育获得体面工作的美好预期，难以突破体制设计的先赋性制度特征。这种结构化的制度设计，妨碍了贫困群体对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不利处境的认同，不利于职业教育减贫的有效开展[24]。

从区域角度看，职业教育城乡二元功能定位的发展惯性，仍然在后脱贫时代影响其支持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发达地区、城市的职业教育得到优先发展、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发展困难。职业教育主要面向发达地区、面向城市设置专业与课程，难以扎根欠发达地区和根据农村需求来培养人才，其所承载的农村科技研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难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25]。

四、后脱贫时代职业教育减贫的接续路径

（一）职业教育兜底培养培训向人性关怀的纵深推进

在机会成本与自我价值冲击的现实条件下，职业教育的兜底培养培训亟须强化外部和内部的人性关怀。经过国家多年的推动与发展，当前中高职院校具备承接“两后生”教育的能力，职业教育供给侧的受教育机会已经基本保障，较好的实现了兜底培养。但部分高风险返贫个体、潜在贫困个体却因短期劳动报酬的需求，或者在学校学习中缺乏积极的自我效能感而主动放弃受教育机会。因此，需要从外部资助与内生动力两个层面予以人性关怀。

外部的人性关怀包括继续完善持续提供奖助学金制度，使得贫困家庭在面对短期劳动报酬与长期教育回报的选择时，能够在生活压力与成长需求之间作出积极与合理的回应，获得个体可持续发展的机会[26]。内部的人性关怀主要是在职业教育培养培训过程中理解、尊重贫困群体，通过技能培训创设教育情境使他们获得可能的成功体验，体会到“成绩和分数”之外的成就，从而获得价值感和归属感，能够将教育与成长的关联从认识层面转化为实际经验层面的现实行动，提升自我价值感，提高求学意愿[27]。

（二）职业教育向个体可行能力的系统综合培养推进

职业教育要避免提供过于简化的职业培训，应从人力资本水平的单向提升转向个体可行能力的系统综合培养。换言之，需要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内涵与质量，既重视潜在贫困个体迅速获得技能，实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又关注潜在贫困个体获得人际交往、社会适应、资源管理、职业认知以及内生动力等多维度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差异性优势，让学习者获得各种各样独特的学习体验。

（三）职业教育帮助脱贫个体获得社会的包容和接纳

后脱贫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现代化水平，提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质量，以技术技能为桥梁，充分发挥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帮助脱贫个体改善就业条件，扶持脱贫个体与社会建立互惠与信任关系。使脱贫个体能够获得与使用社会资源，拓展社会交往的网络，建立社会合作的关系，获得社会的长久包容和接纳，最终可以体面就业[28]。

（四）职业教育对接区域生产要素

职业教育与地方生产要素对接，主要着力点在于劳动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后脱贫时代，脱贫区域的劳动力需求有两个层面的特殊性，需要职业教育从供给侧作出积极回应。第一个层面是及时供给能够“下得去、留得住”的劳动力资源。职业教育需要加强各级职业院校的设点布局，保证职业教育培养培训网络的全面覆盖和层级互通，为不同类型、年龄、受教育水平的贫困风险群体提供差异化、补偿性的教育和培训机会。从而为脱贫乡村提供亟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助力地方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的衔接。

第二个层面是提前谋划乡村全产业链发展需求的人才供给布局。职业教育需要全面了解和把握脱贫区域的特色产业链与各个重点环节，通过专业链、人才链的供给，对接和支撑脱贫地区特色产业链的“建链补链延链强链”需求[29]。提前谋划、组合搭建对接区域产业链各个链条的专业链，着力填补产业链中的短板，针对产业链的空白领域，优先培育发展与脱贫乡村特色产业中多链条、多环节相对接的专业，为脱贫地区产业链优化发展开辟有效路径。延伸与提升价值链，构建地域特色鲜明、承载乡村价值、利益联结紧密的现代产业体系，做好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的“三链对接”，有效推进脱贫区域产业链条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

（五）职业教育融入产业兴旺的合作治理

在政府部门的主导和协调下，职业教育与企业等异质性组织达成推进脱贫区域产业兴旺的共识，资源交换与共享的行动框架主要包括两个维度。

首先，达成产业兴旺合作治理的共识。职业教育机构与脱贫区域的政府机构、企业建立高层对话关系，通过联席会议的形式协商达成共识并进行产业兴旺的制度设计，避免竞争性的决策方案并保证合作的深度和频率。采取项目引领、干部交换等方式，将已经达成的关于脱贫地区产业发展的共识转化为权利和责任，转移到参与机构中，下渗到脱贫地区产业兴旺的各个环节，实现良好运转[30]。

其次，推进职业教育机构与其他合作组织的资源交换与责权共享。将职业教育的培训服务、技术咨询融入政府职能机构的机制、项目、激励，以及企业的市场拓展、经营管理中，整合与共享异质性机构的多元化资源，同时也通过评估和监督提升职业教育融入合作治理的成效。其中，政府对职业教育培训、技术咨询的针对性与合理性作出宏观调控与评估，行业企业为职业教育培训与技术服务的目标提供信息指导，结合技术链需求趋势和岗位群标准，对职业教育服务绩效进行实时评估[31]，确保职业教育培训与技术服务能够满足脱贫地区产业兴旺的需求。

（六）职业教育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职业教育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振兴乡村文化三个方面推动城乡公平共享式发展，推进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体系、观念文化的融合。

首先，职业教育通过培育以进城务工群体为代表的“新市民”和新型职业农民群体，提高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有效配置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为进城务工群体提供岗前和在岗职业培训，确保进城务工群体及其子女的发展权;另一方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他们提供专业成长通道，提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逐渐建立“新市民”群体与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多元化成長平台，缩小同一行政区域范围内城市与乡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其次，职业教育通过完善城乡等值的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促进公共服务体系的城乡融合。延伸与盘活“村（屯）—镇（乡）—县（市、区）”三级覆盖的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使得职业教育系统保持开放和衔接，保障终身发展的需要。同时，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与联系，提供不同时间阶段、层级类型的教育公共服务，覆盖不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第三，职业教育可通过乡村文化创业人才培养来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并推动城乡观念文化的融合。职业教育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并融入新型职业农民、外出务工群体培养培训的教学资源，一方面，提升乡民的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另一方面引导乡民投入乡村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并获得经济利益，创造乡村文化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32]。乡村文化价值凸显之后，新型职业农民、外出务工群体的流动则带动乡村核心文化特质的传播，促进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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