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闻传播与误伤 |
| 范文 | 内容提要：媒体的影响力与其产业化进程呈正比关系。十几年来，无论从传播学角度还是从媒体产业化角度，中国的媒体都已成为左右社会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之一。当今的媒体涉及社会领域之广，涉及社会问题之深，与过去判若云泥。而这种影响力又与媒体的市场化生存息息相关，市场化促使媒体（特别是新媒体、自媒体）在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同时，必然有意无意地去迎合读者的口味。这就使得媒体偏爱报导负面新闻（或信息）的倾向日益严重。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媒体具有天然的话语权和传播优势，这种偏爱负面新闻的倾向不仅会带来相应的负面作用，而且会将这种负面作用以几何级数放大，最终对社会造成诸多隐性伤害。在贫富差距较大，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突出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媒体从业者更应当警惕负面新闻对社会的隐性伤害，尽量传递正能量。 关键词：新闻传播；误伤；社会心理学；负新闻 作者简介：李宏，燕赵晚报副总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一、“负新闻”的传播优势 偏好负面新闻，几乎是所有市场化媒体的“天然属性”。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传播学角度，负面信息、事件型信息比正面信息具有天然的被关注度，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广泛传播，俗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这种社会心理源自人类进化过程中对危险的本能警惕，人们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关注负面的信息，因为负面意味着危险。同时，人们的好奇心促成了负面信息的快速扩散。负面信息和奇谈怪论在个体心理上，首先是满足了传播者的猎奇心理，而其他群体对这类信息的兴趣，又让人们在主观意识上有了主动传播、渲染负面事件的驱动力。人们在传播过程中获得了对信息的掌控快感，还有让别人共享乐趣的给予快感。 西方媒体很善于利用这一规律。我国都市类报纸的崛起，也有意无意纯熟地运用了这一传播规律。都市报系的开局利器就是社会负面新闻及各类光怪陆离的信息，当时谓之社会监督新闻。滥觞于此，我国的所有市民类的报纸都沿着这条道路快速猛跑。而各类新媒体、自媒体不仅在这条道路上跑得更快，玩得更猛，而且为了吸晴不惜断章取义，甚至恶意杜撰。于是，我们的媒体视角日益开阔，媒体内容逐渐丰富，但在新闻数量迅猛增加的同时，各类负面信息也扑面而来。从官员的贪污腐败，某些政府机构的渎职和不作为、乱作为，到社会文明的污点、精神道德的滑坡，然后是杀人放火、天灾人祸……异彩世界纷呈眼前。 评论也可归类于“负新闻”。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媒体都设置了评论板块。评论是一个媒体的思想制高点，也是媒体施行舆论导向的最直接板块。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评判力度上，评论都较新闻要深入、直接。因为评论能清晰地体现出媒体鲜明的态度，尤其是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批判，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共鸣。所以，当下媒体的评论内容，也有意无意地几乎以清一色的负面评论为主，包括一些国家级大报，都把评论作为抨击社会阴暗面的常规武器，评论聚集了很多有思想、有激情的社会公知和对当前社会现状比较关注的各类群体。 我们不必否认，当下的中国，在体制发展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文明建设进程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贪污腐败、道德滑坡，还有食品安全、医疗、教育、住房领域存在的问题。某些社会领域的溃败，甚至可以用触目惊心形容。凡此种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绝不会漠然坐视，作为担负瞭望责任的媒体，发现、监督、批判社会的痼疾、文明的暗弱及偌多不合理存在，实属职责所系。尤其是网络的兴盛，草根力量群起加盟到社会监督行列，使舆论监督的阵容和力度空前强大，很多社会问题因为这种多元监督方式的涉入、揭露而得到解决，或引起各界的重视，很多制度漏洞和违规、违法事件因为媒体的介入而有了结果。 不可否认，舆论监督对我们的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很多官员因为惧怕曝光而小心翼翼或有所收敛，有些执法人员害怕被曝光而改善了服务态度和质量，服务意识较差的公共机构改善了很多。尤其在贪污腐败、食品安全、银行、电信、铁路、医疗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新闻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清扫了一些社会垃圾，促使公共服务相对好转，净化了社会环境。 但是，在诸多社会问题面前，媒体虽号称无冕之王，但绝非万能的社会公器。当媒体快意于抨击、暗访、揭露、曝光的同时，负面信息的隐性负作用也在对我们的社会风气、群體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与新闻传播学并行的一个社会学话题，且往往由于其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不为人们所发现。 二、“负作用”的产生机理 媒体的工作特性注定从业人员具有高度的敏锐触角，他们对社会问题和负面事实，会比普通人更为敏感，也更容易被激发出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媒体人员更倾向于通过揭露、批判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从不怀疑这种责任感和正义的激情，但是激情背后，我们还要注意到新闻作为社会学门类的科学属性。 若使舆论监督和问题曝光发挥良性功能，客观上需要公众心理成熟、媒体社会责任意识较强以及社会制度完善等几个前提条件，否则，负新闻很容易对社会产生误伤。而且，公众对社会的认知视角和思维能力决定了这种误伤程度的大小。 目前，由于历史及文化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公众对社会发展及现实的认知程度尚不够充分客观，相当一部分人看到灰色地带和社会问题，往往会用偏见来审视。偏见对社会关系的害处很大，它会潜意识地贬低社会进程中的一些必然阶段，拒绝以辩证的历史观看待动态的社会，极易衍生道听途说的夸张和谣言。偏见产生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的不正常，而且具有遗传特性。偏见又起着过滤器的作用，一旦人们对某个目标群体存在偏见，他们就会以既定的方式和视角看待和对待这个群体。 因为公众的心理未能全部处于客观状态，媒体在传播负面或猎奇信息的时候，很容易把受众引入偏见的轨道，进而又促使公众形成更多的偏见。比如，媒体揭露了一些贪官，人们就会认为政府官员无官不贪；看到房地产的黑幕，就会把所有开发商打入为富不仁的冷宫；看到城管打人的报道，就以为城管队员都是蛮不讲理的痞子；听到医生拿回扣的消息，就认为白衣天使都变了色；看到老人讹诈救助者的新闻，就对所有的老人敬而远之…… 我们绝不否认以上所举以及其它社会问题的存在。但是，冷静思考媒体所披露的问题，它们在社会中仅占很小的比例，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事实：这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运转环节都处于正常轨道，好人和各司其职的社会机构依然是社会中坚，我们的社会文化依然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因为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带有偏见的受众往往会把个例当做普遍事实，轻易地对存在问题的社会领域贴上自己的判断标签。这种社会心理的来源也是文化与历史因素的双重作用，人们宁愿相信主观臆测而不去探究新闻背景，更没有耐心去探讨诸多问题的社会性成因和制度渊源。 如果受众对负面新闻缺乏鉴别力和免疫力，长期的负面信息，势必会增加社会的戾气。因为人们在这类信息中接收到的另一种信号是社会不公和灰暗，个体会产生被剥夺感和疏离感，社会文化日益冷漠、功利，不信任感弥漫，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这并非说媒体的新闻监督不合适，也不是说受众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会轻易被媒体所左右，笔者想要强调的是，社会心理很容易被负面信息所暗示，而且这种附加的负作用很难被人们发觉。所以，媒体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公众思维进入良性循环，尽量避免激起人们心底的怀疑、愤懑、不满等灰色情绪。这一点，无论是对报纸还是电视，无论对评论还是新闻，都同样适用。 三、“负新闻”对社会的危害 客观地说，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媒体，尤其是市场类媒体，在经济目标的导向下，对负面新闻的负作用刻意忽略。这不仅导致了“三俗”信息的泛滥，而且已经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一定的隐性伤害。可以对现实社会形成隐性伤害的负面新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垃圾类信息和监督类新闻；而媒体（尤其是市场类媒体）对这种负作用视而不见的原因，又可分为无意误伤（监督类新闻）及为了追逐利润的故意为之。 在媒体的市场化进程中，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媒体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创造更多利润，不惜践踏社会公德底线去迎合受众对负面信息的天然关注特性，大量的垃圾类信息因此以新闻的面目出现在媒体上，比如对杀人、放火、车祸、婚外情的细节进行渲染，比如大小明星真假难辨的绯闻情史，比如各类违背常识又无从查证的奇闻异事……从表面上看，这些八卦类新闻可以满足部分受众的猎奇心理，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危害。但事实上，当这种垃圾类信息多到泛滥的程度之后，可对受众心理及社会风气产生严重影响，将会拉低社会公德底线，制造冷漠、焦虑、恐慌的情绪，或者刺激人们的不良欲望。这并非站在道德高度唱高调。对于这一点，市场类媒体的操盘者们未必不清楚，但是，为了媒体自身的短期利润，部分媒体的操盘者有意对这种负作用视而不见。 更應警惕的是，媒体主观上为伸张正义而刊发的监督类新闻的负作用。笔者不否认，近些年来，舆论监督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因为舆论监督中普遍存在的夸大其辞、频率过高、方法不当等问题，这种监督也被各类犯罪份子当成了违法犯罪的“教科书”，同时还引发了仇官、仇富、不信任政府等一系列社会不良现象。虽然这只是媒体对良性社会心理的一种误伤，但其隐性的破坏作用却极大。 例如，媒体刊登贪官受贿、包养情人等违法犯罪行为，本来意在警醒世人，让人引以为戒。但是，仔细辨析一下，有几个贪官会因为新闻报道而收手？现实无情地表明，很多贪官不仅没有被法律的威严吓倒，反而将这种监督当成了开拓眼界的“教材”。因为同类的存在，让他们有了心理依靠，进而产生了心理共振。许多贪官落网后大都有这样的交代：看到别人收受贿赂，包养情人，我也……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中认为：“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时候，是清醒且具有理性意识的。但如果一旦加入到某个群体，他的自我意识就会大大降低，进而形成容易服从或盲从的群体意识。”在法纪面前，很多官员和普通人一样，原本是心存畏惧的。但他们通过媒体了解到：很多同类或同级别的官员不仅贪污受贿，而且还包养情人，他的心理即使不失衡，也会“很复杂地”联想一下自己，进而就会产生“别人都如此，我又何怕之有”的念头，因为他感觉到周边存在着同类，他们会以一种群体心理来认识贪腐行为。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没有媒体对诸多贪腐、犯罪行为的“广而告之”，即使有人想作恶，也可能会因为势单力孤而有所顾忌。 贪官从舆论监督中找到了同类的信息，找到了心理依靠，平民百姓们又从中看到了什么呢？“士农工商”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定位，在普通百姓的眼中，合格的官员应当是“青天”，官员的操守理所当然地应该远高于常人。当他们得知一个又一个官员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的细节时，愤恨之情自然会迅速发酵、扩散，进而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所有官员，最终形成“仇官”心理。仇视富人，对政府、政策不信任等社会现象，形成原因与此相似。 当然，这并非说媒体是官员贪腐和违法犯罪的始作俑者，也不是说舆论监督是造成仇官、仇富、官民对立等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但是，媒体无意中对受众心理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的确不可忽略。 四、公众渴求正能量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环境造就人，更影响人。在当代社会，决定着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走向的，基本是各类媒体。尤其当受众的社会认知能力存在欠缺的时候，媒体的影响力更为突出。为此，媒体更应该在监督效能和负能量的传导效应之间，做出适当的选择。 遗憾的是，过去的十多年间，媒体往往一味地热衷于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确实，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分配机制有待调整，处于矛盾多发期，媒体应该发挥纠偏作用。但是，如果结合社会学及心理学理论，媒体的社会责任不能只是一味地揭露，而是应该算算社会效应的总账，从媒体对社会整体的正负影响来定输赢。至少，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媒体的责任意识应该有所转变——尽可能把负面信息的负作用弱化，必要的心理隔绝也是对违法犯罪的事前消减。 从操作层面上说，首先要减少负面新闻的总量，杜绝负面新闻的细节渲染，将新闻的重心放在惩恶上，而不是彰恶之后就没了下文。其次是对于政府层面的负面信息，更要审慎处理。因为在当前的中国，官员阶层在社会风气和人文取向方面的示范作用极大。如果媒体将中国的官场描述得腐败不堪，我们的民间社会就会有累卵之危。当然，对官员的贪腐行为，媒体不该避而远之，我们可以内参来行使媒体权力，也可以媒体的身份获取事实，以公民的身份举报。第三是对于那些垃圾类信息，市场类媒体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当然，削减负面新闻负作用的最佳方法还是激扬正能量，在惩恶的同时多多扬善，以善制恶。 曾经，很多媒体从业者将正面新闻看成简单的好人好事，认为这类新闻没多少价值；曾经，网媒以为“三俗”是抓住眼球的不二法门。但是，经过这种扭曲新闻观十多年的“熏染”，很多有良知、有品位的公众明显已经对负新闻厌烦，甚至是愤怒了。谁都不愿生活在阴冷灰暗的社会中，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周围一片光明充满爱心。我们应该看到，那些被民间草根冠以“最美XXX”的新闻或网帖的热传，其实正是公众对正能量的渴求与呼唤。作为媒体人，切不可忽略这些最基本、最正当的社会需求，一味醉心于灰暗的社会领域。我们应尽快转变新闻观，在激扬正能量上下一番功夫，理直气壮地用正面新闻来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 当前社会，万事纷纭，文化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变，人们的精神境界也在变。媒体切不可抱守刻板的新闻规律，应该结合社会实际和人文需求，有意识地矫正公众的某些认识误区，善意地对社会问题提出建议或看法。社会的进步需要各种力量的协同作用，媒体更应该领跑在前面。恶意嘲讽和简单粗暴的批判无法促进社会的发展，媒体与社会问题不是敌我分明的对立面，负责任的媒体，应该以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去引导、激发公众的积极心态，激活整个社会的正能量。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