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乡村产业扶贫实践与创新 |
| 范文 | 刘航 刘毅 冯霞 摘要 通过对四川省级贫困村水井沟村乡村产业扶贫研究，从产业扶贫实际出发，探讨贫困地区扶贫机制及成效，发现贫困地区发展受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一是地方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滞后;二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输血”扶贫仍为贫困地区产业扶贫初期的主要力量，贫困群体参与度不高;三是精神扶贫有助于为扶贫产业发展增添内生动力。结合相应问题提出优化对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产业;集体经济;产业扶贫;精神脱贫;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0）03-0227-03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n Shuijinggou Village， a povertystricken village in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echanism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is influenced b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Firs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local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lags behind; secondly， the governmentled policy “blood transfu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still the main for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poor groups is not high. Third， the spirit poverty alleviation helps to add endogenous motiv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es. Combine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and propos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Rural industry;Collective economy;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Spiritual poverty alleviation;Path optimization 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改革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随着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部分地区“输血式”扶贫遭遇瓶颈。如何更好地发挥贫困人群的积极性，将“输血”转变为“造血”，以产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发展，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2018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种植养殖业、林草业、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手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积极培育和推广有市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品[1]。作为扶贫开发重点，产业扶贫在扶持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扶贫对象等方面，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多样性、适应性和快速性，被贫困地区广泛采用[2] 。作为新形势下的扶贫开发战略，产业扶贫在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等方面已成为精准扶贫中的重要方式。 产业兴旺作为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从多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讷克斯[3]提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不足，形成“低收入—低储蓄—低生产率”的恶性循环，而经济增长是摆脱贫困的主要动力。缪尔达尔[4]认为，经济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呈现出积累循环的规律，可依靠制度改革来改变不良循環，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政策制度上，我国以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战略一直是研究的重点。黄承伟等[5]通过对重庆市涪陵区农民产业园的研究，从组织构架、运作模式和过程等方面，提出了以农民创业园区为平台、以扶贫责任书为纽带的自我发展的扶贫机制，讨论了政府在产业化扶贫机制中的角色和作用。从产业扶贫概念上，徐翔等[6]认为，产业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中心、产业集聚为依托、资源开发为基础，对贫困地区实行利益共同体经营机制，通过产业链推动区域扶贫的方式。 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从资本、政策、产业等角度对产业及产业扶贫做了相应研究，阐述了产业扶贫的机理，但大多为较宏观的定性或者定量分析，从微观案例探究的不多，且很少与集体经济发展与创新联系在一起。笔者以四川省级贫困村——自贡市水井沟村集体产业扶贫为例，探究其发展机理，并就存在不足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1 案例分析：水井沟村产业扶贫与精神脱贫 水井沟村是四川省精准扶贫的重点典型贫困村。该村位于自贡市沿滩区政府所在地西部，距离黄市镇中心8 km，下辖17个村民小组，农户904户，3 461人，面积3.7 km2，贫困户164户528人，贫困人口占比58%。水井沟村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仍在乡间耕种的多为年长的农民。 同时，由于丘陵地区条件的限制，使水井沟村土地呈碎块化，现代化农业机械不易耕种，严重阻碍了当地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作物方面，水井沟村主要以种植水稻、油菜籽、玉米为主，并无高效益经济作物。为此，2014年水井沟村年人均收入仅3 800元，同年被列为省级贫困村。 通过实地走访，笔者发现水井沟村民主要收入并非依靠传统的农作物种植。在农户农作物种植的收入构成中，大多数农户以玉米、水稻和油菜籽为主要作物，除了自己家庭人口消费外，还可喂养部分牲畜。由于人均耕地及家庭劳动力有限，除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外，少部分粮食结余用于集市售卖，售卖所得储蓄起来或补贴家用。除此，留守在水井沟村的村民人口构成中主要为“50后”“60后”人群，学历主要为初中及以下，以纯劳动力输出为主。随着沿滩区工业园区的建设并投产，部分身体较健康、有劳动能力的水井沟村民选择工业园区工厂就业，每月平均收入1 500～2 500元，部分具有专业技术的村民（如焊工）每月工资收入2 500～3 500元，这其中并不包含社会保险和公积金部分。在走访中发现，部分企业并未给农民工购买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险及公积金（有少部分农民工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无法购买社会保险）。如将用工单位应承担的社会保险部分折算，每月水井沟村村民将减少800～1 000元的社会保障，而公积金方面几乎是未购买。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局限性，如没有持續性的收入，当其丧失劳动力时，基本生活将无法得到保障。 在农村发展、农民富裕的中心目标上，政府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都试图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引入现代农业经济增长模式。2015年，即水井沟村被列为省级贫困村的第二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水井沟村依托政策优势，引进Y农业有限公司生猪生态养殖项目，投资1 500万元，建设年出栏6 000～10 000头生猪生态养殖场。同时，引进H农业开发公司，投资800万元建设生态鱼垂钓基地，土地流转33.33 hm2。在此基础上，以“政府投入折股+贫困群众分红”的模式，成立专业合作社。并由政府出资通过合作社入股引入企业，为无劳动能力贫困户实现保底的基础上再次分红，每户年增加收入2 400元。针对劳动力不足、土地闲置、传统农业经济效益低，水井沟村引进和培育种养殖大户发展特色产业，已建成无公害果蔬基地13.33 hm2、花卉基地33.33 hm2、水产基地6.67 hm2，提供就业岗位60个，增加年人均务工收入1万元。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目前水井沟村产业扶贫布局是为后续乡村旅游的发展夯实基础，形成更大的良性经济效益产业链。就目前来看，水井沟村的产业扶贫主要是针对贫困群体，不排除有扶贫指标的政策性要求，扶贫产业持续性效益不明显，无法吸引人才的投入。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原理[7]，人们在趋利的前提下，除政府引导外，水井沟村当下产业所产生的效益，本村籍大学生也无一返乡创业，还无法吸引优秀人才参与其中，如要将现有产业做大并产生持续性效益，还有很长路要走。 另一方面，与产业扶贫相协调的是道德层面的精神扶贫。阿马蒂亚·森[8]指出，经济体的有效运行得益于相互信任的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使用，其中包含对对方道德标准的信心基础，体现出道德在经济体运行中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结合水井沟村现状，在产业扶贫的同时，将村民良好风貌和习俗养成作为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在机理。具体做法上，制定了96字村规民约：“水井沟，是我村;此条约，大家遵……携手建，四好村”，并结合相应的宣传，形成村民内部潜移默化的精神约束。赵春草[9]同样在移风易俗方面也指出，“乡贤”在乡村建设中具有引导乡村居民摒弃恶习陋习，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该村创新编制了新农院义务院长制度，选举村民中威望和声誉较高的村民担任义务院长，模范带领村民进行本村精神文明建设。实施美丽农家行动，农家保洁包块制度，周期评比，形成讲究卫生、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积极倡导传统美德，绘制具有本村特色的文化墙，文化墙展示内容为本村好人、好事、好邻居等内容，树立榜样力量，增强村民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在实施精神文化扶贫后的一段时间，当地负责人表示在邻里纠纷和村域和谐度方面，都有较大幅度改善，邻里间关系也更为和谐融洽。在生产生活中，良好的精神风貌有效调动了村民主动参与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生产活动得以更为高效开展。 2 乡村产业扶贫的路径优化 通过观察水井沟村的乡村产业路径，主要为当地政府主导的村级集体经济，这在集体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特别是贫困地区村民以出让土地为主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必要的经营方式，集体联合经营土地具有利益联结紧密、整体经营风险低，以及便于利用外来资金的优势[10]。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农村集体经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产权社会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元化和农村集体经济产品市场化的特征[11]，在产业扶贫实践中，应根据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特征，因势利导，实现扶贫产业的稳定、有序、健康发展。 2.1 整合区域资源，形成产业规模，处理好各自角色定位 分析水井沟村扶贫产业发展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企业+农户”的形式，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和企业投入，在单个村域内进行，后续应通过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将乡镇或区县范围内相关资源进行产业项目整体规划，聚合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提高扶贫产业和贫困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把握好自身的角色定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2]，避免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在企业方面，要处理好与贫困户的利益关系，适度让利于贫困户。贫困户要有主人翁意识，主动学习科学的生产和管理知识，积极主动参与到产业建设中，形成自身“造血”能力。 2.2 引入社会多元化的产业建设力量，将单一扶贫模式转变为多元化产业扶贫机制 项目的持续有效运行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的积极有效参与，目前来看，产业扶贫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贫困户参与力度和效度不够。在实践过程中，贫困户大多还是被动参与，且属于低效率的参与。在参与意愿上仅仅是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存在较大的盲目性，无整体性、全局性意识。在产业扶贫中，贫困户应当是作为主体存在的，应当积极发挥在产业扶贫中的主体作用。由于其主体的局限性，为此在政府和企业及村集体方面，应加强对贫困户的实地调研，了解贫困群众的真实情况，及时准确获取贫困户的利益诉求，以外部力量促使其发挥自身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延长扶贫项目的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注重市场化运营和科学化管理，在产业化运行中摒弃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和思维，走现代化、信息化、专业化的新型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2.3 在村级负责人的选取任用上，应选择有能力、肯担当的村民担任 首先是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水井沟村党支部紧紧围绕脱贫攻坚的目标，开展“支部引领、产业带动、党员带头”的扶贫产业活动，积极探索以党建促脱贫的创新发展模式。其次是有利于争取相关单位的支持力度和整合社会资源。从水井沟村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在被评为省级贫困村之后，该村获得了各项资源的注入，这与村级负责人积极协调、努力争取不无关系。相较于该镇其他行政村，水井沟村级负责人在村民中有较好的声望和能力，在项目获取、项目落地等方面主动作为，积极带领本村村民进行产业脱贫。第三，有助于推动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有能力、有威望、肯担当的村级主要负责人有利于团结村级两委班子，整合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办好事。第四，有助于引导村级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民致富。有能力的村级负责人大都有过去大城市的经历，接触过社会发展带来的舒适生活，对发展有一定理念和想法，并且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有助于积极引导村级产业的转型升级。 2.4 除了自身内部的优化外，还应积极引进外部人 一方面，政府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并制定具体政策，使有志有识的年轻人能够引得来、留得住。结合水井沟村案例，该村无一大学生返乡创业，这与当下宏观的人才政策环境不无关系。全国各大城市的人才引进战略，将城乡中优秀人才聚集到城市，形成农村无人可用、无才可取的尴尬境遇，要引得来、留得住，不仅仅是农村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层面需要考虑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构建自身的人才培养工程，在现有的人员中，选拔优秀的村民进行职业技能和管理能力的培训，为产业扶贫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是当下切实可行现实之举。 2.5 物质与精神脱贫协调发展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注重精神质量的提高，结合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借助当地民风习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文化活动。如，开展“劳动能手”“致富能手”“爱老敬老”等接地气的评选活动，增强贫困地区群众的荣誉感、责任感。同时，积极培育具有自身地域特色的乡贤文化，鼓励乡贤参与到乡村创业的事业中，参与地区治理，利用乡贤文化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 3 结语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党的领导下，因地制宜、具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扶贫建设，是确保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部脱贫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EB/OL].（2018-08-19）[2019-04-05].http：//www.gov.cn/zhengce/2018-08/19/content_5314959.htm. [2] 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4（4）：99-107. [3] 讷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M].谨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 [4] 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顾朝阳，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5] 黄承伟，覃志敏.贫困地区统筹城乡发展与产业化扶贫机制创新：基于重庆市农民创业园产业化扶贫案例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5）：51-55. [6] 徐翔，刘尔思.产业扶贫融资模式创新研究[J].经济纵横，2011（7）：85-88. [7]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61-265. [9] 赵春草.乡贤文化重塑与乡村治理优化[J].人民论坛，2019（3）：66-67. [10] 唐超，罗明忠，罗琦.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基于宿州市三个村实践的比较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8（7）：151-157. [11] 周延飞.农村集体经济研究若干问题探讨[J].区域经济评论，2018（6）：114-123. [12]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OL].人民日报，2013-11-16[2019-04-05].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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