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股东大会的“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制度回应 |
| 范文 | 王宗正 〔摘要〕 信息技术的嵌入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需要制度的调适与应对。中国证监会以其发布的规则来应对股东大会的技术创新，然而要实现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需要一个以公司法改革为核心的系统工程。我国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公司法修法，确立以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电子化、表决权等股东权行使电子化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同时推行“视频会议”+“電子表决”+“互动易”模式的部分网络股东大会，实现股东大会会议的网络化。 〔关键词〕 互联网+；股东大会；虚拟股东会；网络投票；电子表决 〔中图分类号〕DF41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083-06 一、“互联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技术创新 按照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设计的基本原理，作为公司最高意思机关的股东大会是以举行会议作出决议之方式行使其职权。股东大会的“互联网+”，以信息技术的嵌入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创新，当然这种创新既是克服传统模式弊端的结果，也是建立在原有模式基础上的一种新发展。 （一）传统技术背景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现实困境 在传统技术背景下，公司在某一规定的地点（通常是住所地）召开股东大会，而股东则以亲自或委托他人到该地点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等权利，从而形成公司之决议，实现股东民主。然而这种设计对于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却面临着背离制度设想的现实困境。 一是股东亲自出席的遇冷。从理论上讲，股东为了自身利益，会选择亲自出席会议而行使其权利，但实践中却往往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股东（当然主要是小股东）都会选择不出席而“搭便车”，甚至于出现“一人股东大会的情形①，从而导致股东大会变成“大股东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基于参会成本的考量，随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逐渐分散，多数的股东分布在一个日益扩大的地理范围，甚至零散地分布于世界各地，对于股东尤其是一般明智的小股东而言，因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的成本与其小额投资所获得利益之不均衡，选择不出席会议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二是分身无术的无奈，由于一人同时为数家公司股东的情形非常普遍，若这些公司同时召开股东大会，那么，即使股东意欲参会也可能由于分身无术而不能如愿。据笔者的初略统计， 2015年5月19日，单单深交所即有177家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三是这些中小股东由于所持股份较少，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所行使的表决权对股东大会的决议形成无足轻重而选择“搭便车”。四是股东代理投票的低效。首先是运用这一制度的上市公司比例小，据统计，我国1990年代开始，出现投票代理权竞争的上市公司不足10家，不到上市公司总数的1%〔1〕，这一制度在中国证券市场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尚无真正成功的案例。在目前已有的案例中，征集人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得到足够多的投票表决权并成功达到征集目的（改组董事会成员结构、通过议案等）的案例仍是空白。〔2〕究其原因，是客观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未必能寻到值得信赖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中小股东的“合理的冷漠”使然，另外还有出于便捷性的考虑。 ①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会议情况）。 （二）互联网技术的嵌入与股东大会的实践创新 然而，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智能化设备的广泛普及，政府、企业组织结构进行了重组，行为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从企业的层面看，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使用电子信息手段。“互联网技术的全球接触面和互动性质，使它成为传播金融信息、提供金融服务、甚至股票认购和股东投票的理想媒介。”〔3〕“互联网对公司法最大的实际影响的是公众公司的股东会议”〔4〕，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引起了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层出不穷的实践创新。从我国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运行实践看，至少实现了以下四方面的创新。 一是公司信息电子公告的普遍应用。公司信息通知、公告的电子化是互联网技术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领域实现最早最为简单也最为普遍的应用，无纸化办公的普及使得公司的许多信息材料不是以传统的纸质形式而是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存在，公司信息资料的传送、披露已经普遍从传统的信件到电子邮件、网站等电子化方式进行，互联网因而成为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平台。在我国，有两家网站成为了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分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属的巨潮资讯网，更不要说数量庞大的公司网站与形形色色的其他各类网站，网络已然成为信息公告的最主要方式。 二是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有序推进。电子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应用的普及化将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带入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电子通讯表决。在我国主要是网络投票，目前采用由两家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各自分别设立的网络投票平台。2004年12月12日，北京首都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首家“试水”网络投票表决，从2005-2012年沪深两地超过17%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允许股东网络投票，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会议的次数超过了7000次。①如今，网络投票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必须提供的一种最重要的投票表决平台。 三是股东大会视频会议的脱颖而出。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安全水平的大力提升，利用网络召开股东大会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早在2001年，在深圳就开始了数码网络的股东大会，并设计了网上投票系统。2013年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首先开通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直播平台，2 月18 日，创业板公司松德股份首次以视频的方式召开了股东大会，这开启了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召开股东大会并且使得公司信息公开透明的新篇章。 四是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网络互动的积极尝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股东知情权等权利的行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各种电子论坛应运而生。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官方网站上一般都设有这种论坛，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分别开通了“互动易”、“上证e互动”的电子论坛。而这两个交易所的电子论坛除了满足股东之间的交流外，更可以使股东与公司之间进行互动，这有助于调动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具有传统方式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 （三）互联网背景下股东大会的技术创新需要法律制度的调适与应对 股东大会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技术创新作为以现代电子技术取代传统法定书面程序用于企业事务管理的过程，必然涉及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应对问题。从国外的经验看，各发达国家公司法都对高度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做出了应对之策，纷纷通过立法来应对以及推进股东大会运营的信息化。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率先于1989年承认以电话或网络等电子方式行使表決权的效力，此后在2000年7月1日，特拉华州又再度领先各州大幅度修改公司法之规定，除准许公司以电子方式递交对股东所应为之通知外，更赋予利用远距通讯方式所为之委托与投票等行为与书面投票具有实质相同的法律效力。〔5〕英国则于2000年5月颁布了《电子情报传达法》，规定了可披露的文件、通知及权利行使可使用电子情报传达的方式。而德国联邦议会于2000年11月16日通过了《记名股份及表决权行使的方便化法律草案》，认可了电子表决、电子公告等内容。〔6〕2001年11月21日，日本第153届临时国会通过《商法等部分法律的修正案》，其中包括了公司法定文件制作、股东大会召集和通知、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信息披露等公司股东大会电子化的内容。 电子革命以及以此为主要背景所引发的大企业之间以超越国界的规模所进行的竞争的激化、各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引发这些修改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7〕正如日本著名公司法学者神田秀树所指出的，如果不应对IT革命进行公司法修改的话，不仅会给公司的活动带来障碍，也会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8〕 从上述我国股东大会的实践创新看，信息公告的电子化是否需要公司法的确认与保障，股东网络投票是否仅凭证监会的“视为出席会议”就足以强制推行，会议直播与网络互动的实践发展能否实现制度推进，这些机制创新能否推广到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一句话，股东大会的技术创新需要制度的调适与应对。当然，首先要对我国法律制度应对信息化的适应性进行考察。 ①参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第8条。 二、我国应对股东大会技术创新的制度现状 每一次技术的发展都会带来法律的变革或发展，但是，“通常，法律的变化要慢于社会的变化。经济结构、生活习俗、传统观念，甚至正义观念的变化一般都不会通过法律条文的变化反映出来。”〔9〕我国现行公司法制定于1993年，鉴于当时我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公司法不可能以信息化为导向进行制度构建，而后虽然经过1999年、2004年、2005年与2013年的多次修改，但是信息化亦并非屡次立法修改之考虑目标。总体而言，我国现行公司法还没有一条能直接体现公司法制信息化精神的规定。 （一）中国证监会以其发布的规则实现对股东大会的制度创新 在我国，信息技术在股东大会的运用得益于相关部门的推动，如电子公告与网络投票是以中国证监会的名义推动的，网络互动与会议直播则是证券交易所等机构以投资者教育等名义在探索的。 一是确认了网站作为公司信息公告的合法平台。中国证监会关于包括公司股东大会信息公告在内的信息披露的主要规则是《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这些规则明确，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披露信息，应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媒体发布，而指定媒体，是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网站。此外，对于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证监会2013年1月4日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一号——信息披露》规定，非上市公众公司应当自主选择一种或者多种信息披露平台，如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公共媒体或者公司网站。 二是确立了股东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效力。2004年11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对上市公司如何实施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集中统一规定。2006年3月16日，证监会又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正式确立了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机制。201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更是提出“引导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全面采用网络投票方式”，2014年修改后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则强制性地提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需要指出的，有关股东大会视频会议以及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网络互动的实践，中国证监会目前并无相应的规则予以确认。 （二）我国应对股东大会技术创新的制度适应性判断 首先，中国证监会对公司信息传送电子化的确认并不违背《公司法》，甚至可以说是有《公司法》的依据的。不可否认的是，《公司法》并不排斥信息化，甚至于为信息化变革预留了一定的空间。第一，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授权使股东大会电子化的通知与公告成为可能，如《公司法》81条第11项授权了公司章程可以规定“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证监会可以通过引导公司修改章程实现通知与公告的电子化。第二，公司法有关股东大会“书面”形式的许多规定可以通过扩大解释来实现信息化。如通过类似于《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进行解释，“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从而将电子化的形式纳入“书面”形式。 其次，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则对网络投票的确认并没有解决法律依据问题。在我国规定股东网络投票的是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投票工作指引（试行）》对于网络投票的法律地位是这样规定的：上市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①但是《投票工作指引（试行）》并没有解决网络投票的法律依据问题。网络投票是一种以股东不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为前提的表决权行使方法，在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规定的面前，没有“出席会议”而行使的表决如何能够“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确立股东大会会议以现场会议为召开形式的同时，也肯定了网络投票作为辅助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的便利，并规定“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06年）第20条第2款。虽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此后曾做过修改，但是这一规定未曾发生过变化。，通过扩大解释“出席”的方式满足了公司法相关规定的要求。问题是，实行网络投票的股东是否“参加”了股东大会，“参加”与“出席”究竟有何区别。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两个词的解释，“参加”与“出席”是一对近义词，参加是指加入某种组织或某种活动，出席是指参加会议或典礼等活动，两者基本上可以通用，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是适用场合有所不同而已，出席一般特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参加会议。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22页、191页。或者说，对于股东大会会议而言，之所以用“出席”而不是“参加”，是由于词语搭配习惯而已，并不是因为二者本身有多大区别，无论是“出席”还是“参加”，原本都是指有人出现在会议现场。股东实行了网络投票行为，只能说他参加了投票活动，并不能说明他已经参加了股东大会。因此，基于“参加”与“出席”这两个词本身的含义，将网络投票作为“参加”股东大会，“参加”股东大会视为“出席”会议这一逻辑实际上是并不能成立的。 第三，以中国证监会的规章强制推行网络投票涉嫌违反《立法法》。强制性地要求公司“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的是2014年修改后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该《规则》的制定主体是中国证监会，其文件性质应该属于部门规章。但是根据《立法法》第80条的规定，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由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在我国有关公司、证券法律中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中国证监会以规章的形式强行要求公司出资租用由证券交易所或者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发的网络投票平台，应属增加上市公司的义务，有违《立法法》之嫌。 （三）实现股东大会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是一个以公司法改革为核心的系统工程 实现股东大会信息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应该以公司法的改革为核心，同时也不能单纯靠公司法一个法律来完成，我国股东大会制度的信息化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形式，由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文件加以规范。 首先，股东大会电子化运行的基本框架应当由公司法构建。一方面网络投票作为互联网环境下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应当享有与亲自出席投票、代理人投票同等的地位，由法律来规定。采用证监会的部门规章来规范的做法除了涉嫌违反《立法法》与法律层级不高之外，还面临着适用范围过窄的问题，因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仅适用于上市公司，而不适用于非上市公司，实际上我国许多非上市公众公司，其股东大会也面临同样的实践困境。另一方面，在步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电子形式已经不能再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了，哪怕以扩大解释将电子形式纳入“书面”形式最终还得依靠法律而不是低层级的规章。将书面形式扩大解释为包括数据电文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诞生于1999年，当时连电子商务法律中最为基本的《电子签名法》都尚未产生，当然也不具备将电子形式作为一种独立形式的土壤，因此当时的这种扩大解释是值得褒奖的。但是在我国后来的许多立法中，电子形式逐渐脱离书面形式而独立为一种形式，如《民事诉讼法》第63条关于证据的种类就将电子数据单独作为一种证据形式而不是包含在书证之内。退一步说将书面形式扩大解释为包括数据电文的是法律而不是其他法规、规章，因此通过《公司法》来确立电子形式、电子文件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运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在公司法框架内明确地确立股东大会电子化制度，构建不同于传统方式的程序性要件，才能有效避免规章和规则由于颁布时间和立法主体不一致所造成的法律适用的混乱，确立起条文规范、权责明确、程序透明的股东大会电子化制度。〔10〕 股东大会电子化运行的具体规则应授权制定子法予以规制。具体规则如果都由公司法来规范必然会导致公司法过于繁琐，另外，如果发生需要具体规则的修改，那么只要由其制定主体修改即可，而不需要通过修改法律来实现，一则出于便利，二则也有利于保持公司法的相对稳定性。而这些子法首先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由于股东大会电子化运行适用于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而這并不是中国证监会的职能所能涵盖。其次才是中国证监会的规章或者其他的规范性文件。第三层面是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在其场所交易的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监管职能，同时交易所也是我国实行网络投票的主要渠道，因此，在法律、法规、规章的允许范围内，证券交易所可以制定一些相关的自治规则。另外，基于公司自治的原理，我国现行公司法就有对公司章程授权的传统，实际上有许多涉及到电子化承认的事项可以在公司法中作出由公司章程确定的规定，再由公司章程对各种事项的形式作出确认。 三、我国法律应对股东大会电子化变革的基本内容 基于互联网技术对股东大会的深刻影响与对我国公司法律的巨大冲击，我国法律应对股东大会电子化的变革应对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的电子化 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的电子化主要涉及对通知、公告电子化的认可。《公司法》应当规定公司可以运用电子方式向股东发送会议通知或发布会议公告。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告或通知都是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刊登有关信息披露内容。①这种将公告与通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按照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处理是并不妥当的，因为公告针对的是不特定人，而通知针对的是特定人，法律对此加以区分的目的就是要求对两者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召集。具体而言，对于“通知”，鉴于现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电子商务的普及，电子方式可以确保发送的可靠性，允许采用电子方式，如电子邮件。而对于公司的“公告”，除了可以采用登载于官报、日刊报纸的方法外，还可以利用因特网进行公告，即把公告内容登载于用以公告的网页，使不特定多数的人处于能够得到公司提供的公告内容之信息的状态。〔11〕当然，至于电子方式的这些具体适用问题，无需《公司法》规范，可以由子法来加以规定。 ①参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51条。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考虑到数字鸿沟等原因，公司向股东发出通知应以收信人的同意为要件。对此，我国一些法律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如《民事诉讼法》第87条关于诉讼文书送达的规定即是如此，其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的前提是“经受送达人同意”。应注意的是，征得股东同意还应明确具体的方式，因为在多种多样的电子方式中，有些人可能无法适应某些方式或在获得信息上的难度会增加，因此事先还得征得股东对于具体方式的同意。 （二）表决权等股东权行使的电子化 股东大会是实现股东民主的一个主要平台，围绕着股东大会的召集、举行，公司法律设计了众多的股东权以维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股东权行使的电子化也就是股东的权利如股东大会表决权、质询权、提案权等行使方式的电子化。〔12〕 表决权是公司股东的一项核心权利，股东权行使电子化的关键是股东表决权行使的电子化。首先，公司法应当将确立电子方式作为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一种方式。虽然网络投票在今天，甚至在今后，都将是最重要的电子表决方式，但是公司法不宜直接使用这一称谓。其一在于网络投票范围相对过窄，包容性并不强，并不一定能够适应信息技术的今后发展，甚至于也不能涵盖现今广泛使用的电子邮件，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都适合推行网络投票，而电子邮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沟通的重要途径，股东以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行使表决权应该可以适合于某些类型的公司；其二在于与其他法律的协调，如我国的《电子签名法》也使用“电子”的提法，“电子方式”的称谓比较符合我国的习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网络投票”，从上市公司的层面看，现行的网络投票是最优的选择，今后也应当予以坚持、完善，但是这应当成为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与证券交易所的职责。同时，《公司法》第103条第2款规定了“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考虑到电子表决作为一种缺席而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在传统的现场会议模式下，以电子方式缺席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如何算在“出席会议”人数的问题，公司法应规定将以电子方式行使表决权的股东计入出席会议股东人数。 围绕股东大会的召集、举行股东可以行使诸多权利，在“互联网+”背景下，这些权利的行使，尤其是行使程序也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公司法律对此也应当予以关切。这些权利包括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建议和质询权、召集股东大会的请求权、股东的提案权、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权利。股东完全可以将相应的证明文书以电子方式向公司提供，或者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电子方式与经营者直接交流质询。当然，基于公平对等的原则，如果股东同意公司使用电子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在此情况下股东向公司要求采用电子方式行使请求权的，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公司不可以拒绝股东的这一要求。如果股东在公司未用电子方式发送通知的情况下发出该电子请求，则公司仍有不同意该请求的权利。 （三）股东大会会议的网络化 股东大会会议的网络化即电子股东大会。我国学者多将我国上市公司实行的网络投票作为股东大会会议的网络化，这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我国上市公司的网络投票充其量不过是股东表决权行使的电子化，而不是股东大会会议本身的电子化、网络化，真正实现股东大会会议的网络化应该是要使股东会议由现场会议向网络化会议转变。电子股东大会肇端于美国，1996年5月，BELL& HOWELL公司第一个在互联网上在线召开公司年度会议，美国特拉华州2000年更是对普通公司法进行修正允许举行在线虚拟股东大会。到目前，美国已经有32个州以相应的方式规定了电子股东会议这个问题。〔13〕 由于股东大会对网络的利用或者依赖程度不同，或者说，利用网络召开股东大会可以考虑的形式相当多，因而对网络股东大会的界定也有多种。但是，基本上因其为全部或仅部分在网络上举行而分为部分网络股东大会和纯粹的网络股东大会两种。第一种，传统的现场股东大会仍然存在，法律允许部分股东通过电子或者远程交流参与股东大会，这称之为“部分网络股东大会”；第二种，法律允许公司仅仅通过电子或者远程交流的方式来召开股东大会从而替代在特定物理位置召开会议，这被称之为“纯粹的网络股东大会”，或“完全虚拟股东大会”。〔14〕 我国法律是否允许电子股东大会，从我国《公司法》关于会议地点的规定看，法律并没有规定公司必须在哪一物理位置召开股东大会，虽然第102条规定，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20日前通知各股東。但是此处“地点”应作中性解释，即既包括物理位置，也应包括虚拟的网络空间。我国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在章程没有明确规定在某一物理位置举行股东大会时，以董事会决议来决定召开股东大会也应该为法律所许可。然而根据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20条规定，“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这不仅使得上市公司采用“通讯表决方式”（书面表决）召开股东大会成为不可能，也招致了完全虚拟股东大会的制度障碍。对于部分网络股东大会而言，由于传统现场举行股东大会继续维持存在，只是愿意之股东亦可用视频会议的方式上网参与股东大会，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事实上在我国，部分网络股东大会已经成为现实，松德股份也成为首个以视频的方式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司。在直播的股东大会上，公司董事长和相关高管出席，投资者可以通过视频观看到股东大会召开的过程，投资者可以通过“互动易”平台向公司提出问题，公司管理层在视频股东大会现场做出解答。而对于完全虚拟股东大会，其前景是值得堪忧的：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也没有一致认可完全虚拟股东大会，而真正利用虚拟股东大会完全替代现场会议的公司还是比较少的。在当下的中国，并没有必要引入完全虚拟股东大会。但是“视频会议”+“电子表决”+“互动易”模式的部分网络股东大会值得我们总结与完善，并将成为今后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2〕伏军.公司投票代理权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1，71. 〔3〕胡汝银，等.网上证券活动及其监管研究〔M〕//郭峰，王坚主编.公司法修改纵横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43. 〔4〕Elizabeth Boros， Virtual Shareholder Meetings：Who decides How Companies Make Decisions？〔J〕.28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265，266（August 2004）. 〔5〕冯震宇.公司证券重要争议问题研究〔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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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fax， Virtual Shareholder Meetings Reconsidered〔J〕.Seton Hall Law Review，2011，40（4）. （责任编辑：何进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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