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张晋藩先生是我的老师 |
| 范文 | 刘海年 张晋藩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大学本科学习时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生学习和毕业论文指导导师。他温文尔雅，待人谦和，事业心强，关心后学，对教学与科研充满活力。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上大学讲坛，便以强烈家国情怀，七十年如一日，将毕生献给繁荣中国法律史科学事业。教学和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现代当之无愧的中国法律史学大师。 1957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适逢教学改革，张老师正为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法律史学而努力。以新观点对三千年中国法律历史进行论述绝非易事。他一面探索，一面在课堂上向我们传授。其扎实的学识和清晰的讲解深深吸引了大家。 1961年我本科毕业。学校总结“大跃进”经验，贯彻高校60条，整顿教学秩序。我与冷玉金、祝铭山、张天保、刘瀚一起被推荐为研究生。按照整顿教学秩序的精神，学校强调读书、读原著。张老师辅导我们读《尚书》，研究《左传》中的法律问题，请中文系教古汉语的老师讲授“诸子”;论文写作过程中嘱咐大家注意查找相关原始资料。在他和张希坡老师耳提面命、悉心指导下，我们学习获得了良好成绩，毕业论文均评为优秀。在此期间张老师一直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伏案撰写，终于在1963年出版了凝结他多年心血的《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是新中国建立至“文革”前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法律史著述。 “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被拆散，张老师分配至清史研究所。他尽可能摆脱外部各种因素干扰，较快地进入工作状态，在已有的法律史研究基础上，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对清代法制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1972年学部从“五七干校”搬回北京，我和韩延龙去看他时，他十分兴奋地向我俩介绍正在进行的工作。张老师那种对研究事业的渴望和对展现的前景描绘，如说是语言表示，莫如说是心灵呼唤，对我俩产生了极大感染。这使我认识到，中国法律历史需要研究，国家也需要研究中国法律历史。当时我们虽不能与张老师一起研究清律，也要为研究法律史做好准备。正是如此，我在通读《资治通鉴》之后，抓紧了对“前四史”和“诸子”的阅读。 1978年改革开放，张老师进一步焕发了学术青春，率先在报纸上呼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依照“文革”后第一次社会科学规划会精神，張老师担任高等学校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主编。之后，1979年筹备中国法律史学会的过程中，他提出学会要具有国际视野，团结学界同仁，尽快建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中心，更广泛宏扬中华优秀法律文化。学会成立时，又提出编写中国法律制度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卷本，由他与北京大学张国华教授分别担任两部多卷本的主编。两部鸿篇巨制先后编撰出版，既是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系统总结，也为中国法律史学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法律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前述几部中国法制通史出版后，张老师依据形势发展和拓展研究工作深度、广度的需要，四十年中又撰写和主编了《清朝法制史》《清代民法总论》《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中国宪法史》《中华法制文明史》和《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10卷本）等多部中国法律历史著作。其著述，通史与专史，通史、专史与断代史结合，立足点高，视野开阔，与时俱进，史论结合，有极强说服力。尤其可贵的是，个别著作虽受资料局限或未能完全摆脱某些传统思想影响，但张老师从不墨守成规，而依据历史事实，密切联系实际，勇于自我完善，尽可能使其著述具有开拓性、涌出新理念，学术思想保持鲜活生命力。 张老师迄今已九十岁高龄，却力克体弱和眼疾困扰，坚持教书育人，笔耕不辍，展现了新时代大师风范。他过去、现在都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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