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在历史的丛林中 |
| 范文 | 杨景春 文史不分家，档案与历史如影随形，具有天然的亲和关系。台湾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大陆老姜谓：“档案是历史的定稿”。档案的历史真实性永远存在，在证实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俗话说：“别看现在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有些时候，想检验你的历史观念是否正确，运用史料是否老实，无需到别处寻根究底，只要查一查档案就什么都明白了。也可以说，档案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谎言打得粉碎。 尽管通过档案去透视历史是一件操心费力的事情，需要术业有专攻，需要敏锐的眼光、一定的历史感以及深邃的洞察力，但改革开放给档案人带来了胆识，档案期刊的作者们知难而上，“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以扎实的文字功底与敬业精神，通过分析、综合、提炼、组织等手段，既注重从宏观的角度去挖掘探索，力图透视历史现象的发展、流变与兴衰，同时也从微观角度追问历史，把触角伸向复杂深广的历史现象。现在，国内档案期刊已近百家，环顾这些档案期刊，几乎每个月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涉及历史的文章，高论甚多，堪称姚黄魏紫，满目琳琅。 1让历史的记忆更加鲜活丰满 档案是历史遗留下的碎片，既然是“碎片”，就不可能完整地记载历史。仅就档案史而言，那真是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对档案的保管是封闭的、神秘的，文献记载也十分简单，致使人们对古代国家档案的状况知之甚少，想当初姹紫嫣红的历史，有多少都付断井颓垣。面对真伪错综、斑驳杂陈的档案，想重新审视那一页页往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该穿过多么狭窄的甬道，该拂却几多岁月的烟云啊。在档案史研究方面，王金玉先生值得一说。王金玉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档案史的研究，尤其侧重中国古代档案史领域，专心耕耘，收获颇丰，主要代表著作有《宋代档案管理研究》、《王金玉档案学论著》等。 一粒沙里见世界。优秀的研究者总是举一反三，见微知著。比如，唐代的档案思想怎样，隋朝的档案意识如何，知之者甚少。一天，王金玉坐拥书城之时，偶尔发现一篇短文《萧何收秦图籍颂》，顿时眼前一亮。作者孔武仲，是北宋著名文人孔文仲之弟。公元前2006年10月，刘邦大军兵临咸阳城。就在将士们纷纷抢掠秦都宫殿成堆珠宝，连刘邦也忍不住被声色犬马所迷躺在胡亥的龙床上不想起来之时，萧何却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孔武仲文章全文仅有213字，无非是夸奖萧何如何有远见卓识，为汉代开国第一号英杰。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这篇小文章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王金玉先生却认为既颂萧何收秦图籍的历史功绩，又述由此引发的深刻思考，非一般文人所能及，有不同寻常的史料价值。王金玉先生认为该文体现了萧何“论功第一”新视点。消灭项羽平定天下之后，群臣争功，汉高祖刘邦舌战群雄，力排众议，封萧何为第一功臣，史书有明确记载。孔武仲能站在萧何收集档案、利用档案的新角度，透析历史，阐发己见，有理有据，发人深省。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从萧何发现档案和利用档案的视点，经过认真具体地剖析，王金玉先生撰写了有分量且引人关注的《宋人档案思想新证》的论文。 “大块文章胆气豪，于细微处费推敲”(郭沫若)。一个研究者就应该这样，在他人没有发现问题的“细微处”发现深远的意义。我觉得这老头儿很会琢磨，王金玉先生有萧何精神，慧眼识珠，人捐我取。1990年春，在教授《中国档案事业史》过程中，王金玉先生怀疑书中“千丈架阁法”一词有误，因为宋代的架阁库不可能修得“千丈”高，经过艰苦地查阅古籍，终于在1992年4月查到了北宋曾巩《隆平集》一书，上面是“千文架阁法”，它是用《千字文》给档案编号的方法，“千文”误写成“千丈”，自南宋初一直讹传至今，玩笑开得太大了。在发表《宋人档案思想新证》时，《中国档案》编者怀着沉痛和惋惜的心情写到：“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王金玉因病于2002年7月23日逝世。王教授在中国档案史的研究中建树颇丰，其在本刊发表的《“千文架阁法”非“千丈架阁法”》等文，纠正了误传千年的错讹。这里发表的是他投给本刊的最后一篇遗作。斯人已走，佳作犹存。 档案是伴随人类文明一同出现的，世界各文明古国都留下了形态各异的档案遗产。档案作为一种史料，真实地反映着人类迈出的每一个步伐，成为我们了解祖先、认识过去、展望未来不可或缺的依据。从商代的甲骨到清代的满汉文书，我国档案历史久远，作为档案工作者，应该珍爱档案，铭记历史，要揭开档案后面的历史风云，还原历史的真面目。“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发生的“四大奇案”之一，这起案件因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尤其案情本身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因而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广为传播，影响很大，不少文献记载亦被当作信史引用，但许多情节与史实出入较大，甚至无中生有，造成误解。且有许多重要史实及内幕活动鲜为人知。刘耿生先生根据清代档案及搜集的有关史料，筛选综合，辨析整理，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另外，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基础理论、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与方法、档案鉴辨学、北京历史与文化研究、宗教学研究等领域，比如明清档案的历史价值、清末北京首座自来水厂水源问题、“麦克马洪线”边界线的档案版本被篡改以及宗教学等问题，刘耿生先生都有所涉猎，试图廓清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人民日报记者李辉曾提倡：要“还原历史的血肉毛发”。李辉是搞新闻的，但他的声望却恰恰来自对“旧闻”的执著痴迷，作为给沈从文、黄永玉、丁玲、巴金、黄苗子、郁风、萧乾、胡风、杜高等文化老人写过传记的李辉，他喜欢在民间档案中追寻历史，能把文坛的旧人旧事撰写得鲜活饱满、引人入胜。 2研究历史，服务社会 近些年来，《安徽档案》作为省内唯一的档案专业刊物，办刊宗旨之一是“宣传安徽的历史和新貌”、“进行档案学术研究”，共刊发徽州文化宣传和徽州历史档案研究文章近90篇，促进了徽学研究。《安徽档案》因此而体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学术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品味，在研究徽州历史服务社会方面做出了贡献，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既突出了《安徽档案》浓郁的地域特色和较高的文化品味，又展现了安徽独具魁力的历史文化风采。 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回归祖国三周年庆祝活动时，马万祺、何厚铧亲切会见祖国内地档案工作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贵 档案参展引起社会轰动。只有懂得历史，研究历史，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否则，不但不能服务于现实，还有可能走向原来的反面。瑞典仿古船“哥德堡”号于2006年7月来到广州，这是一件盛事。此前报纸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许多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不同，哥德堡号从来没有在中国参与过鸦片贸易!”(南方报业网7月17日)但是，这个“特别强调”与史实严重不符。国内众媒体，没有利用资料仔细调研，从而变成了他人的传声筒。以史为镜，可以照出历史长河中的荣辱兴衰，没有对现代史的透彻研究与了解，就会丧失在近现代史问题上的发言权。 在运用历史服务社会方面，河南省西北部济源市的情形值得一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近济源”大型档案史料展备受关注。这里的愚公移山精神和王屋山下的传承文化让人思索，档案的历史书、画册作用被发挥到了极致，徜徉于此，仿佛置身于精美的史料画廊中：有巨大实物，如高达6米长的红石，愚公一家三代挖山不止的形象雕塑：也有将档案文献转化为诗、画与照片相结合的个性化形式，将死寂无声的文字、文献档案转化为视觉艺术。 史上有“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淮扬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获得巨大市场，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四川自贡盐商从一开始就没有扬州盐商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创业历程和财富聚积途径与扬州盐商也迥然不同。对盐商们来说，政策就是市场，而政府的管理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时机遇就是政策。自贡盐商正是以其在机遇面前的超强敏锐性和胆识，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期间，成功地开创了有利自身发展的大好局面。严格来说，这种局面并不是当时清政府主动促成的，而是自贡盐商自己争取来的。现自贡市政府秘书长陈星生通过研读盐业档案史志，对历史上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的政策运作进行比较，得到了深刻的历史启示：“要依托和遵循国家的宏观政策，但不仅仅限于积极地去争取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在国家政策的整体框架内创造政策，大胆尝试，勇于创新，开创性地做好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作者很善于运用资料，从一堆似乎是没有生命力的古旧东西中找出新滋味，有识旧、化旧、推陈出新的能力，能对档案材料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分析，是运用资料的专家。冯惠玲说：“档案学研究应提倡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萧何之所以能成为汉代开国第一号英杰，主要不是由于对档案收集保管而是运用。有些档案工作者也知道资料的重要性，也收集不少资料，但由于思维懒惰、知识面狭窄，就是无从下手，不会运用这些资料为现实服务。 说到在当今中国文坛，人们不能不提著作等身的传记作家叶永烈。然而，“许多人还不知道，在这巨大成功的背后，叶永烈与档案结下了难解之缘。”这说明档案馆是一座历史的“富矿”。《档案学通讯》自2007年第5期上刊发孙观清、黄新荣的《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一文以来，至2008年第6期已经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讨论(2008年第2期《对一个失之偏颇的创新文本的质疑》，作者姜龙飞；第5期《再谈文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兼与姜龙飞先生探讨》、第6期《挑战过了头，一定会被拒绝一一回应再谈文件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及其作者》)。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红男绿女，看客成群。其实，他们论证的焦点就是：档案工作者应该如何履行责任、服务社会。与河南省济源市的情形一样，苏州市档案局在研究历史、服务社会方面也值得一说。他们的目标是：记录历史，呵护记忆，开发资源，服务社会。主要做法是：抓基础，切实加强档案资源建设，运用出精品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通过办展览，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社会功能，注重宣传弘扬苏州优秀的人文精神。 3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桑毓域先生说：“人类保留了档案，即可再现历史，虚拟地实现了时光倒流，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与历史的主客体关系可以产生互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数以百计的王朝兴替，开国之始，燕啄新泥，轻徭薄赋，气概可观。及至后来，又无不气势衰颓，老树昏鸦，大厦崩溃瓦解于顷刻之间，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1945年7月，延安窑洞里，一位民主人士问共产党怎样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亡周期率的怪圈，毛泽东沉吟良久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就是民主。1953—195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阶段，仅用4年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并且在当时并没有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可惜后来的“反右”和“大跃进”使得探索偏离了方向。时过境迁，在40多年后的今天，《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出版了，它凝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许多同志的心血，根据邓小平理论来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可以更好地把握得失和总结历史经验。胡耀邦同志1981年曾经用登泰山作比喻，勉励我们要征服“十八盘”，登上“南天门”，到达“玉皇顶”，然后再向新的高峰前进。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在新世纪总结经验、瞄准新目标的同时，要讲求时效，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以史为鉴。 据《档案天地》介绍，八十年代初期，《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文章，提出街水地区铁厂草率下马任意抛扔毁坏科技档案的问题，该报编辑配发的社论，告诫人们要保护下马项目的档案资料，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写报道记者的眼力值得肯定，有爱护科技档案资料的美德：发社论编辑的魄力值得肯定，没有把这个稿件当“闲话”处理。温故而知新，企业要生存，要在竞争中获胜，不能没有科技档案资料作后盾。近些年出现一个新词语“声像档案”，城市建设声像档案是各地城建档案馆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城建档案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新的发展方向，成都市主张“用镜头记录鲜活的城建历史”。我们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但是指久远的历史，还包括当下，因为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 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治史”。两年前，《广东档案》发表延安市档案局局长一篇从延安历史档案看廉政建设经验的论文，文章从教育倡廉、勤俭育廉、法制保廉、监督促廉、领导带廉等角度人手，歌颂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政治与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行文有序，思而有路，衔接紧密，线索清楚。透过仅有的历史片段，在逐行逐句中追寻历史的章节，我们感知的是作者所流露出的思想情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再联想到当前任重而道远的廉政建设，真让人感慨万千。档案可以打开尘封的历史。经中央批准出版、由中央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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