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产权安排与税收筹划 |
| 范文 | 蔡昌 一、税收筹划与产权安排 产权对税收筹划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分析产权关系对税收筹划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有助于解决产权安排及资源配置中的税收难题，从根本上认识产权关系、资源配置与税收筹划之问的微妙关系。税收与资源配置效率有三个推论： 推论1：在信息对称且税收中性的前提下，若交易费用（涵盖涉税交易费用）为零，则税收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 推论2：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交易费用（涵盖涉税交易费用）为正，则税收会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产生巨大的影响，资源趋于流向税负较低的领域。 推论3：税收制度是对税收征纳双方权益的约定、保护和监督的一组规则，没有税收制度，不能保护正常交易的税收利益。 上述推论是基于“科斯定理”，对税收、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结论性阐述，下面给出分析和解释： 第一，推论1所要表达的经济含义是：在信息对称、税收中性的前提下，涉税交易费用为零的理想状态下，税收与资源配置效率不相关。这一理想结论是建立在信息充分有效的前提下的，此时，税收对交易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影响恰好被当事人对交易的合理预期调整所抵消。其实，假定涉税交易费用为零是不现实的，但这提供了一个相当严谨的分析框架。 第二，推论1、推论2中所提到的涉税交易费用涵盖在交易费用之中，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涉税交易费用主要指与征纳税相关的费用，而不包括应征缴的税款，其范围除了涵盖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还包括一部分隐性税收成本，比如因税收而调整交易的费用。 第三，税收是经济交易中强制性塞进来的“楔子”，起着阻碍交易的作用。没有税收可能交易会更通畅，因此，税收就好比是经济交易的“摩擦力”，税收不可避免地对资源配置效率有着重要影响。推论2显然不仅承认税收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还认为税收对资源配置起着流向引导作用。推论2进一步说明企业实现税负降低可以利用税收筹划这一合法手段来实施，且指明了税收筹划的重点，即从资源流向的角度去分析，实现收益在低税负领域积聚、沉淀并发挥作用。 第四，推论3从制度优势视角分析了最优税制对税收利益的保护作用。同时，也隐含了税收制度的建立是需要耗费交易费用的，尤其是建立、实施并维护具有公平、中性特质的税收制度更是代价高昂，成本不菲。 第五，税收是关于征纳双方权益保护的一组规则，体现着一种契约关系。税收制度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聚集财政收入，还在于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因为税收制度可以归结为一种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安排。 第六，税收制度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同样具有“制度”的一般属性和功能。税收制度的功能之一在于界定“经济交易”的转移金额及涉税金额。一项“制度”的选择和重新安排，是按照交易费用最小化原则来进行的。税收制度也不例外，税收制度的变迁应该以“交易费用最小化”为原则来选择和安排。 二、企业边界与税收筹划 （一）市场与企业的相互替代性影响税收 完全竞争下的市场交易是最优的，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实现帕累托最优。但是，在现实经济中不存在完全竞争，且市场交易费用不为零。同样的交易，通过市场进行或在企业内部进行所花费的交易费用显然是不同的，交易费用成为衡量交易是通过市场进行还是通过企业进行的标准。 其一，市场被企业所替代的税收筹划。交易通过市场进行时，如果交易费用过高，则应该把交易放到企业内部来进行，这样可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具体可通过资本运营，以产权调整、企业重组等手段扩大企业边界，使市场交易实现内化，即使原本属于市场的交易行为转变为企业内部的业务过程，即一部分市场将会被企业所替代。虽然企业内部处理“交易”的组织费用会增加，但这时与市场有关的交易费用就会明显锐减或彻底消失，总的来看，企业所增加的组织费用抵不上所减少的市场交易费用，则最终结果是总的交易费用降低了。所以，交易费用的变化依赖于企业边界的变化。显然，企业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安排的，产权调整、企业重组是引起企业边界变化的重要手段，而税收筹划通过对企业规模、产权结构及组织形式等的调整，进而做出适当的税收安排，就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边界的变化微妙地影响税收。 其二，企业被市场所替代的税收筹划。当然，对存在着不同边界的企业而言，所显示的企业规模大小也不同。随着市场部分或全部地被企业所替代，企业边界会不断扩张，企业内部“交易”的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和相对价格变动的可能性会增加，引起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也不断增加，如果增加到超过交易通过市场进行时的交易费用，则此时企业边界就显得过于膨胀而超过最优企业规模。为了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企业的组织费用之和，就必须缩小企业边界，即通过产权调整、企业重组把一部分非核心资产或低效资产剥离出去，这就是以资产剥离、企业分立为特征的资本收缩。资本收缩的本质是企业的一部分被市场所替代。 考虑到税收因素，当交易通过市场进行时，会形成一道流通环节，显然会形成商品所有权的转移或劳务交易的确认，这需要缴纳流转税、印花税等与交易环节税收。而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时，由于没有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和劳务交易的确认，在法律形式上就不构成真实交易环节，也就不存在流转税的负担问题。税收筹划尤其是针对流转税、所得税的筹划不能不考虑企业边界的影响和约束。 （二）规模经济，税负转嫁与税收筹划 规模经济是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形成的边际产出增加和成本节约的现象，即当规模经济出现时，随着投入的增加，产出的增长比例会超过投入的增长比例。规模经济使得产出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 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可能就是垄断的产生和发展，垄断使价格机制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与扭曲，扼杀竞争，使经济失去活力，破坏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竞争孕育了它的对立物——垄断，而现代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规模经济，没有规模经济就谈不上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所以，规模经济也反映了一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德姆塞茨认为：不同规模企业的利润率差异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企业规模差异和进入壁垒差异归根结底反映到企业的成本水平上，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率的差异。尼达姆（Needham）对规模经济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规模经济下产品的利润率与产品的需求弹性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来表述： （p-mc）/p=1/εd 其中：p为市场价格，mc为边际成本，εd为产品的需求弹性。 由此可见，规模经济与市场需求密切相关。经济学原理表明，在产出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只有产品的市场需求不存在问题，规模经济才得以成立和实现。所以，产品价值能否实现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而规模经济能否实现取决于产品的需求弹性，规模经济与产品的需求弹性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小，就越有可能从规模的扩张中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考虑存在税收因素的情况下，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小，消费者越不易放弃或减少产品的需求量，税收越容易转嫁给消费者。这对于厂商来说，有利于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税收负担。如果产品的需求弹性为零，则税收可以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反之，商品的需求弹性越大，通过价格把税收转嫁给消费者的可能性越小，而税收负担只能由生产厂商承担。 我们还应看到，由于规模经济使得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企业规模和产量的扩大而递减，单位产品所承担的税负分摊额也就减少，因此，税负全部或部分转嫁出去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了。但有一个问题也要考虑到，即随着企业规模和产量的扩大，客观上要求降低产品价格的呼声也就增大了，生产厂商为保证自己的竞争优势，也会适当调低其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通常价格降低的程度不会大于税负分摊到每个产品上的下降程度，即生产厂商在产品价格调低后，仍会把部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因为成本的递减，生产厂商甚至还可以获得多于税额的价格利益。这种税负转嫁也可称为转嫁式筹划，即生产厂商的税收负担可以通过税收筹划实现税负向消费者转嫁，从而降低其自身的税收负担。 综合规模经济与产品需求弹性及税收与产品需求弹性的关系，规模经济的实现与税收的转嫁对于需求弹性的要求是同方向的，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即产品的需求弹性越小，规模经济越容易实现，税负也越容易转嫁。这一结果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与税负转嫁的双重收益。 其实，除了产品的需求弹性影响规模经济外，供给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规模经济与税负转嫁。产品的供给弹性反映的是产品供给量对于市场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的供给弹性越大，产品的税收负担越容易转嫁给消费者。产品的供给弹性越大，同时也表明生产厂商越容易调整其生产规模，即规模经济也越容易实现。 （三）范围经济对税收及税收筹划的影响 所谓范围经济，通俗的讲，就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即存在生产多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低于分别生产它们的成本之和。对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界定，中外理论界存在激烈争论。美国学者潘扎尔（Panzar）和威利哥（Robert D.Willig）认为：范围经济是由于企业的范围（而不是规模）而产生的成本节约。如果在一个企业中将两条或更多的生产线合并起来比各自分开生产能更节约成本的话，那么就存在范围经济。美国管理学家小艾尔弗雷德·A.钱德勒认为：“规模经济最初可以被定义为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或者分配的单一经营企业由于规模的提高而产生的生产或分配成本的降低。联合生产或联合分配的经济性产生于单一经营企业内部由于生产或分配多种产品而带来的成本的节约（我使用被越来越多地使用的‘范围经济一词来表示联合生产或联合分配的经济性）。” 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分析，发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为规模经济重视规模的扩大对于产出及收益的影响，而范围经济更重视生产的联合性效应，而非规模效应。但二者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结合它们对税收及税收筹划的影响，综合分析如下： 第一，从实现方式来看，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都可以通过产权调整和资本运营来实现，诸如企业并购重组、资产置换、股权交易、投资扩张等都可以打破企业边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出现。 第二，从税收角度分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对税收及税收筹划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影响企业边界的最终选择，从而影响税收及税收筹划活动；另一方面，在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也会通过成本、价格的调整影响企业税负。 第三，从辩证的角度分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不仅影响税收，其实税收也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决策的相关因素，不同的税收制度制约着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最优选择及其经济效果的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是税收筹划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税收筹划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方面也应有所作为。 三、产权关系与税收筹划 （一）产权关系、关联定价与税收筹划 复杂产权关系的背后有着多种投资方式，由于产权和投资而形成的网状交织的多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联方关系，会因关联定价的制定和关联价格政策的调整而影响税收与税收筹划。 关联定价是利用两个或多个具有关联关系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税率差异及减免税政策的差异等条件，为实现在关联方之间转移利润目的而实施的关联价格的确定与调整行为。实施关联定价的双方或多方具有一定的联属关系和互惠关系，属于有一定利益联系的关联方。关联定价会造成关联方之间利益的再分配，能够实现关联方整体的税负降低。这也经常被作为税收筹划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 关联定价之所以被广泛运用，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的定价是灵活的、任何一个生产厂商及其顾客都可以“讨价还价”，只要交易出于双方自愿，别人就无权干涉，属于一种合法行为。但并非所有的关联定价都是随意的、无原则的，对于有失公允的、合谋的或明显带有欺诈性质的关联定价会被税务机关查处并予以调整，所以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定价并非任意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 在经济实践中，关联定价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是关联企业之间利用商品交易的关联定价转移利润； 二是关联企业之间采取借款或预付款方式，转移利息费用； 三是关联企业之间技术、管理、广告、咨询等劳务采取弹性定价形式； 四是关联企业之间利用固定资产关联价格或租赁费用的调整转移利润； 五是关联企业之间通过无形资产转让行为及使用权让渡行为，以弹性的关联价格转移利润； 六是关联企业之间利用设备价款向技术服务价款转变的手段实现利润转移，这被形象地称为“硬件”价款向“软件”价款的转移。 关联定价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则可以成为税收筹划的重要工具，而运用不当可能被视为“避税”，招致来自税务部门的纳税调整。甚至还有许多经济组织蓄意利用产权关系的复杂性及关联定价手段，在转移资产及利润实现的过程中逃避税款。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限制和惩戒经济组织利用产权关系制造关联定价并转移利润逃避税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避税措施都是直接针对关联定价问题的，对关联定价的管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但直到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彻底应对关联定价避税乃至逃税行为的有效措施，关于关联定价避税倾向的程度与范围的界定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国际税收话题。 （二）产权关系、收益分配与税收筹划 不同的产权安排会给产权主体带来不同的成本和收益，产权关系影响着产权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不同的产权关系形成不同的收益分配模式。分配模式是一定产权制度下的产物，并随着产权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收益分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又会影响税负水平： 第一，企业产权关系的变动会循收益分配的链条而不断传递下来，进而影响企业纳税活动及税收负担，这是产权关系直接影响税收的情形。 第二，产权关系的变动改变收益分配的主体及分配范围，通过企业并购重组等产权交易行为，还可以将多种形式的收益转变为资本收益，这会引起税收的变化。 第三，企业产权关系的变动也会带来非税成本，即因产权关系的变动而带来的一系列交易费用，非税成本也是税收筹划决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不论从税收成本还是从非税成本角度考虑，产权关系的变动对税收的影响都是敏感而永恒的。四、基于产权安排的税收筹划范式 （一）产权结构与企业边界决定税收要素 产权结构是指产权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和产权主体的构成状况。产权结构主要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特定主体拥有哪些产权或财产，其财产结构如何；二是特定主体内部的权力结构，这是为产权运作而设置的内部机构及人员的分工与安排。 这两个方面对于不同的主体，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特定主体所拥有产权的结构，也就是其资产结构。对于特定主体所拥有的微观产权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第一，任何主体的产权，都不仅仅意味着拥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且意味着该产权主体的收益权，意味着一种产权的分配关系。第二，单个主体的产权结构——拥有哪些资产的产权，是资产的全部产权，还是部分产权，是所有权，还是经营权，是全部经营权还是部分经营权，意味着该产权主体与别的产权主体之间的不同的分离组合关系和不同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三，每个产权主体既有的产权结构及产权结构的变动，都影响全社会的产权分布，从而影响资源配置。 产权结构影响税收，主要是改变了一些税收环境与税收要素，诸如纳税地点、纳税时间、纳税环节、征税对象、纳税主体等会发生显著变化。 企业边界影响税收，主要是改变了企业规模、组织结构和资产所有权归属，在市场与企业的相互替代中，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代表的主要税种及税负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在一定环境下，由于产权结构和企业边界的调整，会造成税收待遇的巨大差别，尤其是税收优惠政策与产权结构调整密切相关：许多企业通过外部扩张，进入新的行业、新的领域，税收待遇自然不同；许多企业并购重组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亏损税前弥补政策，以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税收负担；许多企业的并购重组、引进外资，其实是一种因势利导的行为，其目的在于变换纳税人身份或性质，以充分利用税收政策的差异性进行税收筹划。 （二）产权安排决定税收负担及税收筹划战略 产权安排的实质是对财产权利的分配，产权安排分为产权初始安排和产权后续安排。科斯定理揭示了产权安排的重要性，该定理表明，无论交易费用为零还是为正，产权初始安排不同，都意味着财富分配格局不同，都必然影响分配的状况。因为产权的初始拥有者，不仅意味着拥有一定的财产存量，而且还拥有获取更多收益（财富增量）的机会。产权后续安排是对产权初始安排的调整，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产权安排的调整，产权安排的调整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产权关系的变化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化。产权安排的调整会发生交易费用，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会影响产权安排调整的效率。 产权安排的调整有多种方式，其中对税收及税收筹划有着重大影响的是一定条件下的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导致产权安排发生变化的最典型的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是企业并购、企业分立以及组织形式选择等行为。企业并购、企业分立或组织形式调整都是资源优化配置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产权关系，甚至还会打破原来的企业边界，实现资产的转移及产权结构的变化，而资产的转移和产权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和税收筹划战略。因此，运用产权安排的调整寻找税收筹划的节税空间极为重要，这也是优化企业财税管理、实现价值增长的重要方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产权框架下的税收筹划其实就是寻找产权结构和企业边界对税收负担的微妙影响，并尽力打破这种产权结构和企业边界的“束缚”，寻找税负最小化的“最优”企业边界，创造出最佳的企业边界和产权结构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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