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心雕龙·镕裁》篇理论命题之类型、内涵及价值 |
| 范文 | 卢宇宁 吴建民 【摘 要】“命题”是刘勰表述文论思想的主要形式，他在《镕裁》篇提出了十多个关于情辞锤炼的理论命题。从构成类型的角度看，这些命题包括单句式、双句式及多句式三种类型。从理论内涵的角度看，本篇命题涉及到情辞锤炼、材料取舍及字句剪裁三方面内容。从价值意义的角度看，本篇命题不但对于古今文学之创作具有切实的应用价值，而且对于古代文论的建构及当代文论的完善，亦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镕裁》；理论命题；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8）10-0223-03 大量运用“命题”表述文论观点是《文心雕龙》显著的学术特色之一，因为本书提出了近三百个理论命题，这些命题对于《文心雕龙》文论体系之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镕裁》篇作为《文心雕龙》的核心篇目之一，主要探索创作过程中“命意修词”方面的“作文之术”[1]问题，刘勰在本篇就是通过一系列命题的提出而阐释这一问题的。所谓“命题”，是指“表达判断的句子……一切凡陈述句所表达的意义为命题，被断定了的命题为判断。也有对命题和判断不做区别，把判断叫做命题的。”[2]按照《辞海》对命题的这种阐释，《镕裁》篇提出了11个命题，即“设情以位体”“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绳墨之外，美材既斫”“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字去意留，辞殊意显”“美锦制衣，修短有度”“万趣会文，不离情辞”“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芟繁剪秽，驰于负担”等。这些命题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不但体现了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而且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一、《镕裁》篇理论命题之基本类型 第一，单句式命题，即由一个简短的句子构成的命题。这类命题在《镕裁》篇中主要有三个，即“设情以位体”“酌事以取类”和“撮辞以举要”。这三个命题均是由两个动宾结构的词语借助于连词“以”组合而成的简单句，即“设情”与“位体”、“酌事”与“取类”、“撮辞”与“举要”都是動宾结构的词语。每个命题中的两个动宾结构词语又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如“设情”而后“体位”，“酌事”而后“取类”，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前后为因果关系。而“撮辞”与“举要”则是目的关系，即“撮辞”必须以“举要”为目的。这三个命题虽形式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即文体的确立必须以所写之情为本，材料的选取必须以所叙之事为本，文辞的运用必须以突出要点为本。这些理论内涵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都具有原则性要求。 第二，双句式命题，即由两个字数相等的分句构成的命题。此类命题的两个分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表达一个理论观点。按照前后分句的不同关系，《镕裁》篇的双句式命题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并列关系命题，即“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首尾圆合，条贯统序”和“字去意留，辞殊意显”。这三个命题中的前后分句具有内容上的并列关系，即“情周而不繁”与“辞运而不滥”、“首尾圆合”与“条贯统序”、“字去意留”与“辞殊意显”都是并列关系，前后分句虽然都有独立之意义，但是合起来所构成的命题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二是顺承关系命题，包括“万趣会文，不离辞情”“绳墨以外，美材既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和“芟繁剪秽，驰于负担”。此类命题后面的分句在意义上承接前句的句意，对前一分句的句意进行补充说明，两个分句必须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意义完整的命题。 第三，多句式命题，也就是由多个分句构成的命题，由于分句多，其内涵也更加丰富。《镕裁》篇中此类命题只有一个，即“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此命题由两个并列分句构成，每个分句的后一句都对前一句具有解释说明的作用。多个分句组合起来，表达了刘勰对于字句锤炼的审美态度，即作家应设法做到“字不得减”，使作品语言达到精练的极致状态。 二、《镕裁》篇理论命题之基本内涵 （一）情辞锤炼。情辞锤炼是本篇命题的最核心内涵，因为“镕裁”的实质就是“镕情裁辞”。刘勰从情辞的重要性、复杂性及审美标准三个角度对情辞锤炼展开了论述。 “情辞”的重要性是刘勰强调作家必须镕情裁辞的首要原因。“万趣会文，不离情辞”这一命题阐释了“情辞”的重要性，即“情辞”是文学创作不可缺少的根本因素，王运熙阐释此命题云：“各种旨趣会合成文，离不开情志和文辞。”[3]没有“情辞”，就没有创作可言。特别是对于“情”，刘勰更为重视，因为“设情以位体”，创作必须率先确定文体，而用何种文体又必须依作家之情而定。创作“不离情辞”，镕情裁辞也必然是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 “情辞”的复杂性是刘勰强调情辞锤炼的又一原因，《镕裁》篇指出，创作中会经常出现“意或偏长……辞或繁杂”的情况，情意的“偏长”与文辞的“繁杂”，要求作家必须对其进行镕炼裁剪，然后才能使作品的情理内容“纲领昭畅”，文辞语言“芜秽不生”，最终使作品之“情辞”臻于精美。 对于情辞锤炼的审美标准，《镕裁》篇提出了“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这一命题。对于“情”的锤炼，应做到周全而不繁琐；对于“辞”的锤炼，应做到流畅而不过度。作家按照这一审美标准进行镕情裁辞，通过“芟繁剪秽”而使作品“驰于负担”，作品中没有丝毫“偏长”之意及“繁杂”之辞，从而才能创作出情辞双美之作品。完美的作品都是作家镕情裁辞的结果，正如刘勰所说：“非夫镕裁，何以行之乎？” （二）材料取舍。材料取舍是镕炼情理内容的基本方法。刘勰说“规范本体谓之镕”，“本体”即作品内容，“规范本体”即思想内容的规范化。要做到“规范本体”，就必须在材料取舍上猛下功夫，力求精益求精，因为作家所用材料是作品思想内容的载体。对此，刘勰提出了“酌事以取类”“绳墨之外，美材既斫”及“美锦制衣，修短有度”三个命题。 “酌事以取类”是“根据所要表现的事物来选取有关的材料。”[4]只有选取相关相类的材料，作品内容才能得到有效表达。所以，作家要“规范本体”，就必须做到“酌事以取类”。“绳墨之外，美材既斫”这一命题是强调按照创作标准选取适当的材料即可，多余的材料即便是“美材”，也要坚决斫砍删除。“绳墨”即创作准则，是“规范本体”之重要保障。按照“绳墨”才能创作出本体规范的作品，“绳墨之外”的“美材”实为作品累赘。刘勰以“制衣”为例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即“美锦制衣，修短有度。”“美锦”是“制衣”的材料，“制衣”要“修短有度”，必须按照“度”来确定“修短”，才能制作出合体的衣服。“制衣”不可因“美锦”而改变“修短”之“度”。这三个命题阐释了作家应如何选材以及如何取舍材料，也就是如何镕炼情理，使“规范本体”落到实处。 （三）字句剪裁。刘勰对作品语言的审美标准是“辞运而不滥”，即文辞流畅而不靡滥过度。要达到这一审美境界，就必须恰当运用文辞并进行字句剪裁。对此，刘勰提出了“撮辞以举要”“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及“字去意留，辞殊意显”三个命题。 “撮辞以举要”即选用文辞必须能够表达出文章的要点，这一命题是对作家必须准确运用文辞而提出的一个原则性要求，因为作家“撮辞”就是为了表达情思，“撮辞”必须把关键性的“要点”表达出来。能够“举要”，抓住要害，准确表达出作品的关键性内容，是文辞语言的最有效运用，作家“撮辞”应率先考虑如何“举要”。“撮辞”应以“举要”为目的，这一原则适用于古今作家创作。 “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是对句子锤炼提出的基本要求，即要求语句锤炼应以“字不得减”为准，若句中有“可削”之字，一定要削减删除，锤炼到“字不得减”的程度，使句中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每个字在句中都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才是刘勰所要求的语句锤炼的理想状态。 “字去意留，辞殊意显”是对作家如何进行字辞锤炼而提出的又一要求。《镕裁》篇云：“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去意留”是要求作家在删除“可削”之字时，必须以“意留”为原则，刘勰告诫作家不可“字删而意阙”，“意留”是“字去”的前提。“辞殊意显”是说作家在使用不同的字辞进行铺陈叙写时，必须以“意显”为本，刘勰批评了“辞敷而言重”的现象。在刘勰看来，字辞的删改必须以“意留”“意显”为原则，充分体现了以意为本的文学观念。 三、《镕裁》篇理论命题之价值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刘勰对镕情裁辞的论述在古今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如韩愈对“僧敲月下门”诗句中“敲”字反复斟酌、王安石对“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綠”字的锤炼及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反复修改等，都是文学史上镕情裁辞的经典例证。现当代文学史及外国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如鲁迅散文《藤野先生》全文不足四千字，改动地方就有九十余处；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修改所用的时间与写出初稿的时间相差无几；列夫·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仅开头部分就修改了20次，《复活》中玛丝洛娃的初次登台亮相的一个场景，修改达23次之多。此类例证很多，古今中外作家创作很少能够一蹴而就，特别是规模宏大的经典作品，作家都需要进行反复推敲、仔细琢磨。可以说，镕情裁辞是古今作家创作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重要环节。 从古代文论建构的角度看，本篇命题之价值主要体现在初步建构了古代文学批评中镕情裁辞的理论系统。刘勰在《镕裁》篇中，从四个方面对镕情裁辞展开了探索。 一是通过提出“万趣会文，不离情辞”及“意或偏长，辞或繁杂”之论，从情辞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两方面论证了镕情裁辞是创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二是通过提出“酌事以取类”“绳墨之外，美材既斫”及“美锦制衣，修短有度”三个命题阐释了作家应如何进行情理锤炼。三是通过提出“撮辞以举要”“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及“字去意留，辞殊意显”三个命题，阐释了作家应如何进行文辞裁剪。四是提出“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这一命题，为作家制定了镕情裁辞的审美标准。 这四个方面论证了为何镕情裁辞、如何镕情裁辞及镕情裁辞有何标准等，初步构成了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镕情裁辞的理论系统。这一理论系统对其后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唐至清，历代文论家都对此展开了论述，如唐代徐寅《雅道机要》云：“凡为诗须积磨炼，一曰炼句，二曰炼意，三曰炼字。”宋代吕本中《童蒙诗训》云：“老杜云：‘新诗改罢自长吟。文字频改，工夫自出。”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云：“诗不改不工。”清代陈仅《竹林答问》云：“炼句、炼字皆以炼意为主，句、字须从意中出。”此类论述不胜枚举，后人所论不外乎镕情裁辞，受刘勰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就其论述的系统性、全面性而言，鲜有超过刘勰者。刘勰开创了古代镕情裁辞理论之先河， 再经由后世诸多文论家的反复论述，从而使这一理论成为古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当代文论建构的角度看，本篇命题之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当代文论的建构和完善，因为镕情裁辞一直是当代文论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建国后半个世纪流行的高校教科书如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及十四院校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等，都鲜有关于镕情裁辞问题的论述。新世纪以来，文论界学人对于镕情裁辞重要性的关注仍然不多，一些较有影响的文论著作，如王一川著《文学理论》、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都没有关于镕情裁辞问题的论述。只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简单论述了“语词提炼”及“推敲”问题，但是对于“镕情”即情理内容的锤炼仍然未有论述。 按照学理要求，镕情裁辞作为作家创作中的重要环节，文论家就应该对其进行论述，并应该将其纳入文学理论的系统之中。几十年来，当代文论学人对此问题重视不足，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刘勰对镕情裁辞重要性、复杂性的论述及对镕裁方法、审美标准等问题的探索，对于弥补及完善当代文论在这方面的不足，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镕裁》篇所提出的“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等具有切实应用性的命题，对于当代作家创作仍然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如何吸收《镕裁》篇有价值的理论命题，并运用于当代文论的建构、发展、完善，是当代文论家所应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 [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322. [3][4]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2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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