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抗争的失效与无力 |
| 范文 | 邓海燕 摘 要：《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是两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虽然创作的背景、产生的时代、故事情节的内容、主题、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在人物的思维方式、行为表现、性格特点等方面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形象的思维方式而言，他们都爱幻想，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现实；都无视时代的变迁而恪守陈旧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都把失败当成胜利。就形象的行为表现而言，他们的行为都显示出盲目、荒唐、疯癫、憨拙的特点。就其性格特点而言，在生活受挫时，都求助于精神上的胜利法。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两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探讨他们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关键词：阿Q；堂吉诃德；思维意识；行为方式；精神胜利法 中图分类号：I20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35-0086-04 一、前言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文学巨擘塞万提斯和现代中国文坛泰斗鲁迅，分别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和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两部作品虽然创作的背景、产生的时代、故事情节的内容、主题、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在人物的思想方式、行为表现、性格特点等方面又有着惊人的相似。其主人公均成为了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极富有艺术色彩的典型形象，即充满了奇情异想的堂吉诃德和麻木、愚昧、落后又可笑可怜的佃农阿Q。阿Q和堂吉诃德都具有质朴、真率的特点，都希望成为生活的强者，但实际上都是被欺凌的弱者，却又都以“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对待失败。塞万提斯与鲁迅采用悲喜二重结合的艺术手法使作品的喜剧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作品中所包含的悲剧精神却又能够引起人们的深思，从而唤起民众的觉醒。 二、形象的基本特征 （一）堂吉诃德 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拉·曼却》，小说共两卷。上卷叙述拉·曼却地方的穷乡绅吉哈达，因阅读骑士小说入迷，企图仿效古老的游侠骑士生活，他拼凑了一副破盔烂甲，改名为堂吉诃德，骑上一匹叫作驽辛难得的瘦马，物色了一个挤奶的姑娘作为意中人，决心终生为她效劳。他先后三次以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外出，立志要“冒大险，成大业，立奇功”，要帮助那些被侮辱被迫害者。他第一次单枪匹马外出，受伤而归。第二次找了邻居桑丘·潘沙作为侍从，一同出游。由于他头脑中充满了骑士奇遇，竟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羊群当敌人，把苦役犯当做受迫害的骑士，把赶路的贵妇人当做落难的公主，把皮酒袋当做巨人，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干了无数荒唐可笑的蠢事。但他仍然执迷不悟，直至几乎丧命，才被人救护回家。下卷叙述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第三次出游的经历。堂吉诃德的邻居参孙·如尔拉斯果学士，为了医治他的精神病，故意怂恿他再次外出，然后自己也扮成骑士，准备打败他，迫使他放弃荒唐的念头，回家养病。不料交手后反被堂吉诃德打败。参孙于三个月后重新找到堂吉诃德决斗，终于打败了这位奇情异想的骑士。根据事先商定的条件，堂吉诃德在一年内不许摸剑，不许外出，只可在家休养。堂吉诃德回到家中便病倒在床，临终时才恍然大悟，他说：“我从前是个疯子，现在头脑清醒了”，“现在知道那书上都是胡说八道，亦恨悔悟已迟”。他痛斥骑士小说的毒害，并嘱咐外甥女不得嫁给骑士，否则将得不到财产。 堂吉诃德是个不畏强暴、立志要扫尽人间不平的悲喜剧人物。他想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结果使得自己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荒唐可笑的秉性是他最突出的特征。 另外，透过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件荒唐事，我们又可以看到他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置自身危险于不顾，为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可以说，堂吉诃德是个带有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小说通过对堂吉诃德这个“疯骑士”的典型刻画，以犀利的笔锋对当时的西班牙社会及其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讽，对苦难的人民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二）阿Q 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小说共9章。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心理被严重扭曲的底层农民的典型——阿Q。阿Q是未庄的流浪雇农，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是一无所有，没有财产，也没有固定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甚至连名字都被人遺忘。悲惨的地位使他倍受凌辱，而他却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实际上的失败和被奴役的地位。后来，阿Q到赵太爷家打短工舂米，因向赵家唯一的女仆吴妈“求爱”，而被赵秀才打出家门外。为讨“生计”，阿Q又被迫进城入伙偷盗，这竟使他着实风光了一回。辛亥革命波及未庄时，他从县城返回，虽一向反对造反，但见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对此惊恐万状，于是也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可正当声称“造反”，并沉浸于幼稚而糊涂的幻想之中时，摇身一变为“革命党”的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许他革命。赵家遭抢后，无辜的阿Q又被混进革命队伍、纂夺了革命政权的土绅士、洋绅士和封建官僚们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毙示众，而他自己却至死也没有觉悟。 在未庄，阿Q是个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欺压的贫苦农村无产者。作为一个流浪汉，与土地并无多少联系，因而除了有某种程度的憨厚、质朴的农民性格外，又沾染着游手好闲之徒的油滑，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在旧中国冷酷的生存现实中，他性格最为突出的特征便是精神胜利法。由于受这种病态精神的支配，他便永难振作起来以求自立自强，只能在屈辱中苟活，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受尽屈辱的血泪史。鲁迅通过阿Q的悲剧命运深刻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批判了“精神胜利法”，也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主题。 （三）阿Q和堂吉诃德 阿Q和堂吉诃德这两个艺术典型虽相隔三百多年，一个诞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一个诞生在十七世纪初期的西班牙，但如果将这两个艺术形象作进一步的观察、剖析和比较，我们便会发现他们其实有着相似之处：他们在生活中都是被欺负的弱者，却都不满现状，渴望改变现状而成为生活的强者，于是他们按自己的思维去行动，与现实抗争，以自认为最佳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的理想和激情，结果却不尽人意，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他们都有着美好善良的动机，有着勇敢的抗争精神，却由于思想的盲目和不觉悟，他们的行动方式便显得既荒唐又可笑，从而使得他们的喜剧性格中暗含着悲剧因素。 三、形象的思维意识及其形成原因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其中的思维又是人类所特有的反映客观现实的高级形式。①堂吉诃德和阿Q在思维意识方面的共同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都爱幻想。 堂吉诃德三次出游都是充满幻想的，是骑士小说使他理性丧失，他沉浸在书里，每夜从黄昏读到黎明，每天从黎明读到黄昏。这样少睡觉，多读书，他脑汁枯竭，失去了理性。他满脑子都是书上读到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呀、创伤呀、恋爱呀、痛苦呀等等荒诞无稽的事。“他完全失去了理性，天下的疯子从没有像他那样想入非非的。”他要做个游侠骑士，带着他的甲胄和马走遍全世界，八方征险，实施他在小说里看到的游侠骑士所做的一切，他自己觉得很合适而且很有必要去这样做，“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担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他觉得一方面为自己扬名，一方面为国家效劳，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第一次外出游侠时，我们这位疯狂的冒险家，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记载我丰功伟绩的真史，将来会传播于世”，“我的丰功伟绩值得镂在青铜上，刻在大理石上，画在木板上，万古流芳；几时这些事迹流传于世，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了”，并且自诩为“模范骑士”，他认为法兰西十二武士、世界九大豪杰的功绩也比不上他“赫赫有名”。在游侠过程中，那如痴如狂的幻想使他把客店当成城堡，把店主当成城堡长官，把两名妓女当成美貌高贵的名门闺秀，把风车当成巨人，把羊群当成敌军，把商队当成游侠骑士，把理发师的铜盆当成魔法师的头盔，甚至是连他吃的发霉的黑面包，他也认为是用上好的精白面做成的。而阿Q爱幻想的习性足可与堂吉诃德相媲美：他藐视王胡，对小D也不屑一顾，就连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与钱太爷，阿Q也“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挨了赵太爷的打，便以“儿子打老子”的幻想来自我安慰；当别人对赵太爷和钱太爷的儿子——未庄有名的文童——击掌称赞时，连老婆都没有的阿Q竟然幻想着：“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 在穷困潦倒时，阿Q幻想在路上或者自己的破屋里忽然拾得一注钱；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到阿Q耳朵里，他便幻想未庄来了一群戴白盔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洋炮，叫他一起去革命；他甚至幻想“革命党就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那“一伙鸟男女都跪下来求他饶命”，既而幻想革命成功后，他“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然而可悲的是，现实并非像他幻想的那样美妙。阿Q挨打就是挨打，穷困就是穷困，革命也与他没有关系，就连一生唯一的一次所谓的恋爱也是那么荒唐。他一厢情愿，荒唐透顶地向吴妈求爱，结果惹出麻烦，大吃苦头，弄得自己在未庄不仅名声更坏，而且无处容身，不得不背井离乡。 这正如堂吉诃德对杜尔西内娅的所谓爱情，也是出于一厢情愿的虚无飘渺的幻想。从这些幻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俩在思维上是严重地主观脱离客观，都是极端的主观主义者。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受挫，四处碰壁，但他们从不反思，他们的思想总游离于残酷的现实之外，他们都生活在自己所想象的世界中。因此，他们的拼命的战斗和抗争终是不得力。 其次，无视时代的变迁，恪守陈旧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是堂吉诃德和阿Q的又一个共同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迂腐个性和落后意识。 17世纪初的西班牙，资本主义已经兴起。堂吉诃德由迷恋骑士小说发展到妄想通过自己的“丰功伟绩”企图恢复早已过时的骑士道，这种狂想不仅反映了骑士小说在当时社会上的消极影响，而且表现了以堂吉诃德为代表的绅士地主阶级的落后意识和崇古倾向，这种崇古倾向是他们在社会地位每况愈下之际所产生的心理要求，只是，它跟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因而最终在现实生活的墙壁上被撞得粉碎。”②堂吉訶德固守着祖宗留下来的一套已经生锈的破旧盔甲，把已经过时的骑士道奉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认为只有先辈骑士的思想观念和规矩，才是符合道德的。阿Q也是如此，他虽说对美好生活有过朦胧的向往和追求，但他的思想却一直停留在封建时代，冥顽不化地保留着辫子，他牢记“男女之大防”这类清规戒律，因此，当他看到一男一女在一起讲话时，他便怀疑“一定会有勾当”，为惩治他们起见，他就在冷僻处从后面扔一块小石头。正是从以上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堂吉诃德和阿Q是在有意无意地按照一套陈旧腐朽的道德准则行事。他们原本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群体中，却又不能摆脱陈旧观念的羁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必定与现实格格不入，他们的抗争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也站不住脚且毫无力量。 再次，他们都惯于把失败当成胜利。 想成为强者的愿望，往往因无法摆脱的逆境而产生，如果说成为一个强者仅仅是一种愿望，那么维护个人尊严、自我尊重，以至自我陶醉、忌讳缺点，或许不失为在困苦不幸的逆境中聊以自慰的现实手段，这不仅是不幸者的“幸福”，而且还是失败者的一种“胜利”。在这一点上，阿Q和堂吉诃德是一样的。堂吉诃德常为自己屡遭失败的侠义而勇敢的事迹感到骄傲，即使有时候行动的结果适得其反，他在没有旁人替他说话的时候，自己也要作一番评论，自我陶醉。当他听说有人把他的荒唐行为当作“丰功伟绩”写成传记出版时，一面觉得自己的美名得到流传是最称心的享受，一面又因书中把他一次次失败和挨揍的狼狈相都包罗进去而深感遗憾。阿Q忌讳头上的疮疤，想要有个姓氏，想娶个老婆，以及想为吴妈唱几句好戏等等，也都说明他的自尊自负和自珍自重，而所有这些仅仅又只为了取得一个做人的起码的权利。 不论是阿Q还是堂吉诃德，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都想成为强者，一个是希望能够铲除暴戾，拨乱反正，打尽天下不平事，一个是希望不要被别人瞧不起，能够得到未庄人的尊重，甚至是敬畏。但他们“傻相可掬”的行为方式，都无例外地表现出他们主观愿望的荒谬性，行为的荒唐性和结局的可笑性。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反差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阿Q虽然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的赤贫者，但在他身上却被深深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历史的烙印。在他这个赤贫者的躯体里，包藏着“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这个国人的灵魂，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制度长期的政治统治和精神奴役的结果。它的特点，是沉默，是政治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愚昧和不觉悟，没有也无法找到改变自己不幸处境的道路，因而也无力反抗全部异己的黑暗势力对自身的迫害和摧残。堂吉诃德是十六世纪末西班牙的穷乡绅，当时的西班牙是一个貌似强大实质腐朽衰弱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方式虽已萌芽，但由于遭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压抑，发展非常缓慢。堂吉诃德的形象具有鲜明的、处于没落中的西班牙封建社会时代烙印。他伟大的理想、勇敢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都是来自维护封建秩序的没落的骑士道，他已丧失了对他自己生存的时代的认识，而生活于怀旧式的幻想中，根本无法在现实的社会走出他的生活路。他们俩都始终在自我的迷雾中徘徊，不能够正视严酷的现实，不能用自己冷静的头脑理性地思考、分析行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们的认识得不到提高，思维也不会完善，即使再抗争，也无法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式和光明的生活出路。 四、形象的行为方式及表现的差异 有什么样的意识结构，就会有相应的行为方式。堂吉诃德和阿Q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共同性，使得他们的行为都显示出了盲目、荒唐、疯癫、憨拙等特点，就连他们行动的目的和结果都大同小异，这一点在堂吉诃德的“行侠”与阿Q的“革命”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堂吉诃德外出行侠时，一心要锄强扶弱，匡扶正义，但他的行为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他弄不清目标和对象，因此，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常常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一次，他骑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知该往哪走，于是就“撂下缰绳，让驽辛难得自己作主”。在游侠过程中，除了盲目的拼杀，他也时时感到无所适从。至于阿Q，他虽然嚷着革命，但根本不知道革命的真正目的和对象，他神往革命，只因为他觉察到革命的风声使得“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而这些举人老爷又实在是“太可恶！太可恨！”，在这种感情的牵引下，他才踊跃地参加革命。我们再看看他革命的目的：将未庄所有冒犯过他的男男女女赶尽杀绝，包括王胡和小D，成为未庄所有财富的占有者，随心所欲地挑选女人。可见，他的这种革命狂想曲不仅是为了追求个人享受，而且还突出表现出他的盲目性。堂吉诃德和阿Q对自己行动缺乏理性认识，而受一种简单而又模糊的思想牵引 ，无法抵挡强大外力的冲击，他们的“勇敢地抗争”，在现实面前也失色不少，因而他们的悲剧命运是无法避免的。 作者描述他们的行为方式并突出其行为的结果，是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悲喜二重组合式来呈现的。这种表达方式，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作品的意义得到更深入的体现。阿Q和堂吉诃德以其荒唐可笑的愿望和行为给人以喜剧性的一面。他们本是生活中的弱者，却自诩为英雄，把失败当作胜利，把虚幻当作现实。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以喜剧性格为重要内涵。他昏然不知自己的奴隶地位，却沉浸于别人的“真能做”的夸奖中，见识浅薄却硬充见多识广，嘲笑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又嘲笑未庄人很少进城，没有见过世面。堂吉诃德把风车当巨人，把理发师的铜盆当头盔，并宣誓要和非洲雄狮一决高低，结果闹出很多笑话。阿Q和堂吉诃德的性格的内涵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的喜剧性性格的内部蕴含着悲剧性的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氏，这是很合理的。但阿Q却被剥夺了姓氏的权力，当他无意中透露出来时，却遭到赵太爷的训斥，一面骂他“不配姓赵”，一面还赏他一记耳光。他连自己最基本的姓氏的权力都没有，还谈什么堂堂正正做人，谈什么人格尊严呢？在堂吉诃德执迷于骑士道的冒险游侠行动中时，我们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献身精神，他那种宁可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执著前进的品格带给人悲剧的审美愉悦。鲁迅曾说到：“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则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鲁迅和塞万提斯两位伟大的艺术家，一方面通过讽刺和嘲笑，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否定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批判了害人至深的骑士道，引起人们对造成这种喜剧性格的社会制度和传统观念的深思；另一方面，通过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激起人们变革现实的愿望，以改变世道人心，使阿Q和堂吉诃德的笑剧不再上演。 可以说阿Q和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的二重组合，但在他们俩人身上，又呈现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形态，一种是崇高性质的悲、喜组合，一种是卑微性质的悲、喜组合。崇高性质的悲、喜组合是人物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带有崇高的特点或英雄色彩，堂吉诃德就属于这一类型。卑微性质的悲、喜组合则是人物性格中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都不带有任何英雄色彩或崇高特征，阿Q就屬于这类。的确，一提起堂吉诃德，人们眼前总是闪现一个除暴安良、执着追求、带有英雄气质的形象，而阿Q留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自大、麻木不仁、愚昧，给人的感觉是沉重的可悲可叹。这种同中之异，笔者认为是和两位作家塑造他们的初衷分不开的。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想从病态社会中不幸人的身上着眼，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揭出痛苦的根源，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因为作者把阿Q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塑造，所以他不具有英雄色彩，也全无崇高的特征。鲁迅自觉地担负起时代启蒙的重任，以阿Q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狂妄自大而又不思变革的心理，来警醒民众。塞万提斯虽然宣称他写作的目的是要把骑士制度那一套扫除干净，但由于他置身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他赋予主人公以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表面看来堂吉诃德是一个缅怀过时骑士制度、用主观代替客观、用幻想代替现实的典型，但深一层看，他骨子里蕴涵着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他认识到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反复说他行侠的目的是要扫除暴行，解救妇女和儿童及弱势群体，他敢于肯定人的尊严、价值，追求人性自由，反对封建特权、等级制度（这是人文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正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渗透，才使得堂吉诃德的“性格特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五、精神胜利法及形象的社会底蕴 堂吉诃德和阿Q共有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既是他们最突出的共性，也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用精神上的自我安慰来使客观实际中的失败和痛苦得到解脱，当在现实中的主观愿望不能实现时，就在纯精神领域里驰骋自己的想象，在想象和幻觉中取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取得的胜利，以使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和充实，心理获得安定和惬意，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现象。④可以说，这种心理现象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程度不同但又相当广泛地存在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中，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忽隐忽现，起落沉浮。“精神胜利法”使得堂吉诃德和阿Q的命运充满悲剧色彩，也使他们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两个令人瞩目的典型。 阿Q的精神胜利法表现是多方面的。他既自负自尊，又自轻自贱：他对于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善于忘却，而又以欺负弱者作为自己报仇泄恨的“勋业”。当他与别人口角时，他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挨了打，过后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后来人们知道他这一套，就在打他之前，要他自己说，这是人打畜生，不是儿子打老子，阿Q就承认自己是“虫豸”，比畜生还低贱！阿Q在挨打被辱后，本该感到羞愧和悲哀，可他竟又觉得胜利了，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当别人用“光”“亮”“灯”和“烛”等字眼来取笑他头上的癞疮疤时，阿Q又想出这种报复的话：“你还不配……”。阿Q临死前画押，本来“立志要画得圆”，没想到手中的笔突然“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这时他又冒出“孙子才画得圆”这个念头……总之，不论生活多么可悲，失败多么惨重，阿Q永远都能够化悲为喜，转败为胜。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和阿Q相比，毫不逊色。譬如，他曾在一群赶路的商人面前口出狂言，惹是生非，结果被他们中间的一个赶骡子的小伙子“结结实实揍了一顿”，“打得像捻过的麦子一样”。在遭受了“暴风雨似的一顿棍子”后，他没有反思和悔悟，倒是私自庆幸，觉得这种灾难是游侠骑士分内应有的，都怪他那匹马不好.在遭到众骡夫的报复时，面对雨点般的石子，堂吉诃德本来无可奈何，却又设法寻找“儿子打老子”式的心理平衡和精神解脱：“你们这帮下贱小人，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掷吧！向前吧！来吧！尽量跟我作对吧！回头你们自己瞧瞧，你们这样愚蠢粗暴，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当他被关在笼子里押解回乡时，他认为自己为“理想”而备尝艰辛是那样高尚，心想：“我在牢笼里受苦就是光荣，我戴着枷锁心里也舒服……”这正如阿Q头上的癞疮疤，原本是人们所取笑逗乐的对象，而阿Q却觉得“在他头上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当人们在现实社会中屡屡受挫，人就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沮丧，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并借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⑤。 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反而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生活环境的奴隶。那么即使他们再努力地去抗争，也是徒劳无效的。所以，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阿Q的意识行为，都能引起读者的怜悯、悲哀、叹息、嘲笑、责难甚至愤怒等情绪反应。 两位作家使用的精神胜利法在程度和性质上又有很大的差别，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鲁迅有意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刻画出中华民族的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借以揭露和批判中国当时那种愚昧的国民劣根性。而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几乎不大为人所道及，塞万提斯赋予他更丰富的内涵，他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嵌进了表面疯癫可笑的堂吉诃德的灵魂深处。并且，堂吉诃德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性质上也有差别。阿Q的“精神胜利法”消极因素多一些，而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则积极因素较多些。他们都对自身所处的现实不满，但二者所采取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阿Q面对人生的屈辱和痛苦，采取的是退让、逃避，甚至是投降的消极的方式；而堂吉诃德在面对困难时，所采取的方式则是战斗，虽然有时的战斗是他自寻烦恼，虽然战斗的最后总是以堂吉诃德的不自量力的失败而结局，但他却从未停止过战斗。阿Q的思想狭隘、保守，“儿子打老子”的哲学不过是其放弃斗争的借口，而参加革命也不过是为了能够打击“举人老爷”，获取一己之利。而堂吉诃德不愧是一个他自谓的货真价实的游侠骑士，他说“他不是朝廷上做官的骑士，而是走遍天下去锄强扶弱为正义和公道奋身战斗的骑士”，他的战斗，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他有理想但不空想，他“深信自己是上帝主持公道的工具，他的手是清除世上一切罪恶的手”。为了实现理想，他可以无休无止的战斗下去，游侠骑士一方面坚信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努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从这一点来说，堂吉诃德是积极的、进步的。 阿Q和堂吉诃德这两个经典人物都有着深厚的社会底蕴。堂吉诃德可以说是西班牙没落的封建绅士地主思想的代表，虽然他的性格有些固执、痴迷，行为荒唐、疯癫，但是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便俨然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智者，谈文学、人生、社会常常充满睿智，而且富有幽默感，使读者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他说过：“恶习之路虽然宽广，却只能导致死亡，而道德之路虽然狭窄艰苦，导致的却是生机，而且不是有生而止，是永生而无穷尽”；“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名誉和美德是灵魂的装饰，没有他们，肉体即使再美，也不算美；“我是生而自由的，我要为自由而生存……”，这些是多么富有哲理的话语啊！堂吉诃德虽然一生都是在空洞的幻想度过的，但是他临终前的醒悟却给了我们新的希望，也预示着西班牙社会一定能够从“骑士小说”的影响下摆脱出来，更加暗示着文艺复兴给人们思想解放带来的巨大影响。而鲁迅笔下的阿Q，不仅行动盲目憨拙，而且思想愚顽、麻木，甚至有些油滑，给人留下的印象始终是可悲、可叹之伤感。他的麻木不仁，令人感到周围一片浓重而死寂的黑暗，令人感到当时笼罩着整个民族的让人窒息的悲剧气氛。就在他到法场的路上，他还在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作者这么处理，就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并设法加以治疗”⑥。他对阿Q 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呐喊，是“铁屋中的呐喊”，希望以崛起的先驱的声音，唤醒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的许多“熟睡的人们”，并且解放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生命力量，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鲁迅对阿Q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全社会的国民性的批判，从整个意义上说，阿Q这个典型不仅是中国“国民性”的典型，更是民族的典型，全人类的典型。 六、结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思想。而对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是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鲁迅先生作为新时代的文学家，为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推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仅亲自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而且还对许多外国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作过精辟的评论。其中，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集外集<奔流>编校后即㈠》、《二心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南腔北调集·真假堂吉诃德》等文章中，鲁迅就曾多次论述塞万提斯和他塑造的堂吉诃德形象。一向主张“拿来主义”的鲁迅对塞万提斯及其小说《堂吉诃德》的理解是如此的深刻，因此在创作《阿Q正传》时受其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而这种影响也就在不经意中造成了两部小说的诸多相同之处。他们所塑造的阿Q和堂吉诃德，不再只是出现在作品中的典型，而是存在于世界各个地方的典型，他们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注释： ①叶敦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5. ②李志斌.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之比较[J].郑州大学学报，1999：32+125. ③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12. ④李春林.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35. ⑤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9. ⑥鲁迅.<自选集>自序[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48. 参考文献： [1]姜智芹.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新探[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2（02）. [2]税海模.《堂吉诃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的跨文明比较[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20）. [3]刘明宇.阿Q的意义[J].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4]张方方，张维青.喜剧姿态与悲剧精神[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24）. [5]李承辉.阿Q与堂吉诃德比较研究[J].苏州工业学院出版社，200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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