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理论逻辑与案例实证 |
| 范文 | 白福臣 肖书兴 汪维清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而“互联网+”是乡村发展农户帮扶脱贫的新动力。当前我国“互联 网+ 精准扶贫”面临政府政策大力扶持、贫困地区的电商行业得到初步发展及其基础设施日渐健全的发展机遇。运用“互联网+”的新思路新技术，以“输入—整合—实施—反馈”的流程建立富含金融跨界融合、创新驱动、开放生态等特色集精准识别、联动帮扶、动态管理及精准考核于一体的促进政府、社會、市场、社区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的“互联网+精准扶贫”的联动机制。以广东揭阳军埔村为例，探索其筑建多元扶贫主体格局、构建扶贫信息综合平台和打造“一镇一品”品牌工程等做法，给我国扶贫提供新型创业主体培育、多元帮扶格局形成、动态管理机制施行等“互联网+精准扶贫”实施路径。 关键词：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机遇;实施路径;创新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03-0278-05 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互动融合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加社会财富的新源泉。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更需要高效整合扶贫开发的各项资源，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粗放型、撒胡椒面式的传统扶贫模式。“十三五”期间，中央提出要加大扶贫的投入，结合我国制度优势，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同时出台了大量的扶贫优惠政策，保证到2020年我国832个贫困县及7 000多万贫困人如期脱贫摘帽。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后对我国河北、甘肃、湖南等地视察，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调研考察时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1]。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议，实施精准扶贫、扶贫攻坚，建立准确的工作机制[2]。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中的“勤富、智富、共富”的扶贫理念又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互联网+”计划和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的措施相契合。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互联网+精准扶贫”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探索贫困治理的创新模式，如何将“互联网+”及相关资源、技术与精准扶贫相契合，以解决当前扶贫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精准扶贫机制进行创新，带动贫困地区的人顺利脱贫，是研究的重要要义。 1 文献综述 “贫困”，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者朗特里的研究中，即当家庭的总收入无法满足日常人口生存所需以致总收入跟不上总支出，这可能源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的“恶性循环”存在[3]，也可能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以致经济发展的红利无法为所有人所分享[4]。为摆脱贫困，重在针对特定贫困人口实施最低工资保障、推进保险计划施行和建立公共投资扶持机制等入手[5-6]。如果只是粗放式扶贫，没有针对性地明确扶贫范围和明晰扶贫目标及计量相关扶贫工作的成本效用，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扶贫，贵在精准识别贫困片区贫困对象，还须结合当地贫困片区的风俗习惯与贫困对象的能力和知识[7]。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时提出要“因地制宜，精准扶贫”到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将精准扶贫成为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的重大战略决策，“精准扶贫”成为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也在于精准”，尽管邓维杰等提出采用“二元检索”与“指标打分”去精准把控[8]，罗江月等提出采用个体需求评估、自我瞄准和社区瞄准等方法去精准识别[9]，但因我国的贫困村太多而导致缺乏准确科学客观的方法去瞄准贫困对象和管理贫困片区，建立瞄准机制并完善相关的制度体系不可或缺[10]。 在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重在精准识别、精准督查、精准施策和精准流程，同时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化转移，加强扶贫机构间的亲切联动以施行产业扶贫[11-12]。赵秀兰认为，精准扶贫要针对贫困片区农民予以财政金融、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和产业扶贫绩效考核机制理顺来瞄准扶贫[13]。 “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提出“互联网+扶贫”，万宝瑞提出要发挥“互联网+”的云计算、大数据和虚拟计算等技术的优势，分工深化农业经营[14]。汪向东等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在扶贫开发中的超常规举措，推进信息化扶贫[15]。“互联网+扶贫”成为当前我国开发式扶贫到扶贫开发与生活保障中的引领石，也是新历史时期内取代传统扶贫路径的新思路，更成为贫困片区发展后发赶超的重要抓手[16]。王军等认为，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创业”和“互联网+旅游”等推进精准扶贫，发挥精准扶贫的加倍乘数效应[17]。 自秦巴山区甘肃省陇南市首创“互联网+电商”推进精准扶贫[18]，“互联网+精准扶贫”重心在于其信息化优势降低个体必要劳动时间，突破空间限制打通贫困片区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互联网+”最大的优势在于以聚焦更多的网络节点促进网络规模来提高网络价值进而降低个体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交易主体的灵活性，进而以“互联网+”思维注入电商基因，赋予农民的电商产权，盘活农业农村潜在生产要素培育，推进农产品市场化，实现贫困片区发展后超“弯道超车”。同春芬等认为，要融“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农户”等方式推进“企业+农户+合作社”的农业经营，实现“互联网+精准扶贫”[19]。王盈盈等以广东五华县为例指出“互联网+”推进电商进村，激发片区劳动力回流创业，改变了传统片区的生产经营模式、重塑乡村关系网络、重构片区贫困农户“想脱贫”的乡村想象和帮扶集中连片贫困农户脱贫的乡村意义[20]。 现有文献对如何解决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困境缺乏新思路、新措施，存在2个有待深化的研究方向或领域。一是精准扶贫模式研究须要进入创新模式变革研究的阶段。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将精准扶贫看作是传统扶贫的一种升级，基于这种预设框架通过案例分析探索精准扶贫的具体发展形态，这类研究倾向于历史性总结性的研究而不是在国家大力弘扬五大发展理念的变革时代所需的变革性研究。二是精准扶贫的研究还须进入理论重构、模型建构的阶段。现有文献对精准扶贫的研究多集中在具象化的描述，依赖于具体案例的描述，抽象化的理论重构、模型建构研究不足，并未形成精准扶贫理论结构模型。若要有效地解决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困境须要结合时代特征，充分发挥精准扶贫中各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及“互联网+”技术平台的优越性，对“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的研究将成为新的热点。 2 我国“互联网+精准扶贫”发展的机遇 2.1 政府政策发挥引领扶持作用 2015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这一概念。“十三五”规划提出，互联网技术与社会经济的融合发展要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共享经济的发展。在该政策的积极引导下，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进程进入跨境整合和变革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减贫与发展论坛再次对这一概念进行阐述，“互联网+扶贫”新型脱贫扶贫方式开始逐步取代传统的扶贫方式。2016年出台的《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和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将互联网技术与精准扶贫融合，是我国取得“精准扶贫”新胜利的特色方案，要以充分认识并发挥互联网的创新与引领作用，带动全社会各个参与者，让13亿的人共享发展成果，并且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发展“互联网+精准扶贫”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所以，精准扶贫的实践发展对于各个参与精准扶贫主体来说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2.2 贫困地区的电商行业得到初步发展 在电子商务方面，一方面我国贫困地区的创业者、企业等主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结合当地特色，生产并出售特色产品达到增收创富的目的。另一方面，贫困户还可通过网上购物，来满足生活生产的需要，节约消费支出。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8月底，在我国农村地区有1 311个淘宝村，比2016年增长68%。2017年全国贫困县中电商包裹超过百万件的有445个，其中淘宝村整年网络零售额要求最少达到1 000万元，部分淘宝村的网络零售额甚至超过10亿元。淘宝村平均每增加1个网店，便可提供约2.8个就业机会。按此计算，对淘宝村网店的开发可以直接提供84万多个就业岗位（表1）。在普惠金融方面，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扶贫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尤其是金融企业为我国贫困地区提供的具有普惠性、多元性、特色性的网上贷款、电子支付及网络保险等金融服务，弥补了当地创新创业脱贫资金不足的缺陷。截至2017年12月底，蚂蚁支付服务提供信贷金融服务，为我国的3 514万农民通过网上银行贷款金额达4 062亿元;为13亿户农民提供网络保障服务，累计参保数达4763亿笔;向16亿户农村用户提供互联网支付、缴费、转账、充值等便民缴费服务。 2.3 贫困地区的基建日益完善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截至2017年，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71亿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当今我国光纤宽带普及率已达到60%，3G和4G用户不断增加。阿里新农村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预测，2019年我国农村地区将有24亿的互联网用户。但“宽带中国”地图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和城市宽带普及率只有31%～46%。除网络建设外，对互联网商户而言，同样重要的还包括公路及物流的建设。阿里研究院通过对4万户家庭、637个村庄的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有超过50%的村庄最多有1条道路，2条道路的村庄占29.8%，3～5条道路的村庄占 10.1%，5条以上的村庄仅为3.6%。在同等家庭条件下，铺设多条道路可使每户家庭增加家庭财富收入11.93万元。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运输和物流道路建设，对于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在互联网技术方面，互联网技术不仅解决了贫困地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为边远贫困山区的人们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前沿的视角，随着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农产品和工业产品进入农村市场，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营造一个多元、开放的生态系统，以众筹、众创等共享经济模式实现创新创业，推动“互联网+旅游”“互联 网+ 医疗”“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创业”等新型精准扶贫方式，使精准扶贫取得加倍的乘数效应。 3 “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的理論结构模型 3.1 “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创新内涵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提出要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实施精准扶贫;同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十二大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将其纳入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至此，学术界开始对“互联网+”如何与精准扶贫有机融合、更好地助推精准扶贫的发展进行探讨。“互联网+”是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再造并进行生态创新与发展的新型工具及范式。“互联网+”是新时代下的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或是实施社会知识创新的生产资料，是知识创新2.0实现的驱动力，也是新常态新业态下发展共享经济的本质内涵。“互联网+精准扶贫”是在扶贫工作中运用互联网思维、技术等新型生产力，根据贫困人群的脱贫愿望及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对扶贫工作方式进行根本性转变的新的工作模式。利用诸如大数据等新技术使扶贫方式多元化、扶贫工作高效化，整合社会资源力量推进扶贫工作扎实开展，实现扶贫工作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发展与变革[19]。 3.2 “互联网+精准扶贫”的主要特征 3.2.1 跨界融合 “互联网+精准扶贫”是运用创新思维引导先进技术与扶贫方式的跨界、融汇。跨界让技术创新拥有坚固的基础，融合让大众智能在新领域发挥最大的优势。将“互联网+”融入到精准扶贫工作中，结合新兴行业发挥万众创新创业的智慧，以更开放的态度、更多元的角度推动精准扶贫事业的革新与重塑。融合、碰撞、创新使得扶贫工作更加高效、准确。 3.2.2 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的信息技术创新推动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电子商务、远程医疗、新经济和新产业共享模式的不断涌现，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导力量。互联网在充分利用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具有共享、开放的优势，继续推进“互联网+”数字战略和创新服务模式，将帮助农民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达到“两个确保”和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作出贡献。 3.2.3 开放生态 开放生态是指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的生态系统。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是“互联网+精准扶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通过对过去传统发展模式的溶解与创新，形成一个连接一切并且开放的生态系统，将开放、共享、平等的思想融入到扶贫的实践中来，激励政府、企业、个人、公益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扶贫，体现参与主体多元化、生态扶贫开放化、扶贫效果普惠性的特征。 3.3 “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模型 所谓联动，是指多个相互关联的事物中当其中1个发生变化时，其他的也随之变化的互动过程。为了清晰地描述复杂元素的交互过程，人们通常采用联动模型来研究。从系统论的观点把精准扶贫看成一个系统并构建我国“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图1）。为了更清晰直观地描述“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采用构建模型的方法研究此机制的有效性和长效性。“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模型将精准扶贫中的各个主体抽象化，使其组织结构更加直观，有助于更加清晰地了解其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实际上，“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是指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运用互联网思维，立足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平台，根据本地实际精确识别贫困群体及其需求，政府、社会、市场、社区及个人等多元主体依据当地优势资源发展多样化精准扶贫模式，实现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发展与转变，以一种全面、持续、均衡、互动的方式开展精准识别、联动帮扶、动态管理及精准考核等活动，为贫困家庭提供精准帮扶，解决其脱贫的主要制约因素。 3.3.1 “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模型的运行结构 “互联网+精准扶贫”作为一个组织形态，该系统或组织既包括内部的运行结构，也包括外部系统的输入。通过建立动态机制来加快内外部因素的互动与转化。“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动力系统有内外部之分。其中，内部系统的内生动力是核心，如建立科学合理的贫困识别机制、精准帮扶机制、精准管理机制、精准考核机制，定期、不定期地评估各类扶贫单位工作，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各扶贫单位不断提高能力，全面履行精准扶贫工作，及时履行扶贫主体的职责，既能保证扶贫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又能在无形中缓解社会矛盾。相比而言，外源动力的驱动效应则较弱。由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贫困、平等、独立的自主脱贫意识薄弱，更愿意寄希望于上级单位，使得内部制度力量匮乏，从而让内外部系统互动不足，技术采取激励措施调动贫困群体脱贫的积极性，当然，内部制度须要依靠外部制度力量推动扶贫方式创新。这种动态机制可以保证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也须要保证有序联动机制的高效，避免系统各环节之间的摩擦（图1）。 3.3.2 “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模型的镶嵌结构 精准扶贫的发展与实践每一环节都镶嵌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在特定的环境中镶嵌着内、外部系统两部分（图1）。实线部分即外部系统，即输入、输出、反馈。外部系统不断输入贫困群体的脱贫需求，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将反馈信息进行整合，为公共产品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参考与现实依据，及时解决贫困户的整体需求，并以发挥政策出口效用的外部系统为舆论反馈及监督的主要部分。以此形成“输入—整合—实施—反馈”的有序联动过程。虚线内即内部系统，主要是指精准扶贫的各个主体及相关配套机制，“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模型有效运转的关键在于主体的职责明确以及有效分工，避免责任缺位或错位，影响扶贫工作的具体落实。政府、社会、市场、社区及个人作为多元扶贫主体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须建立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为技术应用支撑的智慧精准扶贫机制平台，将精准扶贫战略与“互联网+”有机结合，实现精准识别信息化、精准帮扶多元化、精确管理动态化、精准考核透明化。 4 基于案例的现实运用——以广东省揭阳市军埔村为例 在我国扶贫脱贫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期，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必须运用“互联网+”思维及技术，切实让“精准”在扶贫中落到实处，因此，构建“互联网+精准扶贫”联动机制模型并合理运用在现实案例中，目的在于实现精准扶贫与互联网技术的紧密结合，更全面地发动各个参与主体，建立信息化、多元化、动态化、透明化的扶贫机制，提高扶贫效率、解决扶贫困境。本研究以廣东省揭阳市军埔村的脱贫实践为例，剖析军埔电商村利用互联网技术实践精准扶贫的发展历程、总结军埔村“互联网+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对开展我国“互联网+精准扶贫”工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4.1 案例背景介绍 “淘宝村”是以网商聚集的村落为主体，以淘宝或天猫等电商平台为主要交易载体，基于线上交易模式形成规模效应与协同关系的网商群聚现象。“淘宝村”能够有效地拓宽地方产业销售渠道，提升本地优势产业竞争力。据统计，2016年广东省已有超过262座“淘宝村”，每年创造就业机会超过15万个。以全国闻名的揭阳市揭东区锡场镇军埔村为例，军埔村本属于食品专业村，数十年前由于本地食品加工厂的倒闭直接导致村民生存艰难，造成大量劳动力流失。随着电子平台的出现，开始有村民回乡创办淘宝店，在发展初期，军埔村主要以线上零售为主，在政府的牵引下，军埔村大力发展网络覆盖工程、道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培养电商人才，探索出“互联网+农业”“互联网+旅游”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扶贫模式。短短1年的时间，军埔村就发展成为拥有近千家网店的“淘宝村”，交易额翻了数番，2016年“双十一”购物节过后军埔村甚至创造了超过1亿元的销售纪录。如今，军埔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主体良性共生互补的“互联网+精准扶贫”系统。 4.2 军埔村“互联网+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 4.2.1 多元扶贫主体格局形成 个人及社区层面，自2012年军埔村12名创业青年经营淘宝店的成功经验传播以来，当地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纷纷回村创业开起淘宝店。当前全村已有350多户1 600多人从事电商销售，开设了2 300多家网店，月交易量约80万笔，月成交金额超1.2亿元;社会及市场层面，我国各大通信运营商、快递公司陆续进入军埔村设置自助服务终端，新建基站，设立服务办事处等。榕城鞋业、普宁国际服装、云梯电商、邦想电商等企业纷纷在军埔村建立电商服务平台;政府层面，军埔村政府通过推动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为符合资格的电商户提供借贷补贴和减免优惠。同时，鼓励民间投资，设立揭阳职业技术学院电商培训中心，邀请专家为当地居民提供免费培训。随着近年来政府对淘宝村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淘宝村已从野蛮生长逐渐步入“草根创业+多元主体支持+平台赋能+大数据管理”相结合阶段，当前军埔村淘宝村已呈现多元化扶贫发展态势，逐渐衍生出以政府、社会、市场、社区及个人为扶贫主体的格局[20]。 4.2.2 构建扶贫信息综合平台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揭阳市通过整合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扶贫政策，建立创业服务中心，将“互联网+”和精准扶贫战略有机结合，构建扶贫综合信息平台。在精准识别、管理与考核上，依托于网络技术对贫困地区农户建档立卡，建立贫困户信息数据库，以便于群体特征的分类与分析，提升扶贫政策的精准性，同时保证贫困户脱贫后按时退出，便于考核。在精准帮扶上，军埔村实施“互联网+电商”扶贫，服务中心通过电商平台嫁接上游的原产地农产品生产基地及下游企业批发商，缩短销售路径把特色产品推广到全国甚至全世界;推广“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2013年揭阳市当地政府颁布实行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优惠补贴政策，政府及当地普惠金融服务中心结合当地发展实际为创业者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发展环境;同时军埔村针对当地专业技术人才不足的困境，分层次、分人群对当地人进行免费的专业技术培训。 4.2.3 打造“一镇一品”品牌工程 近年来，揭阳市各地按照政府规划文件和工作要求，构建“互联网+农业”新型产销体系，依托当地的优势产业，实现原产地特色产品与当地及周边产业对接，把“一镇一品”工程的产前、产中、产后有效结合起来，同时启动建设“一镇一品”电子商务示范园，成立“一镇一品”电商运营中心，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提高村民的收入，带动当地农产品和特色产业的发展，同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2016年全市30个农业“一镇一品”示范镇中的示范企业通过与网络平台的合作全年交易额达上亿元。 5 我国“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的实施路径 5.1 完善网络交通工程，培育新型创业人才 首先，要加快网络覆盖工程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应加快扶贫重点县镇光纤基站的建设，尽快落实贫困地区的网络全覆盖，让其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推进智能产品普及、加大家电下乡优惠政策的优惠力度，引导贫困户主观意愿提升农户购买智能产品的积极性，为“互联网+”入驻农村发展电商扶贫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其次，完善农村交通物流体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规划建设现代农业物流基地、物流园区、配送中心等物流系统，完善网络交通工程，实现高效节约化运作和智能透明化管理。最后，加大人才的培养引进力度。配合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对于基层干部、部分农户的技术培训，着重应用性教育，同时鼓励农村青壮年创新创业，培养扎根贫困地区的大众创业人才。 5.2 转变精准扶贫理念，构建多元主体扶贫格局 精准扶贫的各个参与主体作为多元扶贫主体的组成部分，在规划上应将各个扶贫主体统一起来，大力动员并整合社会各类主体形成联动效应，形成攻坚扶贫的合力。要有效动员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及贫困主体等力量参与扶贫。“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有效实践需要政府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制定“互联网+精准扶贫”优惠政策，促进互联网企业与各领域扶贫深度融合，通过各种多媒体手段宣传“互联网+精准扶贫”，强化农民运用互联网脱贫致富的意识，培育现代化农民，推广典型、总结教训，打造因地制宜的品牌建设。对于具体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的掌握，由于村委或社区距离扶贫对象最近，掌握信息最灵敏，所以由村委或社区来提供精确贫困人口的信息是最好的途径，而政府须要从宏观上保障基本公平，市场应发挥创新驱动作用，社会组织及志愿者系统须要在精准帮扶中发挥其灵活性、专业性特点。构建“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多”联动机制，逐步形成多种形式社会扶贫新格局。 5.3 打造智慧扶贫网络平台，實施动态管理机制 首先，搭建智慧精准扶贫网络平台和高端载体，建立县（市、区）、乡（镇、村）信息互建互联机制，使精准识别信息化、精准帮扶多元化、精准管理动态化及精准考核透明化。其次，动态管理机制的实施，可积极调整社会贫困的内部结构，有效整合政府合作衔接、扶贫资金和立项目的，扶贫培训意识和责任参与。在精准识别方面，运用互联网技术，为贫困户建档立卡，通过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简称RS）和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等工具，分析贫困户的分布特征。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多维贫困的测定标准。在精准管理与考核方面，依托智慧精准扶贫网络平台，建立动态追踪机制，及时记录并帮扶农户脱贫。同时依据互联网的相关实时监测数据，推进监督考核透明化，实现多元扶贫主体及资源的无缝连接。在精准帮扶方面，依托互联网信息化技术，通过“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营销”和“互联网+医疗”等专业化、精细化、现代化手段帮助贫困户脱贫。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EB/OL]. （2013-11-03）[2017-06-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3/c_117984236_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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