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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质量与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范文

曲文俏陈磊

摘 ? 要：本文对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存在的大量零值数据给予高度关注，借鉴企业异质性理论，从东道国制度质量视角，对山东省2004—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二元边际进行了剖析。从扩展边际来看，山东省更倾向于投向政局稳定、政府管控能力强但民主程度相对落后的国家;从集约边际看，东道国政治越稳定，法治水平越高，山东省对其投资的额度越高，而东道国民主程度对山东省投资额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山东省与投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建立投资伙伴关系，对其投资量更大。

关键词：一带一路;OFDI ;二元边际;制度质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06-0079-06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6.01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山东省对外投资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山东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也需要关注其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例如，2015年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50.87亿美元，占山东省对外投资总额的32.62%，但2016年在全省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保持平稳增长的背景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却出现了明显下滑。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山东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及双边合作。借鉴异质性企业理论的思想，可以将OFDI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与某国对外直接投资伙伴关系的建立定义为扩展边际，对既有投资伙伴投资额的增长定义为集约边际。如表1所示，2016年，山东省与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直接投资伙伴关系，虽然比2004年增加了12个，但仍然存在38个零投资值。直观来看，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增长主要为集约边际，表现出波动性比较大的特征。增加更多的投资伙伴，实现扩展边际的突破，是实现山东省OFDI稳健增长的重要方式。但如果不顾东道国自身条件盲目投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制度质量等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既有制度质量比较高的新加坡等国家，也有政治局势不稳定的阿富汗、波黑等国家。如何规避制度风险、合理选择投资目的地，是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回顾

二元边际的概念最早诞生于Melitz（2003）的企业异质性理论。Helpman等（2004）将该模型延伸至跨国公司领域，从企业异质性角度解释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能服务国内市场或者退出市场，生产率稍高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则选择对外直接投资。Razin 等（2004）首次从国家层面定义FDI二元边际，将新投资关系的建立定位为投资的扩展边际，对外投资总量的增加定位为集约边际。

OFDI二元边际的概念提出之后，部分学者开始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对ODFI二元边际的影响，但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國良好的制度质量能够促进FDI的进入。Zhang等（2011）发现制度质量较高的东道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Bellani（2014）以OECD国家对外投资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东道国司法效率的提高对ODFI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正面影响。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研究发现，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政府效率对中国OFDI进入有显著影响，但不影响其投资规模。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OFDI更倾向于投资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和地区。王永钦等（2014）发现中国的OFDI不太关心东道国的政治稳定度，而更关心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潘镇和金中坤（2015）同样发现制度风险高的国家和地区更能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之所以选择制度质量较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可能的解释有三种：一是中国OFDI 具有较明显的资源寻求型特质，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差，越吸引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的进入（Buckley 等，2007;Kolstad和Wiig，2012）。二是中国OFDI的主体很多为国企，其投资行为受政策导向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对政治风险具有较高的容忍度，敢于投向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Ramasamy等，2012;Lin Cui 和 Fuming Jiang，2012）。三是由于民主制国家在投资准入阶段的缔约成本较高，中国企业总体上倾向于赴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投资（曲文俏等，2013;陈兆源等，2018）。

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对OFDI的影响尤其是中国OFDI影响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存在一定改进空间：第一，尽管已经有大量文献开展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OFDI区域选择影响的研究，但东道国制度质量对OFDI二元边际影响研究相对匮乏。第二，现有研究中都是基于中国国家层面进行研究，尚未有基于中国某一地区OFDI二元边际的相关研究。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之间差异巨大，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环境不同，应根据其发展特性，针对性制定OFDI发展策略。第三，现有研究忽视了零投资值的现象，山东省现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并不均衡，存在着零投资的现象，不考虑零投资值的国家进行简化估计，会丢失重要信息，导致有偏估计。

本文试图对现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通过整理山东省2004—2016年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OFDI数据，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距离等变量后，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山东省向“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如前所述，山东省OFDI50%以上的投资规模为零，Heckman（1979）认为简单地将这些零投资额剔除，不可避免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为克服样本选择偏差，本文借鉴Helpman 等（2008）的实证方法，使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估计，模型为：

对于Heckman模型而言，可以分为两步：首先借助Probit 模型构建选择方程（1），考察山东省OFDI的投资决策，预测OFDI发生的概率，根据该模型计算逆米勒比率λ，再将逆米勒比率λ作为解释变量，在公式（2）中再次进行估计，考察OFDI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若逆米勒比率的系数显著，说明存在样本选择问题，使用OLS进行估计存在偏差。Heckman模型此时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指标说明

OFDI表示2004—2016年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备案核准投资额，单位万美元。数据源自历年山东统计年鉴。INST表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也是本文要研究的关键指标。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下称WGI）中的6个指标衡量东道国制度质量：一是政治稳定性和杜绝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二是腐败控制能力（Control of Corruption）;三是法治水平（Rule of Law）;四是民众的话语权与问责（Voice and Accountability）;五是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六是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

根据相关研究，以下因素可能影响OFDI，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SDGDP和GDP分别表示山东省及东道国的GDP水平，随着山东省GDP稳定增长，对外投资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而东道国GDP水平越高，市场规模越大，山东省越有动力在该国投资设厂。山东省GDP数据来自历年统计年鉴，东道国GDP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SDPGDP和PGDP分别表示山东省及东道国的人均GDP水平，代表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分别来自山东省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WDI数据库。RENT表示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租金。跨国公司理论认为OFDI與东道国自然资源的禀赋有重大关联，资源导向型FDI正是基于寻求石油及矿产资源的目标驱动。以往研究中，能源出口常常被用来衡量资源禀赋，但这也可能做出对一国自然资源的错误估计。例如，新加坡这类重要转口贸易国家会被错误地划分为资源丰富的地区，本文使用自然资源租金衡量一国的资源禀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OPEN表示贸易依存度，即东道国贸易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用以衡量东道国的开放程度。对外开放与国际投资有着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开放度越高，潜在的投资国企业更容易获得东道国法律、市场及消费者偏好等重要信息，国际贸易数据来源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LNDIS表示山东省与东道国的距离。距离越近，越倾向于实施FDI，数据源自CPII统计数据库，选择以加权距离衡量山东省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扩展边际的基本回归结果

使用Probit模型对公式（1）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制度质量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不同的制度质量指标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东道国法治水平、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控制腐败能力、监管质量等制度质量因素显著为正，说明沿线国家政局越稳定、法制监管水平越高，越能够为投资企业提供优越的制度环境，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促进FDI的进入。如果制度环境越差，信息不对称越严重，企业进入时会花费更多的搜寻成本，从而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和进入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民众话语权与问责，却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表明东道国民主建设越滞后，山东省企业对其投资的概率越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关系，可能与东道国行政进入壁垒以及山东省OFDI性质有关。东道国政府采用行政等非市场手段限制外资进入时，容易形成制度与行政性进入壁垒（Harry，2000），这种壁垒可能成为山东省企业进入东道国的进入成本。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金属领域，对外投资时可能面临更为严苛的审查。特别是国有企业可能获得各种形式的补贴，进入目标市场时经常被视为不正当竞争。以上原因导致东道国对来自中国的企业更加敏感，存在更高的进入壁垒。为了克服企业的进入壁垒，山东很多企业的OFDI是基于政府之间的信任，由此导致山东省OFDI更加偏重于东道国政府层面的执行力，而政府层面的执行力越强，其民主程度往往越弱。

山东省GDP及人均GDP统计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山东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能提升对外投资的可能性。自然资源租金（RENT）总体显著为正，说明山东OFDI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资源的渴求。东道国GDP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经济规模越大，山东省与其建立投资伙伴关系概率越大，山东省OFDI具有较强的市场寻求型特征。东道国人均GDP显著为负，说明山东更多投资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建立投资伙伴关系;从产业角度来看，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能源产业及基础产业是优势产业，在发展中国家有更广阔的发展和合作空间，能够达到双赢的作用。此外，距离（LNDIS）越远，山东省对其投资的可能性越低，说明山东省投资具有比较明显的临近效应。

（二）集约边际的基本回归结果

基本回归中，使用山东省OFDI的对数值衡量集约边际，使用Heckman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Heckman模型而言，至少需要一个解释变量，其出现在选择方程，但不在回归方程中，才能获得一致的估计。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进入外国市场存在固定的进入成本，与运输成本等可变成本不同，一旦企业进入该东道国，固定进入成本与投资量无关。实证分析中，Helpman（2008）使用开办企业所需签订法律文件数目和办理相关程序花费的时间衡量固定成本。本文采用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和程序作为排除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如表3所示，λ 高度显著，表明确实存在选择性偏差。就制度质量而言，山东省OFDI对东道国反映民主程度的话语权与问责、反映有利于私人部门发展保护的监管质量不敏感，而政治稳定性、法治水平、政府效率、腐败控制等反映政府控制力的指标显著为正，说明山东企业更为关注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当地政局的稳定性更为敏感。

就其他控制變量而言，山东省GDP总量越高，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额越高，但山东省人均GDP与投资额统计不显著。自然资源租金显著为负，这与扩展边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值得我们深思，中资企业有走出去获取资源的冲动，但由于缺乏经验和人才，往往需要花钱买经验，在并购中往往需要付出高溢价才能完成交易。反映东道国经济规模的GDP总量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经济总量越大，山东省对其投资额越高;而东道国人均GDP越低，山东省企业对其的投资额越高，说明山东省企业更倾向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程度与山东省对其投资额不相关。山东距离东道国越近，对其的投资额越高。

（三）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另一种OFDI二元边际的定义。将山东省是否成功对东道国进行FDI定义为扩展边际，将山东省对东道国FDI项目的个数而非金额定义为集约边际。仍然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模型进行估计。山东省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项目数来自历年统计年鉴，由于扩展边际的定义与之前分析相同，统计结果也相同，因此只列出集约边际的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制度质量对山东省OFDI集约边际的影响与之前分析大体相同，山东省企业对外投资的项目数量多少对东道国的民主状况不敏感，但对政治稳定性等政府的管制能力较为重视。略有不同的是，东道国监管质量对山东省OFDI集约边际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的监管能力越高，山东省OFDI的项目数越多。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山东省不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力度，东道国制度质量成为山东省对外直接投资重点考量的因素之一。本文首次将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OFDI分解为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维度，从东道国制度质量视角，研究山东省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政治稳定性等代表政府管控能力的指标对山东省OFDI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由于中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较高的进入壁垒，为了减少缔约成本，会选择民主程度较低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因此，东道国民主建设的完善程度对山东省OFDI扩展边际影响为负，对集约边际影响不显著。此外，山东省更倾向于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

针对山东省倾向于民主程度低、经济发展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现实情况，政府应当对企业进行合理的引导，减少盲目投资，以最大可能利用东道国资源禀赋，规避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实施“一带一路”进程中，积极与沿线国家签署更多的投资合作条款，减少进入壁垒，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降低投资者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切实保障我国投资者的利益。加强政治上的互通互联，特别要加强对部分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的友好交流，增强外交活动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通过政府层面的沟通协调，降低企业投资失败风险。投资主体应当加强与东道国政府以及民众的交流，在当地雇佣合适的管理人员，建立更为开放的企业文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为当地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Melitz， M.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71（6）.

[2]Helpman，E.，Melitz， M.，2004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1）.

[3]Razin，A.，Rubinstein，Y.，Sadka，E. 2004. Fixed Costs and FDI： The Conflicting Effects of Productivity Shocks. NBER Working Paper.

[4]Zhang J， Zhou C， Ebbers H. 2011. Completion of Chinese overseas acquisitions：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and evidence[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

[5]Bellani， M .， 2014.Judicial efficienc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Bologna.

[6]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2007.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8（4）.

[7]Kolstad I， Wiig A. 2012.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47（1）.

[8]Ramasamy B， Yeung M， Laforet S. 2012.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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