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村集体经济弱化背景下村治资源的获得与利用 |
| 范文 | 陈晓燕 摘要：在我国村庄治理中，村集体经济弱化引发的村庄治理资源短缺成为许多村庄陷入治理困境的主要原因。文章通过对山西一个典型村庄治理资源获得和利用方式的调查发现，村集体经济弱化的村庄存在着丰富的治理资源，摆脱村庄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调动村庄内生治理力量，整合村庄分散治理资源，建立合作共治的村庄治理资源获取和利用机制。 关键詞：村集体经济；村庄治理资源；获得；利用 集体是与个人相对的一个概念，由于单个个体力量的微弱，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常常需要通过与他人合作进行共同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个人需求基础上个体间的“团结”状态就是集体生活。“集体经济则主要是指集体成员在集体共有资源基础上，通过集体生产与共享劳动成果，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徐勇，沈乾飞，2015）。长期以来，受农民个体能力限制以及国家政策和制度因素影响，多数农村形成了共同生产和分配的集体经济形态。村庄个体对村集体的依存度较高，村集体组织成为村民生产的组织者、村庄秩序维护者和村民利益的代表者，村集体财产诸如村集体企业和土地成为村集体组织实施村庄治理的主要经费来源。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农村人口对村集体依存度降低，个人的生存状况主要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个体素质的高低，另一方面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和村集体财产收入减少导致部分农村村集体经济弱化，治理资源日益减少，村庄公共权力面临着治理困境。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丰富和挖掘村庄治理资源，并加以合理有效利用是村庄治理中亟需破解的难题。 一、农村改革、精英蜕变与村级治理困境 近年来，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使村集体经济陷入财政困境，同时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又导致了优秀精英的流失，引发了精英的蜕变，使村级治理陷入结构性困境。 （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与公共产品短缺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在获得农民支持和国家认同，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同时，也使村集体失去稳定资金来源。如在进行道路、水利设施建设等公共设施建设时，一方面，少量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收入难以满足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通过“一事一议”机制向农民筹集资金，很难被有效执行。治理资源的短缺导致大量公共产品无法被及时供给，致使村民委员会服务村庄公益事业的功能日益弱化，村庄公共产品短缺现象严重，如村庄道路长期无人维护，村庄治安较差，村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受保障。 （二）精英蜕变与村组织权威的降低 在我国农村，农村精英历来是农村治理资源的主要承担者（田原史起，2012）。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有能力、有道德精英的大量外流，使村庄治理中村干部的自利化和黑恶化问题日益突出。一是村干部的自利化。面对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农村精英选择离开村庄追求自我发展，即使有少数选择留在村庄担任村干部的农村精英，也往往会把工作重心从公共事务转向个人事务，专心于个人小家庭的发家致富，仅把村干部作为一种身份象征或者积攒个人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工具。二是村干部的黑恶化。由于农村有能力，有道德的优秀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降低，许多村庄的村级公共权力被一些村庄的小混混和恶霸所掌控，这些人当任村干部后，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并对有意见的农民采取恐吓威胁的手段，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乡贤集资与村治资源的获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乡贤成为了乡村治理中的重要群体，并在内涵与外延上有所拓展。在新时代，乡贤不仅包括长期生活在农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和致富能手等，也包括早年走出乡土，在城市奋斗打拼的农民工、个体户或者退休职工和私营企业家等等（袁方成，靳永广，2016）。在许多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丰富的乡贤资源是弥补村庄公共产品短期的重要来源。 （一）薄弱的村集体经济 B村位于山西中部的一个纯农业村庄，这里土地肥沃、灌溉方便，素有“汾河套”之称。全村现有2231人，751户，4907亩耕地，700亩宅基地。村民主要以外出经商和务农为主，农业税取消后，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每年固定的政府转移支付收入。近年来，村庄公共产品的日益短缺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抱怨较多，影响了村干部的权威和治理合法性，干群关系日益恶化，村庄社会矛盾增多，村庄的凝聚力不断下降。 （二）丰富的乡贤资源 B村是一个拥有悠久经商传统的村落，属于晋商的一支，建国前，B村一直是当地较为富裕的村庄，村庄经商和做官人数也逐渐增多，成为当地乡绅人数较多的村庄之一。在传统社会，“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张仲礼，1991）。在乡绅的支持下，村庄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都非常完善和丰富。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经商的传统在政策的激励下得以延续，全村90%以上的人都在外面经商，因经商致富人很多，成为了村庄乡贤资源的重要构成。 （三）村治资源的获得 近年来，许多富裕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村庄发展，但由于对村组织的“不信任”和缺乏“带头人”，并没有产生集体捐助行为，只有个别年轻人为自己父母所在的老年人协会捐助了一些钱款和设备。2014年，随着微信等自媒体工具的广泛使用，一些年轻人通过互联网平台组织起来，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自发集资9万元自发为村庄举办了一次戏剧文化节，成为农村税费改革后由村民自发组织的首次文化活动。这次活动没有村“两委”的参与，全部由农村青年自己联系和组织。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变化，村级治理资源来源必将多元化，同时也倒逼着村级治理结构转变。“当外部整合‘缺位时，基于乡村内部和农民需要的自组织力量就有可能产生，并填补‘治理真空”（徐勇，2009）。 三、碎片化管理：村庄治理资源的利用 治理资源是村庄获得有效治理的物质基础，但资源利用中存在的“碎片化管理”问题却导致村庄治理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资源利用主体碎片化 以资源来源渠道为标准，可把村庄治理资源划分为体制内资源和体制外资源，体制内资源包括政府转移支付收入和补贴。体制外资源包括村庄非正式组织捐助和村民个人捐助。受資源来源渠道影响，村庄治理资源分别由村“两委”、村庄非正式组织和村民个人管理和利用，相互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如村“两委”只管理和利用体制内资源，村庄非正式组织和村民个人则只管理和利用体制外资源。村庄治理资源利用主体的碎片化使村庄的治理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地整合，影响到村庄治理绩效。 （二）资源利用方式碎片化 伴随着村庄治理资源利用主体的碎片化，村庄治理资源利用方式也表现出了碎片化特征，如村组织资源主要用于村干部工资，村庄招待费和基本公共设施的维护等等，非正式组织资源主要用于协会设备、服装以及人员福利，村庄个人资源利用则主要受个人偏好的影响。由于缺乏资源整合与协调，村庄治理资源利用方式因资源管理主体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分散性和随意性特点。如案例村村民为唱一台戏花费的9万元钱相当于村两委3年的转移支付收入。由于利用方式的碎片化状态，村民捐助的9万元成为了“一次性消费”，无法为村庄发展提供有效资源支持。 （三）资源利用目标碎片化 由于缺乏有效地整合机构和力量，导致村庄治理资源利用目标碎片化，无法起到集聚人心，吸引外部资源回流作用。如村干部只关注于自身发展，对村庄治理缺乏积极性和热情，体制内资源利用目标仅在于维持村“两委”日常运转，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和命令。对于村庄非正式组织而言，成员会费和外部捐助只为满足协会成员需求和协会未来发展，对于协会外部事务缺乏关注热情。对于村民个人而言，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村庄外部生意打理上，其捐助动机受个人偏好和声誉追求的影响。由于缺乏统一和长远的目标，村庄治理资源的利用目标碎片化使大量的村庄治理资源不能到得到有效地配置和利用，“民富村穷”成为这类村庄的典型特征。 四、合作共治：村庄治理资源有效获得和利用机制 村级治理资源要加以合理地配置和利用，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村两委、村庄非正式组织和村民个人的主体优势，建立多主体合作管理的村集体资源分配和管理机制，把村级治理资源配置到更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 （一）加强村“两委”领导和组织作用 首先是发挥农村党支部的领导与整合作用，在对村庄分散治理资源进行整合基础上，聚合民众利益诉求，积极反映民众对村级治理资源使用的意见。其次是发挥村民委员会的组织作用。在村集体经济弱化背景下，村民委员会应不断拓宽村集体收入来源渠道，积极与农村非正式组织和农民致富精英等个体进行多层面、多形式合作，通过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吸纳非正式资源作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补充，进而提升村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二）发挥村庄非正式组织管理和决策作用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整合农村内部分散资源，调动农村内外部社会力量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资源支持是新形势下村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农村非正式组织是农村社会资源获得的重要载体，如农村自组织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等往往容易获得村级非正式资源的支持。在村级治理中，通过与农村非正式组织合作，调动和发挥农村非正式组织成员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积极性，能够使村级治理资源得到更有效地利用。 （三）调动村民个体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日本学者田原史起把农民为家乡做贡献视为团结资本（田原史起，2012）。随着村民个体收入的增加，村民自我服务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于村庄集资活动，村民普遍认为只要是符合农民需求的活动，只要钱用得合理并得到群众的监督，大家还是很愿意集资兴办公益事业的。为此，在村级治理资源的获取、使用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运用“声誉”等象征机制，调动外出经商和打工的村民个体贡献村级治理资源的积极性，增强其对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和村庄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另一方面还应积极拓展村民参与的渠道，建立与外出村民的日常联系机制，尤其通过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使“不在村”的村民都能够随时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增强村民在村集体资源分配和使用中的知情权和话语权。 总之，在村集体经济弱化背景下，仅靠外部扶持的村集体经济很难有效地建立和发展起来，需要进一步挖掘农村内生的力量，调动农村非正式组织和农民个体供给村级治理资源，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是村庄治理摆脱困境的重要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徐勇，沈乾飞.市场相接：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生发机制[J].东岳论丛，2015（03）. [2]田原史起.日本视野中的中国农村精英：关系、团结、三农政治[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3]袁方成，靳永广.从“乡闲”到“乡贤”乡村人才资源开发的地方实践与借鉴价值[J].国家治理，2016（09）. [4]徐勇.田野与政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本课题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城乡一体化视角下山西乡贤治村的实现路径研究”（编号2017054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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