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的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许桂芬　金永成

    【摘 要】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政策、知识资本、经济活动密度及信息化水平等。政府的推动和参与是数字出版基地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知识资本作为产业集聚的知识基础，其存量大小直接影响数字出版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程度。我国14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大多分布在省会城市，这些地区是开展经济活动的高密度地区，信息技术降低了企业的沟通成本，极大地拓展了数字出版集群的虚拟边界。

    【关 键 词】数字出版；产业集聚；影响因素

    【作者单位】许桂芬，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金永成，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数字出版的大都市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2YJC860018）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数字出版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据统计，2013年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2540.4亿元，2014年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3387.7亿元，2015年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4403.85亿元。与上一年度相比，每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1.3%、33.4%、30%。持续迅猛的发展使得数字出版产业成为新闻出版业的一个新增长点。为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批复建立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已达14个，它们是上海张江、重庆北部新区、杭州、中南、华中、天津、广东、西安、江苏、安徽、北京、海峡、青岛和江西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这些数字出版基地大多坐落在大城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数字出版集群。2014年，12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共实现营业收入1118.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97.1亿元，同比增长43.1%。2014年以后，加上新增的青岛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江西国家数字出版基地，14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总体营收能力愈发强大。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在推动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成立于2008年的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集聚了盛大集团、上海方正、中文在线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出版龙头企业和300多家中小数字出版企业，年产值达130亿元。在数字出版产业基地上聚集着数字内容生产提供商、渠道供应商、终端产品提供商等众多企业，数字出版基地如何推动这些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数字出版企业之间的合作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的管理模式

    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基本上是在政府的倡导下建立的，其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植入型数字出版基地，由政府主导、机构规划，吸引数字出版企业入驻。这类数字出版基地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发展规模，由政府在一定区位条件下按特定的制度安排规划培育形成。上海张江、重庆北部新区、西安、青岛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均采取这种管理模式。如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实行“管理三分离”制度，即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区政府担任管理主体，上海张江数字出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服务主体，目前入驻企业400余家，企业产值超过200亿元。

    另一类是拓展型数字出版基地。此类基地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根据城市现有资源分布和产业基础，围绕中心区域发展出多个新区，这些新区肩负着发展不同种类数字出版的功能，在地理空间分布上从单园区扩展到多园区、从一个城市扩展到多个城市。杭州、广东、江苏、安徽、北京、海峡、江西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均采取这种分布格局。如江苏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采取“一基地多园区”的管理运营模式，建成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和镇江五大园区，按照“一体两翼”的总体布局，以南京雨花经济开发区为基础，发挥无锡、苏州、扬州和镇江等地的产业优势，形成全省性、跨区域的整体发展格局。

    二、数字出版基地企业集聚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1.政府扶持与参与

    政府在数字出版基地建设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数字出版“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到要“建设布局合理、类型多样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构建公共数字出版服务体系”。在政府扶持和参与下，各地方积极行动，通过建立各具特色的数字出版园区或基地等形式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如前所述，政府扶持与参与在数字出版基地建设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由政府扶持培育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主要特点是该地区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并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规模，由政府引导培育形成。

    从政府的政策来看，政府在土地、税收、财政、人才等方面给予扶持，政府的扶持和参与在基地发展初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大多数数字出版基地或是依托于开发区，或者依托于其他产业园区，如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存在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适宜的文化软环境等问题。数字出版产业是技术与文化相融合的产业，具有科技与文化的双重属性，两者缺一不可，而依托科技园区设立的数字出版基地往往缺乏文化创意的氛围。因此，政府在基地建设后续阶段，一方面，要根据基地发展需要，引进以数字出版内容为主的企业，加强基地文化氛围的建设，吸引更多数字出版企业入驻园区，以促进基地的产业布局最终形成数字内容为主、技术为辅的产业格局；另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出版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为园区提供便捷的餐饮、购物等生活消费服务，满足工作人员的日常需要，为数字出版园区的创新活动营造良好的环境。

    2.经济活动密度

    人口和企业集聚造成劳动、人口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高度密集，这种经济活动密度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1]。现有的14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基本上分布在我国省会城市，属于经济活动密度高的地区。本文采用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和每平方公里生產总值两个指标作为衡量经济活动密度的指标，计算出14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所在地区的经济活动密度。见表1。

    从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计算结果排名来看，数字出版产业集聚程度处于较高水平的城市有上海、厦门、广州、无锡、北京、天津。其中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所在城市上海的经济活动密度位列前茅，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3809人。个别城市如海峡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所在城市之一的厦门，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较高，但由于福州的人口密度较低，造成基地所在城市总的人口密度不高。若经济活动密度用每平方公里生产总值的大小来排名，上海的经济活动密度最高，其次是广州、厦门、无锡、苏州、南京等。由于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总面积与市区面积差异较大，个别城市分别以总面积和市区面积为依据计算经济活动密度。相比其他地区，长三角地区经济较发达，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和每平方公里地区产值也较高。北京面积最大，是上海的2.59倍、广州的2.21倍、厦门的9.66倍，因而北京的经济活动密度排名没有进入前三，若仅按照6个中心城区的面积（1368.32平方公里）计算，北京两项指标都位居第一。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聚集着众多纸质出版企业、数字出版企业和IT企业，数字出版产业集聚水平高，对周边省份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城市是人口和企业集聚的场所，较高的经济活动密度是产业集聚的结果，反过来，产业集聚又会促使更多的人口和企业集聚。14个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大多数处于经济活动密度高的城市，从经济活动密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所处城市的经济活动密度可以作为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3.知识资本

    知识资本主要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两部分构成。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化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是生产过程中非常有用的技能存量。技术资本主要是通过对研究开发活动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化的技术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技术资本也属于知识资本。知识资本的存量大小直接影响数字出版基地的集聚效应，知识资本存量高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加明显。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数量、科研人员人数、R&D投入、论文、科技成果与专利情况等指标都可以用来衡量知识资本存量的大小。本文基于篇幅原因，仅以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当地的数量这一指标来反映知识资本存量的大小。14个数字出版基地集聚了众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如北京、上海、武汉、天津、西安、杭州等城市都是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聚集的地方，它们为数字出版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資源。

    数字出版基地的众多部门和企业可作为其他企业的中间投入，如数字出版版权、复合媒体发布平台、内容提供商等，这种中间投入主要是提供定制化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故知识溢出作用较为明显，且企业间的知识外溢可以跨越行业的界限，从而形成范围经济。数字出版产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服务业集群中企业间存在集体学习现象（Collective learning），这种集体学习能够提高集群中企业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从知识的角度研究数字出版产业集聚，上海张江等14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可以看作知识的集聚。因此，数字出版基地为数字出版人才的集聚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流动的场所、一个集体学习和创新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数字出版产业的集聚也可以说是知识载体的集聚。数字出版基地建设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博弈过程，既是渐进稳定的，又是随机稳定的。因此，在数字出版基地建设过程中，要着重考虑知识资本的存量大小，其中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数量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

    4.信息化水平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运输成本的节约是保证产业集聚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就数字出版而言，其大部分产品是无形产品，故运输成本的节约对数字出版产业集聚似乎缺乏影响力。有的学者认为，除物流业对运输成本的依赖较大外，运输成本的节约并不是影响诸如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原因[2]。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不会改变原有集群的结构，但它会使得集群中的企业和其他集群中的企业建立无形的网络关系，此外，现代信息技术甚至会形成虚拟集群[3]。也就是说，企业未必要在地理上聚集，在虚拟集群的模式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除使用面对面交流、电话沟通等传统的方式外，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这类即时聊天工具进行业务活动。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2016年报告统计，企业开展的互联网应用活动基本涵盖了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电子邮件作为最基本的互联网沟通类工具，普及率高达91.9%工，利用互联网获取或者发布信息、交流沟通的普及率超过73.3%。调查结果显示，利用互联网开展过营销活动的受访企业，使用率最高的沟通方式是即时聊天工具，达65.5%。电子商务平台推广、搜索引擎营销推广较受企业欢迎，使用率达55.1%和48.2%[4]。可见，在数字出版基地建设过程中，城市信息化水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本文以上海张江、北京、天津、重庆北部新区等4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所在直辖市为研究对象，以移动宽带接入密度和互联网宽带接入密度作为城市信息化水平的衡量指标。从移动宽带接入密度来看，北京位居第一（1.4981），远远高于天津（0.6193）和重庆（0.7585），上海位居第二（1.0638）。这说明北京有较强的移动资源利用能力。从互联网宽带接入密度指标来看，上海（0.2355）和北京（0.2266）互联网资源利用能力较强，城市信息化水平处于同一层次，天津（0.1615）和重庆（0.1998）居于同一水平。总体来看，上海和北京的信息化水平较高，主要原因是上海和北京有较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发展环境，所以，上海和北京这种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具备了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数字出版企业有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在彼此合作过程中，双方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如IT企业拥有平台、技术、渠道优势，而出版企业则具有内容、资源、品牌优势等，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后，共同开发新产品或服务，以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在企业运营管理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企业利用社交媒体了解真实的客户需求信息，从而不断调整营销策略，进而加强了企业内、外部信息的双向沟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信息技术降低了企业间的沟通成本，极大地拓展了数字出版集群的虚拟边界，为其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政府扶持与参与、经济活动密度、知识资本、信息化水平等是影响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的几个重要因素。当然，其他一些因素，如特殊的地理区位、长期形成的产业传统、宽松的创意文化软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也会对数字出版集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1]Ciccone，Hall. Productivity and the Density of Economic Activ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 （1）：56-59.

    [2] Moulaert， F. & Gallouj， C. The Locational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The Limits of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J].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1993（13）：91-106.

    [3]Nunzia Carbonar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Geographical Clusters：Opportunities and Spread[J]. Technovation，2005（25）：213-222.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 cnnic. net. 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701/t20170122_66437. htm，2017-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