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历程与经验
刘宇?周建新
【摘 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经历了从复苏探索、稳步发展到全面繁荣的历史性阶段。回顾这一时期我国图书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并对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令人瞩目成就进行简要总结，提出未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坚持质量是出版工作生命的原则，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图书出版业；发展历程；成就；经验
【作者单位】刘宇，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周建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研究”阶段性成果（18ZD01）；广东省高校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广东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与对策”（2017WZDXM034）。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標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7.002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在这40年中，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出版介质的不断革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等，我国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由复苏走向繁荣，不断朝着市场化、法制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系列积极的、广泛的、深刻的变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发展逻辑？文章对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以期进一步探索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规律，正确把握未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方向。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我国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在探索中不断进行的，是朝着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多样化的目标方向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思路划分，我们可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复苏探索阶段、稳步发展阶段和全面繁荣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特点。
1.复苏探索阶段（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极端贫乏，对书籍有着强烈的渴望，买书难、卖书难等问题困扰着人们，因此，图书出版业改革迫在眉睫。1979年12月，在长沙举办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拉开了我国图书出版业改革的序幕[1]。这一阶段，图书出版业逐渐得到恢复并进行了出版体制改革的早期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恢复并重建了一批停办或合并的出版社，并成立了新的出版社。1979年，全国出版社仅有129家，到1991年达到465家。图书出版种数由1979年的17212种增加到1991年的89615种，全国出版业恢复迅速。
（2）出版内容带有一定的思想探索性。1979年开始，各出版社相继修订重印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一方面，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书籍是这一时期出版的重点；另一方面，“文革”后思想解放的中国知识分子渴望重建社会文化秩序，积极译介西方新思想、新知识的书籍，这不仅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还满足了人们强烈入世的需求。
（3）逐步开放图书发行市场，激发国有企业活力。1982年7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图书发行体制根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主三多一少”的图书发行网，允许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成分参与图书发行，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推广寄销和试销[2]。1983年2月，文化部印发《1981—1990年全国出版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指出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逐步推行承包责任制。同时，国家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书店，适当发展个体书店[3]。这些政策的提出明确了图书出版业改革的方向，对促进当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改革出版行政管理机构以适应时代变化。1985年7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出版局改称国家出版局。1986年10月，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7年1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成立新闻出版署的通知》。新闻出版署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工作。国家版权局保留。这次机构改革，为新闻出版总署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经过这一时期的恢复和改革，图书出版能力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这不仅扭转了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书荒”局面，而且出版业无论是在品种、数量还是在质量和销售方面，都有大幅度提高。在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的情况下，出版社开始自办发行，为出版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版市场竞争的时代到来了。
2.稳步发展阶段（1992—2002年）
十四大以来，图书出版业在继续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买卖书号”、总量过多、忽视质量、重复出版等诸多问题，所以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迅速发展的出版业不断进行法制建设、体制转变，从扩大规模数量转向提高质量效益，维护出版市场秩序，以保持其平稳、健康的发展。这一阶段，出版业的稳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图书出版工作由规模数量增长向优质高效转移。2002年，全国出版社为568个，比1992年的480家仅增加了88家，年增长8家左右，图书出版品种由1992年的92148种，增加到2002年的170962种，年均增长率仅为7%左右。总印数由1992年的63.38亿册（张）增加到2002年的68.70亿册（张），出版系统利润总额由1992年的13.67亿元增至2002年的33.96亿元。可以看出，出版事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2）出版集团的组建开始起步。1997年，为了进一步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批以产权为纽带，能够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大型和超大型出版集团。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媒体集团化，媒体可以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经营性资产可以上市等意见。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具体对加强和改进图书出版工作做出部署，推动图书出版业的集团化发展。
（3）图书市场逐步建立和规范。为了治理当时图书质量下降和“买卖书号”等问题，1992年，新闻出版署颁布《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试行）。1993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1996年，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针对图书发行领域提出“三建一转”的工作任务，这表明国家一直在加大力度规范图书市场的建设[4]。
（4）中外图书版权贸易扩大。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著作权法，也没有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随着出版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1992年10月《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分别在中国正式生效。自此，我国和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建立了版权贸易联系。
（5）技术成为推动图书出版的动力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图书出版印刷已逐步实现现代化。许多出版社已建立激光照排系统或桌面彩色出版系统，铅字印刷技术基本被淘汰，电脑操纵全过程的轮转胶印设备、电脑分色技术也开始引进并投入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出版效率。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经过一系列治理和改革，图书出版业稳步上升，图书质量不断提高，出版市场更加规范，为后续图书出版业朝着开放、竞争、有序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3.全面繁荣阶段（2003年至今）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国外出版产品和资本不断涌入，国内图书出版业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1）图书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全面推进。2004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成为第一个明确为企业的出版集团，从此，出版业的企业化转制拉开序幕。截止到2010年，除人民出版社、藏学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其他出版社都已经转制为企业。2018年2月，财政部、中宣部联合发布《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按照要求，2018年底前所有出版社将完成转企改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
（2）图书出版分销市场全面开放。2003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这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出版物分销市场的正式对外开放[5]。同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发《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为各种所有制资本和个人平等进入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图书出版业进入一个全面开放时代。
（3）图书出版营销模式发生巨大变革。除了传统的经销、寄销、包销、签名售书、节日促销、图书订货会和书展等营销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图书出版营销模式更加多样化。出版社建立自己的网站，开设了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建立了QQ业务群，不仅实现了网上直接订货、售书，大大缩短了图书从出版到销售的时间，而且能与读者及时沟通，市场反馈更为即时，出版服务质量快速提升。
（4）科技在图书出版业广泛应用。2004年，图书出版业开始利用现代数码新型防伪技术，对图书的印刷、装帧、校对、出版、发行进行全程监控管理，严厉打击盗版图书。同时，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下，人们对数字出版产业的需求日益增加，许多经典、畅销图书被制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截止到2016年，中国电子书用户已达到2.15亿名，数字化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转型升级[6]。
进入21世纪，我国图书出版业形成了市场化、网络化、多元化的格局，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图书出版业全面繁荣发展的特点和不断深化改革的脉络。
二、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经过4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图书出版业的综合实力大大加强，取得了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图书出版业已成为国家文化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都位居世界前列。1978年，全国图书出版总印数仅37.7亿册（张），截止到2017年，全国图书出版总印数达到90亿册（张），比1978年增加了近3倍，居世界第一位。从图书出版种数来看，1978年，全国出版各类图书仅有14587种，截止到2016年，全国出版各类图书达到499884种，增加了33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从文化产业来看，2017年，全国图书出版营业收入达到2.3万多亿元，资本收益率在30%以上，占到全国文化产业收入的65%，引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2.图书出版業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版业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排头兵。在改革发展方面，最大的特色是突破了体制方面的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方面，出版业逐步开放图书出版民营零售市场，支持地方建立一批地方出版社；另一方面，改革国有发行企业，为图书出版业的放开搞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加入WTO后，逐步开放出版业的分销服务。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实现了发行领域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到2018年，财政部、中宣部联合发布《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实现绝大多数出版社真正成为现代企业[7]。目前，我国已组建出版集团30余家，有一批出版传媒企业成功上市，并出现了数家“双百亿”集团。
3.图书出版业法制化进程迈出重大一步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图书出版业改革相配套的管理制度陆续出台，服务于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形成了出版方面法制体系。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来，图书出版业的政策走向反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反映了出版业逐渐加快法制化进程，反映了图书出版业改革不断深化的脉络。
4.图书出版业信息化推进获得重大成效
在“互联网+”背景下，图书出版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了传统出版业前所未有的繁荣。目前，许多图书出版单位搭建了多功能智能决策和信息发布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实现了出版业商务信息的传输与共享。从出版环节的编辑办公自动化，到网上看书、网上售书、网络出版等全部实现信息化，不仅提高了出版业的工作效率，还有利于降低成本，加强与读者联系，不断促进出版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编辑在线教育培训平台，以及全民阅读、“国家数字出版创新促进工程”等项目带动成效显著。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省级发行单位已经建立了覆盖全流程的ERP系统和利用RFID（射频识别）技术建立的现代物流体系，提高了出版物流通效率。
5.图书出版业国际化发展有了重大突破
经过40年的改革，我国图书出版业的整个出版格局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对外交流不断扩大。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著作权贸易联系，年版权引进与输出已达2000余项。各出版社利用国际书展、贸易谈判、出版洽谈会等方式进军国际出版市场，许多单位在国外设立分支发行机构。目前，我国专门从事出版物进出口业务的机构有30家，其中，中央7家，地方23家。我国年出口中文版图书达3.5万种，500万余册（套），扩大了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为树立国家文化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经验总结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与变迁，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不断积累宝贵经验，推进我国图书出版事业上新台阶。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尤为重要。
1.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
发展是硬道理是指导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基本原则。它对图书出版业也完全适用，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体制改革探索中艰难前进，90年代卷入出版市场的竞争浪潮，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又出现了网络图书、有声图书、电子图书等新的图书品种，不断对我国的图书出版业提出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实践证明，图书出版业要始终坚持发展的观点，不断变革进取，积极适应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和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需要，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是出版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2.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图书出版业作为交流和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平台，必须始终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作用，保证图书的内容积极、健康。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尽最大努力把最好的精神文化食粮提供给人民。因此，在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同时，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这就需要作者、出版者和出版管理部门共同努力，以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牢记自己的文化使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3.必须坚持质量是出版工作生命的原则
改革开放40年，国家对图书出版的质量一直非常重视，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保证图书出版的质量。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曾指出：“质量是出版物的灵魂，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十九大新时代的核心是国家由“富起来”转变到“强起来”，这需要国家有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治理、高质量的工作，所有行业都要上一个新台阶，图书出版业也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努力出版高质量、高水平的出版物，阐述中国思想，讲好中国故事，解读中国方案，指导中国实践，传播中国智慧，是图书出版业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4.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出版业发展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推动整个中国图书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在过去的实践探索中，出版业一直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汉字录入技术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出版业的生产效率。如今，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发展，为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新技术支撑的出版新业态、新形态已经超过半壁江山。图书出版业与科技融合创新发展是我国实现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我国图书出版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建设出版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出版产业转型的关键期。未来图书出版业的方向，应该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出版供给和引导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大众出版、个性化出版作为出版業发展的重点，继续深化出版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开拓全民阅读市场，打造新技术出版平台，努力在民族复兴、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代周阳. 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结构状况研究[J]. 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3（5）：8-13.
[2] 鲍红. 北京市民营图书公司的发展及其瓶颈[D]. 北京：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7.
[3] 魏玉山. 出版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总结[J]. 编辑学刊，2018（3）：6-14.
[4] 程美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历史分期探讨[J]. 编辑学刊，2011（9）：24-29.
[5] 刁其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4）：63-70.
[6] 祝璇璇. 媒体融合下传统出版业转型研究[J]. 出版广角，2018（1）：44-46.
[7] 周正兵. 实体书店的外部性与文化生态补偿——兼论实体书店倒闭现象及其应对[J]. 中国出版，2011（11）：52-56.
【摘 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经历了从复苏探索、稳步发展到全面繁荣的历史性阶段。回顾这一时期我国图书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历程，并对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令人瞩目成就进行简要总结，提出未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坚持质量是出版工作生命的原则，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关 键 词】改革开放40年；图书出版业；发展历程；成就；经验
【作者单位】刘宇，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周建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研究”阶段性成果（18ZD01）；广东省高校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广东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与对策”（2017WZDXM034）。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標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7.002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在这40年中，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出版介质的不断革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等，我国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由复苏走向繁荣，不断朝着市场化、法制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系列积极的、广泛的、深刻的变化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发展逻辑？文章对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以期进一步探索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规律，正确把握未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方向。
一、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伴随着我国出版发行体制的改革在探索中不断进行的，是朝着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多样化的目标方向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思路划分，我们可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复苏探索阶段、稳步发展阶段和全面繁荣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和特点。
1.复苏探索阶段（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极端贫乏，对书籍有着强烈的渴望，买书难、卖书难等问题困扰着人们，因此，图书出版业改革迫在眉睫。1979年12月，在长沙举办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拉开了我国图书出版业改革的序幕[1]。这一阶段，图书出版业逐渐得到恢复并进行了出版体制改革的早期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恢复并重建了一批停办或合并的出版社，并成立了新的出版社。1979年，全国出版社仅有129家，到1991年达到465家。图书出版种数由1979年的17212种增加到1991年的89615种，全国出版业恢复迅速。
（2）出版内容带有一定的思想探索性。1979年开始，各出版社相继修订重印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一方面，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书籍是这一时期出版的重点；另一方面，“文革”后思想解放的中国知识分子渴望重建社会文化秩序，积极译介西方新思想、新知识的书籍，这不仅开阔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还满足了人们强烈入世的需求。
（3）逐步开放图书发行市场，激发国有企业活力。1982年7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图书发行体制根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主三多一少”的图书发行网，允许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成分参与图书发行，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推广寄销和试销[2]。1983年2月，文化部印发《1981—1990年全国出版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指出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逐步推行承包责任制。同时，国家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书店，适当发展个体书店[3]。这些政策的提出明确了图书出版业改革的方向，对促进当时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改革出版行政管理机构以适应时代变化。1985年7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出版局改称国家出版局。1986年10月，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7年1月，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成立新闻出版署的通知》。新闻出版署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工作。国家版权局保留。这次机构改革，为新闻出版总署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经过这一时期的恢复和改革，图书出版能力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这不仅扭转了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书荒”局面，而且出版业无论是在品种、数量还是在质量和销售方面，都有大幅度提高。在党和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的情况下，出版社开始自办发行，为出版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版市场竞争的时代到来了。
2.稳步发展阶段（1992—2002年）
十四大以来，图书出版业在继续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买卖书号”、总量过多、忽视质量、重复出版等诸多问题，所以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迅速发展的出版业不断进行法制建设、体制转变，从扩大规模数量转向提高质量效益，维护出版市场秩序，以保持其平稳、健康的发展。这一阶段，出版业的稳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图书出版工作由规模数量增长向优质高效转移。2002年，全国出版社为568个，比1992年的480家仅增加了88家，年增长8家左右，图书出版品种由1992年的92148种，增加到2002年的170962种，年均增长率仅为7%左右。总印数由1992年的63.38亿册（张）增加到2002年的68.70亿册（张），出版系统利润总额由1992年的13.67亿元增至2002年的33.96亿元。可以看出，出版事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2）出版集团的组建开始起步。1997年，为了进一步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批以产权为纽带，能够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大型和超大型出版集团。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媒体集团化，媒体可以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经营性资产可以上市等意见。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具体对加强和改进图书出版工作做出部署，推动图书出版业的集团化发展。
（3）图书市场逐步建立和规范。为了治理当时图书质量下降和“买卖书号”等问题，1992年，新闻出版署颁布《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试行）。1993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1996年，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针对图书发行领域提出“三建一转”的工作任务，这表明国家一直在加大力度规范图书市场的建设[4]。
（4）中外图书版权贸易扩大。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著作权法，也没有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随着出版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1992年10月《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分别在中国正式生效。自此，我国和更多的国家与地区建立了版权贸易联系。
（5）技术成为推动图书出版的动力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图书出版印刷已逐步实现现代化。许多出版社已建立激光照排系统或桌面彩色出版系统，铅字印刷技术基本被淘汰，电脑操纵全过程的轮转胶印设备、电脑分色技术也开始引进并投入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出版效率。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经过一系列治理和改革，图书出版业稳步上升，图书质量不断提高，出版市场更加规范，为后续图书出版业朝着开放、竞争、有序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3.全面繁荣阶段（2003年至今）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国外出版产品和资本不断涌入，国内图书出版业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1）图书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全面推进。2004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成为第一个明确为企业的出版集团，从此，出版业的企业化转制拉开序幕。截止到2010年，除人民出版社、藏学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其他出版社都已经转制为企业。2018年2月，财政部、中宣部联合发布《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按照要求，2018年底前所有出版社将完成转企改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
（2）图书出版分销市场全面开放。2003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这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出版物分销市场的正式对外开放[5]。同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发《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为各种所有制资本和个人平等进入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我国图书出版业进入一个全面开放时代。
（3）图书出版营销模式发生巨大变革。除了传统的经销、寄销、包销、签名售书、节日促销、图书订货会和书展等营销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图书出版营销模式更加多样化。出版社建立自己的网站，开设了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建立了QQ业务群，不仅实现了网上直接订货、售书，大大缩短了图书从出版到销售的时间，而且能与读者及时沟通，市场反馈更为即时，出版服务质量快速提升。
（4）科技在图书出版业广泛应用。2004年，图书出版业开始利用现代数码新型防伪技术，对图书的印刷、装帧、校对、出版、发行进行全程监控管理，严厉打击盗版图书。同时，近年来，在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下，人们对数字出版产业的需求日益增加，许多经典、畅销图书被制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截止到2016年，中国电子书用户已达到2.15亿名，数字化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转型升级[6]。
进入21世纪，我国图书出版业形成了市场化、网络化、多元化的格局，反映了现阶段我国图书出版业全面繁荣发展的特点和不断深化改革的脉络。
二、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经过4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图书出版业的综合实力大大加强，取得了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图书出版业已成为国家文化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都位居世界前列。1978年，全国图书出版总印数仅37.7亿册（张），截止到2017年，全国图书出版总印数达到90亿册（张），比1978年增加了近3倍，居世界第一位。从图书出版种数来看，1978年，全国出版各类图书仅有14587种，截止到2016年，全国出版各类图书达到499884种，增加了33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从文化产业来看，2017年，全国图书出版营业收入达到2.3万多亿元，资本收益率在30%以上，占到全国文化产业收入的65%，引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2.图书出版業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版业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排头兵。在改革发展方面，最大的特色是突破了体制方面的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方面，出版业逐步开放图书出版民营零售市场，支持地方建立一批地方出版社；另一方面，改革国有发行企业，为图书出版业的放开搞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加入WTO后，逐步开放出版业的分销服务。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实现了发行领域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到2018年，财政部、中宣部联合发布《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实现绝大多数出版社真正成为现代企业[7]。目前，我国已组建出版集团30余家，有一批出版传媒企业成功上市，并出现了数家“双百亿”集团。
3.图书出版业法制化进程迈出重大一步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图书出版业改革相配套的管理制度陆续出台，服务于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形成了出版方面法制体系。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来，图书出版业的政策走向反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反映了出版业逐渐加快法制化进程，反映了图书出版业改革不断深化的脉络。
4.图书出版业信息化推进获得重大成效
在“互联网+”背景下，图书出版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了传统出版业前所未有的繁荣。目前，许多图书出版单位搭建了多功能智能决策和信息发布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实现了出版业商务信息的传输与共享。从出版环节的编辑办公自动化，到网上看书、网上售书、网络出版等全部实现信息化，不仅提高了出版业的工作效率，还有利于降低成本，加强与读者联系，不断促进出版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出版发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编辑在线教育培训平台，以及全民阅读、“国家数字出版创新促进工程”等项目带动成效显著。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省级发行单位已经建立了覆盖全流程的ERP系统和利用RFID（射频识别）技术建立的现代物流体系，提高了出版物流通效率。
5.图书出版业国际化发展有了重大突破
经过40年的改革，我国图书出版业的整个出版格局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对外交流不断扩大。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著作权贸易联系，年版权引进与输出已达2000余项。各出版社利用国际书展、贸易谈判、出版洽谈会等方式进军国际出版市场，许多单位在国外设立分支发行机构。目前，我国专门从事出版物进出口业务的机构有30家，其中，中央7家，地方23家。我国年出口中文版图书达3.5万种，500万余册（套），扩大了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为树立国家文化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经验总结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与变迁，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不断积累宝贵经验，推进我国图书出版事业上新台阶。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尤为重要。
1.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
发展是硬道理是指导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基本原则。它对图书出版业也完全适用，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体制改革探索中艰难前进，90年代卷入出版市场的竞争浪潮，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又出现了网络图书、有声图书、电子图书等新的图书品种，不断对我国的图书出版业提出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实践证明，图书出版业要始终坚持发展的观点，不断变革进取，积极适应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和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需要，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是出版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2.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图书出版业作为交流和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平台，必须始终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作用，保证图书的内容积极、健康。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尽最大努力把最好的精神文化食粮提供给人民。因此，在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同时，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这就需要作者、出版者和出版管理部门共同努力，以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牢记自己的文化使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3.必须坚持质量是出版工作生命的原则
改革开放40年，国家对图书出版的质量一直非常重视，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保证图书出版的质量。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曾指出：“质量是出版物的灵魂，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十九大新时代的核心是国家由“富起来”转变到“强起来”，这需要国家有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治理、高质量的工作，所有行业都要上一个新台阶，图书出版业也要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努力出版高质量、高水平的出版物，阐述中国思想，讲好中国故事，解读中国方案，指导中国实践，传播中国智慧，是图书出版业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4.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出版业发展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推动整个中国图书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在过去的实践探索中，出版业一直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汉字录入技术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出版业的生产效率。如今，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发展，为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新技术支撑的出版新业态、新形态已经超过半壁江山。图书出版业与科技融合创新发展是我国实现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我国图书出版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为新时代建设出版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出版产业转型的关键期。未来图书出版业的方向，应该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出版供给和引导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大众出版、个性化出版作为出版業发展的重点，继续深化出版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开拓全民阅读市场，打造新技术出版平台，努力在民族复兴、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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