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自信与自觉

    王义桅

    

    

    自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先生感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到三十五年前邓小平同志断言“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改革之于中国成为融入主流国际社会、抓住全球化机遇来释放制度活力和人民创造力的不二选择，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中国改革，通俗地说就是围绕“太阳”公转。这个“太阳”就是世界大势，现在讲就是全球化。

    如今，这种情形正在发生改变。全球化不再是一个既定条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获得了改革的原动力，从被迫改革到自觉改革转变，从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转变。换言之，中国成为世界的自变量而非因变量。许多国家的政策取决于中国如何作为，是对中国影响力的一种回应。中国改革不仅在解决中国问题，也在解决世界性问题。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日益显现。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让世界充满期待和羡慕——当今世界能提出并大力度实施全面改革的，唯中国而已。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路线图，将改革进程合法化和不可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国内外充分展示了中国改革的自信与自觉。种种情形表明，改革的目的早已不是当初认为的与国际接轨或转型，而是具有多重内涵;必须对改革本身做更深入、本质的探讨，必须超越国内—国际两重性考察改革的世界意义。

    改革的目的之一：通过解决

    中国问题而解决世界问题

    为何要改革？过去我们长期以为改革是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不二选择，并常常标以“转型”、“接轨”的字眼。实际上，中国改革是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产生，中国崛起则是解决这些问题自然而然的结果。在“两个一百年”、“三步走”的奋斗目标和路线图下，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

    在新的时代，为何还要继续改革？改革的原动力何在？改革起初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推动，改革本身也带来新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问题”，成为进一步厘清改革思路的关键。早在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考察中国后出版《中国问题》一书，英文名称是“The?problem?of?China”，也就是中国本身就是个问题。当今，改革要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Problems?in?China”），即发生在中国而不限于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解决中国问题，已经成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部分。

    中国面临着什么问题？从雾霾、腐败到社会诚信下滑，凡此种种，除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现在遇到的更多是大多数国家目前都遇到的困难，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比如全球经济不景气、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问题等等。17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去一直是中国解决自身的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西方解决他们自身的——经济危机、党同伐异。但是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相同的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由于中国问题本身包含世界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改革也包含着解决世界问题的借鉴，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国内事务本身。例如，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医改是用中国方式解决世界性难题。这形象地表达了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当今世界，改革不再是中国的事情，也是其他国家共同的事业。“改革的伙伴”成为中欧四大伙伴之一，是最新的例证。

    的确，改革是各国均面临的任务，不仅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美国在改革医疗保障制度、移民制度，欧盟在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等，中欧在打造改革的伙伴。改革并探索更好的治理制度成为新的世界潮流。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于是赋予了改革全新的使命——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可改革性成为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之一，这就塑造了中国的改革自信。

    改革的目的之二：

    塑造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

    改革的目的始终是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鲜明特色，也是中国制度的最大比较优势。改革的目的，是完善而绝非动摇、否定党的领导。对此，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公报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全过程。

    依法治国的目的则是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中国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表明中国超越了前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赶超西方阶段，正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有望成为人类政治范式中新的话语体系。中国模式为赢得这一话语体系主导权提供了经验性基础，接下来中国学者应认真思考如何以国家治理观缔造“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被认为是劳动力廉价、市场规模大等，无关中国的制度。这一点，也似乎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徘徊在第三十位左右而佐证。改革既是重塑中国的国际比较优势，本身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比较优势。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持续发酵已有六年，凸显了发达经济体的制度困境，美欧日均呼唤改革，制订了各自的2020战略。可惜雷声大雨点小，要么被华尔街的金融势力绑架，要么依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要么被巨额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靠量化宽松度日。

    历史经验表明，与美欧日制订的发展目标相比，中国制订的目标实现力更强，往往超额、提前完成。中国的2020战略，就是《决定》所说的——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决定》并非是表面上宏伟的国家战略，而是真正使中国梦的实现与中国全体人民的福祉直接相关。《决定》提出，“中国梦的实现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的目的之三：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担当

    全面深化改革的担当何在？塑造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就是改革的担当。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让自己的制度适应世界的变化，而世界大国不只是适应，还要引领世界的潮流，通过塑造自己的制度优势而给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人类文明遗产。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第三重目的。正因为如此，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李克强总理访欧时说，中国改革是人类最大的创新。这就是中国的改革自觉。

    较之从前，改革的任务有何不同，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改革的前身是改良，即传统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这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复兴阶段，使“传统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改革的第二阶段是现代化阶段，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塑造“现代中国”身份;改革的第三阶段是全球化阶段，如何让中国先是融入、后是引领全球化，塑造“全球中国”新身份。

    那么，改革的路径有何不同，如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长期以来，人们错误地以为中国的改革，在国内靠摸着石头过河，在国外是搭全球化便车，缺乏顶层设计和核心价值观支撑。其实，改革路径越来越呈现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否则不可能成功，也不可持续。

    的确，相对于中国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似乎是舶来品。在实践中，两者也各有利弊。比如，欧盟一体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虽然有“欧洲合众国”的理想指引，但一直在联邦—邦联，国家—超国家间徘徊，始终是妥协的产物，这导致了欧盟应对债务危机乏力，显得“病去如抽丝”。与此相反，美国是稳定的顶层设计的产物，一部宪法管到今天，故而应对债务危机虽“病来如山倒”，却较快地走出了危机，步入复苏之路。

    作为顶层设计的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更好地冲破利益藩篱，加强中央权威。四中全会又提出依法治国，一个应有涵义是要将改革的顶层设计法制化，以法治推进改革。中国的智慧，超越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孰优孰劣的选择，实现改革路径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再次折射出中国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长处。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使命，从近期考虑而言，是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各方面的尖锐挑战，从中期考虑而言，是重塑中国的国际比较竞争优势，而远期考虑则是奠定中国真正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

    建国六十年来，前三十年“红色中国”（新中国）成为中国的标识，后三十年“改革”成为中国的新标识。必须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认识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中国改革的目标超越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思维，超越了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对立，告别了接轨、转型的迷思，正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确立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同时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从内陆到海洋、从农业到工业（信息）、从地区型到全球型的三大转型，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与创新，并通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引领人类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型国家，这就是新时期改革的三大担当。改革模式是继发展模式、复兴模式之外中国模式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改革是塑造中国新的比较优势的不二选择。改革自信是“三个自信”的逻辑延伸;改革自觉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