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胜与致胜：湘西会战中美空军对日作战述论
柏晓斐 罗玉明
摘 要 1945年，抗日战争空中战场已经实现了敌我优势转换，而驻芷江中美空军对日军的威胁尤为重大，这是日军发动湘西会战的重要原因。中美空军积极应战，战前，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任务明确，战略战术安排得当，通信和陆空联络技术与方法得以改善。会战中，以芷江机场为主阵地，配合国民党地面部队，消灭前线日军，主动出击，轰炸日军后方交通要道和据点，扼制日军对芷江机场的偷袭，并承担将新六军从云南空运至芷江的任务。中美空军在掌握制空权和有利作战气象条件等因素下，对陆军的守-攻都形成了有力支持，加剧了日军后勤补给的困难，成为湘西会战的重要致胜因素。但空中优势能成为会战致胜因素，在中国对日抗战中却仅在湘西会战所见。
关键词 湘西会战，中国空军，中美空军混合团，作战，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6-0045-10
空军抗战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热潮不断高涨，出现了不少有关空军抗战的成果，①但总体而言，有关空军抗战的研究，还处于薄弱的状态。近年来，为促进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学术界曾积极呼吁抗战史要研究战争本身。如在2015年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表示军事史研究进展缓慢，应加强对战争本身的研究。就空军抗战研究而言，加深对会战中空军作战的研究，无疑是对这一积极呼吁的响应。但目前，对会战空军作战进行研究的成果少之又少。②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中美空军在湘西会战中的作战进行简要梳理，不当之处尚讫方家指正。
抗战时期，中日空中力量对比和中国空军的抗战，随着时间和战局的推移而演变，因而学术界对于中国空军抗战的阶段划分，就有了“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等不同的认识，③但都认为在1943年，中国空军开始扭转颓势，到1945年已经取得了优势。中国空军之所以能在历经困顿之后有如此转折，得益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空军兵力大批抽调南太平洋，以及中美空军开始正式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同美军的海战中损失了大批作战飞机，1942年秋，日军开始大批抽调航空兵力至南太平洋战场，在华航空力量减弱。1942年，日军用于中国的空军兵力全年平均为270架;①1943、1944年，年均亦不超过300架。随着战场扩大，日航空兵力日趋不敷。至1945年1月，美军攻占吕宋岛，为防止盟军以中国为跳板攻击日本本土，日军大本营虽曾于2月9日下令转调第16飞行团司令部和飞行第51、52、75战队至中国，但因这些部队在菲律宾作战时皆战力尽失，未能成行。②4月，日军为筹备本土决战（决号作战），又开始抽调第5航空军（负责在中国和朝鲜进行航空作战）主力至朝鲜。至5月中旬，日军在华航空兵力只剩约82架。③兵力不敷，致使日军在航空作战上只能采取战略收缩态势。1943年，日机除对中国水陆交通作小规模轰炸和对中国后方强作骚扰性行动外，主要是在战场附近活动;1944年，日空军已无力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攻击，只能以少数飞机袭击部分中国后方机场以妨害中国空军出击;④1945年，日机除夜间攻击、搜索和侦查外，“其它积极活动均告终止”，并规定只在有利条件下才对中美空军进行迎击。⑤
反之，自1942年春，美国通过租借法案不断将战机供于中国，迄是年秋，中国空军战机增至364架。全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租贷和购买的1394架各式战机，⑥绝大部分是于1942年开始补充于中国空军。所以，自该年起，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虽仍保持原来的7个大队（第1、2、8大队为轰炸大队;第3、4、5、11大队为驱逐机大队;第12大队负责训练任务故不计入），1个侦察中队，但一改之前战机配备不足的状态，实力不断充盈。同期，美国加强与中国在空军方面的合作。1941年8月，以陈纳德为指挥官，拥有100架P-40战斗机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成立;1942年，中美空军开始正式合作，7月组成美国援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在特遣队的基础上，成立第14航空队，同年10月又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团。到1944年9月，中国空中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在战机数量上已达150比750。⑦
战机性能上，亦于1942年开始逐渐进入我优敌劣的状态。全国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主战机型为美式霍克Ⅱ、霍克Ⅲ以及苏式伊-15、伊-16战斗机。霍克战机性能落后，苏式战机虽在不少战术参数上占据优势，但速度、爬高等方面不及当时日军主战机型中岛96、97式。1940年7月，日军零式战机（A6M2A）进驻中国，中国空军使用的苏式战机与日军零式战机存在代际差距，随后基本损失殆尽，零式战机在中国战场长期制空。到1942年，中国通过美国不断补充新机，前期计有P-43、P-66、P-40系列等战机，⑧但由于作战性能等因素，P-40系列战机实际上成为中国战场中美空军最主要的作战机型。P-40战机性能与零式战机有不小差距，但与此阶段日陆军航空军的中岛97式、一式、二式主战机型的性能总体相当。及至1943年10月，美军开始将P-51系列战机运用于中国战场，部分中国空军也于1944年11月开始装备。P-51系列戰机性能较日军各主战机型均有较大优势，日机唯有于1944年3月装备陆军的中岛4式战机可与其抗衡，但中岛4式战机在中国战场最活跃时亦仅有30多架，而至1945年，日军该“新锐飞机也即将告罄”。⑨
至于飞行员素质，亦从1942年开始彼消我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太平洋海战及缅甸、越南、菲律宾等地同美军的战斗中有非常大的损失，到1945年，日“航空精英尽失”，新培养的飞行员“技术不纯熟”，多被用于自杀性“特攻”。⑩中国方面，1943年开始在印度设立初级训练班，至1944年4月先后派出940名飞行员及空地勤人员赴卡拉齐受训，归国568人;同时，美国于1943年“允代训飞行军官1500人”，至1945年3月，国民政府共派出1224人，完训384人。①另外，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亦有大量飞行员，其在组建初期即有2000余名空、地勤人员，到1945年6月，包括司令部和空、地勤人员等在内，其整体规模更是达2万余人。②
在前述情况下，敌我空中实力逐渐转换，而芷江机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芷江机场正式修建于1936年7月，曾因经费等因素在修筑开始阶段便停工。1936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表示“外交形势甚急”，催问“芷江机场何时可完成”。③26日，周复电蒋：“前以限于经费停工，现拟令继续修筑。”④在蒋介石的重视下，芷江机场修筑工作很快复工。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紧对芷江机场的扩建。1938年，除将原来800平方米的停机坪扩建为2000亩，跑道扩修为1600米外，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疏散道等工程设施;1940年至1945年初，又多次加固扩修，使之成为了二战时期盟国在东方第二大机场。⑤芷江机场建成后，成为国民党后方重要空军基地，空军系统指挥机关和空军部队陆续进入芷江。1938年10月，武汉航空第九总站及南昌飞机修理厂第二厂相继迁来芷江，中国空军第2大队和苏联志愿军空军大队第1中队的部分飞机也进驻芷江。从1942年开始，美国空军开始进驻芷江，1943年第14航空队进驻芷江;到1944年，空军第1路司令部、空军第1大队、空军第4大队、空军第5大队（中美混合大队）、美驻中国空军司令部、美驻中国后勤司令部、美驻芷江空军司令部陆续进驻和迁到芷江。⑥在高峰时期，芷江机场的飞机曾达到三四百架。
驻扎在芷江的中美空军，积极主动出击日军。1943年5、6月间，驻芷江的第十四航空队参加鄂西会战帮助中国空军开始夺回空中优势;1943年11月下旬，驻芷江的中美混合团及第十四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第1、2、3、4、11大队参加常德会战，连续对常德、藕池口、石首等处日军进行了有力打击;1944年衡阳保卫战期间，芷江的空军出动了1500多次，對日军水路交通造成了极大威胁，并三次奇袭白螺矶机场，毁伤日机约50架，基本夺取了中南地区的制空权。豫湘桂会战结束后，虽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被日军攻占，但中美空军的作战能力并未被削弱。1945年初，中美空军以芷江机场和老河口机场为基地和前进机场频繁轰炸日军的公路、铁路、水路和重要据点。如在1945年1月初，驻芷江的第十四航空队连续6日对“汉口及武昌之日机场及附近设备”进行轰炸，“击毁敌机四十九架，五架殆遭击毁，并击损二十四架”，⑦从芷江起飞的飞机还分别在2月、3月成功袭击了日本皇宫和南京。
芷江的中美空军对日军地、空部队，重要据点和水陆交通都构成了极大威胁，这是日军进攻芷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4月9日，侵华日军以坂西一郎为总指挥，集结6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共约8万余兵力，发动了旨在摧毁芷江机场、消灭国民党主力，进而打开攻占重庆、四川门户的芷江作战。对于此次会战，国民党高层高度重视，军事委员会在收到日军将进攻芷江的情报后，便在重庆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制定了作战部署。为了更好地进行作战指挥，4月初陆军总部前线指挥部、空军第一路司令部、美国空军司令部从重庆、昆明纷纷迁至芷江。会战初期，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坐镇湖北恩施指挥空军参加湘北之战，到后来也转入芷江。在两个月的战斗中，陈纳德、邓宁、张廷孟等中美空军指挥官均在芷江指挥空军作战。
（一）参战空军及其驻地
会战期间，中美空军动用了大量飞机，参战空军有中国空军第2大队轰炸机队，中美混合团第1大队轰炸队、第3大队驱逐机队一部、第5大队驱逐机队，此外还有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的74、75、76中队等，各型参战飞机当在400架左右。①其中驻芷江的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和第1大队的第4中队为此次会战的主力，“担负着控制整个湖南的制空权，配合陆军地面作战，粉碎日军夺取芷江空军基地的军事阴谋的任务”。②参战机型则以P-51、P-40驱逐机和B-25轻型轰炸机为主。
这些参战飞机驻防在不同的机场，其中以芷江机场为主要机场。第2大队驻云南陆良，其一部以芷江为前进机场，由万承烈指挥。中美混合团第1大队一部驻梁山，一部驻南郑，一部进驻芷江;第3大队驻安康;第5大队全部驻芷江;中美混合团团部驻重庆白市驿，由徐焕生与美国摩斯上校共同指挥。第十四航空队驻芷江，由美驻中国空军司令陈纳德指挥。上述部署，不仅能够及时、有效打击战场上的日军部队和轰炸其后方的重要基地，同时也能使中国的后方要地及机场进行有效防空。
（二）作战任务及战法
根据部署，会战中空军的任务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控制战场上空，压制敌人炮兵及其特种部队，直接协同陆军作战;二是不断袭击湘、鄂、桂及长江以南敌后兵站线、交通线、重要城市、飞机场及铁路、公路、桥梁等，以阻断敌后方运输，破坏其军需，打击其陆、空军兵力，间接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此外，还肩负后方要地和机场防空、协助陆军收集情报等任务。
根据驻地和机种的不同，空军在会战中采用了三级作战法：即从云南飞来的B-29远程轰炸机轰炸日军大后方的武汉及其以下的铁路、桥梁、长江的港口等，破坏其交通线;从芷江起飞的B-25中程轰炸机轰炸日军前沿阵地后方，如邵阳至长沙、岳阳等地的公路以及行进中的日军汽车，使其军用物资不能及时送到前沿阵地;从芷江起飞的P-51战斗机则主要轰炸日军最前沿阵地，同时配合轰炸机队打击日军前沿阵地后方。③这种战法有利于充分发挥各机种的特点，使对日军的打击更有效。
（三）通信及陆空联络
此次会战，空军在通信和陆空联络上都有了不少改进。通信的电台指挥中心设在湖北恩施。此前，为有效指挥空军参加老河口会战，空军第1路司令部已在恩施设立了一座甲种电台，为了在湘西会战中能更有效应对对空联络，又增设一座。同时，鉴于此次会战空军主力为驱逐机大队，还增设了极高周率电台一座，以适应指挥驱逐机作战需要。重庆总台及白市驿、梁山、芷江、来凤东撤场站等地电台，则均以无线电报进行密切联络，以使轰炸机、空运机在从事各种任务时能更加便利，并皆设立长波定向电台来加强作战飞机的航行保障。此外，为了保证作战指令能及时有效传达，恩施空军站设立电话班专司内部联络和各重要中继线的电话联络。④
关于陆空联络，除了陆军前线地面电台与飞机直接通信外，还规定第一线陆军部队对空军铺置布板信号及其他陆、空联络办法实施联络，并派出飞行官到前线重要地区距敌千余码处，设置游动无线对空电台，为空军指示轰炸、扫射目标并及时纠正其弹着偏差，以有效提高空军打击的精确度。同时，为“陆、空联络信号”在会战中“免被敌侦知冒用，使我机难分敌我，轰炸、扫射困难”，又规定陆军随时变更对空联络信号，“或用烟火，或用国旗，或用两标示幕联接，或临时撤收标示幕而以无线电话通知空军”，⑤并“同美军通讯兵团商洽，在前线遍设超短波无线电台联络”，⑥以最大努力保证此次会战中陆、空联络迅速确实有效。⑦
日军进攻芷江沿用了一贯使用的分进合击战术，从全县、东安、邵阳、湘潭附近分路向湘西进犯。邵阳方面的日军1945年4月9日分四路进犯，新宁方面从12日自东安、全县发动，益阳方面则于14日出动。会战开始后，中国陆军积极应战，中美空军亦积极出动，协力攻击前线日军，并袭击敌后重要城市、交通线、兵站、运输纵队、司令部等，有效地配合了地面部队的对日作战。
（一）协同前线国民党陆军作战
在战场上直接打击敌军方面，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和第1大队第4中队为主力，其主要作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从4月19日到28日，集中攻击放洞一线敌军。正面日军于12日偷渡资江后，趁着中国军队的防守间隙进扰，一时无法判明其进攻重点，但到19日日军经白马山窥伺放洞之后，其意图攻占安江进而进犯芷江的目的就十分明显了，于是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积极出击，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自20日8时起”，“以放洞为攻击重点，轮番轰炸扫射，讫晚不停，所有红岩大庙、大黄沙、一四五○高地等处敌军据点，均遭遇到广泛的猛烈的打击，使敌军阵脚未定之前，就受到最严重的致命打击”。随后在“21日至28日这一周间，我陆空对敌反击继续不断”，①空军协同第四方面军第74军周志道率领的第51师歼灭了日军的一个加强联队，放洞一线的战事随即稳定。
第二阶段为放洞之役后到5月10日左右瓦屋塘之役、江口一线战役结束。放洞一线的日军受阻后，其中央突破的战术无法达成，遂改为由中路左翼作为进攻主力，从武冈分路进犯。4月29日，日军越过武冈到达瓦屋塘的唐家坊附近。中美空军随即将攻击重点放在瓦屋塘一带，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为配合地面部队，连日对该线敌军进行“彻底轰炸扫射及以液体燃烧弹进行攻击，敌人无法立足，向武冈花园市方面溃退”，陆军58师趁势追击，5月6日，日军败退至李溪桥、罗家铺一带。此役，空军配合陆军“击毙了敌军两千余名，马七百余匹。残敌溃不成军，于7日向武冈及高沙方面溃退”，②日军试图将中路左翼作为突破主力的战术失败。与此同时，在放洞受挫的中路日军还集中两个联队兵力转向山门、洞口一线进攻，5月1日攻占洞口的上、下查坪，于是第5大队对该地日军“连续实行一星期的轰炸扫射，结果敌军伤亡惨重，无法支撑”，“伤亡当在六千人以上”。③5月9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停止作战的命令，在此情况下，第四方面军开始反击作战，只经两日便收复山门、龙潭铺、石下江、黄桥铺等据点，日军只能向东南一带败退。
第三阶段为日军开始撤退到會战结束。日军大本营下令终止作战后，进攻芷江的日军开始撤退，中美空军转向协助陆军追击退败中的日军。从5月10日至5月底，仅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即逐日出动13次到44次不等，出动战机26到109架不等，有效协助了陆军的追歼作战。如5月13日，第5大队出动飞机35架配合第74军夺回了洞口;同日，出动战机35架追击轰炸东撤中的116师团，配合陆军全歼了日军一个殿后联队1000多人。④
为了激励孤守敌后陆军的士气，第5大队还在会战期间派出第27中队的参谋许陶壎、分队长周天民，将装满慰劳品、慰劳信的3个75加仑汽油箱，对孤军奋守山门、芙蓉山、岩口铺等据点的部队进行空投。⑤
此外，其他大队也对打击前线日军方面予以了助攻，如第2大队4月14、15日出动两次，使用飞机6架对邵阳、桃花坪等处的前线敌军进行轰炸、扫射。
（二）轰炸敌后与守卫芷江机场
在打击日军后方兵站、交通线、公路、桥梁、重要城市等方面，空军按照三级作战法，从1945年4月10日起到5月29日，不断出击，炸射汉口、岳阳、湘乡、长沙、新市、邵阳、衡阳、新化等地，很好地阻断了日军的运输补给线。中美混合团第5大队战果最为显著，如4月10日，空军第5大队连续出动7次，使用战机32架，轰炸及扫射汉口、岳阳、湘潭、长沙、新市、宝庆等重要陆空据点，毁敌卡车、车厢数十辆，军火库10余座，建筑物数十幢，地面飞机1架，船舶数艘，毙敌10余名，马40余匹。⑥5月9日出动54次，以15架低空炸射邵阳及其附近，全城大火，日军损失重大。中美混合团第1大队则是4月间出动13次，5月间出动14次，战果亦佳。如4月15日从芷江出动飞机3架，炸毁衡阳、零陵间铁路桥9段、桥梁2座，阻断了敌军的运输，同时“除在邵阳与衡阳等处炸毁敌汽车纵队、铁桥、仓库外，均不时袭击敌后方交通线，阻断其运输与补给”。⑦中美混合团第3大队则于5月间出动4次，炸毁了津浦路“四○号铁桥”及机车车厢数节，还在长江江面击中敌炮船、运输船多艘，在汉口西击毁多辆敌人运兵卡车。中国空军第2大队4月间出动5次，5月间出动6次，除两次轰炸邵阳、桃花坪前线外，其余皆专炸桂林、宾阳、雒容等处，摧毁了多处敌军司令部和不少兵营、桥梁、仓库等。同时，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也不断协力攻击汉口、岳阳、长沙、衡阳、零陵等地日军交通线和重要基地。①
空军在打击敌后方的同时也很好地保护了后方机场。会战期间，由于中美空军的连续空袭使日军作战多受阻，所以日机曾偷袭芷江机场，想借此遏制中美空军的攻势。但每遇偷袭，驻防飞机则积极应战，“先后击落敌机两架，坠毁于机场外”。受此打击后，日机改为夜间来袭，但很快美军调来两架代号为“黑寡妇”的具备夜间作战能力的战机，从此“日本飞机再也不敢在夜间偷袭了”。②
（三）空运新六军增援芷江
空运新六军增援芷江的计划提出于会战开始之际。1945年4月9日，日军开始向芷江进攻，为“确保芷江机场，并利尔后反攻为目的”，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进行作战部署的同时，也要求何拟就具体作战计划。4月14日，何复电蒋呈报作战计划，其中一项为：“新六军应准备一个师空运芷江，为第四方面军之总预备队。”③由此，空运新六军增援芷江成为会战预定作战计划。④4月19日，何又致电蒋，电告第四方面军已接敌，战况激烈，“已饬新六军之新二十二师即于卯马开始由霑益空运芷江，准备参加该方面之作战”。⑤
新六军是中国驻印军在1944年8月攻克密支那后，由第54军第14、50师和新编第1军的新编第22师合编而成的一支劲旅，由廖耀湘统领，配备全新美式装备，在缅甸战场取得了良好战绩。空运新六军增援芷江对于守卫芷江机场有重要作用。但当时新六军刚从缅甸作战回国，远驻云南昆明，要实现这一作战计划，必须仰仗美国空军的援助。对此，时任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之参谋长一职的魏德迈积极配合。他下令让印中空运部承担空运新六军的任务。为了保证空运任务的完成，美驻华空军司令部又从驼峰航线上抽调了30架C-46运输机，从而使参与行动的飞机总量达到100架。此次空运被命名为“雄鸡行动”，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4月21日至29日;第二阶段为4月30日至5月11日。4月21日，印中空运部动用C-46和C-47运输机启动空运行动，运送量为1.1万名士兵和1300匹骡马。⑥但就在新六军司令部刚被运至芷江的几小时后，芷江机场遭到了小股日军的袭扰，美国飞行员在机场遭到日军狙击手枪击。⑦这一突发事件使空运行动的实施增加了不确定性，但行动并未中断。4月25日，新六军新第22师的一个团到达芷江，第14师也由美军步兵第475团以军用汽车运到芷江。到4月29日，芷江已有新六军官兵15624人。⑧第一阶段的空运行动在零飞行事故的情况下结束。4月30日，空运行动的第二阶段开始。在只有一次飞行事故的情况下再次运送了1.4万多名士兵和800匹马。但新六军被空运至芷江时，战局已趋稳定，因而并未参加会战。
在历时两个月的湘西会战中，中国军队由守转攻，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取得了胜利。此次会战发生在日军兵力大为不敷、后勤也面临严重困难的实力衰退时期，而湘西又有天然屏障可凭，这是会战胜利的客观因素;从主观层面而言，除了中国陆军动用了第四方面军数个换装美械的卅四年甲种军，并进行了有序有效的抵抗外，中美空军也作出重要贡献。
自4月10日到5月29日，空军第五大队出动战斗机942架次，为历次战役之最;第1大队出击27次，出动轰炸机113架次;第2大队出击11次，出动轰炸机58架次;第3大队出击4次，出动战斗机18架次。共消耗子弹111190发，炸弹29吨。整个会战中自身战机全毁11架，受伤8架。①据统计，仅从4月10日到5月15日，中美空军在36天的战斗中歼灭敌军6024名，②击毙军马1491匹，炸毁敌炮兵阵地37处，击沉或毁坏1639艘小型船只和39艘大型船只，炸毁敌各式车辆304辆，敌大小据点、建筑物406座。③
中美空军的上述作战行动与战果，对湘西会战胜利至少产生了如下影响：
首先，直接打击了前线日军，对国民党陆军的“守”“攻”都形成了有力支持。如前述，在守势时期，中美空军的出击，协助陆军第51师等击退了中路日军对放洞一线的数次进攻，守住了阵地;扼制了中路左翼日军对瓦屋塘一线的攻势，协助第58师收复据点多处;协同陆军第77师等击退了中路右翼日军对江口的进攻;等等。在中美空军打击下，日军“部队昼间活动困难，影响其部队机动作战之能力”，“致攻击行动迟滞无力”。④战后日军指挥官也表示，中美空军联队的空袭，使他们推进的速度减缓了一半。⑤到了5月8日，中国军队开始反攻和追击，中美空军积极助战，日军表示“自8日晨开始，美机活动频繁，地上之敌与之相呼应向各阵地攻来，其攻势之顽强，规模之大是过去没有的”，⑥加剧了日军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空军的助战也有利于振奋己方士气而打击日军士气。国民党参战陆军在报告中总结指出，空军助战使日军“沮丧士气”，而“使我士气提高，战力增进”。⑦何应钦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表示，空军的助战除了直接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外，“其予我士气之振作，予敌精神上之威胁，更不可述”。⑧
当然，期间也有因“大量空军之协同作战，官兵兴奋忘形，竟有在敌前于我空军轰炸时将身体完全暴露者，伤亡颇多”的憾事，以及“敌每避开公路而由崎岖山路及浓密森林中进犯，致我空军发现不易，难期每击必中”的缺陷，但总体而言中美空军的作战收到了良好效果。美国战史表示：“在最深部即在130英里的战线上，战斗机及时加强了攻击，使65000名日军，吃了决定性的败仗，成为日军被迫撤退的主要原因。”⑨这虽是为凸显美国对中国的帮助而夸大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作用，但也印证了此次会战中空军确实对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随军记者戴广德总结会战胜利原因时写道：“湘西大捷地面部队固然勇敢奋战，而空军的战术配合，协同作战，建功辉煌，所以我们湘西胜利，是陆空健儿共同努力的成果。”⑩
其次，加劇了日军后勤补给的困难。日军进攻芷江的后勤筹备工作主要在3月份进行，但此时由于中美空军对京汉线的轰炸，日军的运输状况恶化，重要战略物资运送只能在夜间进行，湖南地区日军的补给则只能借助民船维持。会战开始后，由于负责日军补给事务的第20军兵站对地形不熟悉，又严重缺乏运输工具和汽车燃料，日军的陆路补给本就困难，而中美空军的空袭不仅加剧了日军的陆路补给困难，更使水路和空中补给几不可能。进攻芷江的日军补给兵站主设于衡阳，分设于邵阳、全县，补给线以邵阳-安江-芷江为重点，主要服务于中路主力日军。日军虽然抢修了衡阳至邵阳的公路，但邵阳至安江之间的公路却因中国军队的破坏和中美空军的轰炸始终未能修通。而行进在衡阳——邵阳之间的日军汽车补给大队也在中美空军的空袭下难以维持。日军第20军的补给队在岩口铺和巨口铺遭到中美空军和小部留置陆军的阻击，无法突破防线，勉强进至山门附近对116师团完成补给后即行撤退。水路方面，日军本想顺资江而下和溯沅江而上进行补给，但中美空军的空袭使日军作战部队渡江都极为困难，补给船只更无法通过。所以，当被围困于雪峰山山麓的116师团严重缺乏弹药时，只能仰赖空中补给，但在中美空军的制空下，为数不多的日机只能在清晨和黄昏活动几十分钟，空中补给“仅止于鼓舞士气的程度而已”。①中美空军的连续空袭，加剧了日军补给的困难，使日军在进攻受阻后无力再发起后续进攻。
另外，空运新六军布防芷江是日军退兵的直接促因。日军决定撤军的根本原因在于受阻后无力进行后续进攻，无法达到预定作战目的，但“重庆向芷江空运增援兵团的情报”，促使日军第六方面军对作战前途产生了疑问，并最终成为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终止作战命令的一项缘由。②
中美空军对会战胜利能产生如上积极影响，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美空军取得了制空权并制定了得当的战法。如前所述，中国抗日空中战场于1942年中美空军正式合作后开始转势;到1943年，敌我空中优势开始转换;到1945年，中美空军已经掌握制空权，这在湘西会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会战中，中美空军有400余架飞机参战，而奉令以一部支援芷江作战的日本陆军航空第五军，仅能派出驻于衡阳由10架中岛98式直协机编成的独立飞行第54中队助战。同时，得益于中美高层将领为此次会战空军作战制定的三级作战法，能充分发挥各机种特点和各机场的功用，制空权得以有效展现。因此，空军士气旺盛空前，“以优势兵力，控制前方战场及敌后方重要基地之上空，几使敌军无活动余地”，③日机只在日军发动攻势前夕“勉强对江口附近完成局部之空中照相而已”，④“始终未敢出动助战，仅于黎明或黄昏我机返防后，有时一二敌机到敌军阵地投掷给养或通讯，避与我空军遭遇”。⑤
其次，美国在技术、供给等方面的帮助，以及与美方其他空军的配合。对此次会战，在华美军也给予了重视，在“日军攻势开始的时候，中国战区的所有美军力量都集中用到芷江来”，到“5月30日，东方军区的美军工作人员增加到1800人，其中包括八个（实为9个——引者注）陆空联络小组人员”，第十四航空队也派出了“五十六架战斗机及两个中队的轻型轰炸机”助战。⑥同时，会战期间参战空军的油弹补给也主要是由美军担任。国民党军事报告指出：“此次会战，美军竭诚协助，关于交通、补给，亘会战全期，便利良多。”⑦
再次，改进了陆空联络的设备与方法，空陆军队能够有效配合。抗战期间，中国空陆军队协同作战的效果长期不良。但此次会战，空军在战前于通信指挥中心和各机场增设多种先进电台，并于通信指挥中心专设内部电话联络班，保证了“各级电台在会战期中，凡平面、对空定向等工作，均能联络畅达，未遇阻碍，而完成任务”。⑧陆军亦有“美陆空联络组来各师部担任陆、空联络”，同时前线部队在战场上随时应变，施以多种简单实用方法为空军指引攻击目标，从而使“空军能应陆军之要求，陆军亦能收空军战果之效能”。“地面部队兴奋地说：‘天空是我们的！陆空联络确实敏捷，轰炸、扫射、燃烧，打得迫使日军不能抬头，挨炸挨打。”⑨日军亦认为“在中国正可称为空地配合范例的，‘河南作战（老河口作战）是第一个，芷江作战是第二个”。⑩
其四，凝固汽油弹的使用。湘西地区，尤其是雪峰山山麓森林茂密，日军在进攻芷江过程中时常隐蔽于森林中躲避中美空军空袭，为增大空军打击效能，中美空军于5月开始首次在中国战场使用凝固汽油弹攻击日军。凝固汽油弹爆炸后，其中的凝固汽油溅开面积大，有很强的粘附性，并能引起持续高温燃烧，这使中美空军在茶山歼灭战、放洞和江口一线的阻击战中收到了良好效果。5月中旬，撤退途中的日军亦常利用浓密森林作掩护行军，5月15日，会戰指挥部与中美混合研究后，决定用凝固汽油弹对森林内的日军进行地毯式轰炸。这再次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如5月17日，中美空军曾向被围困的雪峰山东麓的116师投掷了大量凝固汽油弹，使116师团“阵地混乱不堪”。①
最后，晴朗的天气亦有利于空军作战。空军作战受风、云、降水等气象条件的影响较大;阴雨天受云与降水的影响，战斗机在起降、空中编队和搜寻目标上都会加大难度。但此次会战，在开始的4月上旬连日阴雨，“讫月中，天气转趋晴和，嗣又阴雨数日，旋即放晴，直至战终。期间空军活动均甚容易，尤以我空军优势，故多利于我，不利于敌”。②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曾努力推进空军建设，但并未培育出可以匹敌的空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注重空军建设成为世界性风潮。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革命与战争交织的局势中，虽作为革命对象的各路军阀和代表革命力量的孙中山政府都注重发展空军，但由于缺乏近代工业体系和航空教育的支撑，各方能做的不外乎是从国外购进各式战机和揽猎少量留洋归国学生充当飞行员。即是说，中国近代军事航空的发展是从各自为政且并非内生的畸形状态中开始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一面统一全国航空，一面积极发展航空工业、培养航空人才。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统一了湘系、粤系、东北军阀的空军;通过中央航校、军政部航空学校等军事院校培养了一批航空人才;成立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广东韶关飞机修理厂等一批飞机制造及修理厂，具备了初步飞机制造能力。但整体乏力的工业基础很难使国民政府大批量制造飞机，尤其是在航空发动机制造业方面，技术和设备都极为匮乏。国民政府军事航空的发展并未使中国空军跳出只能从国外进口战机的命运。这也导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中日空中力量对比处于严重失衡状态。据统计，当时中国空军的各式作战飞机仅296架，基本合格的飞行员仅600余人，③作战能力有限;而日本则有2700多架作战飞机，且工业基础雄厚，具有年产1500架的能力。④
由于国际的援助，中国空中抗战形势的演变大体呈现“两头好，中间坏”的局面。中日开战后，由于战机得不到补充，经淞沪会战，中国几乎陷入无空军状态。⑤也恰在此时，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政治基础，苏联开始派出援华航空志愿队协助中国抗战。苏联空军来华参战虽不足以扭转敌强我弱的整体态势，但在抗战前期帮助中国有效抵挡了日军的空中攻势，尤其是在1938年的4次武汉大空战中，中苏空军以少胜多，共击落日机约70架。武汉会战后，中苏空军后撤西南、西北，在整建的同时也较好地防护后方重要城市。如在1939年2月的3次兰州空战中，中苏空军击落日机数十架，有效防护了兰州。1940年7月，日军将零式战机投入中国战场并发动“一零一号”空中进攻战，中苏空军在作战中几乎损失殆尽，日军彻底夺取制空权。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空军彻底撤回，空中抗战跌至谷底，从苏联空军撤回至该年底中国空军仅主动出击6次。⑥但探底的空军抗战很快迎来转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随之建立。1942年，中美空军开始正式合作，直至战终，美国不仅持续将战机、油料和航空设备输送于中国，帮助中国训练了大批飞行员，并派出大量空军直接来华参战。自1942年始，中国空中战场明显转势，1944年中美空军基本掌握制空权，至1945年中美空军已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湘西会战中，中美空军不仅能从空中制胜日航空兵力，还对前线部队形成有力支持，加剧日军后勤补给的困难，从而成为整个会战胜利的重要致胜因素。如果将中国空中抗战形势的演变比作一不对称的“马鞍形”，湘西会战中中美空军的作战即是“马鞍形”的最高点。
遗憾的是，空中优势能成为会战致胜因素在中国对日抗战中却仅湘西会战所见。1943年，中美空军已掌握一定优势，在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都有良好表现，可中国并未能取得鄂西会战的胜利，而常德会战则是惨胜。1944年，中美空军基本掌握了制空权，并在豫湘桂会战各个阶段中皆有不俗表现，但也并未止住整个会战的大败。这似乎对一战后盛行的“空中制胜”理论形成一定挑战。
【作者简介】柏晓斐，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
罗玉明，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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