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先医祭祀考述
摘 要 明代先医祭祀的命运颇显曲折，主要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洪武四年，朱元璋出于维护道统、抬升儒学的需要，废黜了三皇通祀;二是嘉靖朝，因朱厚熜喜好、礼制改革、医学发展等因素的合力作用，先医复入祀典。明代先医祭礼既有对元代的延续，也呈现出一定的革新与变动。整体而言，明代先医祭祀的演变，除受政治影响外，背后也隐藏着儒学与医学的博弈，其变迁轨迹亦是医学地位从抬升到回归技艺的写照。
关键词 明代，先医祭祀，嘉靖朝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6-0038-07
民众欲“登仁寿之域”，①向来离不开医学的维系。故历代名医的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忆中，不断层累、重塑，甚至走向神化，纳入民间信仰或国家祀典。元代以前的先医祭祀，相对零散且不规范，时至元代，逐渐走向了制度化。随着政治局势及医学地位的变化，明代先医祭祀虽承元制，但其命运异常波折。既往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元代，已刊布了大量成果。②反观明代，对先医祭祀的研究或宽泛概说，或散见于部分论著，少有专文充分讨论。③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明代先医祭祀的演变轨迹，深究其中的驱动因素，并结合具体礼仪的变动，以期窥探元、明医学的演进，不当之处，尚讫方家指正。
医学谱系的书写中，为彰显医学的悠久及神圣，伏羲、神农、黄帝往往被塑造成医学始祖的形象。宋、金时期，三皇作為医学神祇便在民间时有祭祀，太原医生赵国器曾于自家屋中，“立三圣人像事之，以历代名医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④有元一朝，医学的社会地位因朝廷的重视得到极大提升，三皇信仰备受推崇。⑤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⑥于是，三皇便如社稷之神、先圣先师一样跻身通祀行列，纳入国家的祭祀体系之中。
此后，三皇之祀在元代得到迅速发展，祭祀地点几乎遍及各个州县，呈现出“外暨遐方僻壤，职守小臣，罔不以宣德意、崇明祀为重，自唐以来，于斯为盛”①的局面。同时，各地三皇庙兼具“庙学合一”的功能。早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便规定各路州县以医业为生者，“每遇朔望诣本处，聚集三皇庙圣前焚香，各说所行科业、治过病人，讲究受病根因、时月运气、用过药饵是否合宜”。②三皇庙不仅是举行祀典的重要空间，而且成为地方社会医学教育和知识交流的场所。大体而言，三皇的先医形象在元代获得了较多认同，较好地融入国家礼仪及民众生活之中。
三皇祭祀在元代受到的礼遇，为其在明代的延续奠定了重要基础。元明易代并未扰乱先医的祭祀传统，明初制度设计中对此多有关照。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朝廷颁行的《大明令》规定：“凡三皇庙祀，春祭三月三，秋祭九月九日，配享礼仪，并依定式。在京牛、羊等物，各府州县祭物，官给米三石。”③时局虽处未定，明廷依旧将三皇作为全国通祀的对象。三月，政府便以“太牢”④礼进行了三皇祭祀。
同年九月，为厘定国家祀典，朱元璋命令：“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衹、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令有司特致祭。”⑤经一番考察后，朝廷拟定京师三皇、孔子等需“遣官致祭”。⑥洪武二年三月，朝廷特派中书参政蔡哲主祭三皇，并对祭祀的配享体例、祭品陈设、器乐祝文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⑦这直接为是年八月始修，并于翌年九月成书的《大明集礼》提供了参考的实践范本。同时，《大明集礼》据此更为详细地厘定了三皇祭礼的各项事宜，⑧巩固了三皇祀典在明初礼仪中的地位，进一步实现了祀典的制度化建构。
洪武四年二月，朝廷“遣官祭三皇”，⑨这应是先医祭祀遵循《大明集礼》的第一次实践。不过，自此之后，先医祭礼在明代发生了重大转折。是年三月，朱元璋对医祭三皇的态度急剧转变，宣称：“天下郡邑咸有三皇庙，前代帝王皆不亲祭，徒委之医学之流，且令天下郡邑通祀，岂不亵渎。”⑩朱元璋对祭祀的合理性产生了极大疑虑，命令礼部会同诸儒详加考订此事。礼官经一番论证后，指出：“前代圣帝贤王，自唐以来皆祭于陵寝，唐玄宗尝立三皇五帝庙于京师。至元成宗时，乃立三皇庙于府州县，春秋通祀，而以医药主之，甚非礼也。”此一论断迎合了朱元璋的质疑，于是朝廷发布了“自今命天下郡县毋得亵祀，止命有司祭于陵寝”的指令，三皇的郡县通祀遂遭废除。？輥？輯？訛
应该指出，通祀三皇的取消，并非托辞医家专祀亵渎那样简单，其背后主要是明廷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朱元璋出于维护“道统”，建构明初礼仪秩序的需要。朱元璋虽出身布衣，其较早便深感“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輥？輰？訛明初的礼制建设深受程朱理学影响，诚如在三皇祀典合法性的讨论中，朱元璋称：
尧舜禹皆圣人，有功于天下后世，又不立庙，朕不知其何说也……三皇继天立极以开万世教化之源，而汨于医师其可乎？？輥？輱？訛
此番言论大体契合了朱熹所宣称的三皇、尧、舜相承“道统之传有自”的思想。？輥？輲？訛然而三皇的医学始祖形象与此存在明显冲突，严重有悖于儒家塑造的“道统”秩序，三皇先医自然难逃废除通祀的命运。
二是，明廷意借整顿医祀三皇之制，实现儒学地位的提升。元代，医学地位显著提高，而儒学的受重视程度不断下降，有不少儒生对医祀三皇存有异议。大德三年（1299年），太常寺博士认为：“三皇大圣，限为医流专门之祖，揆之以礼，似涉太轻。兼十代名医，考之于史，亦无见焉。”①他们反对祭祀三皇效仿孔庙释奠礼，更不愿将医学与儒学相提并论。元代名儒张养浩在《沂州三皇庙记》中也持相似态度：“近代则以医家者流宗之，余尝以为未尽焉。”②可见，医学虽比附于儒学，但是并未获得儒者较多的认同，儒学与医学间似乎存在着一些不易调和的张力。时至明初，朝廷亟待整顿朝纲，理学思想契合了朱元璋建构新秩序的需求。“有意识地以牺牲医学和其他形式的‘技艺以提高正统儒家努力的象征”，③则是扭转儒学境遇的有效路径。明初学术版图的重构中，医学便首当其冲，与其紧密相关的三皇祭祀难免面临重新厘定的局面。
鉴于三皇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明廷迅速将其塑造成“帝王之宗”的形象。洪武六年，监察御史答禄等指出：
尧、舜、禹、汤、文、武相承而为道统，孔子、颜、曾、思、孟相传而为道学，统以续其业，学以传其心。后世有天下者，举不违其成法，此其所以继天立极，而为帝王之所宗，岂但阴阳医方而已哉！④
他们充分肯定了三皇的盛德大业，请求建庙，春、秋躬祀三皇。朝廷遂创建了历代帝王庙，伏羲、神农、黄帝被纳入帝王祭祀体系之中，三皇的身份象征明显改变。
从通祀地位的丧失到入祀历代帝王庙，三皇祭祀看似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但事实远较此复杂。无法否认的是，洪武四年的禁令的确重创了先医祭祀。地方上的三皇庙相继废弛、改建，如洪武二十九年，南昌便在废弃的三皇庙故址上新建了贡院。⑤甚至有官员将三皇庙归入淫祠。洪武末，宁波知府王琎捣毁境内三皇庙，面对质疑，王琎义正辞严道：“不当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渎。惟天子得祭三皇，于士庶人无预，毁之何疑。”⑥此一事例，除为我们呈现洪武禁令给三皇祭礼造成的打击，也揭示先医信仰绝非一纸文书所能完全扼杀，直至洪武末，社会上仍对其留存着一定的信仰空间。可见三皇先医祭祀并非自洪武四年便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它又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
（一）永乐至嘉靖前先医祭祀的残存
永乐至嘉靖前三皇先医的祭祀情况，嘉靖朝重臣严嵩的奏折《修正三皇祀典以复祖制议》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性信息：
肆我成祖，御宇诹经稽典，正名定祀，尤以医道关系民生至重，乃即太医院立庙以崇祀三皇。正统间，重加修葺。圣祖神宗先后一揆，咸欲跻斯世、斯人于仁寿之域，而永贻燕翼之令图也。⑦
据此可知，明朝迁都北京后，朱棣以医学乃民生所系，特许在太医院立庙祭祀。正统年间，这一“奉有三皇小像”⑧的小庙得到修葺。然此后，庙宇日渐废弛凋敝，直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才又加以重修。⑨
关于此庙的性质，《太常续考》作者的按语提供了一些线索。其载：
按本寺志云：三皇之祭，永乐初仍元之旧，至嘉靖二十一年，以庙制湫隘弗称，始命展拓，从祀僦贷季二十八人，时礼官所议增也。然查《会典》总览，并无祭三皇之文，岂二十一年以前，太医院原有庙祭，而不系祀典所载邪？⑩
作者的疑问，一方面表明此庙为太医院庙祭，未入祀典，仅是太医们的行业祭祀;另一方面也隐约显示出庙宇的香火并非十分旺盛，先医祭祀虽有残存，但与通祀之时早已相形见绌。
值得思考的是，洪武禁令为何未令行禁止，太医院中仍存在祭祀三皇的现象？这与医者群体的信仰传统有着莫大关系。自元以来，伴随着通祀地位的确立，三皇日渐演化为医学的符号象征。同时，相传为伏羲、神农、黄帝所作的医书，一直被医家视为经典。三皇的痕迹深深植根于医学土壤，一时间很难抹去。朱棣迁都，新建太医院，这为在其中营建祭祀三皇的小庙提供了机会，朝廷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医家的行业祭祀行为。三皇兼具“帝王之宗”与“医学之宗”的双重象征，看似矛盾，但放在儒家统绪与医家信仰等不同的脉络里加以理解，其中的冲突便会有所淡化。
（二）嘉靖朝先医祭祀的复兴
嘉靖朝是明代礼制的重要变革期，基本奠定了明中后期的礼制格局。此一时期，三皇先医祭祀再一次发生转折。嘉靖十五年，明廷“建圣济殿于文华殿后，以祀先医……二十一年，又建景惠殿于太医院，上祀三皇”。①明世宗“遵奉圣祖旧制”，②相继改建圣济、景惠两殿，定于每岁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官致祭，这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祭礼的生机，三皇先医复入祀典。
为什么先医祭祀会在嘉靖朝复兴？赵克生指出：“作为医、药之祖的三皇祭礼因世宗的崇道重药得以复兴，而壬寅宫变之后，嘉靖帝为答谢御医许绅的救治及神佑之意，遂再次升格了三皇庙祭礼。”③不过，除受嘉靖皇帝个人因素影响外，三皇先医祭祀的复兴也与其他一些因素息息相关。
第一，先医祭祀复兴与嘉靖礼制对洪武“初制”的效仿不无关系。洪武朝礼制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大明集礼》所议之礼为代表的洪武“初制”;二是洪武八年至洪武十一年，陆续修订礼书，对郊、庙等祭礼进行了根本性变革，形成“定制”。④明世宗的“一系列礼制改革以复归古礼、追继太祖的形式出现，祭礼改制都是依据《周礼》和洪武初制”。⑤先医祭祀作为洪武“初制”中的重要祀典，其在嘉靖朝受到关注，亦符合世宗礼制改革的基本逻辑。况且，秘藏的《大明集礼》在嘉靖九年得以刊布，书中详细记载了明初祭祀三皇的各类礼仪，可能为祭祀礼仪的议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二，先医祭礼的残存得益于医家，其复兴多少也受到明代医学发展趋势的影响。由于医书刊刻增多及金元医学知识的传布等，明代医学的流派之见更为明显。徐大椿曾指出这一现象，“元时号称极盛，各立门庭，徒骋私见，迨乎有明，蹈袭元之绪余”。⑥因此，明代医家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医学谱系，以廓清医家源流与尊崇对象。⑦特别是明中叶后，如熊宗立《医学源流》、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等“企图从医史中建立起医学的正统，并将医统比附于儒者的道统”。⑧李濂在《医史》自序中也谈到：
余辑前史所载方技列传，以为学医之正宗也……人能常阅是篇，可以窥医术源流之正。⑨
这些医史的书写模式多将伏羲、神农、黄帝置于发端，构建了自上古至明代的医学谱系。医家通过对儒家的比附，樹立了传承的正统意识。嘉靖朝先医祭祀可“比历代帝王祭典”，⑩便有力表明了医统与道统间张力的缓和。故祭祀复兴时，并未见到士大夫坚决的反对之声。
综上可见，嘉靖朝三皇先医祭礼的复兴是诸多因素合流的结果。世宗礼制改革对“洪武初制”的效仿，营造了重新议定三皇祭礼的时代气氛。嘉靖皇帝“雅重医学”，？輥？輯？訛加之“壬寅宫变”的刺激，加速了复兴的步伐。明代医家对医学统绪的建构，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复兴的外部压力。自三皇先医复入祀典后，遂成为定制，虽有如隆庆朝殷士儋以“典礼不协于常经，祭义似涉乎渎祀”？輥？輰？訛的质疑，但并未对祭祀产生任何动摇。
前文整体上廓清了明代先医祭祀演变的大致轨迹，但就具体祭祀仪式而言，其又发生了哪些延续与变动，也是值得予以关照的问题。笔者遂依据《元典章》《大明集礼》《大明会典》《太常续考》等各时段记载先医祭祀事宜的政书，以期理清祭祀仪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一）祭祀场域的演变
自元元贞元年至明洪武四年，通祀三皇定于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举行;嘉靖朝先医复入祀典后，则以“春冬仲月上甲日”即每年二月、十一月上甲日进行祭祀。①除祭祀时间有所调整外，先医祭祀的场域也发生了不少变动，大致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一是州县通祀时期，三皇庙广泛分布于“大都小邑”，②无论是京师，还是“遐方僻壤”，③多存在着医祭三皇的传统;二是洪武四年至嘉靖前，先医祭祀空间极大压缩，地方上的三皇庙相继废弛，宫廷中自永乐朝起，始存有医家专祀的小庙;三是嘉靖朝先医恢复正祀，圣济殿、景惠殿相继建成，此后濮阳、南皮、孝义等地也复建了三皇庙，④但祭祀空间远远逊于通祀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宫廷中存在圣济殿、景惠殿分祀先医的现象？这与两殿的建造缘起直接相关。殷士儋《覆侍郎王希烈题正三皇礼典疏》提供了不少关于两殿建造的线索：
世宗皇帝遵奉圣祖旧制，既建庙于都城之西，复设祀于文华殿之东（圣济殿），俱以三皇为首，以明正统、道统之有自，厥旨深远。自后先帝偶因太医院相沿奉有三皇小像，旧庙颓圯，传谕修建奉祀，而当时礼臣，急于承迎，略于稽度，乃因陋就简，创立祀规，遂以三皇大圣，祀于医师之中，勾芒四佐配于医院之侧，殿名景惠。⑤
此载表明，明世宗出于恢复“洪武初制”考虑，改建圣济殿设祀祭三皇。圣济殿为“御服药饵之处”，⑥即御药房，于此设祀完全符合情理。嘉靖二十一年，世宗因太医院“奉有三皇小像”的庙宇废湫，命令展拓，建成后为景惠殿。嘉靖帝偶然关注到太医院旧庙，或许与壬寅宫变后，世宗感谢太医修合御药、保和圣体有关。⑦然而，礼官急于承迎，并未详细考订礼制，创立祀规，遂出现了景惠殿亦祀先医的局面。
颇具玩味的是，景惠殿虽晚建于圣济殿，祭礼规格却明显高于圣济殿。两殿祭祀所需物品、祭祀人员、祭祀祝文存在不少差别。景惠殿祭祀时需礼神帛、素帛、细香等三十多种物品，圣济殿不仅在品类上少了素帛、细香、砂糖、苇把等，而且同类物品的分量上也明显偏少。⑧在祭祀执事人员的安排上，圣济殿无论是乐舞生、导引官，还是厨役等均少于景惠殿。或许是受传统社会“医药分离”观念⑨的影响，两殿祭祀祝文各有侧重，景惠殿祝文强调了三皇先医“深资妙剂，保和朕躬”，“寿世福民”的作用，而圣济殿祝文则凸显了三皇“能立法配品药”，“咸蠲疾疢”⑩的功用，彰显了三皇的本草学功绩。再者，就祭祀用乐而言，洪武初用登歌乐;嘉靖年间，先医为群祀，按照礼制当用大乐，但是“景惠殿前地狭，难举大乐，请比圣济殿祭先医，例用鼓乐”。？輥？輯？訛这些祭礼的差别，充分表明了景惠殿是宫廷中祭祀先医的主要场域，圣济殿则处于边缘地位。
（二）具体礼仪的延续与变动
自唐玄宗敕建三皇五帝庙之始，三皇配享便已厘定，“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軒辕以风后、力牧配”。？輥？輰？訛元、明两朝祭祀三皇先医沿用此制。此外，元至大二年（1309年），礼部重新厘定了配享的服色坐次，四人“东西相向，以勾芒、祝融居左，风后、力牧居右”;因年代久远，相貌冠服无从考证，便“依古制，以木为主”。？輥？輱？訛明代三皇配享的坐次沿袭元制，服色有无延续，史载未详。
与配享不同，祭祀先医的从祀体例变动稍大。元代三皇祭祀“一切仪礼仿照国子学、宣圣庙春秋释奠之制”。①大德三年，元廷“援引夫子庙堂十哲为例，拟十大名医从而配食”，②现存元代典籍并未言明十人名讳。明初亦以十大医家从祀，《大明集礼》编纂者经过考证，指出十人皆上古名医，为“俞跗、桐君、僦贷季、少师、雷公、鬼臾区、伯高、岐伯、少俞、高阳”。③嘉靖时期，从祀医家援增了“伊尹、秦越人、淳于意、张机、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巢元方、孙思邈、韦慈藏、王冰、钱午、朱肱、李杲、刘完素、张元素、朱彦修”，④使得从祀人数增至28人。以景惠殿为例，诸位医家分置东西两庑，每庑析为三坛，东庑僦贷季至俞跗、少俞至马师皇每五位各共一坛，伊尹至张机四位共一坛，西庑亦按医家生年依次排列。
应该指出，先医从祀的设置及变化，一方面表明了医家对儒家的比附，如仿十哲以十医配食;另一方面通过从祀的增加，清楚呈现了先秦至金元时期的医学谱系。诚如前文所揭，这与明代医家逐渐树立了传承的正统意识密切相关，也切实反映了士大夫及医家所建构的医学统绪获得了官方认同，由此亦可断定先医复入祀典的确符合了明代医学的发展趋势。
除配享从祀的延续、变化外，各时段的祭品亦存有差别。由于元代祭祀信息的相对缺如，无法一一呈现祭品情况，暂以牺牲及笾豆之实为例，来观察元、明祭物的变动。毋庸置疑，正位、配享所用祭器、祭品存在等级之辨。元时正位各用“牛一、羊一、豕一”，洪武初共用“牛、羊、豕各一”;⑤嘉靖朝景惠殿正坛设“犊一、羊一、豕一”。⑥可见两朝均以太牢礼祭三皇先医，只是自明初，由各用改为共用。配位所用牺牲，元代暂缺，洪武初共用“羊、豕各一”，嘉靖朝则在景惠殿东西两坛，每坛设“羊一、豕一”，均用少牢祭祀。由上可知，祭祀所用牺牲变化较少，细微差别主要在于洪武初所用略显简约。
关于笾豆之实的陈设，元代正位笾、豆各十，笾中分置“石盐、干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豆中陈设“韭葅、酰醢、菁葅、鹿醢、芹葅、兔醢、笋葅、鱼醢、脾析、葅豚拍”。洪武初，正位使用笾、豆各八，“笾减白饼、黑饼，豆减脾析、葅豚拍”。⑦嘉靖朝，正位所用笾豆恢复元制。另就配位而言，洪武初笾实以“盐、干鱼、枣、鹿脯”，豆实以 “芹葅、兔醢、菁葅、鹿醢”，⑧较之嘉靖朝也明显偏少。大体而言，洪武初祭品稍简，或是受到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物资相对短缺的影响。
另外，不同时期主祭权的归属也略有不同。元至正九年前，京师祭先医由“太医官主祭”，此后仿孔庙释奠礼，“遣中书省臣代祀”，⑨主祭权转移到部臣手中，医官仅是陪祭。洪武四年前，祭礼的“三献官以省台官充”，⑩主祭权也是属于朝臣。嘉靖十五年，圣济殿祀先医，由“太医院堂上官行礼”，？輥？輯？訛主祭却归于医官。然景惠殿建成后，局面发生变化，祭祀时“礼部堂上官行礼，太醫院堂上官二员分献”，复由朝廷遣官致祭。主祭权在医官与朝臣之间转移，表明祭礼在不同阶段所受礼遇略有差异，遣官致祭也代表着朝廷的认同与重视。
由上可见，先医祭祀礼仪在元代基本成型，明代既有延续，但也绝非简单承袭，呈现出一定的革新意涵。尤其是嘉靖朝先医复入祀典，除延续洪武初年略显简约的仪式，也有直接对元制的效仿，更多是基于现实社会情境，做出了一些变动。
制度的演变是一个与时代相关且极其复杂的过程，明代先医祭祀制度也不例外。
综观有明一代先医祭祀的演变轨迹，明初通祀的废除脱离不了朝廷维护道统、建构新秩序、抬升儒学的背景;嘉靖朝复入祀典，除受世宗雅重医学、壬寅宫变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外，也与嘉靖礼制改革的大环境及医学的发展趋势不无关系。这一研究提示我们，对于制度的考察只有回归制度运作的历史情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的变迁。
同时，我们既需看到制度的连续性，更需思考其中的断裂性。明代先医祭礼的断续，考察此中断裂的一面，有利于我们思考先医祭礼在不同时代的印迹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
此外，透过先医祭祀的考察，我们又可看到另外一些面向。先医祭祀在元明不同时段的迥异命运，除受政治因素影响外，其背后隐藏的是儒学与医学的博弈，而“道统”与“医统”间的张力是其外在的征象。
元代医学地位较之此前历代得到了较高的抬升，逐渐升至了历史的高端，医学成为了士人“治生”的重要途径，“由医而仕”现象较为多见。①与医学行业密切关联的三皇先医祭祀也受到了朝廷的礼遇，同时医学通过比附儒学的策略，如郡县广泛设立三皇庙、祭祀时如宣圣释奠礼、仿照儒家“十哲”配享十大名医等，切实实现了医学地位的巩固。明初朱元璋建构王朝新秩序，急需士大夫支持，抑制医学等技艺，有益于提高儒学的影响力。罢黜郡县通祀三皇及三皇庙的衰败便昭示着明初学术版图中医学较之儒学逐渐处于下风，已丧失了往日荣光。嘉靖朝先医复入祀典，则代表了医学彻底回归到技艺之路，朝廷通过从祀增加彰显了医学谱系，有意识地强化了三皇的医学象征。这有力表明了此时的医学完全受制于儒学，已无法挑战儒学的权威地位。医学彻底回归为一种“技艺”，更多是在彰显其治病疗疾的原本属性，而士人以期通过医学跻身于仕宦的门径趋于窄化。故元明先医祭祀的演变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医学从地位抬升到回归技艺的真实写照。
【作者简介】刘桂海，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医疗社会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