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东亚音乐史研究的新页面
摘 要：围绕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外学者们从多个层面、多重视角展开研讨，对推进东亚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增强彼此间的学术交流、拓展东亚音乐史研究论域、深化东亚音乐史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东亚音乐史；音乐史观；视角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J609.3
文献标识码：A
历史学家谭其骧曾指出：“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1]这番话道出了区域史研究在整体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区域音乐史研究概莫能外。为增进东亚区域音乐史研究的交流合作，推进东亚区域音乐史研究的深化发展，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湖南文艺出版社协办的“2017年东亚音乐史国际高层论坛”于2017年6月13日在长沙召开。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俊武教授，湖南省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邓东源，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罗嵘，湖南文艺出版社孙红成博士，以及来自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的专家学者及学校部分师生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朱咏北教授主持。周俊武副校长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湖南师范大学具有悠久办学传统和学术研究基础，本次论坛将为东亚音乐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开拓更加宽广的合作渠道，搭建更加优良的交流平台，对推动东亚音乐史研究走向纵深，引领中国音乐史研究迈入新高度有积极的作用。
论坛邀请东京艺术大学、釜山大学、台湾艺术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广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人民音乐》 《中国文化报》 《音乐探索》 《音乐与表演》等院校、研究機构和媒体的20位专家学者参与，他们围绕“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议题，结合各自的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成果展开交流研讨，包括东亚音乐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东亚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对于增进东亚音乐史学术交流，深化东亚音乐史史料挖掘，拓展东亚音乐史研究视域、推进东亚音乐史学科建设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东亚音乐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论坛涉及东亚音乐史研究现状与展望这一议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东亚军乐研究、韩国的音乐史研究史以及中国音乐史的比较研究三方面，增进了我们对中、日、韩三国音乐史研究状况的了解。
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植村幸生（UEMURA Yukio）教授发表专题《東アジア軍楽研究の射程：韓国の事例から》（《东亚军乐研究展望——以韩国为例》）。他播放了韩国宫廷宴礼中的军乐视频，伴以丰富的文献记载，围绕“军乐的产生与特征，朝鲜、韩国军乐的变迁，韩国之前的军乐研究，太平箫的传播、渗透及其意义，细乐手的成立、组织形式及其活动，近代的遭遇、断绝和重建，以及对东亚音乐史研究新范式的思考”七个方面展开论述。他通过历史文献的挖掘，将韩国军乐置于东亚文化的背景中，结合遗留的音响音像，展现了有学术成果和现存活态样态的综合考察研究。他认为韩国军乐深受中国汉代军乐制度的影响，是在与中国音乐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音乐形式，其发展经历了朝鲜前期和朝鲜后期两个阶段；对于诞生于17世纪的韩国细乐手，植村先生从乐队配置、用法及其运用场合的考究，指出韩国细乐手与军乐等宫廷礼仪用乐相似，但细乐手不用于宫廷礼仪。最后将视野拓展到中国、日本传统军乐方面，并对日本军乐如何与艺能结合作出展望。他指出军乐研究在东亚音乐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希望在日后的东亚音乐史中给予军乐应有的地位。同时，鉴于中日韩三国音乐文化有悠久的交流史，很有必要对东亚音乐史上存在的军乐做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籍此获得新的认知。
釜山大学韩国音乐学科崔昍（xuan）教授的《韩国的音乐史研究史》，通过界定韩国音乐史的研究对象，梳理韩国音乐的历史变迁，分析韩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和主要内容，较为全面地把握了韩国音乐史的研究动态和发展方向。他指出现在的韩国音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音乐，有别于20世纪以来从西欧输入的西洋音乐。西洋音乐在韩国被称为洋乐，而韩国的传统音乐则称为国乐。洋乐在韩国的历史只有百余年，主要出现于韩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因此谈起韩国音乐史，更多的时候主要探讨韩国的传统音乐发展史。其原因可归咎于洋乐和国乐各自不同的音乐特征、以及并未完全融合的因素。另外，记录当今文化的现代史，在历史书上省略洋乐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洋乐史应排除在韩国音乐史研究的范围之外。他认为韩国音乐史主题研究虽然包含乐曲、乐人、乐器、音乐文化、舞俑、接壤国家的音乐交流、音乐美学等方面，但成果不够充分。韩国音乐史各时代音乐的分析和对其特征的理解，主要还是从西洋音乐的观点出发，缺乏韩国音乐的视角。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叙述音乐史全部的通史类研究、时代性研究、乐曲和体裁类的研究等方面出发，用韩国音乐的视角去理解和研究韩国音乐的特征。另外，音乐史不单是音乐的变迁历程，而是从当时音乐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叙述，要用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学科方法去理解和探讨音乐史。
吴远华翻开东亚音乐史研究的新页面——2017年东亚音乐史国际论坛述评
浙江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的《王光祈与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比较——兼论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以王光祈与田边尚雄的分别撰著的两本《中国音乐史》及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为研究对象，取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视域，从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及其比较方面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并深入阐述植村幸生对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中文译为《中国音乐史》）校注的观点及其贡献，为中国音乐史日后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他指出我国学者对此二本《中国音乐史》的关注度不高，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王光祈、田边尚雄及其一系列理论著作，但是多数只对其部分的观念进行研究，且有如“蜻蜓点水”，对其理论内核、方法等只是一代而过或用几句话进行说明，并没有深入的探讨，少有比较研究的成果；而植村幸生教授在历史、文化的多重背景中，结合田边尚雄音乐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分析论述了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及“东洋音乐”概念的变迁，以及对《东洋音乐史》作出90条校注，对于我们了解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史学观念、史料来源等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二、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史料与方法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音乐史研究也不例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自序》说：“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其中，“学”便强调掌握史料的重要性，而“识”则道出了方法的重要性。这也是此次论坛专家关注的论题之一。
台湾艺术大学蔡秉衡教授《〈台湾文献丛刊〉对台湾音乐史研究的意义——以文庙释典乐为例》在系统梳理《台湾文献丛刊》的基础上，指出《台湾文献丛刊》内容涉及台湾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与风俗民情等，其中，《台湾文献丛刊》中记载有文庙的书籍约有147种之多，是研究台湾音乐史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他着重梳理《台湾文献丛刊》记载的不同时期先师释典乐仪注的书写与文本记录的描述，并对台湾文庙释典乐的演变历程作了历史文化的阐释，籍此揭示其对台湾音乐史研究的价值。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岩教授《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音乐文化考略（1932—1945）》将目光投向沦陷时期哈尔滨音乐文化发展状况。她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从西洋音乐、民间音乐、学校音乐、“国策文艺”音乐、反日爱国音乐等方面，以详实的史实还原沦陷时期哈尔滨音乐文化发展的面貌。同时，追溯日伪政权文化侵略的政策基础和实施过程，探讨日本在东北的文艺政策对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进行理性的反思，弥补了沦陷区音乐史研究的不足。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黄大同教授《先秦十二音律结构形态与“五行三合”》认为在古人“六律为万事根本”的观念趋动下，乐律学以形态素材的身份、以同数同结构的同构关系，对中国古代哲学，及通过哲学的中介对其他学科产生了影响。其中，曾侯乙编钟十二音名和《国语·周语》十二律名的音结构形態与“五行三合局”的关系十分典型。他指出，古人从同数同结构的认知角度，以乐律学形态为素材，创立一些属于古代哲学领域的理论学说。对这层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我们通过同构的哲学形态，来解读乐律学的未解悬疑，更有助于我们总结古代乐律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因为，这种理论学说对哲学，以及通过哲学而对其他相关学科（历法、计量学、医学、语言学等）的影响，是我们音乐人感到自豪的、中国音乐对中国文化的独有贡献。
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副教授《〈乐记〉“乐本篇”中的图腾之“乐”辨析》以文献记载为基础，考察了中国历史上“乐”概念至少发生过的三次变易：一是西周“礼乐”之“乐”变殷商及其以前的图腾之“”；二是汉代“五声八音总名”之“乐”变西周“音声舞容”之“乐”；三是近现代“艺术音乐”变“五声八音总名”之“乐”。他认为“乐”概念的第一次变易，确立了礼乐盛世和儒家文化的前提。《乐记》作为后儒对西周礼乐制度中涵括音声舞容整体的“礼乐”之“乐”的追记，遗留有殷商及其以前的“乐图腾”观念，由此论证了“乐”的图腾意蕴，赋予学界关于“乐”的旧说以新意。
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索》副主编李姝博士《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考述》，在分析先秦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活动成因的基础上，阐述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活动的特征及贡献。她指出，乐教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伦理、政治教化的手段。先秦乐教的产生和实践，反映着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敬仰，具有表现生命的功能；先秦礼乐中的乐教带有浓厚的伦理和政治色彩，不仅具有人格培养的功能，而且还是观民风国政的重要手段；先秦乐教最关注“和谐”，即通过音乐之“和”，化育人心，最终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儒墨道三家的乐教活动与实践，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社会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等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博士蒋立平《钱君匋儿童歌曲研究》对钱君匋填词歌曲以及创作歌词、旋律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和分析，客观公允地评价钱君匋的儿童歌曲创作得失，彰显其儿童歌曲创作的时代意义。
如果说以上专家发言着重强调史料重要性的话，那么运用怎样的观念和方法来整理、研究音乐史料，也将对东亚音乐史的发展有着非常的意义。上海音乐学院冯长春教授《口述音乐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结合自身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实例，指出口述音乐史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具有弥补文献之不足，重建历史音乐景观，在效果史中理解音乐历史等积极意义，并以《〈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成果为例，指出当前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如署名、材料运用标注等。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勇教授《中国音乐史研究备览》，通过史学原理的例举，史料通联的分析和史观的解读，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分为皇家官方，如正史、政书、类书、实录、起居注等；诸子百家文史文论、官僚文人；稗官、寒士野史笔记小说；金石、出土文物；乐谱五大类别；将中国近代音乐史料分为音乐专著；音乐专业期刊杂志、报纸；音乐音响、影像出版物及说明书；综合人文、文艺杂志、报纸中的音乐史料；报纸中的音乐史料；乐谱六大类别；并从基础知识与技能、基本手段与方法、内涵修为与学养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范畴作出比较。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博士吴远华《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三题——以侗族音乐史为例》在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背景、音乐史料搜集和编撰体例设定等方面对撰写侗族音乐史作了初步探讨。
三、东亚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交流一直是各国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手段，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达，也早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2]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刘富琳教授的《中琉音乐交流史》梳理了中琉音乐交流的历史与现状。他指出1392年明赐“闽人三十六姓”，中国文化（包括音乐）随之传入琉球。他认为中国音乐传入琉球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琉球进贡使团，“闽人三十六姓”，来华留学生，飘风难民，以及走私贸易商人等途径；而传入琉球的中国音乐有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器乐、舞蹈、戏曲和古琴等类型；这些中国音乐传入琉球后有些是原样传承，有些是琉球化的变化传承；1897年，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琉球宫廷瓦解，中琉交流被迫中断，传入琉球的中国音乐流入民间，时至今日大部分失传。
东京艺术大学王晓东教授的《中国民族音乐在日本的现状》梳理总结了中国民族音乐在日本传播的历史，并以自身的琵琶演奏实践为例，阐发琵琶在日本传播的现状及发展。他首先指出，二胡在日本有着绝对的位置、大约有10万人口会二胡、有不少二胡老师，专业的、业余的都有，而且演出活动较为普遍，如定期的演奏会、年底有年会、新年有新年演奏会、交年会费、组织去国外演出、日本的电视节目里也经常有二胡演奏的音乐、还有日本二胡协会等。他认为日本人喜欢二胡的主要原因：（1）日本沒有二胡乐器，一开始就对二胡非常好奇；（2）二胡乐器看上去构造非常简单，而且能演奏出模拟人声的音乐；（3）携带方便，放置也不浪费地方等。接着，他阐述现在中国琵琶在日本定期有大商店的商业演出，市政府，区政府和各行政所都有预算、国际交流活动非常多，再加上日本上流社会人士的派对、社交活动等都有琵琶演奏。琵琶演奏型式主要是琵琶独奏和中国乐器的合奏、有时也有琵琶与钢琴的合作等；他指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用琵琶来反映我们在日本的生活是対琵琶发展的贡献。
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音乐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部分，也是东亚音乐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领域。本次论坛也有专家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为深入探索中国传统音乐个案的文化内涵及其可持续发展，扩展东亚音乐史研究视角提供着可资借鉴的参照。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岩教授《旧瓶新酒——青海“花儿”的可持续性发展》，结合历史文献的考察，梳理学界相关“花儿”定义，回顾相关研究成果，例举了“音乐研究所”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的贡献；他通过田野调查掌握的材料，客观描述与分析“花儿”的传播与发展现状，凝练出“花儿”传承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
西安音乐学院李宝杰教授《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器乐的礼俗本性与草台表演》将视角聚焦于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器乐，如红白喜事之唢呐鼓吹、乡间庙会之佛道笙管、节庆活动之秧歌锣鼓……认为民间器乐行为作为乡村民俗生活的一种文化组合形式，既有仪式作用也承担演艺职能。并对“双重作用”在现代乡村民俗生活中的体现及其存在现状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深入认识民间器乐特征，提出保护与传承发展思路提供了依据。
湖南师范大学朱奕亭博士、朱咏北教授《基于口述史的青山唢呐研究》通过对青山唢呐传承人口述史料的记录整理，结合文献考究，对青山唢呐的历史轨迹、传承曲牌、演奏技艺、仪式用乐和生存现状诸方面做出分析论证，揭示出青山唢呐独特的存在样态和文化品格。他指出青山唢呐作为一种既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存在，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艺术形式，而是在世代传承中逐渐延展，并依托民俗而存在的具有广泛社会学意义的价值体系。与当地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性密切关联，彰显着整体的音乐认知观、人生世界观。
结 语
“2017年东亚音乐史国际高层论坛”是东亚音乐史学术交流的盛会，专家来自东亚多国及地区，可谓八方鸿儒，众英咸集；各位专家结合自身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成果，以宏观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的个案阐释，围绕东亚音乐史研究动态与展望、东亚音乐史料与方法、东亚音乐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发展的交流研讨中，参透出东亚音乐史研究的现状、观念、视角与方法，凸显出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为东亚音乐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如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罗嵘教授在论坛总结中指出：“这次论坛为东亚音乐史研究成果的展示体改了平台，交流气氛浓烈，观点异彩纷呈，不少成果研究精深、视野开阔、论证严谨、见解独到，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展示出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存在价值和学术地位。”通过这次论坛，使我们深信东亚音乐史研究离不开“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离不开“文化”和“比较”的观念，离不开“交流”与“适应”的视角，离不开“整体”与“关联”的哲思。
责任编辑：何莲子
参考文献：
[1]孙进己，王锦厚，等.东北历史地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赵亮.第六届世界音乐周——“中日国际音乐研究会”综述[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1）：135-138.
关键词：东亚音乐史；音乐史观；视角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J609.3
文献标识码：A
历史学家谭其骧曾指出：“以中国疆域之辽阔，要想一动手就写好一部完整、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大概是不可能的。只有先从区域历史地理入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先做好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有可能再综合概括成为一部有系统有理论的中国历史地理学。”[1]这番话道出了区域史研究在整体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区域音乐史研究概莫能外。为增进东亚区域音乐史研究的交流合作，推进东亚区域音乐史研究的深化发展，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湖南文艺出版社协办的“2017年东亚音乐史国际高层论坛”于2017年6月13日在长沙召开。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俊武教授，湖南省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邓东源，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罗嵘，湖南文艺出版社孙红成博士，以及来自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的专家学者及学校部分师生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朱咏北教授主持。周俊武副校长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湖南师范大学具有悠久办学传统和学术研究基础，本次论坛将为东亚音乐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开拓更加宽广的合作渠道，搭建更加优良的交流平台，对推动东亚音乐史研究走向纵深，引领中国音乐史研究迈入新高度有积极的作用。
论坛邀请东京艺术大学、釜山大学、台湾艺术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广州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人民音乐》 《中国文化报》 《音乐探索》 《音乐与表演》等院校、研究機构和媒体的20位专家学者参与，他们围绕“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议题，结合各自的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成果展开交流研讨，包括东亚音乐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东亚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对于增进东亚音乐史学术交流，深化东亚音乐史史料挖掘，拓展东亚音乐史研究视域、推进东亚音乐史学科建设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东亚音乐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论坛涉及东亚音乐史研究现状与展望这一议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东亚军乐研究、韩国的音乐史研究史以及中国音乐史的比较研究三方面，增进了我们对中、日、韩三国音乐史研究状况的了解。
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植村幸生（UEMURA Yukio）教授发表专题《東アジア軍楽研究の射程：韓国の事例から》（《东亚军乐研究展望——以韩国为例》）。他播放了韩国宫廷宴礼中的军乐视频，伴以丰富的文献记载，围绕“军乐的产生与特征，朝鲜、韩国军乐的变迁，韩国之前的军乐研究，太平箫的传播、渗透及其意义，细乐手的成立、组织形式及其活动，近代的遭遇、断绝和重建，以及对东亚音乐史研究新范式的思考”七个方面展开论述。他通过历史文献的挖掘，将韩国军乐置于东亚文化的背景中，结合遗留的音响音像，展现了有学术成果和现存活态样态的综合考察研究。他认为韩国军乐深受中国汉代军乐制度的影响，是在与中国音乐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音乐形式，其发展经历了朝鲜前期和朝鲜后期两个阶段；对于诞生于17世纪的韩国细乐手，植村先生从乐队配置、用法及其运用场合的考究，指出韩国细乐手与军乐等宫廷礼仪用乐相似，但细乐手不用于宫廷礼仪。最后将视野拓展到中国、日本传统军乐方面，并对日本军乐如何与艺能结合作出展望。他指出军乐研究在东亚音乐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希望在日后的东亚音乐史中给予军乐应有的地位。同时，鉴于中日韩三国音乐文化有悠久的交流史，很有必要对东亚音乐史上存在的军乐做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籍此获得新的认知。
釜山大学韩国音乐学科崔昍（xuan）教授的《韩国的音乐史研究史》，通过界定韩国音乐史的研究对象，梳理韩国音乐的历史变迁，分析韩国音乐史的研究成果和主要内容，较为全面地把握了韩国音乐史的研究动态和发展方向。他指出现在的韩国音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音乐，有别于20世纪以来从西欧输入的西洋音乐。西洋音乐在韩国被称为洋乐，而韩国的传统音乐则称为国乐。洋乐在韩国的历史只有百余年，主要出现于韩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因此谈起韩国音乐史，更多的时候主要探讨韩国的传统音乐发展史。其原因可归咎于洋乐和国乐各自不同的音乐特征、以及并未完全融合的因素。另外，记录当今文化的现代史，在历史书上省略洋乐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洋乐史应排除在韩国音乐史研究的范围之外。他认为韩国音乐史主题研究虽然包含乐曲、乐人、乐器、音乐文化、舞俑、接壤国家的音乐交流、音乐美学等方面，但成果不够充分。韩国音乐史各时代音乐的分析和对其特征的理解，主要还是从西洋音乐的观点出发，缺乏韩国音乐的视角。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可以从叙述音乐史全部的通史类研究、时代性研究、乐曲和体裁类的研究等方面出发，用韩国音乐的视角去理解和研究韩国音乐的特征。另外，音乐史不单是音乐的变迁历程，而是从当时音乐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叙述，要用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学科方法去理解和探讨音乐史。
吴远华翻开东亚音乐史研究的新页面——2017年东亚音乐史国际论坛述评
浙江师范大学杨和平教授的《王光祈与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比较——兼论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以王光祈与田边尚雄的分别撰著的两本《中国音乐史》及植村幸生校注的《东洋音乐史》为研究对象，取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视域，从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及其比较方面对已有学术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并深入阐述植村幸生对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中文译为《中国音乐史》）校注的观点及其贡献，为中国音乐史日后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他指出我国学者对此二本《中国音乐史》的关注度不高，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王光祈、田边尚雄及其一系列理论著作，但是多数只对其部分的观念进行研究，且有如“蜻蜓点水”，对其理论内核、方法等只是一代而过或用几句话进行说明，并没有深入的探讨，少有比较研究的成果；而植村幸生教授在历史、文化的多重背景中，结合田边尚雄音乐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分析论述了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及“东洋音乐”概念的变迁，以及对《东洋音乐史》作出90条校注，对于我们了解田边尚雄东洋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史学观念、史料来源等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二、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史料与方法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音乐史研究也不例外。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自序》说：“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其中，“学”便强调掌握史料的重要性，而“识”则道出了方法的重要性。这也是此次论坛专家关注的论题之一。
台湾艺术大学蔡秉衡教授《〈台湾文献丛刊〉对台湾音乐史研究的意义——以文庙释典乐为例》在系统梳理《台湾文献丛刊》的基础上，指出《台湾文献丛刊》内容涉及台湾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与风俗民情等，其中，《台湾文献丛刊》中记载有文庙的书籍约有147种之多，是研究台湾音乐史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他着重梳理《台湾文献丛刊》记载的不同时期先师释典乐仪注的书写与文本记录的描述，并对台湾文庙释典乐的演变历程作了历史文化的阐释，籍此揭示其对台湾音乐史研究的价值。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岩教授《沦陷时期哈尔滨地区音乐文化考略（1932—1945）》将目光投向沦陷时期哈尔滨音乐文化发展状况。她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从西洋音乐、民间音乐、学校音乐、“国策文艺”音乐、反日爱国音乐等方面，以详实的史实还原沦陷时期哈尔滨音乐文化发展的面貌。同时，追溯日伪政权文化侵略的政策基础和实施过程，探讨日本在东北的文艺政策对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进行理性的反思，弥补了沦陷区音乐史研究的不足。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黄大同教授《先秦十二音律结构形态与“五行三合”》认为在古人“六律为万事根本”的观念趋动下，乐律学以形态素材的身份、以同数同结构的同构关系，对中国古代哲学，及通过哲学的中介对其他学科产生了影响。其中，曾侯乙编钟十二音名和《国语·周语》十二律名的音结构形態与“五行三合局”的关系十分典型。他指出，古人从同数同结构的认知角度，以乐律学形态为素材，创立一些属于古代哲学领域的理论学说。对这层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我们通过同构的哲学形态，来解读乐律学的未解悬疑，更有助于我们总结古代乐律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因为，这种理论学说对哲学，以及通过哲学而对其他相关学科（历法、计量学、医学、语言学等）的影响，是我们音乐人感到自豪的、中国音乐对中国文化的独有贡献。
南京艺术学院王晓俊副教授《〈乐记〉“乐本篇”中的图腾之“乐”辨析》以文献记载为基础，考察了中国历史上“乐”概念至少发生过的三次变易：一是西周“礼乐”之“乐”变殷商及其以前的图腾之“”；二是汉代“五声八音总名”之“乐”变西周“音声舞容”之“乐”；三是近现代“艺术音乐”变“五声八音总名”之“乐”。他认为“乐”概念的第一次变易，确立了礼乐盛世和儒家文化的前提。《乐记》作为后儒对西周礼乐制度中涵括音声舞容整体的“礼乐”之“乐”的追记，遗留有殷商及其以前的“乐图腾”观念，由此论证了“乐”的图腾意蕴，赋予学界关于“乐”的旧说以新意。
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索》副主编李姝博士《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考述》，在分析先秦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活动成因的基础上，阐述儒墨道三家乐教实践活动的特征及贡献。她指出，乐教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伦理、政治教化的手段。先秦乐教的产生和实践，反映着人们对自身生命的敬仰，具有表现生命的功能；先秦礼乐中的乐教带有浓厚的伦理和政治色彩，不仅具有人格培养的功能，而且还是观民风国政的重要手段；先秦乐教最关注“和谐”，即通过音乐之“和”，化育人心，最终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儒墨道三家的乐教活动与实践，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社会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等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博士蒋立平《钱君匋儿童歌曲研究》对钱君匋填词歌曲以及创作歌词、旋律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和分析，客观公允地评价钱君匋的儿童歌曲创作得失，彰显其儿童歌曲创作的时代意义。
如果说以上专家发言着重强调史料重要性的话，那么运用怎样的观念和方法来整理、研究音乐史料，也将对东亚音乐史的发展有着非常的意义。上海音乐学院冯长春教授《口述音乐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结合自身搜集整理口述史料的实例，指出口述音乐史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具有弥补文献之不足，重建历史音乐景观，在效果史中理解音乐历史等积极意义，并以《〈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成果为例，指出当前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如署名、材料运用标注等。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徐元勇教授《中国音乐史研究备览》，通过史学原理的例举，史料通联的分析和史观的解读，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分为皇家官方，如正史、政书、类书、实录、起居注等；诸子百家文史文论、官僚文人；稗官、寒士野史笔记小说；金石、出土文物；乐谱五大类别；将中国近代音乐史料分为音乐专著；音乐专业期刊杂志、报纸；音乐音响、影像出版物及说明书；综合人文、文艺杂志、报纸中的音乐史料；报纸中的音乐史料；乐谱六大类别；并从基础知识与技能、基本手段与方法、内涵修为与学养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范畴作出比较。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博士吴远华《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三题——以侗族音乐史为例》在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文化背景、音乐史料搜集和编撰体例设定等方面对撰写侗族音乐史作了初步探讨。
三、东亚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交流一直是各国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手段，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达，也早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2]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刘富琳教授的《中琉音乐交流史》梳理了中琉音乐交流的历史与现状。他指出1392年明赐“闽人三十六姓”，中国文化（包括音乐）随之传入琉球。他认为中国音乐传入琉球有中国册封琉球使团，琉球进贡使团，“闽人三十六姓”，来华留学生，飘风难民，以及走私贸易商人等途径；而传入琉球的中国音乐有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器乐、舞蹈、戏曲和古琴等类型；这些中国音乐传入琉球后有些是原样传承，有些是琉球化的变化传承；1897年，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琉球宫廷瓦解，中琉交流被迫中断，传入琉球的中国音乐流入民间，时至今日大部分失传。
东京艺术大学王晓东教授的《中国民族音乐在日本的现状》梳理总结了中国民族音乐在日本传播的历史，并以自身的琵琶演奏实践为例，阐发琵琶在日本传播的现状及发展。他首先指出，二胡在日本有着绝对的位置、大约有10万人口会二胡、有不少二胡老师，专业的、业余的都有，而且演出活动较为普遍，如定期的演奏会、年底有年会、新年有新年演奏会、交年会费、组织去国外演出、日本的电视节目里也经常有二胡演奏的音乐、还有日本二胡协会等。他认为日本人喜欢二胡的主要原因：（1）日本沒有二胡乐器，一开始就对二胡非常好奇；（2）二胡乐器看上去构造非常简单，而且能演奏出模拟人声的音乐；（3）携带方便，放置也不浪费地方等。接着，他阐述现在中国琵琶在日本定期有大商店的商业演出，市政府，区政府和各行政所都有预算、国际交流活动非常多，再加上日本上流社会人士的派对、社交活动等都有琵琶演奏。琵琶演奏型式主要是琵琶独奏和中国乐器的合奏、有时也有琵琶与钢琴的合作等；他指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用琵琶来反映我们在日本的生活是対琵琶发展的贡献。
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传统音乐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部分，也是东亚音乐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领域。本次论坛也有专家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为深入探索中国传统音乐个案的文化内涵及其可持续发展，扩展东亚音乐史研究视角提供着可资借鉴的参照。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岩教授《旧瓶新酒——青海“花儿”的可持续性发展》，结合历史文献的考察，梳理学界相关“花儿”定义，回顾相关研究成果，例举了“音乐研究所”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的贡献；他通过田野调查掌握的材料，客观描述与分析“花儿”的传播与发展现状，凝练出“花儿”传承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发展的对策。
西安音乐学院李宝杰教授《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器乐的礼俗本性与草台表演》将视角聚焦于中国北方乡村民间器乐，如红白喜事之唢呐鼓吹、乡间庙会之佛道笙管、节庆活动之秧歌锣鼓……认为民间器乐行为作为乡村民俗生活的一种文化组合形式，既有仪式作用也承担演艺职能。并对“双重作用”在现代乡村民俗生活中的体现及其存在现状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深入认识民间器乐特征，提出保护与传承发展思路提供了依据。
湖南师范大学朱奕亭博士、朱咏北教授《基于口述史的青山唢呐研究》通过对青山唢呐传承人口述史料的记录整理，结合文献考究，对青山唢呐的历史轨迹、传承曲牌、演奏技艺、仪式用乐和生存现状诸方面做出分析论证，揭示出青山唢呐独特的存在样态和文化品格。他指出青山唢呐作为一种既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存在，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艺术形式，而是在世代传承中逐渐延展，并依托民俗而存在的具有广泛社会学意义的价值体系。与当地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性密切关联，彰显着整体的音乐认知观、人生世界观。
结 语
“2017年东亚音乐史国际高层论坛”是东亚音乐史学术交流的盛会，专家来自东亚多国及地区，可谓八方鸿儒，众英咸集；各位专家结合自身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成果，以宏观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的个案阐释，围绕东亚音乐史研究动态与展望、东亚音乐史料与方法、东亚音乐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传统音乐传承发展的交流研讨中，参透出东亚音乐史研究的现状、观念、视角与方法，凸显出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为东亚音乐史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如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罗嵘教授在论坛总结中指出：“这次论坛为东亚音乐史研究成果的展示体改了平台，交流气氛浓烈，观点异彩纷呈，不少成果研究精深、视野开阔、论证严谨、见解独到，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展示出东亚音乐史研究的存在价值和学术地位。”通过这次论坛，使我们深信东亚音乐史研究离不开“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离不开“文化”和“比较”的观念，离不开“交流”与“适应”的视角，离不开“整体”与“关联”的哲思。
责任编辑：何莲子
参考文献：
[1]孙进己，王锦厚，等.东北历史地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赵亮.第六届世界音乐周——“中日国际音乐研究会”综述[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1）：135-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