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后保管主义中国化档案学研究述评 |
| 范文 | 曹文译 摘 ?要：文章通过对我国档案学后保管主义主题相关文献的梳理，展现了后保管主义作为一个新概念进入中国后，由概念到体系，由体系到细节的中国化过程以及其中国化分论点的讨论情况。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后保管主义;后保管主义中国化 Abstract： By carding the Post-custodial topic related literature in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this article shows a proces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Custody， which emergence in China as a new concept， from the concept to the system， the system to the details. and the discussion of sub-argument. Keywords： Basic Theory of Archival Science;Post- Custody;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Custody “后保管”这一概念起源于外国档案学界，得益于1996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后保管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本文在对中国知网中“后保管”主题论文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勾勒出后保管主义对中国档案界循序渐进的影响过程，同时展现了后保管主义理论对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意义。 1 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旋律 后保管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一条十分明显的时间线索。 1.1 序章（1996年～2007年）。特里·库克先生所做的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报告，是许多中国学者了解后保管主义的起点，因此，这一报告的中文译本也成为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起点。随后，刘越男教授又对《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档案边缘》与《后保管时代的档案战略》三篇经典文献进行了翻译，为中国学术界进一步了解后保管主义提供了基础。围绕以上四篇文献，中国的档案学者们开始了自己的理解和阐述。冯惠玲教授在《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中提出：“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后保管模式，指的是一种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而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实体为中心的管理被称为‘保管模式。”[1] 这一解析也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反复引用，成为中国化解析的代表性观点。随后，胡瑞珩、刘卫平在《从信息保管者到知识管理者》一文中提出：“新来源观、宏观鉴定以及知识服务从立足点、范围、目的三方面构筑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2]这一解读后来逐渐发展为中国化的后保管主义的三个分论点。除此之外，吴江华、万坚军、王静、王萍、迪莉娅等一批学者，都对后保管主义进行了诠释和解读。这些诠释和解读，由于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作者自身的思考和见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中国特色，这就促成了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界对后保管主义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文字和概念的中国化。随着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基本概念的解读，中国档案学界由此开始了解和接纳这一新名词。 1.2 ?转折（2008年～2010年）。将这个阶段作为转折，是因为在此期间，傅荣校教授与何嘉荪教授及其团队分别发表了关于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系列论文。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后保管主义纳入中国化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框架（“三位一体”框架）中进行探讨，并梳理了后保管主义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冲击和影响。 其中，傅荣校教授与靳颖在2008年发表的《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适应性研究》系列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首先，文章认为原有档案学逻辑起点存在极限，电子文件的产生突破了这种极限。因此档案学需要新的逻辑起点——多维运动视角的文件运动。其次，阐述了后保管时代档案学理论的共同概念基础。再次，认为以文件生命周期为核心构建的“三位一体”下档案学理论框架已经不适应后保管时代的需要，从而提出以文件连续体理论为核心的新“三位一体”框架。最后，对来源原则和鉴定理论进行了重新审视。[3] 随后，何嘉荪教授与史习人、章燕华发表了《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系列论文，文中强调了“文件构成三要素论”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对西方学者提出的 “电子文件非物质实体论”进行质疑，认为电子文件同样具有物质属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也出现了虚幻化的倾向，因此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无法取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最后，该系列特别比较了“后现代来源”与我国“广义来源”的不同。[4] 傅荣校教授与何嘉荪教授虽然在对文件运动规律的观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对后保管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特别是，他们都敏锐地认识到目前的后保管主义存在不完善和有待商榷的地方。正是由于两位教授及其团队将后保管主义与中国的基础理论框架相结合，并对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才使得中国的后保管主义研究形成自有的体系，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由此，中国学界对于后保管主义的研究，从对外国文献的翻译理解和散点式的探索转入到中国化档案学理论体系框架内后保管主义的研究。 1.3 ?发展（2010年至今）。2010年以后，学界对于后保管主义的研究开始由基础理论延伸至档案学理论体系的细节。有对后保管时代档案职业角色转变的探讨，如肖春红的《后保管时代档案职业角色的转变》从后保管时代档案职业角色的新释意、新期待和档案角色转变策略三个层次展现了档案职业角色在后保管时代所必须面临的转变;[5]有对后保管时代馆藏资源建设的探索的研究，如孙洁《后保管时代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探究》一文探讨了后保管时代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的新走向，分析了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对后保管时代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提出建议;[6]有对后保管主义在我国某一档案实践领域的运用的探索，如周昌平《关于构建人事档案管理“后保管模式”的探索》[7]、韩雷《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档案后保管模式研究》[8]等文。 也有以后保管主义为理论工具解决某类具体问题的，如连志英教授在《基于后保管模式及口述史方法构建城市记忆》一文中指出：可以通过档案馆使用数字复制件的后保管模式来构建城市记忆。[9] 这一时期还出了两篇综述，分别是马帅章、桑毓域的《我国档案“后保管”模式研究综述》与丁子涵《后保管时代下档案学研究生教育综述》，标志着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经历了第一时期的“点状”研究、第二时期的“线状”研究，已经进入了全面展开的“面状”研究。中国学者不仅开始尝试将其与不同领域以及具体实践的结合，同时也开始将其当做一项重要的理论工具应用到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去。 2 ?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伴奏 后保管主义在中国的研究，除了围绕“后保管”这一主题词外，还伴随着对“新来源原则”、“宏观职能鉴定理论”以及“知识管理”这三个主题的研究。这一三分框架是早期后保管主义概念中国化的衍生成果。因此，在中国档案学语境下，我们是无法撇开这三者单独讨论后保管主义的。 2.1 ?新来源原则。在后保管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档案学界就存在对传统来源原则反思与创新。1988年～1989年何嘉荪教授与冯惠玲教授在他们合著的系列论文《全宗理论新探》中就指出了当时全宗理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全宗新概念，同时提出了主体全宗和客体全宗概念。[10]这与新来源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面对新来源原则和传统全宗理论的异化，学界首先表达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对新来源原则表示赞同，如邵仲伟在《来源的新发现》中论述：“新来源观统一了来源原则的两个尺度。它把尊重文件的原始顺序与尊重全宗融合表述为尊重和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联系。”[11]黄霄羽教授的《来源原则“重新发现”的发展进程与基本内涵》[12]等一系列文章中，都对新来源原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来源原则在电子时代的一种自我调整和适应，既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另一种则是质疑之声，如陆阳在《来源原则与事由原则再认识》一文中就指出对“来源”概念外延进行的多次扩展实质上是在认识到传统来源原则的局限性和事由原则（狭义）力量的前提下，却仍不愿放弃传统来源原则统治地位所做的适应性改造。[13] 随着对新来源原则研究的深入，除了赞同与质疑，还出现了第三种声音，即在肯定基础上对新来源原则发展表现出的担忧。黄霄羽教授在《核心概念宜立边界，支柱理论方护根基——“来源观”的演变及其特点和影响评价》一文中介绍了来源原则在国外的发展历程和演化，指出目前来源的概念外延越来越模糊。认为“来源概念需扩展却不宜丧失边界，在变化的环境下需强化来源原则对档案学科和专业的支撑作用”。[14] 这三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国学界对于新来源原则积极而又冷静的探索。 2.2 ?宏观职能鉴定理论。宏观职能鉴定理论同样面临中国学界的两种态度。其一认为，宏观职能鉴定理论是大势所趋，如陈忠海的《论从内容鉴定法向职能鉴定法的发展》认为宏观职能鉴定理论体现了来源联系，尽管不能十全十美，但比捉摸不定的标准要客观实际。[15]王萍、唐桂华的《对档案价值理论的再审视——兼论职能鉴定法的新发展》认为：“坚持客体属性论的职能鉴定法无疑在档案价值鉴定领域有着比较广泛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我们应借鉴职能鉴定法之优势，加强档案价值理论研究及鉴定工作。”[16] 而另一些学者则对宏观职能鉴定理论持保留意见，如陆阳在《宏观职能鉴定论质疑》中提出：“宏观职能鉴定理论倘要成立，首先要满足这样一个假设：那就是，重要的职能形成价值大的文件，价值小或根本无价值的文件来自不重要的职能。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论述。”[17]黄霄羽、张宁合著的《宏观鉴定战略在加拿大的应用》中虽然肯定了宏观职能鉴定的优势，但也指出了其存在一些局限性：“……当文件保管系统无法与形成机关的重组保持统一步调时，就会出现更大的障碍。”[18] 目前，对于宏观职能鉴定的争论依然在持续中。 2.3 ?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这一个概念最早来自计算机学科，随后进入图情学科。1999年，档案学期刊上第一次出现“知识管理”，是在卫奕翻译自加拿大学者高德·拉伯楚克的《大冲击后的命运：无序时代的企业档案工作》一文中。2004年，徐鸿的《论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知识管理走向——从“后保管模式”谈起》一文首次将“知识管理”与“后保管模式”结合在一起论述。[19] 徐拥军教授对知识管理与档案管理相结合的研究有非常丰厚的成果，他在2004年到2011年期间先后独著或与其他学者合著了《论企业档案在企业知识管理中的作用》、《企业档案知识管理模式——基于双向视角的研究》、《基于知识服务的档案管理模式的理论探索》等一系列论文，涉及档案知识管理的各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对档案知识管理提出见解，如彭明彧的《知识管理背景下档案工作的定位思考》;宗培岭教授的《知识资源管理与企业档案工作》等文章。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一方面由于知识管理本身的特点，档案学界对于知识管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企业档案领域。另一方面，虽然早期知识管理被作为后保管时代档案管理的一种表现，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今天却有逐渐发展为与“后保管时代”平行的时代代名词的趋势。“知识管理时代”与“后保管时代”虽然在时间区间上有所重合，却各有侧重。因此，未来知识管理研究是否还是后保管主义研究的“伴奏”也有待商榷。 3 ?总结 回顾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舶来品“后保管主义”，中国的研究者一方面对其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另一方面又没有盲目崇外，保持理性，对其产生了合理的质疑和思辨。而随着近二十年的研究，后保管主义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后保管模式”已经从一种学术热点转变为成熟的学术工具，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论点。后保管主义作为一种来源于国外的档案学理论，也在中国的档案学研究中大放异彩，并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1]冯惠玲.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摘要之六[J].档案学通讯， 1998（6）： 45～49. [2]胡瑞珩，刘卫平.从信息保管者到知识管理者——谈特里·库克的“后保管模式”[J].档案与建设， 1999（11）：002. [3]傅荣校，靳颖.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适应性研究[J].档案管理， 2008. [4]何嘉荪，史习人，章燕华.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简评文件构成要素论[J].档案学研究， 2010. [5]肖春红.后保管时代档案职业角色的转变[J].山西档案， 2012 （6）： 18～20. [6]孙洁.后保管时代档案馆馆藏资源建设探究[J].档案学通讯， 2014 （2）： 51～54. [7]周昌平.关于构建人事档案管理 “后保管模式”的探索[J].档案， 2013 （5）： 44～46. [8]韩雷.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档案后保管模式研究[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 165～169. [9]连志英.基于后保管模式及口述史方法构建城市记忆[J].中国档案， 2013 （4）： 4～6. [10]冯惠玲，何嘉荪.全宗理论新探[J].档案学通讯， 1988～1989. [11]邵仲伟.来源的新发现[J].档案， 1999（5）：15～17. [12]黄霄羽.来源原则 “重新发现”的发展进程与基本内涵——电子时代来源原则重新定位的思考之一[J].北京档案， 2005 （10）： 18～21. [13]陆阳.来源原则与事由原则再认识[J].档案学通讯， 2004 （6）： 26～29. [14]黄霄羽.核心概念宜立边界， 支柱理论方护根基——“来源观”的演变及其特点和影响评价[J].档案学通讯， 2014 （5）： 23～28. [15]陈忠海.论从内容鉴定法向职能鉴定法的发展[J].档案管理， 2001 （1）： 8～9. [16]王萍，唐桂华.对档案价值理论的再审视——兼论职能鉴定法的新发展[J].山西档案， 2001 （1）： 19～20. [17]陆阳.宏观职能鉴定论质疑[J].上海档案， 2003（1）： 31～32. [18]黄霄羽，张宁.宏观鉴定战略在加拿大的应用[J].中国档案， 2000 （8）： 44～47. [19]徐鸿.论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知识管理走向——从“后保管模式”谈起[J].档案学研究， 2004，（6）：13～15.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来稿日期：2015-0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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