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制度脱嵌视角的解释 |
| 范文 | 孙九霞+黄秀波+王学基 [摘 要]旅游发展与地方性之间存在既融合又冲突的矛盾关系，旅游一方面依赖于独特的地方性而产生，同时又推动地方快速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而逐渐消弭地方性，使得旅游地日趋表现出“无地方性”。文章针对阳朔西街典型案例，采用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基于对地方性和无地方性相关理论的分析，探讨了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过程与趋势，并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了旅游地特色街区出现“非地方化”的动因。结果表明：随着旅游发展条件的改变，西街的原有地方景观形态和空间功能发生嬗变，同质化的空间实践使得地方脱离了与本地历史和社会传统的联结，地方文化意义也发生流变，地方因此呈现“非地方”趋势；制度脱嵌可作为地方走向非地方的理论解釋，正式制度脱嵌表征为政府管制缺位，非正式制度脱嵌表征为地方文化缺失，两者共同加速了西街的“非地方化”。文章关注现代性和流动性背景下旅游特色街区所面临的“非地方”趋势，是对地方与非地方理论的实证补充，有助于加深对旅游与地方性之间关系的再认识，从而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地方；非地方；制度脱嵌；旅游特色街区；阳朔西街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9-0024-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9.008 引言：一个悖论 旅游作为一种在非惯常环境下进行的消费活动，旅游者追求的是异质化体验，因此，相对“实在”的地方性是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的前提[1]，同时，旅游目的地最核心的竞争力往往源于其差异性，即本身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内涵与意义[2]，没有了这种差异性和地方性，一个地方也就难以成为与客源地和日常生活空间相对的旅游目的地。然而，地方旅游发展在依赖于地方性的同时，旅游也正在制造同质化进而消弭地方性：旅游地作为旅游消费活动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出现麦当劳、真功夫等快餐店，连锁酒店、酒吧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以及与当地无关的旅游纪念品等。作为承载地方记忆与地方精神的旅游特色街区（或历史旅游街区）也正在经历商业化与趋同化，越来越多的“假历史街区”“假古建”在全国各地涌现，千篇一律的建筑风格和“历史味道”“旅游建筑”反客为主的将原始景观变成“孤岛”[3]，大量本地居民迁出，街面全部变成各类商铺（主要面向游客而非本地居民），来自全国的各类旅游纪念品和仿古文物充斥其中，酒吧、餐馆、客栈等鳞次栉比。于是，历史旅游街区呈现出“千街一面”和“千店一面”的商业化与同质化格局。这种“旅游依赖于差异地方性，同时消弭地方性、走向同质化”的现象类似于Wood对大众旅游全球化所导致的奇怪矛盾现象的观察：旅游的出现是看作差异性的机会，但为吸引旅游者的城市再造却越来越相似，明显地引起了“旅游泡”或“旅游飞地”[4]。那么，应该怎么理解和解读旅游特色街区中旅游与地方性之间的这种悖论或矛盾？ 现有关于旅游与地方性的研究，更多聚焦在旅游发展对地方性的影响上[5]，这些研究大多将地方看作是一种静态和固定的过程，更加强调某一时间截面旅游对地方性的影响结果，并且这种结果往往陷入积极—消极影响的简单概括，而缺乏从“过程”角度看待旅游背景下地方性的变迁以及背后的制度性逻辑机制。某种程度上，从过程与流变视角看待地方性，旅游对地方性的消费带来了地方性的消弭这种悖论可能就不再构成一种悖论性命题，而只是一种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尝试分析旅游背景下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趋势。更进一步聚焦到旅游历史街区的文献，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旅游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6]、业态与更新[7]、发展模式[8]、商业化[9]等方面展开，缺乏地方性视角的投射以及深入探讨旅游发展对特色历史街区地方性变迁的影响机制。 基于此，本文从地方性的理论视角出发，以阳朔西街作为典型旅游特色街区案例，分析西街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性消弭”与“非地方”过程及其社会嵌入性成因，以期丰富旅游对地方性的影响研究，拓展过程与流变视角下的地方性变迁研究，并深化对旅游与地方性之间悖论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地方性与无地方性 地方（place）的概念由来已久，一直都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10]，自20世纪40年代由地理学者Wright提出，并意指地方作为主观性建构的区域[11]以来，地方的内涵在不同学术思潮下出现了不同的面向：传统区域地理学侧重对地方特殊性的描述；计量地理学强调均质空间中地点间关系的探究；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地方意义、地方依附与情感，乃至于地方是“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之所在的关切；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立场出发的地方建构论观点，视地方为资本主 义生产的社会关系，乃至现代性/理性霸权建构的产物[12]。与地方最为相关的概念——地方性（placeness），即一个地方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质，也具有不同学术范式下的具体内涵。概况来说，地方性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地理学两个学派的解释[13]。人文主义强调地方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将地方性理解为一个地方的长期文化积累和居住于此的人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系[14]。该学派下形成了段义孚（Tuan）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15]、西蒙（Seamon）的“地方芭蕾”（place ballets）[16]，以及地方感、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等相关核心概念。不同于人文主义对地方主体性的分析，而结构主义强调一个地区与外界 建立功能联系时所具有的差异性（difference）[17]，因而“一个地方的地方性由其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 位置决定，而与子系统中的人群对地方的情感认 同和主体意识没有关系，地方性不仅是区位、自然条件的差别，还是全球政治经济的整体格局所造 就的”[18]。在该学派下形成了Entrikin的“地方间隙”（betweenness of place）[19]、Castells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与“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20]、Massey的“全球地方感”（global sense of place）[21]等相关概念。 地方性的另一端是Relph提出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意指认同逐渐弱化并相对地方中的人失去意义的地方[14]，此过程是一种地方性消弭（placenessless）的过程。与无地方性意思相近的一个概念是人类学家Auge的“非地方”（non-place），主要指景观同质化与功能单一化的过渡性、移动性场所[22]，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非地方是一种无地方性的空间。类似的，还有Heyman在描述墨西哥地区本地建筑材料逐渐被外来标准化材料取代现象时提出的“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概念和Thomas基于去地方化所提出的“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23]。此外，美国社会学家Ritzer在《虚无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Nothing）一书中所提出的“虚无”（nothing）与“实在”（something）理论框架[24]也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性与无地方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上面的概念虽然来自不同学科，并且在具体内涵方面有所差异，但都大致指向两个相对的面向，即有主体意义和功能差异的场所空间与缺乏意义、特色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与丰富的地方性相关理论和概念相比，国内开展的实证研究却非常缺乏，处于刚起步阶段[25]。现有运用地方性相关概念理论进行的具体研究主要见于对古镇酒吧空间[1]、客栈民居[26]的“实在与虚无”分析以及星级酒店的“无地方性”解读[27]，更多的实证研究与其他类型旅游空间（如旅游特色街区）的无地方性或非地方解释有待开展与验证。 通过上面地方性的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理解以及相关概念（表1）解读，本文认为地方性应当从主体情感和特色差异两个面向进行定义，亦即一个地方要么具有主体意义上的情感认同与联系，要么具有功能物质上的差异；反之，既无主体情感也无特色差异的是一种无地方性空间，也可以说是与地方相对的“非地方”，从地方性空间变为“非地方”的过程即是“非地方化”。在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地方性综合理论框架之下，本文将具体运用Relph的地方三维度，即地方的物质环境（physical setting， features or appearance）、功能活动（observable activities and functions）以及符号意义（meanings or symbols）[14]，分析旅游特色街区的非地方趋势与过程。 1.2 嵌入、脱嵌与地方性 地方如何从地方性空间演变为“非地方”，这与社会脱嵌密切相关。美国社会学家Ritzer论述“实在”（something）如何变为“虚无”（nothing）时曾借用吉登斯的“脱嵌”（disembeddment）[28]的观点，认为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时-空分离导致了社会体系与其具体时空条件的脱域/抽离。实在通过抽象系统作用的抽离化而变为虚无：当实在割断了与传统所依赖的地域的有机联系，切断了与其历史、传统和人情联系的关系，成为了一个空壳的虚无，便能够无阻碍地存活于世界上的任何角落。Heise在其《地方感知与全球感知》（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中援引“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指出“原本聯系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已然脱离地方”，而地方将变得更加具流动性[29]。 与“脱嵌”“去疆域化”所对应的则是“嵌入性”。在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过程中，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嵌入性”（embeddedness）[30]。“嵌入性”概念自Polanyi1957年提出后便在诸多学科引起广泛影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嵌入性进行了不同的解释[31]。嵌入性具有多种嵌入类型，嵌入性已经从Granovetter的网络和关系嵌入性发展到制度嵌入性，并被视为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32]。制度嵌入性强调制度对组织形式和实践的解释力。在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取向中，制度指代较为广泛，将文化本身也纳入其中，除了包括正式规则、规范之外，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33]。也有学者将文化近似等同于非正式制度[34]。基于以上所述，本文将制度脱嵌分为正式制度脱嵌和非正式制度脱嵌两个维度，探讨西街的“非地方化”成因。结合前文的地方性理解视角与地方三维度以及这里的制度脱嵌概念，本研究提出旅游地的“非地方化”分析框架（图1），以期尝试用于解释当前我国旅游古镇、历史特色街区等所普遍面临的从地方性空间演变为“非地方”的趋势现象。 2 案例背景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视的案例为阳朔西街。西街位于广西阳朔县城的西南部，因东临漓江而与东岭相对，故得名西街。自阳朔县城建立之初，西街便是县城的主要街道，明清时期的阳朔便因临靠漓江而成为往来商贾的必经之地，那时西街上就已是商铺林立、商贩云集。至民国初年，赣、粤、湘三省移民云集西街，更出现了“四大商号”和诸多会馆，成为阳朔县城最为繁华的商贸中心。从1917年左右基督教传入西街，到抗战时期“敌国人民收容所”的迁入，西街逐渐成为多国人员的集散点，也因此成为中西方文化汇聚交融的地方。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正式对外开放旅游起，桂林山水作为国家名片而成为外事和政治接待的重要站点，至90年代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元首和政府首脑到西街参观游览，在国内外掀起一股阳朔西街热。 1984年，被誉为“全世界旅行者圣经”的《孤独星球》将阳朔收录其中，此时自助旅行在西方日趋盛行，1984年至1993年阳朔国外游客数量持续迅速增长，国外游客比重保持在30%左右。西方背包客被阳朔山水和生活方式所吸引，而西街是当时阳朔最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靠近阳朔码头和纪念品市场，外事饭店也在附近，因此自然成为外国游客停留、住宿和消费的主要场所，平静而有韵味的小镇生活让众多外国游客成为“驻客”[35]。与此同时，为方便西方游客而制作的外语招牌和店面装饰 纷纷出现，许多西方游客甚至在这里开酒吧、旅舍和咖啡店，新颖独特的店铺为西街增添了更多 洋味，使得西街开始兼具地方特色和异国情调，而这也成为国内游客喜爱西街的重要原因，再加上阳朔秀丽的山水风光，从90年代中期，国内游客纷至沓来，尤其在2003年非典之后，国内游客井喷式 增长，并远远超过国外游客。至2015年，阳朔旅游总人数达1304.9万人次①。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阳朔西街，在旅游发展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本土商业街区到旅游特色街区，从“洋人街”到购物步行街。无论是景观、功能、形象还是地方文化，都在发生着深刻地变化。那么，西街的诸多变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的“迷失”还是地方的重构？有哪些具体的表征来对此进行判断？ 本研究为解释性案例研究，试图以阳朔西街为典型案例，通过具体的分析来解释案例所呈现的典型现象，进而提炼出一般性的规律。研究者自2006年开始，持续十几年关注阳朔旅游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对案例地十分熟悉。本研究正式田野调查于2014年11月和2015年4月在西街开展，共计30天，主要采用访谈和网络资料收集相结合的调查方法。访谈法试图从不同主体视角探讨西街的变迁、原因及评价，包括游客、政府工作人员、旅游经营者、本地居民等共计访谈30人。网络资料搜索主要调查游客对于西街景观、功能与形象等的感知与评价，搜索并整理蚂蜂窝网、百度旅游网及到到网共计3000多条评论。进而围绕研究问题，结合理论框架对资料进行文本分析。 3 流变的地方性：“非地方”表征与趋势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研究运用地方的物质环境（physical setting， features or appearance）、功能活动（observable activities and functions）以及地方符号意义（meanings or symbols）[14]来进行具体的表征分析。虽然Relph的地方三维度与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视角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但其维度内容囊括这两种视角的理解，并更具实证分析的操作性。不难理解，这三个构成部分其实分别对应着地方的景观形态、空间功能与文化意义维度。景观形态和空间功能是地方所具有的“地方性”的物质实体和外在表征，是地方作为意义空间的基本属性，它们既是文化意义的动因也是文化意义的媒介。有学者指出，老街区的改造在改变原来的景观及其表征的同时，会重新定义人们对其功能、景观形式、纪念性展示、甚至个人体验的认识[36]。景观与功能的演变使得空间的意义（meaning of space）也在不断发生重构[37]，甚至走向无地方性空间亦即“非地方”。下面将对阳朔西街的“非地方”表征及过程进行分析，并论述其所面临的“非地方”趋势。 3.1 景观形态和空间功能的嬗变 西街是一条长约800米、宽8米的S型街道，两侧是传统的桂北民居，旧时曾聚集有寺庙、书院、会馆、教堂等古建筑。在旅游开发后的1987年，当地政府将水泥路面的西街重新恢复为30年代的青石板路面，同时对两侧传统建筑进行小规模修整，使之更加“古色古香”。1984年到90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西街一直作为西方背包客的聚集点，许多外国人在此休闲、停留甚至开店、生活，此时的西街出现了大量传统建筑但装饰风格极具西方风情的店铺，一类是本地居民经营的面向西方背包客的店铺，另一类则是驻留游客自营的店铺。新颖而奇特的店铺和中英文双语的标牌一时间成为西街的一道风景线，“没有饭店”、乐得法式餐厅、未来恩饭店、红星特快咖啡店等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也是在此期间，在西方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共同倡导与推动下，西街由一条拥挤的市政街道变成步行街[38]，西方游客則是主要消费者。西方游客的生活方式逐渐演变成西街的独特氛围，呈现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意境。西街从一条传统的特色老街发展成一条充满异域风情和浪漫小资情调的“洋人街”。“西街”的“西”也由方位泛化为“西洋”。 随后的1999年9月到2000年底，西街经历了由政府主导的保护性整治，以对原建筑不“伤筋动骨”为原则，对年久失修和乱搭乱建的房屋进行改造，整治后的街道建筑景观一律变为“小青瓦、粉白墙、坡屋面、木门窗、吊阳台、石板路、古街灯、隐管线”的桂北特色风格，整治之后的西街环境得到了改善。随着国内游客数量的“井喷式”增长，西街店铺数量快速增加，种类包括中餐厅、西餐厅、酒吧、咖啡馆、工艺品店、旅行社、旅馆、外语学校等。单是2000—2003年间，西街店铺就增加了100多家，并开始向其他街道扩散[39]。据调研，2015年西街正街一层共有商铺192家，其中酒店旅馆8家，饭馆25家，酒吧西餐厅37家，旅游纪念品123家，旅游咨询服务2家。现代化的购物和服务性商铺开始出现，连锁餐饮、连锁纪念品店等不断涌现，进而代替了传统的民族工艺店。传统的桂北民居建筑景观已经淹没在鳞次栉比的商铺和硕大的标牌后面，西街俨然成为一条繁华的都市商业步行街。 随着游客结构的变化和旅游发展条件的日益成熟，原有地方景观已被同质化的现代商业和旅游景观代替。与之相应的，西街也由旅游与本地人居住和谐共存的空间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旅游购物空间，兼具民族特色和异域情调的休闲氛围日渐淡化，转而充斥着大众游客的拥挤和喧嚣。正如一位本地经营者说的那样：“以前洋人来自世界各地，每条街都有外国人在那里坐着吃啊喝啊，现在你去走一下，就一个两个，就是卖热狗只剩下外国人了，所以它（西街）从原来的文化街变成一个商业街了，更确切说是一条酒吧街加上小商品批发市场”——LHP。 伴随着每年上千万人次游客到来的是外地资本的进驻，这使得西街铺面租金飞涨。近几年间，西街上的铺面如戏台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店铺频频易主。“我在那个地方做了10年以后，2005到2015年十年间那个地方换了六七个老板，一年半到两年换一个，换名字都换了四五个了，其实我们看着是繁荣其实是很虚的繁荣”——LJK。外国经营者逐渐退出西街，有人选择回国，也有人选择了租金相对较低且安静的周边街道甚至乡村。本地居民也在种种压力之下逐渐搬离西街，转而将店面租给外地人经营，竞争日益激烈，西街商业化气息加重，西街周边的建筑和活动空间更加拥挤。 3.2 文化意义的流变 意义既具体又抽象，抽象是因为意义与空间/地方联系在一起，空间/地方既是意义的载体也是意义的产物；具体是因为意义与形态/景观结合在一起。而地方的文化意义并非不可化约的“超级机制（superorganic）”[40]，而是一种过程（process）[41]，景观除了是可视化的物质实体以外，更是景观面纱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变迁，同时也是不同社会行动者（actors）对景观的“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42]。因此，地方作为意义的承载体，同时也是意义的产物，意义的流变伴随着空间的重构。西街景观和功能的嬗变，也必然引起其地方意义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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