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路径依赖的认知心理学分析 |
范文 | 高姗姗 陈 博 摘要:路径依赖即制度惯性,这一现象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宏观层次对这一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改变我们制定方针、政策的方向,对促进经济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微观角度的深入观察。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路径依赖,即从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人来进行分析。不同的分析角度就有不同的认识,也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转型。 关键词:路径依赖 认知 制度变迁 一、何谓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思想最早来源于保罗?大卫和布赖恩?阿瑟对技术的经济学研究。他们指出率先采用技术经常具有报酬递增机制。由于某些原因,一些即使是相对落后的技术也可以凭借先发优势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通过扩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技术普遍流行导致学习效应提高,使用的人越多,协同效应就越发明显,而在市场上越流行就促使人们产生进一步流行的预期等等,这些原因使该技术具有自我强化机制,从而在竞争中战胜对手。相反,一些即使是相对先进的技术也会因为进入市场较晚而缺少足够的追随者等原因陷入困境,甚至“锁定”(Lock In)在某些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最终被淘汰出局。也就是说最后生存下来的技术可能不是最好的技术。 诺斯把“路径依赖”这一思想运用到制度变迁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果,影响非常广泛。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现象。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既定方向不断强化自己,形成与其相适应的制度意识形态、制度文化、制度利益集团等等可称之为制度环境的东西。沿着既定的路径变迁,可能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也许会进入“死胡同”,形成无效率的制度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依靠强大的外力作用或政权的变更。 路径的选择(新制度的建立)是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一环。由于人们的认知结构、经验积累等自身条件的不同,导致人们在对待同一新事物、选择道路时,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认知取向不同会对同一制度变迁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或许推动此变迁,或许阻碍此变迁。认知心理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决定了人们对待新事物的态度,间接影响着制度惯性作用力的大小,影响着路径的选择。因此,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路径依赖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认知心理与路径依赖 (一)认知定义 认知是人类旨在揭示对象存在与发展规律的复杂过程,是对环境刺激的选择与组合,有猜测、推理、归纳等多种认知形式。 认知对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存在方式,必须经过一个主体生成的过程。就认知对象本身而言,其存在方式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就认知主体来说,其存在方式却是一个随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断完善的东西,这也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外部世界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管采取何种认知形式,其结果不仅依赖于所掌握的信息量,更依赖于认知主体的经验、知识结构和心理倾向。 (二)认知心理的两种机制 人类的认知是一个运用自己思维中内在的认知结构去认识外界客观事物的过程,即人们运用自己认知结构中的概念、范畴和术语,来表征他所感知的外部客观事物的过程。 根据现代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对人的认知心理机制的研究结果,人们对外部客体对象的认知过程,存在着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机制。 1.同化机制 当某一外部客体作用于人的思维时,它与主体的概念、范畴库存中现存的语词直接吻合,从而能够顺利地被主体认知结构予以吸收,进而直接转换为主体认知结构内部的语词符号。在这一过程中,认知主体无需对本身的认知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变,便完成了对客体对象的认知,并将客体转换为主体思维中的已存符号,我们称这一过程为“同化”,称这种认知机制为同化机制。 2.调试机制(结构改组机制) 当某一种特异的新奇事物刺激人的感觉和思维时,主体在自己已有的概念库存中又找不到适当的、对应的语汇来准确表述这一外部对象。也就是说外部事物不能与人的认知结构中原有的任何概念直接吻合和匹配。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认知结构进行内部调节、补充乃至改组,以最终实现对该特异客体在自己认知结构中的吸收。这种认知机制成为调适机制,也可称为结构改组机制。 3.两种机制的关系 同化机制适合于主体认知外部世界中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现的熟知对象。但对于非常状态的、突变性的、从旧环境中萌发出来的新鲜事物和异质事物的认知,则常采用调适机制。两种机制各有其不可替代的认识功效和作用,二者相互配合、平衡,提高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 同化与调适是两个相互依存和补充的认知机制,但并非对于任何主体来说,在任何条件下,两者都处于完全平衡的状态。正如皮亚杰所指出的:“当同化胜过顺化时,就会出现自我中心主义的思想”。这一论断表明,过强的同化倾向会造成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自我中心,导致主体对客体新事物的盲目排斥和同化,造成认知的不客观。 (三) 认知过程与路径依赖 1.认知过程对既有知识和经验的依赖是惯性形成的基础 根据定义,认知是人们依据已有的知识存量和经验,对所获取信息进行解释,通过主体生成,揭示事物内在联系与隐藏规律的一个思维过程。知识来源于实践,人们既有的知识和经验是过去实践活动的积累。所以,人类的认识离不开过去的经历和实践,它是过去发展经历中已有的认知结果沿着某个原理、结构确立的路径的延续。只有当认知面临危机时才会再次超越,对规律的合理性和适用性进行重新思考,修改认知的路径。 2.认知过程中对信息的选择性消除了惯性形成的障碍 在认知过程中,人们对环境刺激信息的选择和保留并非是完整的,人们只注意符合自己意愿的外界信息,对与自己意愿相悖的外界信息则视而不见。认知过程对外界信息选择性的特点,是认知主体犯了主观性的错误,对世界和事物的看法不够全面,同时又强化、巩固了自己已有的看法和观点,进一步推动了认知过程惯性的形成。 3.认知过程中的群体效应巩固了惯性的形成 认知过程具有“从众性”。一是因为人们都有心理归属的需求,让自己属于某个集体,而不被孤立、排挤;二是由于受“少数服从多数”思想的影响,人们会自动地修正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从而与群体成员保持一致。 三、我国传统认知心理与路径依赖 在对认知过程的两种机制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之后,下面,我们将主要论述我国传统的认知心理及其与制度惯性的关系。 (一)传统认知心理 根据前面的论述可知,认知新事物有同化和调适两种机制,二者处于动态均衡的状态。而我国传统的认知机制则是以同化机制为主的,调适机制只有在特殊的变革时期才被采用。而且我国采取的同化机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化机制,而是强制性同化机制,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认知西方事物的途径——强制性附会上得到体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闯进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出于自己的目的,他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而当时士大夫所承袭的认知结构、思维方法是在封闭性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中不可能找到合适的符号来解释西方新异事物。他们只要主观上认为西方新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性状,与自己所熟悉的某一传统概念相同或相似,就会按照习惯性思维,直接用这一传统概念来表述西方新事物,而不是客观、全面地去认识西方新事物。在理应采取调适机制来认知新事物的情况下,我们的先人却依然沿用同化机制来认知新事物,这表现出了认知的一种扭曲。这种认知方法与一般的同化、顺化机制不同,是强制性同化,或称强制性附会。例如,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近代士大夫对西方近代科学知之甚少,如物理、化学、数学、天文等等。他们主观地认为“术数”与西方的科学相接近,并用这个本来表述阴阳、八卦、占卜、星相的方术之学的术语,来表征西方的科学。基于相同的原因,近代士大夫又用“百工技巧”、“艺技”、“杂技”等传统概念来表征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 这种强制性附会的认知方法导致的结果是:由于认知主体在对新事物的表体特征和本质属性尚未认知之前,就已经把对象归类于传统范畴、概念之中,从而使自己失去了对其特征、属性进行全面认知和深入理解的可能性。 (二)传统认知心理与制度惯性的形成 我国传统的认知心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认知过程中采用的是强制性同化机制。路径选择(制度变迁)是一个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过程,我国这种传统的强制型同化机制对(路径依赖)制度惯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制性同化机制巩固、强化了认知主体自身已有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和经验积累。久而久之,认知主体便会盲目地认为自己已有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是最先进的,是不需革新的,这就增加了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难度。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属制度环境范畴,它们的固化、呆板就会导致制度环境缺乏生机,不能为路径选择(制度变迁)创造条件,甚至阻碍着路径选择(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二是强制性同化扼杀了新事物的发展。一个新事物出现以后,我们应该用调适机制去认知它,在认知的同时,也就更新了自身的陈旧观念、知识结构等等。而强制性同化机制却强制性地把新事物的新异特征、属性机械地归纳到旧的观念中去,即把新的转变成旧的,新事物的“新”也就无从体现出来。制度变迁中最重要的是新制度的建立,而强制性同化却把新制度与旧制度相混淆,导致新旧制度区别不甚明显,路径更新(制度变迁)似乎显得也就不很必要了。强制性同化认知机制对旧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等因素的维护和对新思维观念的扼杀,无疑增加了旧制度的惯性作用力,阻碍着路径选择(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景维民主编.转型经济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09. [2] 萧功秦著.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史大夫与西方挑战[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04. [3] 曾小华.论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J].2005,05. [4] 彭学农著.从制度经济学看哲学与经济学之互动[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08. [5] 顾国良,谢晓光.论文化制约下的政治制度变迁.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J].20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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