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平民史诗剧的叙事特色研究 |
| 范文 | 郝彦帅 【摘 要】平民史诗剧是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以普通市井小人物为主角，反映他们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带有明显的史诗风格。平民史诗剧在叙事特色上，采用“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用小人物的平凡人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借用多线叙事的结构方式、设置冲突表现对人情人性的思考；通过对地域特色的呈现，表现了地方文化现象与精神。 【关键词】平民史诗剧；“家国同构”；多线叙事；矛盾冲突；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9-0101-02 平民史詩剧以普通市井小人物为主角，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反映他们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并注重表现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与伦理道德。剧中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断变化，使得这类作品既具有真实感与现实意义，又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 一、“家国同构”：平凡人生折射社会变迁 平民史诗剧以生活中的普通市井小人物为主角，以家庭为故事叙述的核心场景，借一个或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这种以小家喻大家的叙事方式将家与国的关系紧密结合，是一种“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家国同构”叙事模式“以家庭为核心，借助一个或几个家庭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迁来折射反映一定的时代特征，它们的框架形式与基本元素大体为家庭单元（即以家庭为基本情节结构与线索）、时间跨度、女性形象、悲欢离合。”①《温州一家人》《老农民》《鸡毛飞上天》等平民史诗剧正是采用了“家国同构”这一叙事模式，通过展现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群像、曲折命运与人生经历，反映时代社会的变迁与国家的发展变化。 “家国同构”叙事模式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自古注重家庭观念，古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反映了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从中国古代宗法制来看，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君主在国家中具有最高的统治地位，家长是家庭的一把手，君主是国家的一把手，把家庭看作是一个小国，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大家，清楚地反映了家国之间的微妙联系，展现了家国之间的同质关系。可以说，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格局决定了“家国同构”叙事模式的产生，使得平民史诗剧的创作更倾向于将家庭命运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展现。 平民史诗剧采用“家国同构”这一叙事模式，以小家喻大家，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家庭观念，而且通过展现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表现了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 《温州一家人》以周万顺一家的生活变迁、曲折经历和奋斗历程为叙事中心，将温州人的创业奋斗历程浓缩其中，借一个家庭的命运起伏折射出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代变迁。一家四口走向天南海北，各自寻求生存道路而使家庭分崩离析。在历经种种磨难之后，每个人都走向成功，实现了自己所坚持的理想。失落已久的亲子关系、手足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理解与释怀，最终相拥而视。这一家人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缩影，更是一个地方和一个民族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创业记忆。 《老农民》这部电视剧以山东黄河岸边的麦香村为切入点，讲述了麦香村村民在牛大胆和马里仁的带领下，用勤劳和智慧战胜天灾，实现粮食大丰收的故事。家庭成员的情感、命运与国家发展历程相互交织。这部电视剧在时间上跨越六十多年，历经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土地承包所有制等重大历史事件，借牛大胆与马里仁两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小喻大，对中国当代农村现实生活和农民精神世界进行了细致展现。 二、多线叙事：设置冲突展现人情人性 矛盾冲突是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内容，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的内心冲突的独特形式。在电视剧创作中，矛盾冲突的设置关乎情节的推进和发展，对剧情起到一定的补充和扩展作用。平民史诗剧大多采取多线叙事，并通过设置矛盾冲突来讲述故事。多线叙事是以主要人物的命运起伏、心路历程作为主线，同时以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有联系的亲友的生活故事、命运变迁为辅线来交叉叙述，而且主辅线中又包含着情感和事业两方面的内容。 《鸡毛飞上天》以陈家村为故事承载地，讲述了义乌改革发展三十多年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主线展现了陈江河和骆玉珠两人在从商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以及两人曲折的爱情故事，辅线以陈金水、杨雪等人的故事予以补充。整部剧以时间为序，小中见大，故事中既有对人情的表现和把握，又有对人性的诠释和思考，展现了一代浙商利义并举、百折不挠、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 《生逢灿烂的日子》以北京胡同里的郭家四兄弟为主人公，多线叙事讲述了他们从青年到不惑之年的悲喜生活，他们有的下海从商，有的隐世而居，有的生活平淡而幸福。他们在时代中前行，追寻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并最终回归生活的本真。人物之间的矛盾始终带动着情节的发展，不断变幻的人物关系丰富了电视剧的生活内涵。 平民史诗剧通过设置矛盾冲突来揭示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人性，尤其是注重反映家庭各成员间或朋友、邻里之间的关系发展，对日常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给人带来启发和感悟。在中国影视剧的创作过程中，“主线和副线交叉并进，这样处理既不会使剧情显得单薄，可以展现丰富的人生百态，同时又可以通过蒙太奇手法形成一种对照效果。这样做既增强了剧情对观众的吸引力，也有利于观众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② 电视剧《王贵与安娜》讲述了中国社会中一对普通夫妻之间的故事。憧憬过上小资生活的安娜与来自中原农村的大老粗王贵在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因素使他们的婚后生活矛盾冲突不断。但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并没有将他们打散，反而让他们的感情不断加深。他们正是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的缩影，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潜移默化地传达了婚姻关系的稳固长久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宽容、忍让和牺牲的道理。 《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聚焦普通小人物的爱与愁、情与欲，将小城老街上三个家庭之间的命运纠缠和儿女情长展现在观众面前。通过矛盾冲突的设置和对照，展现了周家三兄弟的不同人生经历，深刻探讨了小人物在社会变革中的生存与适应过程，展现了小人物苦中作乐和永不言弃的生活态度。电视剧最后周老爷子说出了自己对家的理解“人有了家就有了根，而这个家不一定在院里。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周大庆则对人生作出了自己的总结：“其实人的一辈子就活了一个字‘吃，人就活这几十年，要吃饭、要吃苦、还得吃亏。”导演王鹏在发布会上谈到，“我们很多人对那个时代都留有记忆，那个年代，那群人的积极拼搏精神，让我们感动至今。那个年代年轻人的青春，虽然苦，但是他们幸福。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不了解的。”③ 三、地域特色：表现地方文化现象与精神 近年来，优秀的平民史诗剧创作在对地方文化现象与精神的表现和传达上，离不开对地域特色的呈现和把握。以《老农民》《鸡毛飞上天》《情满四合院》《温州一家人》等作品为例，他们因其对地域文化的呈现和把握，使剧集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得到观众的喜爱和好評。地域特色是一个文化概念，它包括生活在同一地域内的历史、语言、习俗。地域文化是地域特色的核心，主要包括方言、饮食、建筑、习俗等。平民史诗剧通过对地域文化的诠释，展现独有的地域特色，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弘扬时代精神，突出时代品格。 《鸡毛飞上天》将“鸡毛换糖”这一民间商品交换方式引入剧中，通过主人公的经历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电视剧中主人公从最初的“鸡毛换糖”到个体经营再到零售批发，其人生经历和创业过程既让观众看到了义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地理风貌、人文风情，也让观众看到了国家在鼓励经济发展政策上的演变。 平民史诗剧将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展现普通小人物的各种经历，表现地域文化精神所给人们带来的激励和鼓舞，更贴近现实，易于被观众理解和接受。以《情满四合院》为例，整部剧透露了强烈的京味文化气息，尤其是主人公傻柱，言行举止都自带北京纯爷们的特点。傻柱性格直爽、爱怼人，心地其实很善良，这正是北京人典型的形象。嘴碎而不虚伪，情感表达直接又痛快。为人处世讲里讲面，在照顾家里人的同时也十分照顾邻里街坊。北京四合院是北京民俗的最好体现，以地域性特色老北京四合院为故事的承载地，让左邻右舍的人物关系更加贴近历史与现实。傻柱与许大茂之间的斗智斗勇；二大爷的官迷而短视；三大爷的算计而吝啬，都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际关系最鲜明的体现。电视剧从不同的角度传递出关爱他人、赡养空巢老人的文化精神，以更宽广的历史视角展现了人物在时代中的生存状态。四合院的故事就是这个城市在特殊年代背景下的缩影，深刻地折射了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时代变迁和人性冷暖。 四、结语 近年来，平民史诗剧作为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除了上述提到过的作品，《全家福》《毕家大院》《生命中的好日子》《风车》等作品同样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中国人自古注重家庭观念，以家庭叙事为核心的平民史诗剧创作将中国人固有的文化观念融入剧中，通过对普通小人物人生经历的呈现和把握，隐喻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暗喻，还是对地域文化的展现，都为平民史诗剧增添了一层迷人的魅力。而且其中有的作品并不完全回避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更是值得肯定。优秀的平民史诗剧创作离不开对人情人性的探讨，也离不开对文化精神的展现。中国电视剧创作要想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需要迈进。 注释： ①吕益都.家国军旅一身事 缱绻执著两情深——对中国军旅现实题材电视连续剧创作的梳理与反思[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3，（1）：15. ②彭万荣，黄献文，张华主编.热播电视剧解析[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41. ③《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北京开播 苦逼日子也要笑[EB/OL].新华网，2013-6-9. 参考文献： [1]杜莹杰，周振海.中国电视剧的家国同构性[J].艺术百家，2013，（3）. [2]王健.电视剧地域特色的艺术呈现[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9，（3）. [3]李琦.影像与传播—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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