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青少年文化认同与四史教育的逻辑联系 |
| 范文 | 摘? 要：文化认同的核心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所拥有的并得以共享的共同历史与集体记忆。共同历史记忆以宏大叙事为主要叙述形式。由此，建构宏大叙事成为促进文化认同的有效手段。建构宏大叙事，要以唯物史观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平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四史教育是宏大叙事在具体时空的表现之一，能够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因此，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开展四史教育有利于新一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文化认同;宏大叙事;集体记忆;唯物史观;四史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1）02-0020-05 作者简介：黄少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 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冲突逐渐让位于文化或文明间的冲突，依据文化因素而非政治倾向认知他者成为一种可行的交往形式。但是，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背景下，他者与自我、亚文化与主流社会、古老文明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对身份认同的渴求欲和丧失身份的危机感正剧烈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如何在保持交往活力的前提下增进自身文化认同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华文化在历史时空中的不断创新、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与史学的主轴，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必然性的反思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环节。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提出，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以学习“四史”为契机，反思百年来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求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不断增进当代中国在共同历史记忆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前我国面对政治冲突与认同危机不断加深的世界局势下，理应成为强化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青少年教育阶段强化国家认同教育，塑造他们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也是世界各国强化自身文化认同的普遍做法。步入新时期后，我们更应该加强对青少年开展四史教育，传承共同历史记忆，为构筑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建基添瓦。 一、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共同历史记忆 “认同”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命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重点从自我认同转为集体认同，由此逐渐使其发展为一个横跨多个学科，持续迸发活力的学术命题。简言之，所谓“认同”问题，是指“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1]文化认同问题，则是指“人类对文化倾向性的共识与认可”，“表现为对其文化的归属意识，同时也可能成为区分不同文化的边界，即在文化意义上的‘我和‘他的边界”。[2]但是，“文化”仍旧是一系列意义符号构成的复杂体系，举凡语言、宗教、法律、社会架构、祭祀仪式、风俗习惯、饮食服饰和审美倾向等皆可纳入文化体系之中，并不可避免地受到身处其中的人们的主观认知的影响。由此带来的困难是，人们对某一文化元素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对其文化整体的认同，反之亦然。因此如何界定文化身份，便成为一种需要谨慎考察的问题。 亨廷顿将文明视作“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3]据此，亨廷顿将当代的主要文明区分为中华文明（包括中国和海外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还包括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世界性宗教与具有相对普遍性的通用语言结合起来，成为这类普遍性文明赖以生存的基石。但是，这种分类法显然脱胎于西方历史经验，不免令其他文化削足适履：印度文明是否能被视作印度教文明尚有可供探讨之处，而伊斯兰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内部的文化冲突程度在某些方面显然也超过了其与其他文明间的冲突。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作现实政治寻求自身合法性的建构物，推广官方语言、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也的确被视作凝聚文化认同的有效手段，文化的具体形态因之常常有所变化。但是，语言或宗教等因素同样发挥着对现实政治的反作用。以以色列为例，其在语言、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相对一致，并且长久地与阿拉伯国家展开全方位竞争的现实环境，本应成为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有利条件。然而，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随着阿什肯纳兹文化霸权的衰落，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色列国家内部的文化认同开始经受严峻考验，并日渐分化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以色列阿拉伯人、俄裔犹太移民、外籍劳工与非法移民等次认同群体。[4]与之相类似，在接受迁入地文化教育或采用官方语言生活学习后，跨文化移民群体与当地的文化融合仍旧困难重重，甚至在与当地群体形成的刻板印象抗衡的过程中，其相对异质的文化底色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与相对客观的语言、宗教等文化因素不同，人们对所处文化群体的主观认同构成了另一面。其中，共同历史与集体记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共同历史的记忆既构成了认同的客体，也成为个体融合为群体的社会心理基石。在融合过程中，一方面是共同历史记忆吸纳个体记忆并得到丰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共同历史记憶被改造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个体的归属感因此得以强化。简言之，这种认同也是记忆被历史化并形成新的历史叙述的过程。在历史叙述中，个体与集体间的界限不再明晰，前者虽部分地丧失了精确表达自我的空间，却使后者成为能够代际传递的文化核心，反过来令前者获得了远超个体生命的文化活力。以旅美“韩华”群体为例，“出身齐鲁，说山东话，吃山东饭”固然是其与他者相互区隔的文化因素，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旅韩华裔群体在韩国遭受全方位打压并奋勇自救、坚守文化基因的经历才是其自我认同的核心要件。[5]可以说，正是以共同历史记忆为根基的历史叙述构成了文化认同的核心主题，其要旨则是要在其中发现凝心聚力、同甘共苦的精神力量。文化认同诉诸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必然。 二、宏大叙事是文化认同的不二法门 在人类历史中寻求普遍意义或某种人文精神，曾是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研究历史时所能追求的当然目的。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司马迁才能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视作自身史学实践的崇高理想。同样，自康德看来，“不管最初的表面现象如何，历史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乃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即它不仅是根据一种可理解的计划而前进的，而且是朝着一个为道德理性所赞许的目标而向前的”;[6]黑格尔将这种历史视作一种“哲学的历史”，是“一种具体的普遍的东西，是各个民族的一种精神原则和这种原则的历史”，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便是在“精神引导世界”的现实下，去了解这种“精神的引导”。[7] 进入20世纪，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将普遍历史的主角从民族国家改易为历史上的各个文明，由此开创的文明史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科学历史学的兴起，对普遍历史意义的追寻逐渐让位于对历史知识性质的考辩。美苏冷战形成的意识形态叙事则取代了传统的宏大叙事，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提供了可信的视角与指引。与之相伴的是，历史学愈加被视作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历史”这一客体上的应用，政治史、经济史、人口史和计量史学等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得力注脚。不仅宏大叙事不再帮助人类建构自身的意义所在，而且整个历史学正在将“经世致用”抛诸脑后。 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历史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信念。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们一方面指出，使用日常语言进行研究与叙述的历史学无法摆脱语言的牢笼，从而令历史学的客观性极大地受制于史学家个人的情感倾向、价值判断和审美风格;另一方面，他们也间接地重新诠释了历史学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指向。海登·怀特指出，“特别是那些在民族、社会阶层、种族群体、机构与个人的经历中被体验为‘创伤的事件，它们的本质与个人的群体认同有着特殊的关联：大屠杀、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奴隶制、种族灭绝、大规模饥荒、技术导致的病菌以及生物圈污染”。[8]关注“创伤”与“崇高”的历史经验，为人类社会寻求超越语言、知性、时代的理解的可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哲学界的核心议题。面对“极端的”20世纪，历史学家不能不对人类道德的前进方向或人类命运有所反思。 微观史学、新文化史、性别史、文化人类学和年鉴学派的转向正是在这一系列人类精神的废墟上成长起来，它们关注某一群体情感的细微流动，关注那些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下被遮蔽起来的异端与另类，力求将被排斥的人们融合进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中来。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以及互联网、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对“人”这一古老命题提出的挑战催生了全球史、人类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新动向，宏大叙事仍旧是史学家们探寻人类精神方向、寻求全人类认同的不二法门。伴随着历史学的不断发展，尽管宏大叙事对历史规律的追寻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但是，正如我们在当下史学实践中看到的那样，宏大叙事不仅没有彻底退场，而且其价值取向反而被发掘为人类命运自觉的要件。对全世界来说，实现全人类认同需要研究“人的精神发展史”这一宏大叙事;对民族或文化而言，实现文化認同也离不开宏大叙事以阐明其自身发展的必然与方向。 三、唯物史观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需要指明的是，诉诸宏大叙事的文化认同固然有其人为建构的一面，但其建构并非是任意所为。曾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对历史学的真实性、客观性的批判是将其视作任意虚构的产物。应该说，这种担忧在立场论、阴谋论甚嚣尘上的当今世界仍有警醒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从未承认历史学是一种纯粹虚构的文字游戏，历史叙述认可并依赖人们共同认可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学所谓的“戴着镣铐跳舞”并不相互抵牾。诉诸宏大叙事来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要挖掘蕴含在历史事实中的价值理念与民族情感。要言之，在构建宏大叙事、促进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唯物史观是必须遵循的史学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还原人民作为历史主角的本来面目，是促进文化认同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之中遭受到巨大损失，民族情感受到了极大损害，受到最大损害的是数以亿计的人民，迸发出无穷力量、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的也是人民。对待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历史地评价当然可取;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扩大某一侧面，更不能将个人轶事视作历史叙述的当然组成部分。一些地方政府以名人遗迹等作为丰富当地历史文化的要素，有其合理性;然而，将本来与人民情感联结并不强的历史人物强行塑造为历史主角，甚至出现将“武则天她妈在钦州”定为科研课题的闹剧，最终结果只能是草草收场。相反，通过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展现人民的苦难及奋斗事迹，如对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念、叙述和学术研究等，则既是对“创伤性”历史经验的疗愈，也是搭建当代人们共情历史的桥梁，能够促进文化的认同。 展现历史发展的方向，兼顾历史大势的必然与历史事件的偶然，是构建文化认同中的价值导向的重要手段。尽管在宏大叙事中追求严苛的社会科学规律很难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必然性的普遍共识不能达成。历史必然性并非是外在于历史的某种客观实在，而是内在于每个历史当事人的价值取向之中。对正义的渴求、对公平的希冀、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通过一个个历史当事人的实际行动，使人类历史能够向着实现这些美好愿望的方向不断前进。这种价值导向超越历史存在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心灵之中，又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成为现实。因此，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势必在文化认同的实现中得到平衡，舍弃前者将使历史丧失理性、意义与方向，未来将成为混沌无序的代名词，更遑论文化认同;而舍弃后者则将使得宏大叙事沦为空洞的教条与说理，丧失与人民间的情感联系，同样妨碍文化认同的实现。 简言之，文化认同的构建离不开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唯有以唯物史观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宏大叙事，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历史当事人纳入视野，为复杂、混沌的历史赋义，引导当下和未来的人们与历史当事人同频共振，才能进一步令文化认同超越当下的时空界限，化身为更深层次的力量。 四、以四史教育促进新时代文化认同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民族、社会和国家均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在历史中渐次消亡。一味追求宏大，同样难免令“人”本身坠入虚无。但是，每个时代的历史，都是那个时代意义的展现。面对不同的时代课题，不同时代的历史自然应给出不同的答案。对中华民族而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便不能不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面对世界性的文化认同危机，我们不能不从对近代中国的宏大叙事入手，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实际;面对国际政治冲突烈度增加的可能性，我们更不能不从近代中国的宏大叙事中，理解中国人民选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前进方向的历史必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史教育，就是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以四史教育为契机，回顾百年历史，重述宏大叙事无疑正当其时。 以1921年为起点，一百年来，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构成一条合理性的历史链条，其内含的主题——“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从始至终将凝聚全中华民族精神视为当然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在其中得以展现，个人奋斗与国家崛起、个体情感与民族情绪在其中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党史教育要“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四史教育作为一个整体亦当如是。 一百年来，与四史演进相伴的是，中华民族从被迫成为西方文明的异质存在，到民族意识得以自觉，文化认同意识与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一个个突发的历史事件中得到不断强化，历史的必然大势将具有强烈自我认同感的中华民族推到了崭新的历史舞台。可以说，四史同样是一部中华文化得以自我认同的宏大叙事。以四史教育为指引，承载着民族精神的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能够真正地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才能够生发出崇高的意义来，民族情感才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古老而现代的中华民族才能够获得持久的活力。四史教育的提出，为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提供了回顾历史、凝聚精神的有效手段，也为新时代既坚实又宽容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得以不断生长的文化核心。青少年作为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后备军，如能以四史教育为抓手，牢牢把握住近代以来民族自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主线，切身体会百年历史中所蕴含的民族感情，那么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一定将不再是危机，而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1] 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07. [2] 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 [3] 塞缪尔·亨廷顿. 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6+47. [4] 艾仁贵.一个还是多个：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J].西亚非洲，2020（4）：53-57. [5] 傅宁.旅美“韩华”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J].东岳论丛，2020（11）：162-163. [6] 沃尔什.何兆武，张文杰译. 历史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2. [7] 黑格尔.刘立群等译.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0. [8] 彭剛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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