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范文 | 陈建海 高辉 摘?要：县域公平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的重要内容。在考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方法，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投入以及考生结构特征等方面探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以及中学生师比等因素条件下，无论在供给总量还是在录取层次方面，城乡差异仍然是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重要因素，而民族差异的影响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女性考生占比对全口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主要体现在专科（高职）层次;往届考生占比对专科（高职）和重点高校层次入学机会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平衡教育资源投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等政策建议和应对措施。 关键词：县域差异;影响因素;面板模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非均衡发展，不同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条件和质量存在着较大的“天然”落差，高考制度在注重考试公平的同时往往难以兼顾学生在教育发展水平、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区域分布的不均衡状况。县域公平是实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的重要基础。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公平，不仅有助于保证区域社会阶层良性、有序流动，而且“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作为研究区域教育公平的基本单元，县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能够更好地反映区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布规律特点。因此，从县域维度入手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对于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问题、把握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变化特征、设计切实可行的高考招生补偿政策、推动区域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西部省份甘肃省为例，基于对2007-2016年甘肃86个县（市、区）高考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考察分析省域内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县域分布上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通过构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的面板模型，探讨分析影响省域内部不同县（市、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主要成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策略和有效措施，以期为政府制定区域教育公平政策、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一、甘肃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分布特征 （一）甘肃高考录取基本情况 2007-2016年甘肃高考录取人数总体呈增长趋势，由2007年的11.2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23.6万人，年均增长8.7%。相比而言，高考报考人数增长相对缓慢，起伏变化平稳，规模基本保持在29万左右。甘肃高考录取率总体逐年攀升，从2007年的41%增長到2016年的79%，提高近38个百分点，且从2013年开始高于全国高考录取率。高考报考规模基本保持稳定，而高考录取总数和比例持续增加，表明此期间越来越多的甘肃考生拥有了高等教育机会。 （二）甘肃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县域差异及其变化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是指以县级行政区域作为划分标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地域间分布的差异状况。县域差异不仅包括不同县（市、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供给总量方面的数量差异，也包括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县域分布的质量差异。[1]本文以高考录取率即高考录取人数除以当年高考报考人数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基本单位，从供给总量和录取层次两方面来考察甘肃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县域差异及其变化趋势。 1.供给总量。笔者采用标准差、极差率和基尼系数等指标，计算得出2007-2016年甘肃各县（市、区）高考录取率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如表1所示。从标准差来看，甘肃各县（市、区）高考录取率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表明甘肃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绝对差异在逐渐缩小。从极差率看，高考录取率最高县（市、区）与最低县（市、区）的比值从2007年的3.28下降到2016年的1.54，说明甘肃各县（市、区）高考录取率两极分化问题正逐步得到改善。基尼系数用来衡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不同县域分布的相对均衡程度。从基尼系数看，甘肃各县（市、区）高考录取率的相对差异从2007年的0.141下降到2016年的0.056，表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县域分布上逐渐趋于均衡。以上分析说明，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供给持续增加，甘肃不同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 2.录取层次。按照高考录取层次，本文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由高到低依次分为重点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入学机会三种类型。为分析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县域差异程度及其变化趋势，笔者计算得出2007-2016年甘肃各县（市、区）重点高校（本文仅指“985工程”高校）、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录取率的基尼系数。甘肃省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县域分布上的相对差异是不同的。其中“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程度最大，而普通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程度大体相近，但从2011年开始，普通本科院校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程度高于同期专科（高职）院校。在差异变化方面，“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重点院校入学机会县域差异在逐渐拉大;普通本科院校入学机会县域差异变化基本保持稳定，起伏波动不大;专科（高职）院校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反映出其入学机会县域分布逐渐趋于均衡。 综上所述，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供给持续增加，甘肃考生在能否“上大学”问题上，县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总体均衡程度逐步提升。但在“上好大学”问题上，尤其在以“985工程”高校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不同县（市、区）差异呈现出扩大趋势，地域分布不均衡程度在逐渐增强。正如学者所言，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度发展并向普及化迈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将逐渐从“量的不均等”向“质的不均等”发生转移，提高质量方面的均等化程度无疑将成为人们今后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重点。[2] 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同一省份，为何有些县（市、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相对较多？哪些因素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县域差异？不同层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否相同？如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在供给总量和录取层次上确实存在上述普遍性的差异，则政府在设计教育公平、高考改革等政策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使用2007-2016年甘肃省86个县（市、区）高考录取数据，试图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作一探讨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造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李立峰等认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地方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其主要根源在于当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及在此体制下形成的教育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依附关系。[3]另外，地方经济通过直接影响居民教育支付能力，同样能够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间接影响。[4]伍银多等研究发现，省域内区县教育经费投入与高考表现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即教育经费投入有利于提高学校高考成绩，反过来，获得优异高考成绩又会刺激地方政府增加对学校的教育投入。[5]王香丽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与生师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即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市生师比较低，而高考录取率低的省市的生师比相对较高。[6]考生特征对区域高考成绩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在性别差异方面，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呈现缩小趋势，虽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基本与男性持平[7]，但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却相对较少。[8]在城乡差异方面，有学者通过1980-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县域内城市考生获得全日制高等教育机会总体上要显著高于乡镇考生。[9]虽然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但在重点研究型大学中的比例却在不断滑落。[10]在民族差异方面，王嘉毅等认为，随着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实施，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在迅速攀升，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中国其他地区在教育水平上的差距有了很大程度的缩小。[11]在复读生问题上，有学者研究认为高考复读生比例过高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地区高考录取率。[12]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本文结合县域教育发展实际，以高考录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投入以及考生结构特征等作为解释变量，构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i表示县（市、区），t表示年份，GKn表示高考录取率，n=1、2、3、4，分别代表全口径高考录取率、专科（高职）录取率、普通本科录取率和“985工程”高校录取率。lnFI代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自然对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FI）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TR代表教育资源投入，使用高中生均公用经费（TR1）、中学生师比（TR2）来衡量，其中中学生师比为中学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的比值;KS代表考生结构特征，使用高考报考人数中女性考生所占比例（KS1）、农村考生所占比例（KS2）、少数民族考生所占比例（KS3）、往届考生所占比例（KS4）等4个指标来衡量。β1、β2、β3为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β0截距项表现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模型变量、描述性数据及数据来源见表2。 （二）数据检验与回归估计 本文采用STATA15.0作为统计软件，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为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产生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采用HT、Fisher-ADF 和 Fisher-PP等三种方法對面板模型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Kao检验、Pedroni检验和Westlund检验三种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在供给总量和录取层次上，不同县（市、区）高考录取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投入以及考生结构特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会存在伪回归现象。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原假设，对面板模型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P值均大于 0.05，表明应接受原假设，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表3中，模型1从供给总量维度考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即使用全口径高考录取率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投入和考生结构特征进行回归。0.7854为模型组内调整R2值，表示同一县（市、区）在不同调查年份的差异对高考录取率变化的预测能力为78.54%。模型2、模型3、模型4分别使用专科（高职）录取率、普通本科录取率和“985工程”高校录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从录取层次维度探讨分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下面，本文对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投入以及考生结构特征等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从供给总量看，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县（市、区）人均GDP每增加1%，该地区高考录取率平均提高约0.27个百分点。从录取层次看，经济发展水平对专科（高职）和普通本科院校录取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人均GDP每增加1%，能够使该县（市、区）专科（高职）录取率和普通本科录取率分别提高0.11个百分点和0.16个百分点。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与“985工程”高校录取率的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但两者关系的方向印证了地方经济对教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假设。因此，可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考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如果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县域分布的不均衡。 2.教育资源投入。“教育的进行，劳动力的培养，必须以经济提供的资源为条件，没有必要的教育资源投入，教育便无法进行。”[13]从供给总量看，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在其他变量一定的情况下，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支出每增加1千元，该县（市、区）高考录取率平均提高0.89个百分点。中学生师比例对高考录取率具有负向作用，生师比例越高，意味着该县（市、区）高考录取比例则越低，但两者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从录取层次看，专科（高职）和普通本科录取率与县域教育资源投入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即增加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或降低中学生师比例，均可以有效增加县（市、区）上述两种层次的入学机会，但对于“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而言，教育资源投入的影响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 3.考生结构特征。根据回归结果发现，女性考生占比显著正向影响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这种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专科（高职）入学机会，而对普通本科和“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无论在供给总量还是在录取层次上，农村考生占比对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也就是说，如果农村考生占比越高，则对该县（市、区）专科（高职）、普通本科以及“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均产生抑制作用，会降低该县（市、区）考上大学的学生比例和规模。由此说明，城乡问题是影响甘肃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重要因素。民族考生占比对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缺乏解释力，两者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其原因可能与近年来甘肃卓有成效地在民族地区持续实施的高考招生专项计划等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民族考生的升学渠道，从而使得民族差异在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作用上不突出、不显著。往届考生占比对专科（高职）录取率和“985工程”高校录取率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高考复读生占比越高，则该县（市、区）专科（高职）院校和“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数量相应越少。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对2007-2016年甘肃86个县（市、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随着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持续增加，甘肃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总体差异在逐渐缩小，但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县域分布上的不均衡程度却呈现扩大趋势。第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投入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关系，主要体现在专科（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两个录取层次上，而对“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第三，在考生结构特征上，女性考生占比对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主要体现在专科（高职）院校录取层次;无论在供给总量还是在录取层次上，农村考生占比对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民族考生占比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则不具有解释力;往届考生占比会显著负向影响县域专科（高职）院校和“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围绕促进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措施和建议。 （一）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稳步增加入学机会供给 麦斯和克里尔（Mass & Criel，1982）研究发现，教育机会分配的相对公平程度与区域教育机会供给的绝对规模呈正相关。[14]也就是说，同一省份内部，在不改变现行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策略和差异机制的情况下，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入学机会供给不失为一种促进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衡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据统计，2016年甘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35%，不仅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近8个百分点，而且距离“十三五”末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政策背景下，甘肃高等教育不仅要用足用好国家招生计划增量指标，而且还应加强与其他省份的高考招生协作，千方百计扩大省外高校在甘肃的招生数额，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深挖内潜、优化布局、整合资源以及调整结构等，稳步扩充教育容量，提升本省高校招生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二）平衡教育资源投入，促进中学教育均衡發展 高等教育机会是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学教育机会的延续和扩展。从理论上讲，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公共财政对教育的经费投入越多，学生家庭对教育的投资能力越强，越有助于提高该地区中学教育质量，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因此，在同一省份，促进县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衡发展，其关键在于缩小县域教育资源投入差距，促进县域中学教育均衡发展。首先，地方政府必须坚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严格落实教育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形成保证财政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其次，要加强省、市级财政统筹，通过设立教育扶贫基金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将资金增量优先分配到资源最缺乏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第三，要把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根本性民生工程切实抓紧抓好，在优先配齐薄弱地区师资的同时，按照“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要求，注重加强教师师德和专业素养能力建设。总之，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增加资源投入，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条件，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县域差距。 （三）实施招生专项计划，推进省域高考制度改革 高考招生具有均衡教育资源分配的特殊功能。[15]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背景下，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面向农村、民族等贫困落后地区实施招生专项计划，是弥补弱势群体先赋条件欠缺、缩小入学机会县域差距的重要举措。首先，应科学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指标体系，依据入学机会差异程度、优先次序及县域实际情况，精准确定地方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区域、报考条件等，提高招生专项计划的针对性、实效性。其次，城乡问题是显著影响目前甘肃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县域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招生专项计划实施的政策力度和优先级别上，首先应考虑将入学机会增量名额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优秀农村学生倾斜，形成保障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的长效机制。第三，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甘肃民族地区面积大、贫困程度深，其教育发展程度滞后，教育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在保证招生专项计划民族自治县全覆盖的基础上，应建立事前测算、动态调整、分类施策的入学机会供给机制，做到入学机会补偿由注重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变。第四，推动高考制度改革，改变考试内容“城市化”倾向，不断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规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创新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健全特殊类考生招生资格审核公示制度，加强高考信息咨询服务，探索构建符合甘肃省情、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高考招生录取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 [1]王香丽.大众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特点和路径选择[J].现代教育管理，2011（6）：33-35. [2]王伟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1982-2010年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调查[J].高等教育研究，2013（12）：35-44. [3]李立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演变及成因探析——兼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分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2）：56-70. [4]宋韬.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47-48. [5]伍銀多，杨晋，叶晓阳.高考表现与教育经费投入：问责制度下公立高中的“绩效拨款”现象[J].教育与经济，2017（3）：25-35. [6]王香丽.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以高中阶段教育为视角[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1：139-142. [7]王伟宜，李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差异的多维分析[J].教育研究，2015（8）：54-60. [8]张继平，冉晓平，刘博菱.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公平的社会学分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109-112. [9]马宇航，杨东平.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与路径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02）：7-13. [10]杨东平.农村学子纵向流动“动力”在质量[N].中国教育报，2015-03-11（2）. [11]王嘉毅，祁进玉.实施倾斜政策，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快速发展[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71-74. [12]王少义，杜育红.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域不公平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5）：19-23. [13]王善迈.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72. [14]Psachropoulos，G.Returns to Education：a Further international update and implications.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Vol.20，No.4，Pp259. [15]姜斯宪.优化招生选拔机制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J].中国高教研究，2018（3）：13-16. （责任编辑?刘第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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