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读懂杨绛才能教《老王》 |
| 范文 | 《老王》是杨绛在1984年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自问世以来，被选入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过去对本文主旨的解读多以文革为背景，以“亲人”、“熟人”、“幸运的人”、“不幸者”“愧怍”为关键词，力求以作者的视角来审视本文的主旨，阐明杨绛“愧怍”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以文体特征为基点，细细读来就会发现，“愧怍”并不是作者在文中所流露的主流情感，“老王”也并不是把“我”当“亲人”，在那个时代谁都不是“幸运的人”。 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抒发作者对人生的个性化感受，《老王》作为回忆性散文，是现在的“我”话当年的“我”，作者的感受也必然包括“现在的”和“当年的”，以及“现在”对“当年”的感受。全文按时间顺序写了“我”与“老王”交往的几个片段，向我们展示了“老王”的“活命”状态，让我们看到“老王”生活的不易，但是在他最无望的日子里，并不是最“不幸的”，他遇到了作者这一家“好人”。“我”常坐他的三轮，并且与他“闲聊”，得知他有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于是他加倍回报作者一家：他送的冰比前任大一倍冰价相等，愿意车费半价；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体谅“我们”的困难；临终前给“我们”送“十分珍贵”的鸡蛋和香油。但是“老王”为作者一家做这些事，并不足以说明“老王”就是把杨绛一家当“亲人”。“老王”是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中普通的一员，他只求“活命”，他原是自卑的，对生活没有一丝奢望，但是就是在那样一个生活状态下的他，却得到了“著名教授”、“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照顾，这使他受宠若惊，于是他尽己所能回报杨绛一家，与其说他渴望得到“精神的关怀”，毋宁说他只是在为实现自己的价值找一个载体。但是“老王”的确是那个年代出淤泥而不染的善人。1981年，杨绛出版《干校六记》。钱钟书在序言里这样说：“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就是那样一个黑白颠倒、人情淡薄的年代，生活清贫的“老王”却独守一方净土，处处为别人着想，恰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不着痕迹的让瘦弱的“老王”大放异彩，体现出底层人民美好的心灵品质。作者正是用“老王”的苦放大了他的善，只有体悟了“老王”的苦才能理解他的善。 但是在过去对本文的解读当中，不乏有人拿“老王”的善来抨击作者的“伪善”，说作者与“老王”住的那样近，却许久不知道老王的住处；“老王”来送鸡蛋和香油时，我却“拿钱侮辱他”，“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在“老王”死后十多天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等等。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在当时的背景下，没有人是幸运的，看似比“老王”幸运的作者一家，却过着比“老王”更艰涩的生活。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杨绛被剃成阴阳头，钱钟书被迫害身体成疾，他们的女婿不堪屈辱自杀身亡，杨绛他们一家所经受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并不比普通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少，没有谁是幸运者。其实杨绛在写作时完全可以再花些笔墨在自己的“苦”上，但她完全没有，而是着力描述“老王”的不幸，而这个“老王”只是作者笔下的“老王”。她给“老王”该得的钱，正是在用最实际的方式回报“老王”的帮助，在文中有一处写道：“可是过些时日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以“老王”当时的生活处境，他是不可能吃得起好药，请得起医生的。作者以钱“回报”“老王”，正是当时最真实的一幕，正是与人平等相处的表现，因此，当时的杨绛并没有“愧怍”。那么楊绛的“愧怍”从何而来呢？这就牵涉到回忆性散文的另一个“我”——“后来的我”。文中最后写道：“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这有几个关键词“一再追忆”“捉摸”“每想起”，可见作者对“老王”的“愧怍”不是一日而起的，而是随着时光的慢慢流逝，回忆变浓，才越来越感慨，“渐渐明白”的。当然后来的作者相对“老王”是幸运的，因为她还有健全的生命，有体面的工作，虽然自己是文革中最严重的受害者之一，有愤恨，有不平，但像“老王”那样的下层人民更无奈，更无助。就是在这个时候，作者一点点回忆起来，陷入反思，才发现老王给的那十几个“大鸡蛋”、“好香油”是多大的情分。“我们一家”吃了“老王”的东西，欠了老王的人情，却再也没有机会偿还，“愧怍”是对不安的解释，也是作者善良的表现，而作者所表达的感情也绝不止“愧怍”那么简单。《老王》一文中，虽然作者的文笔非常清淡，但句句都是对那个时代荒谬性的控诉。“北京解放后”“我们在干校”“‘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从干校回来”，对“老王”每一个阶段介绍都是以时代为背景展开的。“我们”的苦是暗线，“老王”的苦是明线，文章的每一句话都暗含着作者内心的隐痛。杨绛的愧疚不是由于与老王的交往中有何失当，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时代，对一场革命的反思。[1]就如步进老师所言，如果非要回答“杨绛为什么会有愧怍之情？”，最好的办法恐怕是去问杨绛本人，如果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教学目标，恐怕需要做“研究性学习”，而不是对这篇课文进行文本解读。 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中《老王》被编排在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这个单元以“爱”为主题，承接第一单元“战争”主题，呼唤一个充满爱的世界，几篇课文都在诉说对普通人，尤其是对弱者的关爱，以期让学生从课文中感悟到“爱”这种博大的感情。在苏教版教材中，《老王》与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品质》一起被编排在高中语文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为专题的第二板块“底层的光芒”中。在沪教版语文教材中，《老王》被编在高一下册“平民意识”为主题的单元中。由以上编者的意图来看，《老王》的人文主题设定主要集中在“老王”以其“小人物”的群族特征，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之善。在教学此课时，语文教师往往把文章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作”，作为重难点，但那只能是因为学生读此句话难读懂，并不能把对这个难点的解读当作是在揭示《老王》这篇主旨，语文教师设定的教学内容不仅是学生难懂的，也是指向文内的，引导学生通过解读作者怎么写来把握作者写了什么，才是语文阅读教学应有之义。在这里，作者的“愧怍”之情是复杂的，语文教师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当作训练学生语文能力的支架，而不是目的。余映潮老师在教学《老王》时设计了四个话题1.第一段表达作用欣赏2.铺垫手法欣赏3.详写部分的语言欣赏4.最后一段的意蕴欣赏。他把最后一段作为了重点，但在最后一个环节，他没有做任何牵引，而是学生各抒己见，余老师只做简要点评。有的学生认为：作者当初没有更好地关心老王，只给了老王物质的给予，看轻了精神上的给予，所以感到懊悔惭愧；有的学生认为：作者认为自己与老王之间的感情付出不对等，所以惭愧；有的学生解读为：作者误会了老王的好意，此生不能弥补，所以惭愧。而余老师在总结时，却是这样的：“‘愧怍的含义之一……”[2]余老师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只是写了这样一段总结语：作者的“愧怍”，表现了知识分子对待苦难人们的悲悯情怀，彰显了她敢于自责、深入思考社会的精神，是她人性的关辉，也是本文最富有内涵的意蕴所在。把作者的“愧怍”作为一个开放性问题，让同学们在阅读思考的过程中，体会作者对老王的心理感受，体会老王与杨绛的人格形象。王君老师在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分校初二年级教学《老王》时，对于作者的“愧怍”，则是这样设计的，以课文里“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我也不懂，没多问。（没兴趣多问？没忍心多问？没敢多问？没脸多问？没工夫多问？没心情多问？没勇气多问……）让学生思考作者是没怎么多问？说明原因。最后王老师呈现时代背景材料，总结不仅是老王在“活命”，杨绛一家也是在“活命”，杨绛本不是一个幸运的人，为什么她还是“愧怍”？面对这个问题，王君老师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个问题，困扰了杨绛一生，也需要我们慢慢体会……”[3]最后，王老师给学生呈现了自己写的读后感和人生感悟，以帮助学生读懂这篇课文的深意。余映潮老师与王君老师虽然教学设计有别，但对于语文教学的把握却是一样的“实在”，在开放性的语言世界，让学生学有所思。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很强的学科，对文章的主题学界都没有统一的定论，为什么要教学生“规范的答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关注学生实际学到了什么，学生的语文经验有多大的进步，才是语文教育该有的本色，这也是我们教学《老王》这篇课文应有的姿态。 文章只是一个载体和媒介，学课文的目的是学能力，塑素养，文体特征是基础，语言训练是支架，综合素养是旨归，杨绛用她的愧怍，提醒我们一个时代给一代人留下的烙印，人类物质和精神的错位，告诫处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心存平等意识，用善意对待他人，用良知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再心存愧怍。 参考文献： [1]周良华.杨绛的愧怍与《老王》的主旨[J].语文教学通讯，2014，（4）. [2][3]魏本亚，尹逊才.《十位名师教<老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詹萍萍 重庆北碚西南大学 400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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