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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出版：找寻文化的根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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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百义

编者按：盛世修大典，太平纂鸿帙。随着经济的稳定发展，近年，各地大型文库出版项目纷纷推出，声势浩大。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出版项目，有人质疑是政府推动的一项形象工程，谈不上文化建设。但随着《湖湘文库》《浙江文库》《新疆文库》等项目的陆续落地面世，专家学者们开始纷纷评论感慨，文库出版对于即将失传消失的地方历史文化，是一种总结、梳理和抢救，更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事实证明，文库出版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只有具备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可能编纂如此的大型丛书，那么，目前我国文库出版的情况如何？其又将经历怎样的运作和实施过程？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本期专题特邀请相关参与者、组织实施者及研究者共同交流探讨，以飨读者。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各地政府和出版界开始重视“文库”的出版，从《楚学文库》《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始，到目前为止，据初步统计已有十余种之多。

对于中国出版界大规模的组织编纂“文库”，特别是地方文献的编纂出版，业内外有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各地竞相出版所谓的“文库”，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形象工程，是出版资源的重复与浪费，谈不上是文化建设等等。然而各地的出版主管部门和出版社，却坚定地认为文库的编纂出版意义重大，大有在各省蔚然成风之势。

“文库”者，多册成套的图书也。纵观图书市场，以“文库”冠名的图书很多，如“语言学文库”“外国通俗文库”等。这些“文库”，大多是某一类型图书的汇集，或者是由某一家出版单位多年连续出版的图书。如中国出版集团组织编选的《中国文库》，凤凰集团编选的《凤凰文库》，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选的《世纪文库》等。“文库”图书的出版，实际上始于19世纪初，德国的Reclam出版社即推出了口袋本的黄皮书“万有文库”。日本出版界可能受此影响，岩波书店最先推出“岩波文库”，尔后讲谈社有“讲谈社文库”，角川书店有“角川文库”等。本文关注的范围，主要是以编纂、整理古籍文献为代表的大型丛书，兼及少量收录今人著作的文库本。

一、文库出版的基本思想

中国编纂大型文库的历史悠久，从唐代的《艺文类聚》（1431种），宋代的《太平御览》（1690种）、《册府元龟》（1000卷），明代的《永乐大典》（11095册），到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6117部）、《四库全书》（3503种，79527卷）。随着经济发展，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重视，造纸、印刷技术的提高，图书的编辑出版活动更加活跃，按照一定的编辑思想指导编排的大型类书和丛书便应运而生。从编辑出版史的角度考察，这些大型的类书和丛书一般都是由统治者推动而成，如乾隆在表明纂修《四库全书》的旨意时称：“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绝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其实，统治者仍然没有明说，但他们的出发点和初衷显然是为了加强文化统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库”的纂修，对当世和后代的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郭伯恭在《四库全书纂修考》中说：“海汇百川，纲举条贯，萃四千余年之文化，以成历代典籍之大观。”学界普遍高度肯定由统治者推动编纂修订的大型文献汇编整理的典籍。

盛世修大典，太平纂鸿帙。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能具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编纂大型的丛书。从全国各地以搜集、整理地方古籍文献为主要任务的各种“文库”出版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指导思想：

1.文化积累。从各地“文库”的编纂出版来看，收录的范围主要是历代本省或本地区籍贯作者的著述，有时兼及外籍人士在本地游宦寓居时的著述，或外籍人撰写本地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一部分今人曾经点校并出版过，有些在当时曾经刻印过，有些仍是钞本。有些虽然曾经刻印过，但属于孤本。如果再不复制出版，有可能毁坏消失。这些文献有些存放在国内的各家图书馆，有些由于种种原因，散失在世界各地。如《广州大典》在编纂过程中，发现了张之洞主持《广雅丛书》修纂时，留下的很多没有来得及刻印的书稿。还有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曾被抽毁、全毁的书籍，如释函罡《瞎堂詩集》、释今释《徧行堂集》、屈大均《翁山诗外》、王邦畿《耳鸣集》、陈恭尹《独漉堂集》等近30种文献。《荆楚文库》编纂书目时，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民间文书，和近代史上重要的资料。如十九世纪的海关史料，清末一些重要的工矿企业的史料等。

2.文化研究。中国地域广大，虽然都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不同地域独具特色的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等。这些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各种文献和出土文物。研究一地的文化，“考镜源流”，必须要“辨章学术”。那么整理承载着文化信息的文献，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湖湘文库》提出：系统地整理湖湘文献，深入地研究湖湘历史人文，传承弘扬湖湘文化。《浙江文丛》：在于积累，在于传承，在于资政，在于育人，为先贤建一座丰碑，给后人留一笔财富。《广州大典》：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荆楚文库》：全方位搜集整理湖北历代文献，建立完整的研究湖北的资料系统，以深入认识湖北地域特色，传承弘扬优秀的文化，促进湖北文化繁荣发展。

3.文化传承。积累和研究传统文化，其主要目的还是要为今天的发展寻找精神营养和力量的支撑。《广州大典》提出，编纂这套书的目的，就是“寻找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文化的根和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启动大会上说，“‘五个湖北建设，其中的‘文化建设，就包括文化典籍整理研究。”“战略支点必须同时是文化的支点、文化的高地。博大精深的荆楚文化是促进湖北发展的宝贵资源。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传承创新荆楚文化，编纂出版《荆楚文库》，是实现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二、文库出版的组织实施情况

综观现代文库出版的情况，从各地文库的编纂体例来看，主要有如下特点：《湖湘文库》《荆楚文库》《新疆文库》，除了收录有史以来的地方文献外，还包括今人对地方文化的研究性成果。《浙江文丛》《广州大典》《燕赵文库》《山西文华》，主要是对地方历代文献搜集、整理与出版。而《中原文化大典》，按卷编排，分《总论》《学术思想典》《文学艺术典》《科学技术典》《民俗典》《教育典》《文物典》《人物典》《著述典》《大事记》共10个部分，体现其集成性和门类性，属于类书的性质。而《中国文库》《凤凰文库》《世纪文库》，无论古今，主要收录有积累价值，20世纪以来出版的不同门类的著作。

从文库编纂出版单位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一家出版社承担。如《浙江文丛》，全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负责编纂出版。《齐鲁文化大典》由齐鲁书社一家负责编纂出版。

2.统一规划，各家出版社承担。如《中国文库》《凤凰文库》《世纪文库》均由集团统一规划，书目确定后，由原来负责编辑出版的出版社自行负责出版。《中国文库》除了中国出版集团下属的出版社承担主要任务外，还有其他入选图书的出版社按照统一体例承接部分任务。

3.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规划设计。如《湖湘文库》《荆楚文库》《燕赵文库》《新疆文库》都由政府指定专人负责，办事机构一般放在出版局或者出版集团。

4.由出版单位之外的机构来组织实施。如《广州大典》由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厅负责。

从策划组织机构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由省委主要领导担任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负责人的。如《荆楚文库》，由省委书记李鸿忠亲自出任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主任。

2.由省委主要领导任顾问，由退居二线的省级领导任编委会主任的。如《湖湘文库》由张春贤任顾问，原省政协副主席文选德担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燕赵文库》由原省政协主席担任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

3.由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担任文库主编的。如《岭南文库》，由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任主编。《广州大典》，由原宣传部长，后担任市长的陈建华任主编。

4.由出版社自行组织编纂出版，聘请有关专家担任主编的。如《楚学文库》。

从文库的编纂出版经费来看，以资助为主，自负盈亏为辅。各地文库的出版经费来源，一是由地方财政立项拨款，二是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三是由出版社承担少量的费用。如《荆楚文库》，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初步预算经费约2个亿，但省财政厅表示只要工作需要，经费上不封顶。仅2015年，就拨付了5000万工作经费。《湖湘文库》共使用经费6000万，其中省财政出资5000万，中南传媒出资1000万。《浙江文丛》出版省财政每年拨付500万，共计2500万元。

三、文库出版热的思考

通过对文库出版的梳理与分析后，笔者认为文库出版热背后有几点值得相关出版者注意的问题。

1.前期整体设计十分重要。编纂出版文库，历时较长，参与者较多，开始一定要规划好，文库的编辑指导思想与体例确立，要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后再确定，不要中途变更，否则会体例不一，延误时日。如《岭南文库》的编纂者在谈及“文库”的得失时说：“鉴于定位在学术层面的《岭南文库》因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形态，故有必要营造新的合适载体以补不足。”再如《湖湘文库》，立项时为了体现整体性，对每种计划列选的书目都进行了编号，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实施，结果就造成了被动。再如在古籍文献的整理时是采取传统的四分法，按经、史、子、集四部来归类整理，还是按照类书的方法来归类，还是按照“以人系书”的方法来整理，需要统盘考虑。

2.避免重复出版。盛世修典，是承先启后，发扬光大的善事，但省市之间，各单位之间，不要重复立项、重复出版。在一个省内，文化积淀、文献资料基本相同，如果省市之问，不同出版单位之间先后出版两套基本相同的文献，不仅浪费财力，也会浪费人力物力。特别是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与本省的关系之间，要统筹考虑。但是，有时考虑到各种不同文化的源流发展，有些重要的作者，可能在不同的文库中都会涉及。如楚国，其强盛时治理范围包括现在的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甚至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如果探索荆楚文化的源与流，势必要涉及到这些地区。但任何一个地区都有其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之分，对于一些非收不可的作者，如老子、庄子，虽然他们的出生地现在属于河南、安徽，但当时是楚国的领地，是楚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荆楚文库》不能不收。如楚辞，是荆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虽然屈原的出生地是现在的湖北境内，但《湖湘文库》也收录了屈原的作品。当然，有些不重要的作者，就尽量不再重复。再如有些作者，出生地与以后生活、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在一处，如何收录，就要慎而又慎。

3.要突出各自的特色。各省区出版“文库”，不仅要全，要新，还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如《新疆文库》，其中60%属于汉民族文献，40%属于少数民族文献。这是其他省市文库目前所未有的特点。如《山西文华》，突出当地古建筑以及壁画、彩塑、石刻等山西的文化特点。如《湖湘文库》，明清时期人才辈出，红色文化独树一帜，突出这些特点，也就彰显了湖湘文化的特色。所以，各地在“文库”的规划时，就要考虑到如何在同中求异，如何在全中求新，如何做到精益求精。

4.全国通力合作，择其善者而用之。有些文献资料，特别是重要的著作，建国七十年来已经陆续整理出版过，各省在出版本省区的乡邦文献时，如果没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观点，为保证质量和节省时间计，可以与版权拥有方共同出版，或者通过购买版权来实现双赢。

5.质量十分重要。整理出版地方文献，倡导者和整理者的初衷，都是抱着“上不负先贤，下无愧子孙”的愿望，但古籍图书的整理出版，需要专业人员，需要时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整理，均由当时硕儒大师出任总纂，皇家成立专门的机构，调动全国的资源为其所用，并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同时不急功近利，用时甚长。如《永乐大典》从1388年到1408年，前后历时20年方修缮完成。《四库全书》则耗时13年，《古今图书集成》编辑历时28年。文库的质量在各个环节都要注意把关。一是确定选目时要甄别文献真伪，防止以假乱真。二是要精选版本，择其善者而用之。三是要选择胜任者认真点校，利用不同版本互勘。四是在编辑校对环节不可松懈。

6.整理与保护相结合。在“文库”的编纂出版中，对于古籍文献是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加以点校好，还是保持原貌，尽量原汗原味呢？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如《广州大典》在整理文献时，采取“不编、不选、不校、不点”，追求“原汗原味”的原则，但很多省的文库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在编纂出版时采取点校和简单加注的方法。是保持原貌还是加工整理，笔者认为古籍文献要在新时代发挥作用，应当与时俱进。不过，二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劣。

7.运用现代化手段，发挥古籍文献的作用。文库的规划之初，就要考虑将古籍文献数字化，一是便于保存，二是便于发挥作用。文献的数字化，一种制成PDF文件，通过关键字检索，一种是通过重新排版，由专业人员建成数据库。通过加注索引，方便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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