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县域产业扶贫创新及路径研究》-农学论文，农业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县域产业扶贫创新及路径研究

范文

顾承虎张斌张超

[摘要]针对脱贫攻坚决胜时期产业扶贫实施路径间的相互影响及路径创新问题进行探索，通过对国家级贫困县萧县产业扶贫工作的实地调研，综合运用动态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发现萧县产业扶贫取得了不错的脱贫效果，同时也存在着产业体系不完善、品牌观念淡薄等制约;政府对扶贫项目和资源的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值为0.534，表明政府的产业扶贫管理能力对扶贫效益影响最大;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能力对于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值是0.362。对政府部门提出破除空心现象、打造扶贫品牌和优化财政资金入股等建议，为进一步优化产业扶贫作用机制以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产业扶贫;路径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因子分析;AMOS

[中图分类号]F812.8[文献标识码]A

引言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规划明确指出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为核心，以制度、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加快发展根植于农业农村、由当地农民主办、彰显地域特色和乡村价值的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产业脱贫路径对脱贫效益的影响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近两年，国内外对于扶贫及其细分领域产业扶贫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业扶贫实施中产业项目的筛选，另一方面是研究扶贫开发实践的经验总结及政策措施研究。国外学者研究产业促脱贫的产业选择较早，包括打造林业、能源产业、手工产业等。William D.，等（2006）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的社区林业扶贫措施进行了评估，并且提出了提高扶贫效益的三条建议;Keith Openshaw（2010）研究了马拉维地区以木材为代表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对当地的就业带动作用，并给出了可持续发展木材产业和提高经济和环保效益的方法; Temilade Sesan（2013）从跨国公司参与尼日利亚能源扶贫的角度指出企业为主导的能源扶贫具有商业模式上的可行性;Remy Canavesio（2014）通过实证分析了马达加斯加南部的手工采矿和企业投资采矿对于扶贫效益的影响，得到保持适当的手工开采会对当地的就业带来更积极的影响;扶贫模式探讨方面，Suich，等（2015）发现纯粹单一形式的生态扶贫模式仅仅停留在预防贫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而提出对该模式的质疑。DeClerck，等（2016）在阐述了生态过程描述和系统功能的基础上，将生态学理论和工具引入扶贫绩效的提高方面，有效提高了绩效可靠性。

由于处在脱贫攻坚的历史时期，国内对产业扶贫研究得比较深入和全面。尽管对于脱贫能力建设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数研究只是从政府或贫困户单主体视角来探讨脱贫能力建设。张焱，等（2010）用层次分析法设计权重，构建了一套包含效益和效果、完成情况、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四重绩效的指标体系，对提高云南省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针对性地提出了意见;胡振光，等（2014）探讨了政府主导模式下多元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的問题，其他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或然性并不明确遵循市场规律;张人起（2015）发现贫困户由于自身能力所限导致扶贫项目参与难，且利益捆绑和分享机制不完善进一步降低了贫困户的参与度;马楠（2016）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对产业扶贫进行了实效性研究，并提出产业方面精准，产业政策精准和产业成果精准保护，阐明了精准扶贫大形势下产业扶贫的改进措施。在研究脱贫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时，需要构建产业扶贫指标体系，不少学者构建了全面而系统的指标体系。张雄，张紫芬（2017）从经济情况、保障情况、受教育情况和农户人口情况四个方面构建了武陵山区典型贫困户脱贫能力的指标体系，并利用了模糊综合评价实证评价了宣恩、长阳、来凤和鹤峰四县的脱贫能力。综上所述，当前研究已经从对扶贫开发的实践经验总结转向更深层次的产业扶贫作用机制的研究，从而能在更高高度上对产业扶贫路径优化指明方向。然而当前对产业扶贫作用路径之间影响大多为定性或半定量分析，难以真正从实证角度进行更为科学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将试图运用已有的脱贫能力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设计问卷并实证调查，获得产业扶贫效益为导向下产业脱贫能力建设路径的特征，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产业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关系，为政府部门考虑扶贫主体情况下制定相关政策和绩效体系建立提供依据，强化产业扶贫政策制定和绩效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样本

为了研究脱贫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在安徽省萧县全县范围内随机抽取3个镇8个贫困村的村民作为调查对象。问卷共发放200份，回收189份，有效问卷153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81%。

1.2 研究框架

针对扶贫能力建设的指标体系，采用李国青的研究分为五类，即扶贫项目的管理能力、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政府内部管理能力、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和贫困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并细化为23个题项;针对扶贫参与人员素质水平的度量，借鉴王玉柱的成果，细化为县、村两级办事人员履行职责的能力及贫困户借助扶贫政策脱贫的能力等3个题项;针对产业扶贫效益的度量，根据赵俊超的结果归纳为种植业占收入比重及收入增加量等5个题项。

根据图1路径框架的建立，提出三个假设：脱贫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效果为正相关关系;脱贫能力与扶贫参与人员素质水平为正相关关系;扶贫参与人员的素质水平是脱贫能力与产业扶贫效果的中间量。

1.3 量表设计

量表以李克特五点量表度量，共有31个题目，一个题目对应一个测度指标，指标用题目序号代替，以对题干的认同程度为依据，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总共五种认同程度，依次由低到高赋值1～5分。我们把31个测度指标即题目的不同选项的分数进行加总，得到一个31行5列的矩阵，运用AMOS进行深入分析。

1.4 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SEM）是一种创建、评估和验证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SEM可以代替因子分析、多重回归、协方差分析等方法，确定单项指标间的关系和单项指标对总体的影响。

SEM模型可以分为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如图2所示。测量模型是描述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模型。如交通方便程度、获得现款补助的频率等问卷的题项就是观测变量，是从问卷调查中得到的数据，政府的扶贫项目与资源管理能力就是概括这两个观测变量的潜在变量。

结构模型是描述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的模型。如政府内部管理能力和扶贫参与人员素质这两个潜在变量间的关系即为结构关系。

可以利用一般线性方程式描述图中标明的各种变量与参数的关系。

反映测量模型：

x=ΛXξ+δ

y=ΛYη+ε

反映结构模型：

根据研究框架图，要想得到脱贫各项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效益的关系，需要考虑政府、贫困户和扶贫参与人员等多个主体的能力水平对扶贫整体效益的影响，同时也需要考虑三个主体相互的影响。扶贫参与人员主要是指政府工作人员，其能力水平可近似看成是由政府项目和资源管理能力衍生出的中介变量。从目标结果和变量关系可知，SEM模型适用于本文所研究的主题，即各主体脱贫能力建设对产业脱贫效益的影响。

2 量表信度效度分析

对于脱贫能力建设调查的三个分量表，针对每个构造变量如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在进行信度检验的时候依次将构造变量所包含的测度指标进行信度分析，由此得到每个构造变量的信度系数、三个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以及整个量表的信度系数。我们将各层次的信度系数即Cronbach's Alpha系数列示如表1。

表1显示脱贫能力建设量表包含的五个指标的信度系数均高于0.7，且在0.7～0.8之间，符合标准要求可以接受。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脱贫能力建设分量表的构造变量均达到了可靠性的标准。此外，扶贫工作人员素质和产业扶贫这两个变量的分量表信度系数均高于0.8，也达到了可靠性标准。综上分析可知，脱贫能力建设量表可靠性满足信度要求。

对问卷数据进行KMO和巴特利检验，检验得到KMO值为0.724，巴特利球形检验的Sig值是0.000，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能把多元变量综合成少数几个核心因子以达到的目的。对表1包含的指标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筛选掉因子载荷较小的指标直至因子数为5以便与扶贫能力建设的指标体系的5项能力分类对应解释。得到因子载荷如表2。

由表2可知，因子一包含5个指标，分别为交通方便度、取消农业税对生产影响、获得现款补助的频率、扶贫项目生活改善度和技能培训对生产生活影响，因此将该因子称为扶贫项目与资源管理能力;因子二包含4个指标，分别为技能培训、互助生产组织、产业扶贫项目和反馈扶贫参与度，因此将该因子称为扶贫项目的参与能力;因子三包含3个指标，分别为项目资金透明度、信息获取流畅度和意见反馈解决效率，因此将该因子稱为扶贫信息的沟通能力;因子四包含3个指标，分别为生活质量提升度、提高家庭收入困难度和获得项目资金难度，因此将该因子称为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因子五包含3个指标，分别为村委干部扶贫效率、村委干部工作提升和扶贫项目取得公平度，因此将该因子称为政府的内部管理能力。

3 脱贫能力与产业扶贫效益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可具体探究脱贫能力建设与产业扶贫效果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扶贫参与人员素质对产业扶贫效果有直接影响，脱贫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效果既有直接路径的影响，也有通过扶贫参与人员素质这条路径的间接影响。根据以上的指标构建与筛选，需要进一步地细化各个指标之间的路径影响，这样在进行政策制定及项目实施时可以更加针对性地做出部署，侧重或补足各条路径以使得产业扶贫效果最大化。

3.1 初步估计

运用AMOS17.0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各条路径系数进行初步估计，得到路径系数及检验值（表3）。

接下来进一步运用AMOS计算模型的拟合指数，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使用卡方自由度比值（CMINDF）、拟合优度指标（GFI）、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标（AGF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等。得到结果见表4。

由拟合结果可知，X2/df值为3.230，小于5大于3;RMSEA值为0.076，大于0.05且小于0.10;CFI、IFI值都大于0.9，表示能够基本接受模型的拟合结果。然而GFI和AGFI值都小于0.85，没有达到理想要求。由于X2/df值和RMSEA值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所以继续对模型进行修改以达到最佳程度的模拟。

由表3可知存在4条P值大于0.05的未达到标路径，即扶贫信息沟通能力→扶贫参与人员素质、政府内部管理能力→产业扶贫、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产业扶贫和扶贫信息沟通能力→产业扶贫。

实际来看，在县级层面上对贫困户的扶贫信息沟通渠道、反馈机制、互动平台的建设并不能完全反映扶贫工作人员以及受助者的能力水平，显然也不会对扶贫项目实施的实际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政府的内部管理水平如制度构建、人员组织和工作效率等对产业扶贫的效果尚未建立可靠且易于监测的指标体系。同时，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也不能单方面决定产业扶贫的实施效果。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有必要对模型进行改进以最大程度建立最优路径。

3.2 模型改进

通过删除无效路径并重新拟合，比较修正后的拟合值，对模型进行改进，结果见表5。

最终得到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输出如图3所示。

3.3 结果分析

通过对结构方程模型路径输出的结果分析，可以发现假设里的大部分正相关的关系是成立的，且路径效应显著。以此为基础，计算扶贫能力建设中的各构造变量、扶贫参与人员素质水平和产业扶贫效益之间的总效应以及直接和间接效应。效应分析结果见表6。

脱贫能力建设各构造变量对产业扶贫效益的各影响因素的结果显示：

3.3.1 政府是脱贫攻坚的最主要推动者。扶贫项目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达到最高的0.534，这说明萧县政府部门在脱贫攻坚中起到主导作用。从脱贫攻坚工作的实际来看，政府部门在选择各产业扶贫项目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和监督把控确实是脱贫质量和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另外，扶贫项目管理能力对扶贫参与人员素质的影响值为0.456，这说明政府的主导作用无论对于扶贫工作人员还是受助贫困户来说，都是脱贫攻坚的主要推动者。

3.3.2 贫困户参与能力是影响脱贫效果的关键。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对于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值是0.362，仅次于扶贫项目管理能力，这说明萧县政府调动了贫困户发挥自身的脱贫积极性。在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贫困户在政府的推动下，激发了其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并与政府形成脱贫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实现脱贫目标。另外，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对扶贫参与人员素质的影响为0.229，反映贫困户利用扶贫政策脱贫的能力。

3.3.3 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是决定脱贫成效的核心。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对于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值是0.236，在提升产业扶贫效益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政府主导、贫困户主动参与的情况下，贫困户自身的相关条件和技能就成为影响产业扶贫效益核心因素。实际来看，政府因地制宜开展贫困户技能培训对产业脱贫效果来说往往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另外，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参与人员素质的影响为0.395，同样体现在贫困户利用扶贫政策脱贫的能力。

3.3.4 政府对扶贫参与人员的管理间接影响产业扶贫效果。政府内部管理能力对于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值是0.150，而对扶贫参与人员素质的影响为0.248，说明萧县政府对于扶贫工作人员的管理、组织、培训以及监督提升了其工作效率，从而间接地对萧县产业扶贫效益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扶贫项目管理能力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政府对扶贫项目管理能力对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值为0.534，政府是脱贫攻坚的最主要推动者。政府需要积极发挥脱贫导向作用，协调扶贫过程中的各个主体。同时，政府也需要根据农村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地开发产业扶贫模式。

4.1.1 扶持各类主体，多方合力带动贫困户脱贫。产业主体可分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扶贫工厂三大基本类型。通过培育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带动帮扶作用，吸纳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大力推进农业合作社和扶贫工厂建设，采取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就业带动、订单农业、技术指导等方式创新扶贫机制，以真实效益带动贫困户脱贫积极性，由“扶贫”转变为“稳定脱贫”。

4.1.2 积极破除空心现象，创新产业扶贫模式。目前贫困村劳动力流失现象仍较为严重，可创新农村青壮年回乡创业模式，在各乡镇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将村级扶贫工厂优先租赁给返乡人员，且还需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贫困劳动者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的系列扶持政策。此外，大力推广“光伏扶贫”等政府出资、贫困户入股分红的产业模式，能有效提高无劳动能力贫困户的脱贫能力。

4.2扶贫项目参与能力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能力对于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仅次于政府扶贫项目管理能力，而调动贫困户积极性需要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因此需要政府撬动社会资本，发挥财政杠杆作用。

4.2.1 财政扶贫资金入股。以财政扶贫资金建立股份制产业扶贫合作社，改变之前贫困户“只分红不入股”的收益分配模式，贫困户收益直接挂钩产业经营效益，使贫困户获得“入股分红+务工薪资+种养收入”三份收入。

4.2.2 财政扶贫资金作为风险保证金。县级政府注入财政扶贫资金作为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金融合作机构以合适杠杆放大扶贫资金总额作为贷款额度，采取直接面向产业扶贫企业及项目贷款的“强农贷”和直接面向贫困户的扶贫小额信贷“富民贷”，支持扶贫企业和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放大效应。

4.3 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根据模型结果，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对于产业扶贫效益的影响力值是0.236。在开展某些地区的扶贫工作时，首要进行的并不是引进项目，而是改变贫困户对这些产业项目的态度。

4.3.1 扶贫同“扶志”和“扶智”相结合。真正提升贫困户脱贫能力建设，首先就是“扶志”，贫困户自身要改变消极观念，克服等、靠、要的懒惰思想，从实际提升生活水平的意义上积极了解扶贫项目，提升对于追求生活品质提高的信心。进一步更需“扶智”，贫困户自身要意识到参与技术培训的重要性，提升自身生产技能，在政策的扶持下自我造血，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以更快地脱贫致富。

4.3.2 技能培训要“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大力推广“互联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科学归类培训对象，优化融合培训资源，培训出具有互联网思维、掌握信息化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为长效脱贫和乡村振兴奠定坚实人才基础。筹建农业技术专家网络即时服务团队，通过专家轮流值班值守，即時指导、答疑解惑，帮助农民开阔视野、提高职业素养。针对许多无法应用互联网的且有参与培训欲望的农民，可以事先精准掌握培训需求，筛选培训项目和培训地点，将致富培训班开在村民家门口。

4.4 扶贫参与人员素质

村委会在脱贫攻坚中属于一线职能部门，扶贫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委等扶贫参与人员对扶贫政策的认识、研究与落实。

4.4.1 村委要认真研究扶贫措施，提供扶贫服务保障。村委干部需要积极参与扶贫项目，落实好贫困户的技术培训工作，尽力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在农产品销售方面，积极牵头下游企业收购农产品，保障贫困户的利益，树立起贫困户通过产业项目脱贫致富的信心。

4.4.2 村委应加大投入，完善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在村委具体的扶贫工作中，扶贫决策的落实及扶贫资金的安排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纳入贫困户生存环境的改善。现阶段比较实际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村级水泥路铺设、微型水利工程建设等。同时加强保护天然林木，落实好退耕还林，减轻水土流失以做好对耕地的保护。

[参考文献]

[1] William D.Sunderlin.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community forestry in Cambodia，Laos，and Vietnam：An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J].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2006（8）：386-398.

[2] Keith Openshaw.Biomass energy：Employment gene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J].biomass and bioenergy，2010（34）：365-378.

[3] Temilade Sesan.Corporate-L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ergy Poverty Allevia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The Case of the CleanCook in Nigeria[J].World development，2013（45）：137-146.

[4] Remy Canavesio.Formal mining investments and artisanal mining in southern Madagascar：Effects of spontaneous reactions and adjustment policieson poverty alleviation[J].Land Use Policy，2014（36）：145-154.

[5] Suich，Helen;Howe，Caroline;Mace，Georgina.Eco-system service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nks[J].Ecosystem Services，2015（12）：137-147.

[6] DeClerek，Fabrice;Ingrain，Jane C.;del Rio，Cristina M.Rumbaitis.The role of ec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J].Fmntiem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6（10）：533-540.

[7] 张焱，李勃.云南省财政扶贫资金产业扶贫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探析[J].安徽农学通报（上半月刊），2010，16 （19）：9-11+16.

[8] 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4 （4）：99-107 .

[9] 张人起.农村产业扶贫项目的问题及对策[J].北京农业，2015（29）：195-196 .

[10] 马楠.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研究以中药材开发产业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1）：128-132.

[11] 张雄，张紫芬.武陵山片区县域扶贫综合绩效评价[J].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8（06）：72-77.

[12] 李國青.中国政府能力建设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32.

[13] 王玉柱.关于苏北贫困地区发展的几点认识[J].现代经济探讨，1997（1）：18-20.

[14] 赵俊超.扶贫开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9-38.

[15] 林雄斌，杨家文，陶卓霖，等.交通投资、经济空间集聚与多样化路径—空间面板回归与结构方程模型视角[J].地理学报，2018，73（10）：1970-1984.

[16] 张萍，邓能静，蒋瑶瑶.居民非工作活动和出行的结构方程建模[J].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5（09）：1311-1318.

[17] 刘敦楠，刘睿智，罗朝春，等.基于结构方程的电力市场效率优化路径方法[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6，40（07）：36-41+82.

[18] 严海，王熙蕊，梁文博，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通勤交通方式选择[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5，41（04）：590-596.

[19] 周家中，尤勍，罗佳，等.考虑土地利用下基于结构方程的城市交通出行行为影响[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3，39（06）：925-929.

[20] 孙祥龙，陆建.基于结构方程的拥挤收费公众可接受性模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44（12）：140-144.

随便看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