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刘世锦：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五个问题 |
| 范文 | 本文为刘世锦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节选）： 今天我想提出五个关于中国下一步发展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但中国经济下一步要顺利发展，这些问题无法回避，而且如果能把这些问题研究得有深度、有味道，在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一定会做出贡献。 中国经济为什么减速，正处在什么样的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过去八年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回调。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减缓到底应该怎么看？ 这两天讨论经济形势，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经济就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最近两年还能保持在6%以上，因为我们到2020年有“两个翻番”的任务要实现。2020年以后，增长速度进入中速平台以后就是5%到6%，也许是5%左右。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个变化是符合规律的。从经验上来看，当年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理论上需解决的问题。这样一个变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当然潜在增长率是有定义的。 为什么潜在增长率会下降？ 第一，可以利用的技术在减少。 第二，很可能也是我提出的概念，就是一些重要需求的历史峰值相继出现，比如说房地产、基建、汽车和技术等一些重要的需求，包括我们现在的钢铁、煤炭、建材等等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第三，人口劳动力数量结构的变化。如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就业人数从2018年开始都出现总量减少的趋势。 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个理论模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坦率地说还不大清楚，但是我以为很有讨论的价值，而且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比如说最近我们都在谈稳增长的问题。稳增长首先得有一个基准，稳什么样的增长？稳到什么水平？有些人心中稳增长还得回到7%、8%，甚至更高一点，就是过去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可能吗？比如再过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成了5%到6%，甚至到了5%，中国经济是不是就是有问题了？这都需要有一个理论框架来做解释。 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面临的瓶颈和主要挑战 中国人均GDP去年已经到了9600多美元，将近1万美元，和当前世界银行确定的12600美元的水平已经差得不多了，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是这一步要跨上去很难，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二战以后大量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但是最后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甚多，但是真正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相当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了最后这一段就跨不过去了，而落入现在有些人讲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也有争议。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下一步的增长潜力在什么地方？最近我做了一点研究，我提出了中国进入中速增长以后“中速平台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国人用的一个词，我认为有着五大增长来源： 中国经济效率低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一些基础部门，中国现在五大基础性成本——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普遍是高的，有统计数据显示比美国高了一倍以上。跟美国相比较，美国的土地比较宽裕，所以价格也相对较低。但是其他的要素之所以价格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这些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从而导致效率低、成本高。 最近有一个说法，中国还有10 亿人没坐过飞机，还有5 亿人没蹲上马桶，让这些人坐上飞机、蹲上马桶将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更重要的在于，这些人之所以穷、收入低，是因为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培育和发挥，包括机会不均等。 我特别强调中国下一步的增长重点是服务业中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 中国过去也有不少的创新，但是基本上是一种适应性的创新。前沿性创新就是走到全球创新最前面的地方，也就是所谓的无人区。 这些新的增长来源潜力比较大，但是要把这些增长抓在手里有很高的体制条件，很可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但这些动能都面临着难题。比如第一点是老体制相关的利益难以打破，存在行政性垄断，什么事和利益挂在一起以后，这个事的难度就大了。第二点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缩小的力度不够大。还有一点就是城乡之间的要素难以自由流动，最近我一直呼吁不要把城里人下鄉看成洪水猛兽，但是这个争议也很大。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宅基地能不能流转，这些问题难度相当大。所以我们现在打破到高收入阶段的瓶颈有哪些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是否具有对冲功能？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从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来讲，比较接近的是美国和欧洲。这些超大型国家里面，过去的发展不平衡往往被看成是一个缺点，但是后来发现它也是一个优点。比如说电视机、电脑等开始由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先购买，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就后买，这使生产厂家销售周期可以拉得很长，这是一个优点。 此外，我们发现从中国转型来讲，有些地区转得比较快，有些地区转得比较慢，甚至是失败的。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可以，因为它发生了一个“对冲”的功能。这在比较小的经济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过去几年，东北相对比较困难，企业缺少竞争力，人口流出严重，特别到了天冷的时候，东北人开始南下，人才流出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做个假设，假如东北某个省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独立运转、发行货币、单独借债，你想想它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了？增长率下降、效率很低，内部是通胀，外边的货币要贬值，这正是很多所谓的失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发生的故事。中国如果都是这些地区的话就麻烦了。但我国幅员辽阔，东南沿海地区是另外一种情景。所以它最后是“对冲”了，这是很多小的经济体所不具有的，这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相对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前沿创新型国家的主要短板是什么 中国过去的创新主要是适应性的创新，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前沿性的创新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我们和世界前沿的差距越来越小，在有些领域已经是所谓的并跑甚至是领跑。华为任正非讲过华为已经进入无人区，就是前边没人了，我们在最前边，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情况。 中国在这些领域中间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有较大的市场规模。此外，中国的产业配套条件在世界上也是排在前边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短板呢？最近搞了一个中国五大发展理念指标的国际比较，会发现创新维度的指标中国是相对比较落后的。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短板跟高校有关系，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水平相对比较差。如果中国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的产生土壤，中国的创新走不远，一定程度以后就没有后劲了。但是要形成这样的环境，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一定要形成有利于自由探索的环境。这个任务很重，短板要补上，必要性非常迫切，难度也非常大。所以理论上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成为创新性国家，但是这确实不是戴帽子、贴标签就可以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而且是前沿的创新型国家，到底需要什么条件需要我们思考。 坚持不懈对外开放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何在 中国的对外开放到底对内对外有什么意义？中國对外开放的政策相当稳定，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是中国能够成功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我们继续坚持并且要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我估计同学们也会问到这个问题，中国还缺资金吗？还要引进外资吗？广义上来讲中国已经不缺资金，而且中国这几年对外投资增长很快，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资金背后的技术。当然，我们要保护和尊重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营销渠道、供应链品牌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还是需要的，这些跟资金连在一起，资金不进来，这些东西进不来。 另外，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些行业有一个特点，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技术转让具有不可编码的知识比较多。过去搞工业的时候，技术怎么引进？买一台设备就行了，设备里面什么技术都有。现在搞服务业，不再是买设备，而是“买”一种技能、一种技巧、一种方法，这些怎么才能引入中国呢？可能就需要更加深度地对外开放。最近中美贸易谈判有一个词叫“结构性问题”，推动结构性改革。国内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以为这两个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不是外国说了搞供给侧改革，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但是当外部有压力，内部按照既定的方针往前推进，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这就是新形势下通过开放推动或者倒逼改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需要第二次入世，我们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国内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样对内可以适应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外才能赢得主动。 对外到底有什么意义，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当一个经济体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特别是内部联系的密度和外部联系的密度差不多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现象：一个国家所谓的内部问题，包括它的对外开放问题，会成为更大范围或者全球性的一个内部问题。中国现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是30%左右，总量占到15%，中国和美国合起来，两大经济体占到全球整个GDP产出的40%。现在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空间。 这个前景可能有点过于乐观，而且这样一个目标实现很不容易，这路很难走。但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吗？似乎其他的路也没有多少选择。所以现在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对全球化的前景，我们还是应该要有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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