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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新常态的构成要件与实现条件
范文

    桁林

    

    

    

    〔摘要〕 历史经验表明,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利于形成“新常态”,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一旦宽松的逻辑(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改革的逻辑捆绑在一起,“新常态”还怎么产生?答案是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根本性转变”只闻楼梯响不见美人归,二十年来迟迟不落地的根本原因。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再配上“壮士断腕”般简政放权的决心,将是有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供给根本改善的一组绝配。有了二十年“两个根本性转变”所奠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再加上打虎立规(威),“新常态”便俨然生成。“新常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取得了多年想得而又求之不得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它有可能取得1989-1991年那样成功的治理经验。开弓没有回头箭,“适应新常态,开创新局面”是必然的选择,而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

    〔关键词〕 新常态;两个根本性转变;三期叠加;宽松;紧缩;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50-08

    一、 “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什么是“新常态”?目前有很多定义,有定义在增长速度上的〔1〕,有定义在产业转型结构优化上的〔2〕,有定义在人口结构变化上的〔3〕,还有“跨界”定义在打虎立规(威)的制度创新上的〔4〕,不一而足。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长期稳态的“次高”增速、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新的发展模式、刘易斯拐点、新的政治生态等等,五花八门。不同表述从各自不同方面揭示了“新常态”的重要特征,极大地拓展了 “新常态”的内涵。

    但是,无论哪种表述,着眼点都离不开转变增长方式这一根本点,这是一个必备条件。只有围绕这个根本点展开,才谈得上良性的、可持续的状态,才能称之为“常”和“新”,如果仍是沿着粗放型的旧有的增长方式发展,面对与日俱增的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势必难以为继——既然旧的增长方式难以持久,那就成不了“常态”,更别提“新常态”了。①

    尽管“新常态”是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现在才着手准备的。20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讨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时,便以党内文件形式正式提出了关系全局的 “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然而“新常态”的实现需要条件,需要有相应的“双基”,即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正因为有了当年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以及其后20年的积累,夯实了“双基”,“新常态”才有可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二、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

    1.“新常态”长期没能形成的根本原因

    “新常态”是“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目标及其重要成果。既然如此,从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到另一只靴子落地(指“新常态”)花了整整20年时间,这个过程是否显得过于漫长?

    的确如此。然而,如果我们对这20年经济发展历程和宏观调控经验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这20年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了,即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并不利于 “新常态”的形成,而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

    “新常态”之所以姗姗来迟,根本原因是很难形成一个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旧的增长方式受不了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没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旧的增长方式又没有了转型的压力,根本无法改变。既然旧的不能去,新的就来不了;反过来,新的不能来,旧的也就不会自动离去,这就落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和路径依赖之中,而且这个僵局很难打破。这跟计划经济时期“放乱收死”的历史周期律所遵循的逻辑是一样的。〔5〕

    2.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的“治理整顿”

    如何跳出这一逻辑陷阱、打破历史周期律,达到“新常态”?新旧之间的直通车是没有的,只能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为此需要做很多前期准备。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1992年的放量投资和扩张信贷到了1993年下半年便开始着手收缩,到了1995、1996年时,“软着陆”的呼声已经很高。〔6〕因此,1995年及时推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可谓适逢其时——如果能够坚持几年,“新常态”就不难出现。这样一种判断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史可鉴,这个经验来自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

    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治理整顿”其最初的效果并不理想①,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成了新的焦点,阻力重重,难以全面推行,更难以深入持久。其中,最突出、最棘手的问题是引爆了“三角债”,将隐性的国有企业、地方财政债务危机显性化,变成现实危机,结果,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成了清理“三角债”的重灾区,全国皆然,东北尤甚,以至于作为老国有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从那时便开始滑坡,从此再也没能恢复从前的地位,史称“东北现象”。1989年“治理整顿”得以顺利推进,取得了理想的紧缩效果,并在1989-1991年期间,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新常态”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包括市场对紧缩政策的预期,这对经济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毫不夸张地讲,正是相对紧缩状态重塑了企业的经济行为,也重塑了市场。举一个显著的例子,1989-1991年,社会总需求不足,产能供给过剩,企业压力很大,尽管有些过度,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最终却转化为企业追求质量和品牌、立足市场制胜的动力。对企业而言,很显然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也没有机会主义的可乘之机,只能老老实实地立足于市场,开发市场;过去充斥市场、甚嚣尘上、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在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下被挤出市场;坑蒙拐骗、以次充好现象趋于销声匿迹……而种种逆转都是悄没声息地发生在这三年中,从而根本地改变了产品的品质、市场的品质、竞争的品质。市场的自净功能、自我淘汰机制、有效竞争原理在这里得到完美诠释。一句话,它重塑了市场环境。当然,这个过程来得过于雄壮激烈,非得横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不可。相比之下,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无异于鼓励劣币驱逐良币,有逆向淘汰机制,使老实人吃亏,无怪乎假冒伪劣产品会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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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2:5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