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元廷的文化举措与上都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 |
| 范文 | 摘要：上都地处金莲川草原。上都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是建立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伴随两都巡幸制，忽必烈的两次延揽人才、推行科举、建设上都文化机构，以及文臣扈从制度等朝廷文化举措，使大批文臣得以有机会扈从上都。而高层次文人的延续聚集上都，是上都文学活动中心得以形成的核心要素。 关键词：元代；上都；科举；文臣扈从制；文化机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元代实行两都制，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地处金莲川草原，这个自古荒原之地在元代聚集了一批层次高、构成多元的文人，他们进行各种文学活动，上都由此成为元代北方的文学活动中心之一。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而且还对元代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元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而上都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是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两都巡幸制是上都文学活动得以发生和繁荣的政治基础；随着元代游历之风的盛行，大量文人因求仕而游历两都，是上都文学活动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大批文臣聚集上都，才是上都文学活动得以形成，乃至发展、繁荣的核心要素。对于前两大条件，笔者另撰文单独论述。本文主要从忽必烈的两次延揽人才、科举的推行、上都文化机构的建设和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等朝廷文化举措方面探讨上都文学活动中心形成的历史条件。 每年帝王巡幸上都，“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1]但是最初的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所谓“天子岁省方留都，丞相侍首中，率百官咸以事从，或分曹厘务，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张设具，或执橐鞬备宿卫，或视符玺、金帛、尚衣诸御物惟谨。”[2]都是执事人员，对于作为大多数的汉族文臣而言，“外人”和馆阁文士的身份却令他们“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元代大批文人能够聚集，与两都制的建立和实行有关，但不是伴随两都制出现的，而是元廷推行一些重大举措的结果。 一、忽必烈时期的两次延揽人才 蒙古人凭武力得天下，用人重“根脚”，如何对待儒家文化、汉族文人，一直是元朝统治的大事。随着治理江南、汉地现实问题的出现，以及统治者对汉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蒙古统治者以各种方式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地和江南文士进入政权，推行“儒治”。在元朝中期文化建设兴盛以前，忽必烈的两次大规模延揽人才使一些北方文士和江南有名望的文士聚于大都，并通过征召、官员议事的方式赴上都。 忽必烈为藩王时期，特别是开府金莲川时期大规模的征召人才，促成了最早一批北方文人聚集藩府。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大批旧金文士受征召进入藩府，他们大多为精通辞章的经济之士和义理之士，多“以馀力为诗文”，也有部分辞章之士，有史可考者就有六十余位。[3]144这些人大多是金末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儒学、文学等领域的精英。世祖中统建元后，由藩府文人的引荐，北方文士陆续供职元廷，直到元代中期大批南方文士就职各类文化部门，集贤、翰林两院都以北方文人为主体，①这是忽必烈第一次大量延揽人才的结果。在任职上，金莲川藩府文人有的任中书省、御史台官员，其他任职集贤、翰林两院，为文官。在南北统一之前，这些文人只有极少数作为扈从人员，或作为议事官被征召，或履职而至上都。总之，他们前往上都，只是“骤往倏来”，②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制定，能够前往上都的文人很少，能够较长时间居住上都的就更少。 南北统一后，忽必烈第二次延揽人才，为南方文人聚集上都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南宋灭亡之初，元廷就先搜罗医、僧、道、阴阳卖卜者等。这些人中，有一些也精通诗文辞赋，如率先走进京师起于江西的玄教道士，其中，张留孙、徐懋昭、马臻、朱思本、吴全节等都是诗文书画精通的道士，他们扈从帝王巡幸上都，因此，这批江南道士就成为最早在上都进行文学活动的南方人。但是，这些士人化的道士人數是不多的。 由于地域统治的现实问题，忽必烈改变了对江南冷遇的统治策略，至元二十三年（1286）派程钜夫“求贤于江南”，③这是继藩府延揽人才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纳贤，而且只针对“南方耆德清望之人”，[4]是元初促使江南文人北上京师的重大举措，也是江南文人前往上都的历史契机。在他们的感召和带动下，至成宗大德、仁宗皇庆间，南方文人纷纷北上，袁桷、邓文原、虞集、贡奎等人在列，他们先后入翰林国史院、国子监为学士、史官等。尽管在文臣扈从制度形成之前，他们已经历经成宗、武宗等朝，但是，直到汉化程度较高的仁宗、英宗朝，这批江南文人才有机会扈从上都，成为元代中期扈从上都文人群的核心。 二、行科举与文人监试上都 元代仁宗、英宗、文宗朝是文化建设的主要时期，上孔子尊号、行科举、立奎章阁、开经筵等即是主要表现。这些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对文人的聚集京师、前往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推行科举，成为文人聚集上都的重要条件。 皇庆二年（1313）仁宗下诏复科，延祐元年八月乡试，延祐二年会试。“诏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帝谓侍臣曰：‘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5]558科举为读书人开辟了进身之路，在社会上引起士人心态的变化，掀起了元代中期前赴京师以求仕为目的的问学、游学的热情。上都作为元朝的夏都，不仅能够为文人提供与大都一样的出仕机会，还以其迥异于中原、江南的自然地理风光和蒙古风情文化成为元代极为神秘又神圣的帝都，吸引着不远万里来到大都的文人。检索文献可知，文人游历上都的路线几乎都从家乡到大都，在大都期间寻找合适的机会，跟随扈从队伍游历上都。如元代前期的湖南人冯子振、江浙人陈孚、杭州范玉壶兄妹及子，中后期的江浙文人迺贤、江西韩与玉、涂颖、江浙王袆等等，可以说，文人游历上都，元廷科举的实行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助作用。 上都也曾多次组织乡试，因而使得大量考生和监试官聚集上都。上都乡试与其他行省一样，分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两榜，多由翰林儒臣主持。因监试上都乡试，一些文臣须前往上都。如周伯琦“是年复科举取士，制承中书檄，以八月十九日至上京，即国子监为试院，考试乡贡进士。”[6]还有柳贯、陈旅、宋褧等都担任过上都监试官，多次前往上都。另外，科举中第入翰林者，成为后来扈从文臣的重要成员。如杨载、欧阳玄、黄溍、马祖常、张养浩、元明善、王结等一批诗文名家登第，纷纷进入馆阁，日后才有机会扈从上都，有的文臣一生还数次扈从，如马祖常、元明善等。显然，这些文人能够前往上都，是科举间接而长远影响的结果。 三、文化机构的建立和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 作为元朝的夏都，上都设有庞大的机构。“盖国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职掌之事，视古者几至倍蓰。故其官府之升，至于重大。而其属亦已繁多。日益月增，其势然也。”[7]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宣政院、宣徽院、太医院、将正院、通政院、徽政院、司天监、太府监、大司农司等职能部门，以及文人聚集的翰林国史院、国子学等文化部门在上都先后建立。[8]其中，中书省、御史台中有少数的文人任职，他们或通过扈从，或者征召、议事而前往上都。而随着上都各类文化机构的建立和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任职翰林国史院、集贤院等机构的文臣，才得以有更多的机会扈从上都。 （一）上都中书省、御史台等中枢机构的建立与文臣前往上都 中统四年（1263）开平升为上都以前，元代的政治中心是开平，蒙廷行政中枢中书省即置于此，皇帝及中书省主要官员也常居开平，部分宰执被派往燕京组成燕京行中书省，即所谓“行省事于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至元间迁入大都。这个时期，作为雅好诗文的中书省官员，有的直接坐镇开平，事于燕的中书省、御史台等官员，有时也需奉诏北上奏闻，或与开平中书省官员议事。如世祖时期的刘秉忠、刘敏中、王恽等聚于上都就是如此。至元七年（1270年）五月许衡以中书省左丞“随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马专权无上，蠹国害民等事。”随着两都制的确立，皇帝春夏北巡上都，秋冬南居大都。扈從皇帝于上都的部分中书省官员，组成了所谓“上都分省”，留在大都的另一部分中书省官员，又组成所谓“留省”，上都的御史台、枢密院等早期建立的机构也是如此。如中书省，元统三年（1335）右司都事苏天爵有《中书参议府左右司题名记》，至正五年（1345）翰林直学士宋褧有《上都分省左司掾题名记》，苏、宋都曾将扈从上都的分省参议府、左右司官吏，录“官僚姓名于壁”，包括参议府、左司、右司等上都分省扈从僚。从文中记录可知：僚属之下，还有掾史若干扈从上都，直属于上都分省。如中书省左司额定的三十九名省掾中，每年有十名随分省北赴上都。“东曹（左司）职掌，视右司重。为设掾之数，亦倍之。天子岁幸上都，则曹十人从宰相治分省”，而且在“乘舆往返”途中还要在掾史中“内择二人，听命于行在次舍，谓之随驾。”至元五年（1268），御史台即在上都设分院，“大驾行幸，则毕从于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更休”。[9]但是不论如何，任职中书省、御史台等机构官员文臣，保证了两都政务畅通，需要扈从上都，“大驾岁幸上京，则分台从，大夫二，必大贵近，不去左右，中丞下分员行”，而他们在扈从期间，“大臣日侍帷幄，时陪论奏，退则入省治常事。军国机务，一决于中。”[10]马祖常、许有壬、周伯琦、贡师泰都曾任职御史台等扈从上都。除此之外，因政务奉诏北上，或官员议事、军事巡查而前赴上都，如贡师泰。但是，这些文人与任职文化机构的文臣相比，数量上还是非常少的。 （二）上都国子监的建立与文臣分教上都 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的即位诏书中说：“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5]64为改变这种“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局面，忽必烈即位后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中统二年（1261）六月，世祖皇帝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书，“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5]71全国各地的宣圣庙及学校，依法受到了保护。中统二年（1261）八月，元朝政府就命令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5]73建立了上都儒学教学机构——孔庙。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下诏立蒙古国子学，二十四年又命“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5]156 后代君主承接忽必烈的政策，成宗大德六年（1302）设上都国子分学，就在上都孔庙西建有庐舍以待国子生，[11]“诸生入，宿卫者，岁从幸上都”，[5]3861在上都，儒学和国子分学是合二为一的。[12]元上都的儒学，后来就成为接待国子生的上都国子分学。上都孔庙西建有庐舍以待国子生，实际上就是在上都儒学院内新建了几栋庐舍，接待从幸前来上都的国子生。大德六年（1302）元上都国子分学始建。在这一年，“诸生入宿卫者，岁从幸上都，丞相哈剌哈孙始命（尚）野分学于上都，以教诸生，仍铸印给之，上都分学自（尚）野始”。[5]3861大德八年（1304）起，实施了国子贡试法，国子生考试及格者即可任六品官。“国子学，秩七品……大德八年，为分职上都，增置助教二员，学正二员，学录二员，督习课业。……”[5]2192危素曾任职于上都分学，他曾记述上都分学情况：“国子助教，岁从分学上都，佩国子学印，给阳骑公车。学正或学录一人，伴读四人，其一人兼学仪，一人兼典籍，一人兼典书，一人兼管勾；弟子员或宿卫或从父兄，无定数。”[13] 从此，每年皇帝巡幸上都，生徒和师儒们都从幸前来上都。以国子助教分教上都的就有虞集、柳贯、陈旅、危素、吴师道、周伯琦、苏天爵、欧阳玄、程端学、辛传鼎、罗叔亨④、薛汉⑤、熊太古⑥等，还有担任国子祭酒的尚野和张翥等，[12]这样，从成宗大德六年（1302）元上都国子分学建立始，就有很多因国子分教而至上都的文人。上都国子分学的生徒大部分都是“入宿卫者”和大臣子弟，虽然现存文献没有可证明国子生在上都的文学活动，但是可以推测，他们也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成为文臣聚于上都文人群中的重要成员。 （三）文臣扈从制的形成与大批文臣聚集上都 翰林国史院是元代文臣聚集最为集中的文化机构，扈从上都的文臣也主要来源于此。翰林国史院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以及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是文臣大量聚集上都的重要条件。 忽必烈于中统二年（1261）五月立翰林院，七月，又立国史院，[14]4至元元年（1264）又将前代属于翰林院系统内的国史院正式与翰林院合并，设立翰林兼国史院。最初，几乎所有的国家文化事业都由翰林国史院主管：“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并教习于本院，翰林国史、集贤两院合为一，仍兼起居注、领会同馆、知秘书监，而国子学以待制兼司业，兴文署以待制兼令，编修官兼丞，俱来隶焉。”[8]后来，蒙古翰林院、集贤院等一批机构独立，翰林国史院的主要职掌成为“纂修国史、典制浩、备顾问”（《元史·世祖本纪》卷八），终元之世不改。⑦因此，翰院文臣工作甚为清闲。而文人入职翰院的标准是“宜选通经史、能文辞者”（《元史·选举三》卷八十三），元代文坛的诗文大家几乎都供职过翰院。如赵孟頫、程钜夫、虞集、欧阳玄、马祖常、黄溍、揭傒斯、吴澄、袁桷、邓文原、范梈、柳贯、陈旅、贡师泰、张起岩、李好文、王沂、宋褧、余阙、张翥、危素等等。随着英宗至治元年（1321）上都翰林分院的设立，文臣扈从制度形成，才使大量的翰院文臣得以扈从，成为上都文坛文人群体的核心。 泰定帝、文宗朝，是元代文化建设的繁荣时期，经筵制度以及建立奎章阁学士院，也是促成文臣扈从上都的重要举措。泰定元年（1324），泰定帝在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下“皇帝始御经筵”，[15]开设经筵讲习制度，选择优秀翰林儒臣为帝王及王孙讲解儒家经典，皇帝巡幸上都时，讲臣执经以从，并形成制度，“天子出御，经筵则劝讲进读，启沃圣心；退则绎前闻，以待访问”。[9]虞集、周伯琦、黄溍、柳贯、许有壬、欧阳玄、王结、马祖常、胡助等都因经筵扈从上都，其情形正如时人诗中所述：“水精宫殿柳深迷，朝罢千官散马蹄。只有词臣留近侍，经筵长到日轮西。”[16] 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延揽名儒，讲授儒学，撰《经世大典》，开创了文化建设的繁盛局面。奎章阁是宫廷藏书和古玩之处，皇帝经常御临奎章阁。天历二年（1329）“立奎章阁学士院，秩正三品”，[5]730“置大学士二人，侍书学士二人，承制学士二人，供奉学士二人，参书二人。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17]307聚集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多种才艺之士，虞集、揭傒斯、宋本、李泂、康里巎巎、赵世延、忽都鲁都尔迷失、阿隣帖木儿、铁睦尔塔识、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柯九思、杨瑀、王守诚、泰不华，一时才俊，汇集于此。而文宗皇帝“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15]奎章阁学士院的建立，极大地壮大了翰林文臣的队伍，随着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客观上为文人聚集提供了历史契机。而很多翰院文臣一生扈从多次，虞集、袁桷、马祖常、王继学、许有壬、胡助等，有的还因身兼数职，多重身份扈从十数次，如虞集，曾任职国子助教、翰林编修、翰林直学士、经筵进讲官、奎章侍讲学士。正是元代中期翰院文臣队伍的壮大、文臣扈从制度的形成，大批文臣才每年来至上都，在上都形成了以翰院文臣为核心的文学活动。正如揭傒斯所云：“自天历、至顺，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咏。”[18] （四）崇信宗教，文士化的释道聚于上都 蒙古民族不仅信奉宗教，而且采取多元并存、为我所用的开放的宗教政策。进入中原之后，原本信奉萨满教的蒙古统治者开始接受佛教和道教，西征后又接收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多种教派中，尤其崇信佛、道两教。上都佛教寺院就有大龙光华严寺、大乾元寺、开元寺、帝师寺、庆安寺、弘正寺、黄梅寺等，道教庙观有崇真万寿宫、长春宫、寿宁宫、太一宫等，[19]可见，佛道两教在上都的地位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金元之际，各种宗教团体及其首领都采用各种手段邀取蒙古上层的恩宠，同时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 道教全真派领袖邱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远赴中亚觐见讲道，备受恩宠，虽然后来全真教在与佛教的论辩中失败，⑧但是由于统治者对宗教的重视和权衡策略，中统三年（1262）朝廷依然給予全真道领袖张志敬“光先体道诚明真人”的封号，表彰他“增光前辈，垂法后人”（《元史·世祖纪二》，卷五），上都最重要的宫观长春宫仍不时地接受皇帝的敕令，开设金篆天大醮。而玄教在元朝的兴盛，也是在统治者有意拉拢利用和玄教人士的不断努力下实现的。元初灭南宋，蒙古统治者便开始搜寻僧道医卜之士，“宋平之初，嗣天师首蒙特召，而正一教实兴。”⑨自此，玄教以长期留居京师的玄教大宗师和不时赴阙的张天师为核心，以崇真宫为据点，在两都展开一系列活动，不断壮大势力和提高地位。“醮事是其基本职能，是获取帝室优宠的前提，颇类市朝鬻道；护佑和管理道教是醮事的提升，参与政治是宗教活动的扩展和升华，周旋于人物之间则是其在两都维持长期影响的基础。”[20]因此，玄教正一教道士以其深稳的参政能力积极活跃于两都，每年都要扈从上都。而道教人士，特别是正一教道士，多精通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修养极高，张与材精于诗画，尤善大字草书。吴全节“博览群书，遍察群艺，而于道德性命之要粹如也”，[15]被誉为“玉堂学士”，[13]诸如此类还有张宗演、马臻、陈义高、朱思本、张嗣德、薛玄曦、夏文泳、萧辅道、李居寿等，诗文书画都极富盛名。同时他们又深谙处世之道，如张留孙“排解荐助，人不知所自，亦不肯自以为功，绝口不言。朝政贵客至争短长，酒尽三爵即假寐。客去，礼复初”。[21]因此，正一教道士在两都周旋于显宦名流、文人雅士间，如鱼得水。 喇嘛教也是如此。宪宗三年（1253），喇嘛教萨思迎派的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谒见出征云南归来的忽必烈，备受礼遇，八思巴追随忽必烈东还。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六年（1269），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自此，帝师成为元代特设的最高神职，享有极高的地位。上都每年六月举行游皇城仪式，常由帝师主其事。上都建成后，在“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日乾元，曰龙光华严”。[21]华严寺和乾元寺是上都最重要的两座佛寺。大龙光华严寺的第一代住持僧至温。因至温和第二代住持福裕均出自禅宗曹洞宗领袖万松门下，所以大龙光华严寺是一座禅宗寺院。这些佛教信徒中也有很多喜好诗文、精通书画的文学艺术修养极高的人士，积极地与文人进行文学交游。 总之，元朝对宗教的崇信，不仅使文士化的佛道人士成为上都政教、文坛的活跃分子，而且上都建筑的众多寺庙宫殿，也为僧道与文人的文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另外，元代对待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开放态度，元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包括与属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往，⑩因此，上都开放的都城，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这为深谙文学艺术的一些外国人士和属国文士来到上都提供了条件。如至元十二年（1275）来到上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多年后口述自己在上都的生活和见闻，成《马可·波罗游记》。高丽文人李榖（1298—1351）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进士，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其子李穑（1328—1396）至正九年（1349年）来至大都，就学于国子监，至正十四年中第入翰林，父子二人都曾在顺帝朝扈从上都。[22]还有安南国王陈益稷、安南武威公段福，以及使者陈秀嵈等，因觐见帝王而前往上都。虽然他们的身份和前往上都的目的不同，但都成为上都文学活动文人群的一员。 总之，上都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是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高层次文人大批、持续地聚集上都是文学活动中心形成，乃至发展、繁荣的核心要素。当然，由于元代是蒙古族政权，对汉族文化的认识和运用需要一个过程，一切的文化建设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正是由于汉化程度较深的仁宗、英宗的大力推行文化建设，随着文臣的大批聚集上都，上都文学活动才逐渐繁盛起来，文学活动中心的地位也才得以真正形成。 注 释： ①如元世祖中统建元后，山东王磐、徐世隆等进入忽必烈朝廷，经他们推荐，徐 琰、李谦、阎复、王构、李盘、王恽等先后入朝，且多任职翰林。 ②“开平距大兴且千里，大驾岁一行幸，恒以仲夏之月至，及秋则南还，故百司 之扈从者骤往倏来，无复久居之志”。参见：危素《上都分学书目序》，《危学士 全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③据宋濂等《元史》卷一七三《叶李传》载，在元军破临安的次年（至元十四年， 1277），“世祖命御史大夫姜卫行台江南，且求遗逸。”而大规模的江南求贤， 则是至元二十四年的程钜夫江南访贤。《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载：“帝 素闻赵孟藡、叶李名，钜夫当临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 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 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但这个名单中，除忽必烈点名要的二人外， 真正在当时名著一时的只有赵孟頫，其次则为赵孟頫的内兄张伯淳，其他人都 既无显赫之名，也未“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未入这一名单而可考知为程钜 夫所荐举的，有吴澄、谢枋得、范晞文、吴可孙、曾子良、谢国光、何逢原、 陸正。据考当时程钜夫所荐共22人，以上合计20人。从文献中还可找到由程 钜夫推荐出仕为官的，但不能确定是否本次所荐。这其中吴澄、谢枋得、范晞 文等，在当时都名声显赫。 ④罗叔亨，徽州歙县人，生平事迹不详。周伯琦《诈马行有序》：“（后）至元六 年岁庚辰忝职翰林，扈从至上京，六月廿一日与国子助教罗君叔亨得纵观焉， 因赋《诈马行》以记所见。”参见：周伯琦《近光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⑤薛汉（？一1324），字宗海，永嘉人，师从柳贯。“泰定元年（1324）春，选国子 助教，四月，泰定帝北幸，循例赴教上都。八月还，九月三日卒于居贤坊寓舍。” 参见：（清）曾唯辑，东瓯诗存（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第538页。 ⑥熊太古，字邻初，丰城人，元理学家熊朋来之孙，历翰林编修、国子助教。其 记有上都事迹的笔记《冀越集记》，即是他以国子助教身份扈从上都时所作。 ⑦参见相关研究：张帆《元代翰林国史院与汉族儒士》，《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王一鹏《翰林院演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3年第6期；萨兆沩《元翰林国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 第1期。 ⑧在中原地区，全真道利用有利形势，抢占了许多佛寺和田产，佛教和道教之间发 生了激烈的冲突。到宪宗五年（1255年），嵩山少林寺长老福裕向藩王阿里不哥 告发全真道“谤仙佛门”，从而引发了其后近30年的佛道之争。这年八月，蒙 哥汗在和林大内万安阁下召集佛道两家对证，最后蒙哥汗判定“道士理短”， 下令退还所占佛寺，修复佛像，焚毁伪经。宪宗八年（1258年）夏，忽必烈受蒙哥 汗委托，在新建的开平“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论，俾僧道两路，斜正分明”，举 行了第二次佛道大辩论。辩论是在“上都宫中大阁之下”进行的，到会僧人300 余人，道士200余人，儒士、官员200余人。僧人中还有来自吐蕃的喇嘛教萨思 迪派领袖八思巴。辩论到夕阳时分，阁中昏暗，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令将所占 寺宇田产400余处交还释家。并要参与抗辩的17名道士按照事先的约定，到刚 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参见：祥迈《至元辩伪录》卷 二、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送祝道士南归序》载：“世祖皇帝取江南，首 诏召龙虎山嗣汉天师掌其教”。 ⑩元王朝中外交往频繁，除了四大汗国，还与高丽、安南、占城、缅甸、暹罗、 罗斛、真腊，以及远至非洲、阿拉伯半岛、爪哇及南海诸国和欧洲等许多国家 都有往来。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士、商人还在上都受到皇帝的接见，建立了中 外发展的友好关系。 参见：叶新民《元上都的外国使者》，《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1年2期。 参考文献： [1]王袆.上京大宴诗序[A]//王忠文公文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2]马祖常.上都翰林分院记[A]//石田文集[M].四部丛刊本. [3]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A]//内北国而外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危素.大元勅赐故翰林学士承旨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程 公巨夫神道碑铭[A]//新安文献志[M].程敏政.四库全书本. [5]宋濂等.元史·仁宗本纪一[M].中华书局，1976. [6]周伯琦.是年复科举取士制承中书檄以八月十九日至上京即国子监为试院考 试乡贡进士纪事[A]//近光集[M].四库全书本. [7]苏天爵.经世大典序录·制官[A]//元文类[M].四部丛刊本. [8]叶新民.元上都的官署[J].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1）. [9]黄溍.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A]//金华黄先生文集[M].四部丛刊本. [10]许有壬.《文过集》序[A]//至正集[M].四部丛刊本. [11]贾洲杰.元上都調查报告[J].文物，1997（5）. [12]王风雷.元上都教育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4）. [13]危素.国子监分学题名记[A]//危太朴集[M].四部丛刊本. [14]王恽.玉堂嘉话（前言）[M].杨晓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虞集.书赵学士简经筵奏议后[A]//道园学古录[M].四部丛刊本. [16]叶衡.上京杂咏十首（之二）[A]//文翰类选大成[M].四库全书本. [17]揭傒斯.送张都事序[A]//揭傒斯全集[M].李梦生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5. [18]揭傒斯.跋上京纪行诗[A]//纯白斋类稿（附录）[M].胡助.四库全书本. [19]魏坚.元上都的考古学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20]吴小红.元代龙虎山道士在两都的活动及其影响（A）//元史论丛（第十二辑） [C].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 [21]袁桷.清容居士集[M].四部丛刊本. [22]刘刚.李谷入元考辩[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作者简介：王双梅（1978-），女，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元代文学。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项目“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项目号：MZWH201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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